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相比体制内的教育系统，教育公益组织的长处在哪里？
梁晓燕：我认为，第一，你能够发现资源，第二，和资源形成比较好的共识，资源能为你所用，第三，你能把不同的资源组合起来，第四，你能把资源用到合适的地方去。整合资源就是你的专业能力。
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教育公益组织发展过程中，不断有人提出我们不是教育博士，也没有读过教育学专门论着，我们有专业性吗？现在说，公益组织要有它的专业能力，专业能力怎么体现出来？我们怎么判断这个组织是有专业能力的？
从我自己的工作经验来说，第一，你要善于发现资源，这需要你对教育资源有认识，熟悉教育资源分布，这样你会知道每个地方在做什么。专业研究机构很多，它们是封闭的，拥有很多好东西，往往不被知道。公益组织的作用恰恰在这里，你不用自己去研究东西，那不是你的长处，但你可以把专业研究的成果社会化。
问：你把教育类公益组织分为六类，有助学，有社会化学习类组织，也有开放教育资源的组织，他们都需要整合资源吗？
梁晓燕：不管你在哪个大类中，都要发现资源，整合资源，把资源用到合适地方。也就是说，你自己不是生厂商，生产的过程也不止你一个人，也可以是方方面面的资源，但你要用社会性手法把专业资源调动出来，从它原有体系化的系统中解放出来，进行社会整合。
比如，有关课程开发的内容就特别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做课程开发的人很多，不一定是公益组织的人，有研究所的教授，有大学老师，如果没有公益组织，他们就不会去做这件事，他们的成果也不会到这里来凝聚。正是因为公益组织把四面八方的可能性整合起来，才变成了现实。
问：使用社会性的手法调动资源，是不是对教育类公益组织提出新的要求？
梁晓燕：是的。去年我们就谈到，整个教育大环境变化对教育公益提出了挑战，比如说，简单助学现在发现是远远不够的。一些有教育理想、对教育有热情的人希望做得更多，往教育核心部分深入。很快，你就会发现自身能力不够，掌握资源稀少。此刻，再去读教育学显然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现实要求教育工作者迅速拥有新的能力，就是找到想要的资源、你想要的专业哪里有？谁有？你能找到他们吗？你能说服它们吗？你能吸引它们吗？你能整合吗？这就是新的挑战。
问：也就是说，在今天，公益组织不能再单打独斗地做公益，而是要联动社会资源，一起来做。
梁晓燕：是的。和社会的联系很紧密，如果你只是在教育边缘做一些助学类的工作，用单打独斗的方式是有可能的。如果你深入教育的核心部分，严格说来，只靠好心，只靠钱都是不行的。我们现在有个说法，你越往教育核心走，钱或资金的重要性在下降。钱只起到一部分作用，甚至不是主体作用。
问：目前，单打独斗的公益组织还是比较常见的。
梁晓燕：社会发展不是齐步走，任何时候都有先行者，有人开始意识到，在实践中产生影响，吸引更多机构参与。
教育公益组织一直是多元的状态，简单助学也是需要有人做的，但是它会有一种趋势性的东西，就是在教育领域中注重专业资源整合，把事情做到教育的过程中。我们不是助学，捐助、助学不是教育，而是要做到教育的主体过程中，这个主体过程肯定需要专业技能。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机构进入了教育主体，这次会议也能看到这一点。这些年，我一直身处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很清楚地看到了他们的变化，看到一些机构前几年还不是这样，现在在做一些技术含量高一点的事情，有越来越多的外部资源被整合进来。
民间自发的生态链
问：一个教育领域的公益团队该如何对自己定位？
梁晓燕：你要问自己，一是让你心里过不去的东西是什么？二是你们这个团队具备的能力是什么？你要从你的能力开始起步。方向就是你内心过不去的东西。然后会有新的资源融入，新的团队组合，慢慢发展能力，在发展中调整，起步都是这么来的。
问：你提到公益组织应该形成产业链。
梁晓燕：对，目前我们没有一个机构在做全产业链，不同公益机构都是产业链上特定的一环，有的做研发，有的做原始资源的提供，有的做成初级产品，有的做课程实验，再有的做完善，做扩展。目前，公益产业链还没有形成，是因为还有很多“缺环”,还有领域是空白，没有人去做。
问：不同公益组织在这条产业链该如何配置？
