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燕:做公益不能单打独斗

问:相比体制内的教育系统,教育公益组织的长处在哪里?

梁晓燕:我认为,第一,你能够发现资源,第二,和资源形成比较好的共识,资源能为你所用,第三,你能把不同的资源组合起来,第四,你能把资源用到合适的地方去。整合资源就是你的专业能力。

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教育公益组织发展过程中,不断有人提出我们不是教育博士,也没有读过教育学专门论着,我们有专业性吗?现在说,公益组织要有它的专业能力,专业能力怎么体现出来?我们怎么判断这个组织是有专业能力的?

从我自己的工作经验来说,第一,你要善于发现资源,这需要你对教育资源有认识,熟悉教育资源分布,这样你会知道每个地方在做什么。专业研究机构很多,它们是封闭的,拥有很多好东西,往往不被知道。公益组织的作用恰恰在这里,你不用自己去研究东西,那不是你的长处,但你可以把专业研究的成果社会化。

问:你把教育类公益组织分为六类,有助学,有社会化学习类组织,也有开放教育资源的组织,他们都需要整合资源吗?

梁晓燕:不管你在哪个大类中,都要发现资源,整合资源,把资源用到合适地方。也就是说,你自己不是生厂商,生产的过程也不止你一个人,也可以是方方面面的资源,但你要用社会性手法把专业资源调动出来,从它原有体系化的系统中解放出来,进行社会整合。

比如,有关课程开发的内容就特别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做课程开发的人很多,不一定是公益组织的人,有研究所的教授,有大学老师,如果没有公益组织,他们就不会去做这件事,他们的成果也不会到这里来凝聚。正是因为公益组织把四面八方的可能性整合起来,才变成了现实。

问:使用社会性的手法调动资源,是不是对教育类公益组织提出新的要求?

梁晓燕:是的。去年我们就谈到,整个教育大环境变化对教育公益提出了挑战,比如说,简单助学现在发现是远远不够的。一些有教育理想、对教育有热情的人希望做得更多,往教育核心部分深入。很快,你就会发现自身能力不够,掌握资源稀少。此刻,再去读教育学显然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现实要求教育工作者迅速拥有新的能力,就是找到想要的资源、你想要的专业哪里有?谁有?你能找到他们吗?你能说服它们吗?你能吸引它们吗?你能整合吗?这就是新的挑战。

问:也就是说,在今天,公益组织不能再单打独斗地做公益,而是要联动社会资源,一起来做。

梁晓燕:是的。和社会的联系很紧密,如果你只是在教育边缘做一些助学类的工作,用单打独斗的方式是有可能的。如果你深入教育的核心部分,严格说来,只靠好心,只靠钱都是不行的。我们现在有个说法,你越往教育核心走,钱或资金的重要性在下降。钱只起到一部分作用,甚至不是主体作用。

问:目前,单打独斗的公益组织还是比较常见的。

梁晓燕:社会发展不是齐步走,任何时候都有先行者,有人开始意识到,在实践中产生影响,吸引更多机构参与。

教育公益组织一直是多元的状态,简单助学也是需要有人做的,但是它会有一种趋势性的东西,就是在教育领域中注重专业资源整合,把事情做到教育的过程中。我们不是助学,捐助、助学不是教育,而是要做到教育的主体过程中,这个主体过程肯定需要专业技能。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机构进入了教育主体,这次会议也能看到这一点。这些年,我一直身处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很清楚地看到了他们的变化,看到一些机构前几年还不是这样,现在在做一些技术含量高一点的事情,有越来越多的外部资源被整合进来。

民间自发的生态链

问:一个教育领域的公益团队该如何对自己定位?

梁晓燕:你要问自己,一是让你心里过不去的东西是什么?二是你们这个团队具备的能力是什么?你要从你的能力开始起步。方向就是你内心过不去的东西。然后会有新的资源融入,新的团队组合,慢慢发展能力,在发展中调整,起步都是这么来的。

问:你提到公益组织应该形成产业链。

梁晓燕:对,目前我们没有一个机构在做全产业链,不同公益机构都是产业链上特定的一环,有的做研发,有的做原始资源的提供,有的做成初级产品,有的做课程实验,再有的做完善,做扩展。目前,公益产业链还没有形成,是因为还有很多“缺环”,还有领域是空白,没有人去做。

问:不同公益组织在这条产业链该如何配置?

