2000年1月，津巴布韦的哈拉雷市（Harare）正在举行国营乐透彩票的抽奖仪式。这一期彩票的中奖金额为十万元津巴布韦币，是当时该国年人均收入的五倍。主持人抽出彩票后呆住了——他看到的中奖人名字，是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
这是我看完《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后，记忆最深刻的一个小故事。我对津巴布韦仅有的一点概念来自于三件互相有点关系的事情：一是我的家里收藏了一张津巴布韦币，钞票上面的“0”数得我眼花；二是今年年初看过的一则新闻，该国财政部沮丧地向世界宣告，在一月份支付完公务员薪水后，津巴布韦的公共账户上，只剩217美元；三是该国的总统人选，自从我出生后，就没听说过有穆加贝之外的人当选过津巴布韦总统。
这样一个国家，在和平基金会与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去年评出的“失败国家”指数列表中，名列第五。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一书，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戴伦·艾塞默鲁（Daron Acemoglu）与哈佛大学政治学家詹姆斯·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合著，书中探讨的主要问题，正如此书的副标题：权力、富裕与贫困的根源（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这是一本并不枯燥的书，两位作者汪洋恣意，从新石器时代到如今，从非洲到北美，引用无数生动的案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国家之间为何会有富裕与贫穷之别、为何当今世界的发展会如此不均衡，关键区别就在于“制度、制度、制度”。
作者提出，那些繁荣、成功的国家之所以成功，因为采取了“广纳型”（inclusive）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广纳型政治制度，归结起来可表述为，在政治权力集中的前提下，以法治等手段确保社会秩序，同时提供民众参与政治的机会，使得权力可以互相制衡，民主制度基本符合广纳型政治制度的特征；而广纳型的经济制度则存在可以激励科技创新的动因，形成竞争市场，保证民众基本财产权。
与之相对的是失败国家，作者认为，败因在于这些国家采用“榨取型”（extractive）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榨取型制度的突出特点是垄断，参与政治的机会垄断在少数精英手中，而这些精英又利用手中的权力，制造垄断的经济制度，被排除在外的社会成员缺少动因进行科技创新，如此一来就扼杀了社会的创造力，并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的固化，成为一个恶性循环。
此书从北美说起，最后一章的落点关照了中国的现实。作者认为，尽管中国保持了高速的增长，但本质上仍然不属于广纳型的制度。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仅凭自己的能力，创造出一个可以与愈发凶猛的国企对抗的私营企业，你能想象出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吗？如今的中国，经济领域已大大开放，是否有转向广纳型经济制度的机会呢？作者用当年被称为中国经济沙皇的陈云的理论给出了回答：中国的经济是鸟，党的控制是笼子，笼子必须加大，好让鸟儿更健康、更有活力，但千万得锁住不能放，免得鸟飞了。
不能贸然转型，也不能拒绝转型。
其实书中的许多观点，对中国读者来说并不新鲜。例如，作者认为由榨取式制度转向广纳式制度，需要有些前提条件，论述这些条件的过程，听起来很像上世纪末在中国流行起来的“告别革命”。
书中以英国“光荣革命”为例，分析转型的关键：“光荣革命并不是由一个精英阶层推翻另一个精英阶层，而是士绅名流、商人及实业家，加上辉格党人及托利党人的团队，组成一个广大的联盟，对专制政权所发起的革命，多元政治制度的出现就是此一革命的结果。法治则是此一过程中出现的副产物。”
从英美等国的历史经验中，作者归纳出广纳制度的两个基础：一是权力是受到制衡的，二是政治权力的分配是多元的。书中借用了“寡头铁律”的概念来强调，在缺乏广纳式政治制度存在基础的前提下进行革命的危险。作者此次选取的案例是推翻了所罗门王朝统治后的埃塞俄比亚。“革命之初，旧朝旧风我们全都弃如敝履，不开车，不穿西装，领带视同罪恶，任何让人看起来体面或小资产阶级的，任何跟奢华或精致沾上边的，全都被打成旧秩序。后来，到了一九七八年，一切都变了。物质享受逐渐被接受……革命的理想全都打翻了。”
这是当时埃塞俄比亚一位部长在回忆录中写到的状况，而那位领导他们推翻旧政治的门格斯图，在他的笔下也成为了一位新的独裁者：“他搬进了孟尼里克皇宫的办公室，又宽大又豪华……开始使用皇帝的座驾……我们原来要的是一场平等的革命，如今他倒自己当起皇帝来了。”
听上去，这很像是一种维稳思路：在没有做好准备之前，不能贸然转型到广纳型的政治体治，否则，埃塞俄比亚是现成的榜样。
