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以来，随着文革调门在中国社会逐步升起，最近，《求是》发表了一篇文章，点名攻击北大教授贺卫方和画家陈丹青，说他们大谈宪政，抹黑了国家云云，然后借爱国主义的理由对他们大张挞伐，熟练地运用了一些文革中人们很熟悉的罪名。
贺卫方是法学家，多年来从事普及法治知识的写作，在社交网络时代，关注有关公共利益的社会与知识话题；陈丹青也因对社会问题的评论而很受公众喜爱。简单说，贺卫方和陈丹青作为学者和艺术家，愿意对公共问题发表意见，这本是这个死气沉沉的社会难得的个体情怀和热忱的证明，因此他们受到公众的很大支持。他们的意见多是基于常识和真实生活感受，具体表述上不无值得商榷之处。纵观他们的言论，无外乎是支持现代宪政，主张实行法治，主张社会修正压抑人性和人权的种种现象，弘扬个性与权利，诸如此类，可以说，他们的言论观点本是任何现代社会正常到不能再正常的意见，而他们愿意不厌其烦出来讲话，既是他们关心公共事务的精神体现，也是最普通的言论权利实践。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求是》作者对他们的攻击提醒了人们一件事，就是这样一些实话和常识，正常的言权实行，已经是权力中某些人及权力的辩护士受不了的重压了。
由于中国社会人们熟知的潜规则，《求是》的攻击实际具有很大的严重性。因为该刊物在权力谱系中的地位，刊发这样的文章，很可能被广泛解读为一种政治和政策性的风向标。换言之，在中国实际的生活规则中，一个人，被似乎代表最高权力意志的喉舌点名攻击，那很可能意味着职业与专业工作前景受到威胁。从前包括文革的记忆人们并不陌生，这种攻击往往意味着要整一个人。过去各种舆论攻势都是搞人整人的序幕，姚文元评《海瑞罢官》，以及对所谓三家村的批判，最后是以吴晗的生命为结局的，其他例子还多如牛毛。所以，《求是》的攻击虽然粗鄙无文，但并不可以等闲视之。这不是一件仅关涉具体观点，或关系贺卫方与陈丹青的个人事件。此事牵涉一些基本的原则和是非。
显然，被攻击者能体会此中的严重性。贺卫方教授在微博进行了自我辩解。贺卫方自辩的要点是以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曾大谈宪政。然而，仔细思考，不难发现这种论据作为反击很荒诞，而且大有问题。因为执政党历史上处于当时现实斗争的需求虽曾有很多高标宪政等论述，可与这些论述同时期，其内部却充满另一种完全相反的行动和路线指导文件。前者是所谓宣传和统战，后者才是内部管理和行动的实际指针。拿人们最喜爱引用的抗战时期《新华日报》言论为例，就在这些言论发表的约略同一时期，陕北正在进行残酷的整风运动，关于这一运动的详情及对后来运动模式的影响，已故历史学家高华先生的大著已经做了很好的诠释，而运动亲历者的论述，如何方先生的著作，也做了很好的叙述。虚假的论据不能拿来进行真实的辩护。
当然，考虑到上述中国舆论攻击的潜规则和威胁，人们可以理解，贺卫方采用这种以子之矛的方式低调自辩，可能是出于谨慎的考虑。可实际上，从攻击者的文章本身就可以看出，这种低调的自辩是无效的。且不说第一代领导人真实的宪政理念缺如，更严重的是，攻击贺卫方与陈丹青的人所运用的话语系统，正是这个第一代领导人所亲自奠定的。这种话语的基本特点就是无视正常说理与逻辑论说，总是以一种蛮横的专政政治打压姿态，居高临下地宣判式言说，对持他们不喜欢观点的人进行红色罪名判罚。文革中两派为谁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真正代表互相残杀，结果只是进一步加强了毛的权威。因此，贺卫方以上述论据自辩，不仅不能达到任何澄清真理和自我说明的效果，相反，正好跳入无理攻击者彀中；毁灭宪政者和专政缔造者的论述是不可能拿来为宪政言论辩护的，贺卫方的巧妙策略自辩实际上是一种自污，折射其见识的局限。
在对贺陈的辩护意见中，有人以书生手无寸铁为辩，这种看法也很荒唐，而且在逻辑上与对贺陈的攻击者其实是并无区别。首需明确的是，贺陈谈宪政也好，反宪政也好，讨论社会或学术的任何问题也好，这只是行使和实践自然而然、勿须论证的言论权利，这在21世纪的今天不存在任何需要特别辩护的理由，也不因他们的言论的具体价值而转移。换言之，在一个社会中，批判不公不义的现象，提倡宪政就成了一种错失，这本身就证明这个社会的悲惨境况，因此，宪政的谈论对权力及其利益的垄断者当然是有害的，不然何须辩护支持？禁制对方讲话的是武器的逻辑，任何言论都是手无寸铁的；所以，所谓手无寸铁的书生议论之类这也是一种糊涂的辩护。