梁晓燕:首先,这个配置是自然形成的过程,很难有一个中央配置系统,即使有,结果也不一定是人们想要的。这个配置就像一个市场一样,当某个地方需求强烈,需要一些相互作用的有机配置枢纽,考虑周边资源分布情况,进行调节。这是民间自发的公益生态,不该是由一个中央系统去分配。

问:目前这条产业链或生态链是否已经形成?

梁晓燕:现在远不到“形成”一个生态链,但行业里先行者和有识之士,已经有了产业链的意识。比如我们(基金会)知道我的下游是谁,我的上游是谁,我可以跟谁合作,我的资源从哪里来,我接下去要传递的人是谁。我的下一步工作对儿童发展来说,做在了哪个层面。这些东西,大家都开始逐渐意识到了。这是一个过程,现在这个过程已经展开,但是远没有成形。

问:有了你的这种思维方式,公益组织这个网络就会慢慢黏合在一起。

梁晓燕:对,现在公益组织合作会越来越多,这种合作本身就是一种资源配置,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教育资源不是越用越少,对教育资源来说,是有机生长的过程。资源运用中会发展出新东西。如果有更多公益组织比较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自觉意识到它在产业链的位置,他的工作效果会得到很大扩展。

和官方教育机制是并行关系

问:你认为公益组织与官方教育体制是怎样一种关系?

梁晓燕:我不愿意说是一种修补和补充。因为公益组织和官方教育体制是在不同的理念下的机制。所谓补充是我跟你一样,你没做好,我帮你补充,但我跟你没有理念上的不同。事实上,我们和他们理念不同。

如果认为我们是官方教育体制的一种补充,我认为是自我贬低,也是对使命不清晰。教育公益和官方教育体制是一种并行的关系,我们要努力影响现在教育体制内的东西。当然,我们需要合作,许多公益组织合作得也不错,但我们要合作的前提是:我们要去改变。因为我们对教育体制不满、有不同的教育理念,才要去做这些事情。

问:从某种程度来说,现在体制内的教育体制,实际占据了最多的资源。

梁晓燕:资源其实是散状存在,像一地的细沙,所以我们完全有可能把它从体制内牵引出来。这也是个思想方法的问题。你的资源就像一大堆土豆,散装在体制内的那个筐里,需要有人去把土豆捡出来,弄成土豆丝土豆片什么的,然后你去炒菜。这个土豆确实是从筐里来的,但最后炒出来的菜是你的。

问:民间力量进入中国教育体系进行教学实验已有十年,是否已经见到了一些成效?

梁晓燕:见成效的有很多,像图书馆、阅读那些大批组织,还有我们做的各种教师培训,都见到了一些成效,但是像“跨越式提升”教学实验这样的综合性的完整成果,见到的不多,但是我相信会多起来的。

问:谈到中国教育,大家很悲观,作为行动者,你的感受是?

梁晓燕:我也可以说,教育根本的问题还是很严重。教育体制没有根本性变化。但是我们仍要转回来说,教育体制有两个问题,一是宏观上对所有人制约,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教育是面对一个一个人的,这一个人又是独立的,他们是主体,又是可以变化的。

所以,我们说你不能去改变所有人、天下的孩子,但在你努力的范围内,你可以改变你能触及的那些孩子,这是完全可能的。

问:你预计多少年能对中国教育产生影响?

梁晓燕:我们没想过一朝一夕改天换地,不是这样的心态。但是说句实在话,如果放在20年后看变化的话,我们一定能看到。对这点我毫不怀疑。在我们工作的甘肃省陇南地区,我希望五到八年,能够看到整个地区教育面貌的改变。当然,八年不够,那就给自己十年,这是我们对自己的期许。

问:互联网与创新也成为教育公益组织关心的重点。

梁晓燕:我认为教育的业态在未来十年会发生很大变化。互联网时代给学习者主体性,学习者可以自发组织资源,自主学习性大大增加,这也是我们对未来教育公益组织发展前景的展望。

目前,中国教育类公益组织的范围太窄了,基本上还是在扶贫济困的层面上,但在世界范围内,教育公益组织都有多元化、探索性、个性化的特征,这些是教育组织本质的东西。教育公益本质不是扶贫,在中国先从扶贫开始起步,这也是对的,因为资源会从这里来,但是不能满足于这点。中国教育公益组织类型很单一,触及的教育层面太一致了,多元和探索发展的远远不够。所以,未来教育公益组织发展的面向是非常宽。互联网时代更是如虎添翼,给了教育公益极大机会,可以依托互联网开始新的教育探索,比如说,未来一定要去上学吗?是不是一定要通过学校这种体制?社会化教育有无可能探索出其他路来?完全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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