如果历史只选取这一个切片考察，这个结论或许可以借用。但作者从这一片切片的脉象中看到了过去与未来：埃塞俄比亚的革命之所以失败，导致制度的又一次自我复制，是因为在革命之前缺乏多元化的政治。
何为多元化的政治？并不简单指竞争性的政党政治安排，而包括了更广义的民间社会参与，例如自由结成民间团体与利益共同体，并可以运用该共同体顺畅表达利益诉求。如此看来，当下中国知识分子提倡的多种形式的公民训练、民间参与、社团活动，其实是在为避免大规模的革命与革命后自我复制的悲剧做准备，与英国的光荣革命一样，也是“光荣”的使命。
文化与制度的交互
此书的新颖之处或许在于，它用真实的国家案例以对比的方式集中批驳了地理假说、文化假说与领袖个人意志对国家发展起关键作用，提出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
但作者在书中讲到关于中国的文化与制度部分时，有些论述似可商榷。例如，书中写到：“中国的经济与政治体系尽管有很多缺点，却是过去三十年成长最迅速的国家。中国在毛泽东死前的贫穷与中国文化没有关系。”
中国为何会在1949年到1978年经历贫困？作者在书中把贫困的原因归结为领导人对政治和经济的管理方式，但这就与他们否定的领袖因素相悖了。
历史的错误果真与文化无关吗？自孔子的儒家文化开始，民众对圣贤的仰望，贯穿了中国从奴隶社会末期、经封建时代到民国，再到“文革”。严酷的政治制度当然会影响国家的发展，但也同时在渗透、辐射进每一个国民的思想与文化血液中。制度的约束改变着人们的行为方式，长此以往会形成新的文化。同时，在拥有集体宗教信仰的国家，以宗教为表达形式的文化也影响着国家经济与政治的发展，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可做辅证。
一个无奈的事
我也不完全同意两位作者在书中把“失败国家”的败因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与公共服务缺失等方面。如果从发展经济学角度出发，这样的界定当然是可以接受的，但就像中国也在思考如何告别GDP主义至上一样，对一个国家成败与否的评价方式，应该多元化。如果从民权角度考虑，可以以民众生活的幸福感来衡作者考察某个国家的成败，心里有一个参照系——美国。在书中第一章，两位作者就从美国与墨西哥边境的小城诺加雷斯入手，探究为何同一座城市，只因一条国境线，就造成鲜明的贫富对比。其后，书中从五月花号时代开始，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断断续续地介绍了美国广纳型政治制度的建立过程，以及与之相伴的广纳型经济制度的发展。整本书读完，好像他们就是一副好为人师的样这样的讲述方式，让我看得心生醋意，感觉自尊心受到了小小的伤害与刺激。看得出作者对美国有着道路与制度层面的无比自信。我并不完全赞同把国家的“成功”或“失败”的原因简单归纳为制度差别的想法，但似乎找不出更好的论据来反驳这两位学者。我想起2010年看到过的奥巴马的一句话。当时，有人问他，什么是美国梦，你有美国梦吗？这位美国总统巧妙而自信地回答：我相信，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不想与美国换换位置。
这就是奥巴马的美国梦吧。一个无奈的事实是，尽管以民主与宪政等内容为精髓的广纳型政治制度未必是最好的治理方式，但若果真如奥巴马所说，我们看到的最令人羡慕的国家，不是津巴布韦，而是美国，那为什么不从民间社会着手，做好转型的准备呢？
“我已见过未来，它行得通。”这是近一百年前，美国记者斯蒂芬斯与列宁会面后，对当时的苏维埃政权的评价，他认为，列宁的那一套是可以补充美国的不足的制度。可惜的是，他为之倾心的苏维埃，并未看到21世纪的黎明。
然而未来或许是可以预见的。回到津巴布韦。读完此书后，我对这个国家产生了一个悲观的预言。去年8月，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了津巴布韦工商部长韦尔什曼·恩库贝抱怨该国88岁高龄的总统穆加贝已经成为“国家的负担”的消息，这位部长认为：“我们需要强悍有力、精力充沛的新鲜面孔出任新总统，这样我们就不用时时刻刻关注我们的国家领袖是不是又睡着了。”
令我担忧的是，这则“总统打盹”的新闻中提到，除了这位勇敢的部长外，其他高官对穆加贝打盹基本保持沉默。这种沉默应该是国内政治气氛作用的结果。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特别强调了言论自由在广纳型政治制度中的重要性。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批评的自由，总统独揽一切资源，即便有朝一日决意转型，恐怕也只不过是目前榨取式制度的自我复制，难免重蹈埃塞俄比亚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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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爱思想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