《求是》的作者对贺卫方的法学专业与陈丹青的艺术成就肯定无力评价，该文对贺陈上纲上线一个主要论调是他们不爱国。于是有人赶紧出来论证对社会的批判与对宪政的弘扬是多么出自知识分子的爱国热忱，这种论述自是有道理，但其实不必。必须指出的关键问题是，贺卫方、陈丹青是否爱国不是真问题，真正的唯一大问题是：是谁给《求是》及其作者设立爱国裁判法庭的权力？长期以来，一种阴魂不散的宗教法庭似的氛围死灰复燃。权力及其附庸者借爱国大旗审判他们看不惯，不喜欢的一切人，对任何持他们不喜欢的意见的人进行迫害预演和实操，砸人饭碗，坏人名誉。本次攻击贺陈事件的实质正是这种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我代表祖国和人民处决你”游戏的最新版本。
去论证公共事务讨论者和贪官谁更爱国是荒谬的。很多人经常批判贺陈的具体观点，贺陈的观点与意见不是字字正确，这是无须赘述的，但以一种陈腐的专政话语来压制贺陈，这不是观点辩论和批判，而是不折不扣的红色搞人游戏。这是需要首先明确的。公众讨论自然难免被公议，但垄断的权力从来都不是个人爱国与否的裁判者，因为他们手中丧失的国家利益实在是罄竹难书，而以专断的爱国与否为标准来判断意见，则任何意见都会丧失表述的空间，因为，历史和现实中的例子实在太多太多了，一旦有人自我加冕为爱国裁判官，则他必然会把任何见不得人的私利塞进爱国宗教法庭，这也从根本上摧毁了一个社会里真正爱国者立足的地基。这是必须我们必须全力抵制《求是》的最大原因，因为，面对这种新意识形态专政浪潮，如果今天我们不站出来说不，很快，我们就将失去一切讲话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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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楚：评《求是》攻击贺陈——文革欲来风满楼
几年以来，随着文革调门在中国社会逐步升起，最近，《求是》发表了一篇文章，点名攻击北大教授贺卫方和画家陈丹青，说他们大谈宪政，抹黑了国家云云，然后借爱国主义的理由对他们大张挞伐，熟练地运用了一些文革中人们很熟悉的罪名。
贺卫方是法学家，多年来从事普及法治知识的写作，在社交网络时代，关注有关公共利益的社会与知识话题；陈丹青也因对社会问题的评论而很受公众喜爱。简单说，贺卫方和陈丹青作为学者和艺术家，愿意对公共问题发表意见，这本是这个死气沉沉的社会难得的个体情怀和热忱的证明，因此他们受到公众的很大支持。他们的意见多是基于常识和真实生活感受，具体表述上不无值得商榷之处。纵观他们的言论，无外乎是支持现代宪政，主张实行法治，主张社会修正压抑人性和人权的种种现象，弘扬个性与权利，诸如此类，可以说，他们的言论观点本是任何现代社会正常到不能再正常的意见，而他们愿意不厌其烦出来讲话，既是他们关心公共事务的精神体现，也是最普通的言论权利实践。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求是》作者对他们的攻击提醒了人们一件事，就是这样一些实话和常识，正常的言权实行，已经是权力中某些人及权力的辩护士受不了的重压了。
由于中国社会人们熟知的潜规则，《求是》的攻击实际具有很大的严重性。因为该刊物在权力谱系中的地位，刊发这样的文章，很可能被广泛解读为一种政治和政策性的风向标。换言之，在中国实际的生活规则中，一个人，被似乎代表最高权力意志的喉舌点名攻击，那很可能意味着职业与专业工作前景受到威胁。从前包括文革的记忆人们并不陌生，这种攻击往往意味着要整一个人。过去各种舆论攻势都是搞人整人的序幕，姚文元评《海瑞罢官》，以及对所谓三家村的批判，最后是以吴晗的生命为结局的，其他例子还多如牛毛。所以，《求是》的攻击虽然粗鄙无文，但并不可以等闲视之。这不是一件仅关涉具体观点，或关系贺卫方与陈丹青的个人事件。此事牵涉一些基本的原则和是非。