梁晓燕：首先，这个配置是自然形成的过程，很难有一个中央配置系统，即使有，结果也不一定是人们想要的。这个配置就像一个市场一样，当某个地方需求强烈，需要一些相互作用的有机配置枢纽，考虑周边资源分布情况，进行调节。这是民间自发的公益生态，不该是由一个中央系统去分配。
问：目前这条产业链或生态链是否已经形成？
梁晓燕：现在远不到“形成”一个生态链，但行业里先行者和有识之士，已经有了产业链的意识。比如我们（基金会）知道我的下游是谁，我的上游是谁，我可以跟谁合作，我的资源从哪里来，我接下去要传递的人是谁。我的下一步工作对儿童发展来说，做在了哪个层面。这些东西，大家都开始逐渐意识到了。这是一个过程，现在这个过程已经展开，但是远没有成形。
问：有了你的这种思维方式，公益组织这个网络就会慢慢黏合在一起。
梁晓燕：对，现在公益组织合作会越来越多，这种合作本身就是一种资源配置，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教育资源不是越用越少，对教育资源来说，是有机生长的过程。资源运用中会发展出新东西。如果有更多公益组织比较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自觉意识到它在产业链的位置，他的工作效果会得到很大扩展。
和官方教育机制是并行关系
问：你认为公益组织与官方教育体制是怎样一种关系？
梁晓燕：我不愿意说是一种修补和补充。因为公益组织和官方教育体制是在不同的理念下的机制。所谓补充是我跟你一样，你没做好，我帮你补充，但我跟你没有理念上的不同。事实上，我们和他们理念不同。
如果认为我们是官方教育体制的一种补充，我认为是自我贬低，也是对使命不清晰。教育公益和官方教育体制是一种并行的关系，我们要努力影响现在教育体制内的东西。当然，我们需要合作，许多公益组织合作得也不错，但我们要合作的前提是：我们要去改变。因为我们对教育体制不满、有不同的教育理念，才要去做这些事情。
问：从某种程度来说，现在体制内的教育体制，实际占据了最多的资源。
梁晓燕：资源其实是散状存在，像一地的细沙，所以我们完全有可能把它从体制内牵引出来。这也是个思想方法的问题。你的资源就像一大堆土豆，散装在体制内的那个筐里，需要有人去把土豆捡出来，弄成土豆丝土豆片什么的，然后你去炒菜。这个土豆确实是从筐里来的，但最后炒出来的菜是你的。
问：民间力量进入中国教育体系进行教学实验已有十年，是否已经见到了一些成效？
梁晓燕：见成效的有很多，像图书馆、阅读那些大批组织，还有我们做的各种教师培训，都见到了一些成效，但是像“跨越式提升”教学实验这样的综合性的完整成果，见到的不多，但是我相信会多起来的。
问：谈到中国教育，大家很悲观，作为行动者，你的感受是？
梁晓燕：我也可以说，教育根本的问题还是很严重。教育体制没有根本性变化。但是我们仍要转回来说，教育体制有两个问题，一是宏观上对所有人制约，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教育是面对一个一个人的，这一个人又是独立的，他们是主体，又是可以变化的。
所以，我们说你不能去改变所有人、天下的孩子，但在你努力的范围内，你可以改变你能触及的那些孩子，这是完全可能的。
问：你预计多少年能对中国教育产生影响？
梁晓燕：我们没想过一朝一夕改天换地，不是这样的心态。但是说句实在话，如果放在20年后看变化的话，我们一定能看到。对这点我毫不怀疑。在我们工作的甘肃省陇南地区，我希望五到八年，能够看到整个地区教育面貌的改变。当然，八年不够，那就给自己十年，这是我们对自己的期许。
问：互联网与创新也成为教育公益组织关心的重点。
梁晓燕：我认为教育的业态在未来十年会发生很大变化。互联网时代给学习者主体性，学习者可以自发组织资源，自主学习性大大增加，这也是我们对未来教育公益组织发展前景的展望。
目前，中国教育类公益组织的范围太窄了，基本上还是在扶贫济困的层面上，但在世界范围内，教育公益组织都有多元化、探索性、个性化的特征，这些是教育组织本质的东西。教育公益本质不是扶贫，在中国先从扶贫开始起步，这也是对的，因为资源会从这里来，但是不能满足于这点。中国教育公益组织类型很单一，触及的教育层面太一致了，多元和探索发展的远远不够。所以，未来教育公益组织发展的面向是非常宽。互联网时代更是如虎添翼，给了教育公益极大机会，可以依托互联网开始新的教育探索，比如说，未来一定要去上学吗？是不是一定要通过学校这种体制？社会化教育有无可能探索出其他路来？完全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