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微博如日中天，随之浮出一句口号：“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一时传诵江南江北，墙内墙外。这两句话，我喜欢前者要甚于后者，尽管后者才是重点，读来更为铿锵有力，更能振奋人心。关注的确是一种力量，无论对被关注者还是关注者，都是如此;围观能否改变中国呢——这里的“改变”，当指前进而非后退，光明而非黑暗——我则不敢乐观。
假设一人当街作恶，殴打卖菜的妇人或乞食的老弱，引来万众围观，在睽睽众目之下，他的恶行会不会有所收敛?这并无一定之理可言。如果他要面子，如果他懂得愧疚，如果他心底还有一丝残余的天良，也许他会收起施暴的魔爪，就此落荒而逃;反之，公众的围观非但不能阻止，反而将刺激、加剧他行恶的决心和兴致，由此，行恶不止是一种惩罚或报复，而且升级为一种暴力表演，一种对社会的威慑。若将作恶的个体换成公权力，这一论断愈发可以成立。质言之，如果公权力受约束、有底线，待它作恶之时，公众的围观可能使它如芒在背;如果公权力无拘无束，予取予求，哪会在乎公众的围观呢，围观并不足以构成一种监督，因为权力的专横，导致公共空间零落成泥，它不仅破坏公共生活，还将践踏私人生活。
传统意义上的围观，只可能生产看客。关于看客，没有比鲁迅先生更敏锐的诠释。他塑造了形形色色的看客，围观同胞甚至志士被杀头，不去感伤、愤慨，却“酒醉似的喝彩”，“发出豺狼的嗥叫一般的声音来”，以及吃志士之血染成的馒头以治病。指望这样的看客，不仅无力改变专制、冷酷的中国;漠然的围观，反使中国的专制、冷酷愈加严重。当然你可以说，正是专制与冷酷的政治文化，造就了看客心理，然而，看客何尝不在为其生存的恶劣环境添砖加瓦?这本是一种互相伤害、互相败坏，置身其中，谁也不能免责。
微博时代的围观(微博时代有时便被称作“围观时代”)，则迥异于传统的围观。鉴于微博的公共属性，围观变成了一种参与，譬如丑闻爆发或义人蒙难，公众纷纷说“关注”“关注”，这一关注，不论对受难者有没有助力，有多少助力，至少对围观者而言，生出了在场感甚至正义感;相反，如果公众都不去围观，各人自扫门前雪，对公共事务漠然置之，那才是所谓的看客。
相比传统的围观，微博时代的围观无疑前进了一步。这一步的意义不容抹杀。模仿登月第一人阿姆斯特朗的口吻：这是个人的一小步，中国的一大步。正基于这一步，围观的确改变了中国。微博兴起这些年来，中国的公共事务，多少贪官落马，多少丑闻公开，多少冤屈昭雪，多少落难者获救，几乎无一能离开微博的围观，只不过，微博有时是里子，有时仅是面子，围观有时推动了中国，有时则无能为力，甚至自顾不暇。
说到底，围观能否改变中国，充满了偶然性，就像段誉初学六脉神剑，时灵时不灵。这背后原因多多。其中两点，直接决定了围观能够走多远。
首先我们要谈谈中国的公共空间。一说公共，不禁黯然。作为公共空间的载体，广场也好，媒体也罢，它们的暧昧性质，决定了公共空间好似孙悟空的金箍棒，可大可小，或者说就是捏在权力者手中的橡皮泥，可方可圆，可有可无。公共空间的飘移，导致了公共话语的混乱和公共参与的动荡。作为公共参与的一种方式，围观本来可以加固、拓宽公共空间的边界，到头来却得受公权力左右、宰割，成为公共空间沦陷的一大标志：当围观形成的压力足以与公权力对峙，围观者所伫立的地方，大抵便是公共空间的边境;当公权力根本不为围观所动，不管有多少围观者，不管他们的嗓门有多大，此刻，公共空间便被压缩到权力者的床下，形同一只夜壶。
所以说，围观能否改变中国，首先取决于中国是否拥有一个独立、自由的公共空间。现实则是，这样的公共空间正处于草创期，围观也是建设的一种路径。由此，围观与公共空间的建构，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然围观所扮演的角色，只是栏杆，而非支柱，只是下限，而非上限。倘公民仅仅止步于围观，那么公共空间的高堂广厦，永远盖不了两米高。
第二点，则事关围观本身的分裂。有一个段子，说你上微博一看，感觉中国明天就要革命，去菜市场兜一圈，感觉中国一百年都不会革命。网络与现实的分裂，历来如此，微博只是加剧了这种分裂。
以雾霾为例。微博之上，勿论左右，勿论贫贱，都在抨击雾霾及其背后的黑手，都表态与其势不两立。然而，反抗的激情，却无法存续到微博之下。当雾霾遮蔽了我们的天空，围困了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对策，却是逃避与忍受，我们的武器，却是口罩与更强悍的肉身，以及一种犬儒主义生存哲学，如于丹女士教诲的那样：“天昏地暗一座北京城，能做的就是尽量不出门，不去跟它较劲。关上门窗，尽量不让雾霾进到家里;打开空气净化器，尽量不让雾霾进到肺里;如果这都没用了，就只有凭自己的精神防护，不让雾霾进到心里。”
这构成了围观者必须直面的第二重困境，他无法做到知行合一，无法做到网络与现实的统一：在网上，他勇往直前，锐不可当，攘臂一呼，所向披靡，在网下，他却加入了万马齐喑的看客队伍。这样的分类，不仅败坏了围观者的人格与勇气，还使公共空间的墙面出现裂痕。这样的围观所推动的进步，更多在虚幻之中，现实中国则在看客的冷眼之下缓缓后退，无可阻挡。围观者的分裂正对应中国的分裂。
