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卢梭
帕斯卡尔说过，“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这“芦苇”就是人的身体。人因为思想而强大，也因为身体而脆弱。人类的历史也是身体的历史。作为一种政治动物，人的身体无法摆脱政治化的命运。所谓启蒙，其实就是身体权利的觉醒；所谓现代，就是身体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所谓国家，就是权力对身体的霸权。
一、身体的权利。
马克思说，身体的需要激发了革命。1649年，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被送上了断头台，英国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这一年，思想家霍布斯发表了《利维坦》，他将国家比喻为一个吞噬一切的巨兽“利维坦”。一个世纪之后，思想家卢梭发表了《社会契约论》；他指出，政府的一切权力均来自公民的授权。接下来，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国家的美国诞生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
人类历史从18世纪翻开了新的一页，这就是现代。《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等政治文本的诞生，标志着人作为一种尊严动物的政治觉醒。从身体政治来说，现代就是解放，身体是政治保护的对象，权利正是对身体的自然保护。正如《独立宣言》所说：“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作为启蒙运动的重要遗产，身体的出生构成人权的基础，身体因此进入国家的政治叙事结构，“成为国家合法性和主权的世俗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正是将身体作为权利的基石，现代民主国家才同古代国家区分开来。身体成为民主政治的基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才发展出这样一套观念：私人优先于国家，个人优先于集体。
在古代皇权帝国，“自由的身体”是不存在，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古代政制中不仅有悠久的太监制度，还有“乞骸骨”的说法；意思是说，连死后的尸体都不属于个人。在古代政制中，一个人的身体和主权常常是分离的，“身不由己”。一个人的身体是否作为个人主权的载体，这是古代与现代最大的区别。可以说，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利观念正是来源于身体的“天赋性”。
从根本上来说，权利—公民往往是一体的。如果公民身份缺失，那么权利也就荡然无存，这样的身体只有自然人和物体的意义，它本身不具备任何正当性的主权诉求。事实上，现代社会的人权悲剧和人道灾难大多是因为公民身份的褫夺——在国家暴力面前，个人只是一个个脆弱的肉体。在个别野蛮国家，一些被判处死刑的囚犯因为公民身份或“政治权利”被剥夺，他们沦为物体层面的“身体人”，被国家权力肆意用作人体试验或摘取器官。这些人无疑彻底丧失了他们的身体主权。
二、身体的征服。
法国哲学家福柯指出，从18世纪起，权力和政治大规模地宰制和包围着身体，身体进入了“知识控制与权力干预的领域”。国家权力以解剖政治学的方式介入身体，其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权力对单个身体的强化训练，比如思想学习和群众运动；另一种是权力对人口总体数量的控制与管理，比如种族灭绝和生育计划。
进入国家时代之后，无论是作为“劳动力资源”还是“生命财产”，人的身体完全被国家话语实现了“物化”和“资产化”，或者说是“去人权化”。人的身体成为国家资源或财富的一部分，而与个人主权发生强行切割；个人的身体承载的是国家的使命，而不是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在国家语境中，每个人的身体只是一个个可以互换的、微不足道的“螺丝钉”，它唯一的价值就是用来“筑成”国家的“血肉长城”。身体作为个体体验不仅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不存在的。
从20世纪开始，利维坦超越一切地成为全人类共同的“上帝”。在这个机器统治人类的群氓时代，福特最先用生产线最早实现了人类的“群众化”，即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个性差别；人如同零件一样被标准化和同质化，从而可以互换。这种“工业人”完成了身体与思想的分离，无用和有害的思想被剔除，只剩下身体的价值被充分利用起来。
在《美丽新世界》中，福特已经成为人类的新上帝——“福帝”为人们设计了一个身体的乌托邦：身体一方面是生产的机器，另一方面是享乐的机器。前者是一个失去人性的机器世界，后者则是一个失去自我的感官世界。所有的人类都变成了工业化的批量生产，这些人类像蚂蚁一样被分为不同的社会等级和功能。人们除过吃饭就是工作。国家的口号是和谐稳定，国家的美德是热爱劳动。在这个国家主义的美丽新世界，人类只具有身体上的意义，身体之外的思想、感情、意志、认知都被彻底铲除。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完美的公司化的国家，却是人类的地狱。
从某种意义上，现代克隆技术完全实现了对身体的工业化创造，而去除了人的思想和情感，从而实现了权力对人的最大理想。在电影《云图》中，“美丽新世界”在2144年的韩国已经变成现实。在这个未来世界中，国家采用克隆技术对人类实现大批量生产，这些后现代人除过工作、进食就是睡觉，一切都有严密的监控和设置，就连死亡后的尸体也被充分利用——制成各种食物。每天凌晨4点，这些新人类就被自动释放的激素唤醒，用一分钟穿过卫生间，穿上制服，列队进入餐厅开始工作：操作收款机、迎接顾客、端盘送饭、擦拭桌椅、清理垃圾。19个小时后，她们吸食一盒用人体制成的食物，然后回到睡眠箱。如此周而复始，为国家创造源源不断的财富。