显然，被攻击者能体会此中的严重性。贺卫方教授在微博进行了自我辩解。贺卫方自辩的要点是以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曾大谈宪政。然而，仔细思考，不难发现这种论据作为反击很荒诞，而且大有问题。因为执政党历史上处于当时现实斗争的需求虽曾有很多高标宪政等论述，可与这些论述同时期，其内部却充满另一种完全相反的行动和路线指导文件。前者是所谓宣传和统战，后者才是内部管理和行动的实际指针。拿人们最喜爱引用的抗战时期《新华日报》言论为例，就在这些言论发表的约略同一时期，陕北正在进行残酷的整风运动，关于这一运动的详情及对后来运动模式的影响，已故历史学家高华先生的大著已经做了很好的诠释，而运动亲历者的论述，如何方先生的著作，也做了很好的叙述。虚假的论据不能拿来进行真实的辩护。
当然，考虑到上述中国舆论攻击的潜规则和威胁，人们可以理解，贺卫方采用这种以子之矛的方式低调自辩，可能是出于谨慎的考虑。可实际上，从攻击者的文章本身就可以看出，这种低调的自辩是无效的。且不说第一代领导人真实的宪政理念缺如，更严重的是，攻击贺卫方与陈丹青的人所运用的话语系统，正是这个第一代领导人所亲自奠定的。这种话语的基本特点就是无视正常说理与逻辑论说，总是以一种蛮横的专政政治打压姿态，居高临下地宣判式言说，对持他们不喜欢观点的人进行红色罪名判罚。文革中两派为谁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真正代表互相残杀，结果只是进一步加强了毛的权威。因此，贺卫方以上述论据自辩，不仅不能达到任何澄清真理和自我说明的效果，相反，正好跳入无理攻击者彀中；毁灭宪政者和专政缔造者的论述是不可能拿来为宪政言论辩护的，贺卫方的巧妙策略自辩实际上是一种自污，折射其见识的局限。
在对贺陈的辩护意见中，有人以书生手无寸铁为辩，这种看法也很荒唐，而且在逻辑上与对贺陈的攻击者其实是并无区别。首需明确的是，贺陈谈宪政也好，反宪政也好，讨论社会或学术的任何问题也好，这只是行使和实践自然而然、勿须论证的言论权利，这在21世纪的今天不存在任何需要特别辩护的理由，也不因他们的言论的具体价值而转移。换言之，在一个社会中，批判不公不义的现象，提倡宪政就成了一种错失，这本身就证明这个社会的悲惨境况，因此，宪政的谈论对权力及其利益的垄断者当然是有害的，不然何须辩护支持？禁制对方讲话的是武器的逻辑，任何言论都是手无寸铁的；所以，所谓手无寸铁的书生议论之类这也是一种糊涂的辩护。
《求是》的作者对贺卫方的法学专业与陈丹青的艺术成就肯定无力评价，该文对贺陈上纲上线一个主要论调是他们不爱国。于是有人赶紧出来论证对社会的批判与对宪政的弘扬是多么出自知识分子的爱国热忱，这种论述自是有道理，但其实不必。必须指出的关键问题是，贺卫方、陈丹青是否爱国不是真问题，真正的唯一大问题是：是谁给《求是》及其作者设立爱国裁判法庭的权力？长期以来，一种阴魂不散的宗教法庭似的氛围死灰复燃。权力及其附庸者借爱国大旗审判他们看不惯，不喜欢的一切人，对任何持他们不喜欢的意见的人进行迫害预演和实操，砸人饭碗，坏人名誉。本次攻击贺陈事件的实质正是这种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我代表祖国和人民处决你”游戏的最新版本。
去论证公共事务讨论者和贪官谁更爱国是荒谬的。很多人经常批判贺陈的具体观点，贺陈的观点与意见不是字字正确，这是无须赘述的，但以一种陈腐的专政话语来压制贺陈，这不是观点辩论和批判，而是不折不扣的红色搞人游戏。这是需要首先明确的。公众讨论自然难免被公议，但垄断的权力从来都不是个人爱国与否的裁判者，因为他们手中丧失的国家利益实在是罄竹难书，而以专断的爱国与否为标准来判断意见，则任何意见都会丧失表述的空间，因为，历史和现实中的例子实在太多太多了，一旦有人自我加冕为爱国裁判官，则他必然会把任何见不得人的私利塞进爱国宗教法庭，这也从根本上摧毁了一个社会里真正爱国者立足的地基。这是必须我们必须全力抵制《求是》的最大原因，因为，面对这种新意识形态专政浪潮，如果今天我们不站出来说不，很快，我们就将失去一切讲话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