三、身体的沦陷。
如果说18世纪是启蒙时代，那么20世纪可以称之为反启蒙时代，或者说是乌托邦时代。希特勒比福特走得更远。希特勒说：“和国家的存在相比，个人是无足轻重的。”生活在纳粹体制下的人们被灌输“国家利益至上”，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渺小到失去个人意志和权利，而只能从强大的国家机器中获得安全感和存在感。每个人首先不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有良知有尊严的独立的人，而是作为国家这个利维坦的一个分子和细胞而存在。这种国家机器对个人和社会严密控制，被福柯描述为“圆形的监狱”；在这个监狱中，每个人既是囚犯也是狱卒。
为了落实消灭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纳粹德国共计修建了1000多座被称为“生产死亡的工厂”的集中营，其中最大的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奥斯维辛总共建有4个毒气浴室和焚尸炉，一次可以消灭12000人。身体在这里得到充分“利用”：一些人被用作活体试验；一些死者的皮肤被制成灯罩，头发被织成地毯，脂肪被做成香皂……数年时间，数百万人在这里被完成身体消灭。
在为犹太人建造地狱的同时，纳粹也为日耳曼人营造了一个“天堂”。按照“生命之源”计划，精心挑选的德国军官与金发碧眼的纯种雅利安女人“配种”，批量制造“优等”雅利安人——“希特勒婴儿”。根据德国国家档案馆的档案显示，计划一直设计到1980年，到那时，纳粹德国将制造出1.2亿名优良纯种的“雅利安后代”。
从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到斯大林的苏维埃联盟，国家这个“利维坦”被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完美程度，身体成为国家主义政治的核心主题。从侵略战争、种族屠杀到国有体制下的工业化过程，身体如同森林矿山一样，作为国家资源被发展到无远弗届的境地。在无数身体因为“无用”而被消灭的同时，又有无数身体被驱赶到战场成为有用的“炮灰”，这就是国家的意志。
对极权国家来说，任何个体都不存在“人”的意义，而只是一只可以工作的工具，因此只有身体才是有价值的；除此之外，其他都是无用甚至危险的。在国家利益体系中，作为身体的人最大的和唯一的“权利”就是“活着”，而“活着”是为了工作——为国家所用；如果他不能工作，那么他连身体本身都失去存在的价值。
在一切国有化的旗帜下，国家以身体的名义剥夺了“人”本身，从而实现了人的身体化生存；准确的说，将人还原为动物——“活着”就是国家对一个身体最大的恩赐；除此之外，思想与爱情一样，都是不可饶恕的犯罪。
本文发表于《新产经》杂志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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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身体的国有化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卢梭
帕斯卡尔说过，“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这“芦苇”就是人的身体。人因为思想而强大，也因为身体而脆弱。人类的历史也是身体的历史。作为一种政治动物，人的身体无法摆脱政治化的命运。所谓启蒙，其实就是身体权利的觉醒；所谓现代，就是身体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所谓国家，就是权力对身体的霸权。
一、身体的权利。
马克思说，身体的需要激发了革命。1649年，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被送上了断头台，英国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这一年，思想家霍布斯发表了《利维坦》，他将国家比喻为一个吞噬一切的巨兽“利维坦”。一个世纪之后，思想家卢梭发表了《社会契约论》；他指出，政府的一切权力均来自公民的授权。接下来，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国家的美国诞生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
人类历史从18世纪翻开了新的一页，这就是现代。《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等政治文本的诞生，标志着人作为一种尊严动物的政治觉醒。从身体政治来说，现代就是解放，身体是政治保护的对象，权利正是对身体的自然保护。正如《独立宣言》所说：“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作为启蒙运动的重要遗产，身体的出生构成人权的基础，身体因此进入国家的政治叙事结构，“成为国家合法性和主权的世俗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正是将身体作为权利的基石，现代民主国家才同古代国家区分开来。身体成为民主政治的基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才发展出这样一套观念：私人优先于国家，个人优先于集体。
在古代皇权帝国，“自由的身体”是不存在，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古代政制中不仅有悠久的太监制度，还有“乞骸骨”的说法；意思是说，连死后的尸体都不属于个人。在古代政制中，一个人的身体和主权常常是分离的，“身不由己”。一个人的身体是否作为个人主权的载体，这是古代与现代最大的区别。可以说，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利观念正是来源于身体的“天赋性”。
从根本上来说，权利—公民往往是一体的。如果公民身份缺失，那么权利也就荡然无存，这样的身体只有自然人和物体的意义，它本身不具备任何正当性的主权诉求。事实上，现代社会的人权悲剧和人道灾难大多是因为公民身份的褫夺——在国家暴力面前，个人只是一个个脆弱的肉体。在个别野蛮国家，一些被判处死刑的囚犯因为公民身份或“政治权利”被剥夺，他们沦为物体层面的“身体人”，被国家权力肆意用作人体试验或摘取器官。这些人无疑彻底丧失了他们的身体主权。
二、身体的征服。
法国哲学家福柯指出，从18世纪起，权力和政治大规模地宰制和包围着身体，身体进入了“知识控制与权力干预的领域”。国家权力以解剖政治学的方式介入身体，其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权力对单个身体的强化训练，比如思想学习和群众运动；另一种是权力对人口总体数量的控制与管理，比如种族灭绝和生育计划。
进入国家时代之后，无论是作为“劳动力资源”还是“生命财产”，人的身体完全被国家话语实现了“物化”和“资产化”，或者说是“去人权化”。人的身体成为国家资源或财富的一部分，而与个人主权发生强行切割；个人的身体承载的是国家的使命，而不是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在国家语境中，每个人的身体只是一个个可以互换的、微不足道的“螺丝钉”，它唯一的价值就是用来“筑成”国家的“血肉长城”。身体作为个体体验不仅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不存在的。
从20世纪开始，利维坦超越一切地成为全人类共同的“上帝”。在这个机器统治人类的群氓时代，福特最先用生产线最早实现了人类的“群众化”，即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个性差别；人如同零件一样被标准化和同质化，从而可以互换。这种“工业人”完成了身体与思想的分离，无用和有害的思想被剔除，只剩下身体的价值被充分利用起来。
在《美丽新世界》中，福特已经成为人类的新上帝——“福帝”为人们设计了一个身体的乌托邦：身体一方面是生产的机器，另一方面是享乐的机器。前者是一个失去人性的机器世界，后者则是一个失去自我的感官世界。所有的人类都变成了工业化的批量生产，这些人类像蚂蚁一样被分为不同的社会等级和功能。人们除过吃饭就是工作。国家的口号是和谐稳定，国家的美德是热爱劳动。在这个国家主义的美丽新世界，人类只具有身体上的意义，身体之外的思想、感情、意志、认知都被彻底铲除。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完美的公司化的国家，却是人类的地狱。
从某种意义上，现代克隆技术完全实现了对身体的工业化创造，而去除了人的思想和情感，从而实现了权力对人的最大理想。在电影《云图》中，“美丽新世界”在2144年的韩国已经变成现实。在这个未来世界中，国家采用克隆技术对人类实现大批量生产，这些后现代人除过工作、进食就是睡觉，一切都有严密的监控和设置，就连死亡后的尸体也被充分利用——制成各种食物。每天凌晨4点，这些新人类就被自动释放的激素唤醒，用一分钟穿过卫生间，穿上制服，列队进入餐厅开始工作：操作收款机、迎接顾客、端盘送饭、擦拭桌椅、清理垃圾。19个小时后，她们吸食一盒用人体制成的食物，然后回到睡眠箱。如此周而复始，为国家创造源源不断的财富。
三、身体的沦陷。
如果说18世纪是启蒙时代，那么20世纪可以称之为反启蒙时代，或者说是乌托邦时代。希特勒比福特走得更远。希特勒说：“和国家的存在相比，个人是无足轻重的。”生活在纳粹体制下的人们被灌输“国家利益至上”，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渺小到失去个人意志和权利，而只能从强大的国家机器中获得安全感和存在感。每个人首先不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有良知有尊严的独立的人，而是作为国家这个利维坦的一个分子和细胞而存在。这种国家机器对个人和社会严密控制，被福柯描述为“圆形的监狱”；在这个监狱中，每个人既是囚犯也是狱卒。
为了落实消灭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纳粹德国共计修建了1000多座被称为“生产死亡的工厂”的集中营，其中最大的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奥斯维辛总共建有4个毒气浴室和焚尸炉，一次可以消灭12000人。身体在这里得到充分“利用”：一些人被用作活体试验；一些死者的皮肤被制成灯罩，头发被织成地毯，脂肪被做成香皂……数年时间，数百万人在这里被完成身体消灭。
在为犹太人建造地狱的同时，纳粹也为日耳曼人营造了一个“天堂”。按照“生命之源”计划，精心挑选的德国军官与金发碧眼的纯种雅利安女人“配种”，批量制造“优等”雅利安人——“希特勒婴儿”。根据德国国家档案馆的档案显示，计划一直设计到1980年，到那时，纳粹德国将制造出1.2亿名优良纯种的“雅利安后代”。
从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到斯大林的苏维埃联盟，国家这个“利维坦”被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完美程度，身体成为国家主义政治的核心主题。从侵略战争、种族屠杀到国有体制下的工业化过程，身体如同森林矿山一样，作为国家资源被发展到无远弗届的境地。在无数身体因为“无用”而被消灭的同时，又有无数身体被驱赶到战场成为有用的“炮灰”，这就是国家的意志。
对极权国家来说，任何个体都不存在“人”的意义，而只是一只可以工作的工具，因此只有身体才是有价值的；除此之外，其他都是无用甚至危险的。在国家利益体系中，作为身体的人最大的和唯一的“权利”就是“活着”，而“活着”是为了工作——为国家所用；如果他不能工作，那么他连身体本身都失去存在的价值。
在一切国有化的旗帜下，国家以身体的名义剥夺了“人”本身，从而实现了人的身体化生存；准确的说，将人还原为动物——“活着”就是国家对一个身体最大的恩赐；除此之外，思想与爱情一样，都是不可饶恕的犯罪。
本文发表于《新产经》杂志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