为什么现在要重提“围观改变中国”呢?相信你已经看见，微信日渐崛起，微博颓势分明，围观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事实上，它的兴盛更像昙花一现)。我对微博并无多少贪恋，我感兴趣的是，微信取代微博，对于公共空间的建设，利害几何;微信的弹性、私密性、小共同体特征、点对点传播效应，将塑造怎样的公共性，将塑造怎样的中国?更可能，在自由的幻象之中，微信时代与微博时代并无本质差异。
围观改变了中国吗?也许答案要等到三五年后，微博宣告沉没，才能彻底浮出水面。如今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相比围观对中国的改变，中国对围观的改变则更深，譬如围观这个词及其分裂，便充满了秘而不宣的中国特色。
政治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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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戈：围观能否改变中国
前些年，微博如日中天，随之浮出一句口号：“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一时传诵江南江北，墙内墙外。这两句话，我喜欢前者要甚于后者，尽管后者才是重点，读来更为铿锵有力，更能振奋人心。关注的确是一种力量，无论对被关注者还是关注者，都是如此;围观能否改变中国呢——这里的“改变”，当指前进而非后退，光明而非黑暗——我则不敢乐观。
假设一人当街作恶，殴打卖菜的妇人或乞食的老弱，引来万众围观，在睽睽众目之下，他的恶行会不会有所收敛?这并无一定之理可言。如果他要面子，如果他懂得愧疚，如果他心底还有一丝残余的天良，也许他会收起施暴的魔爪，就此落荒而逃;反之，公众的围观非但不能阻止，反而将刺激、加剧他行恶的决心和兴致，由此，行恶不止是一种惩罚或报复，而且升级为一种暴力表演，一种对社会的威慑。若将作恶的个体换成公权力，这一论断愈发可以成立。质言之，如果公权力受约束、有底线，待它作恶之时，公众的围观可能使它如芒在背;如果公权力无拘无束，予取予求，哪会在乎公众的围观呢，围观并不足以构成一种监督，因为权力的专横，导致公共空间零落成泥，它不仅破坏公共生活，还将践踏私人生活。
传统意义上的围观，只可能生产看客。关于看客，没有比鲁迅先生更敏锐的诠释。他塑造了形形色色的看客，围观同胞甚至志士被杀头，不去感伤、愤慨，却“酒醉似的喝彩”，“发出豺狼的嗥叫一般的声音来”，以及吃志士之血染成的馒头以治病。指望这样的看客，不仅无力改变专制、冷酷的中国;漠然的围观，反使中国的专制、冷酷愈加严重。当然你可以说，正是专制与冷酷的政治文化，造就了看客心理，然而，看客何尝不在为其生存的恶劣环境添砖加瓦?这本是一种互相伤害、互相败坏，置身其中，谁也不能免责。
微博时代的围观(微博时代有时便被称作“围观时代”)，则迥异于传统的围观。鉴于微博的公共属性，围观变成了一种参与，譬如丑闻爆发或义人蒙难，公众纷纷说“关注”“关注”，这一关注，不论对受难者有没有助力，有多少助力，至少对围观者而言，生出了在场感甚至正义感;相反，如果公众都不去围观，各人自扫门前雪，对公共事务漠然置之，那才是所谓的看客。
相比传统的围观，微博时代的围观无疑前进了一步。这一步的意义不容抹杀。模仿登月第一人阿姆斯特朗的口吻：这是个人的一小步，中国的一大步。正基于这一步，围观的确改变了中国。微博兴起这些年来，中国的公共事务，多少贪官落马，多少丑闻公开，多少冤屈昭雪，多少落难者获救，几乎无一能离开微博的围观，只不过，微博有时是里子，有时仅是面子，围观有时推动了中国，有时则无能为力，甚至自顾不暇。
说到底，围观能否改变中国，充满了偶然性，就像段誉初学六脉神剑，时灵时不灵。这背后原因多多。其中两点，直接决定了围观能够走多远。
首先我们要谈谈中国的公共空间。一说公共，不禁黯然。作为公共空间的载体，广场也好，媒体也罢，它们的暧昧性质，决定了公共空间好似孙悟空的金箍棒，可大可小，或者说就是捏在权力者手中的橡皮泥，可方可圆，可有可无。公共空间的飘移，导致了公共话语的混乱和公共参与的动荡。作为公共参与的一种方式，围观本来可以加固、拓宽公共空间的边界，到头来却得受公权力左右、宰割，成为公共空间沦陷的一大标志：当围观形成的压力足以与公权力对峙，围观者所伫立的地方，大抵便是公共空间的边境;当公权力根本不为围观所动，不管有多少围观者，不管他们的嗓门有多大，此刻，公共空间便被压缩到权力者的床下，形同一只夜壶。
所以说，围观能否改变中国，首先取决于中国是否拥有一个独立、自由的公共空间。现实则是，这样的公共空间正处于草创期，围观也是建设的一种路径。由此，围观与公共空间的建构，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然围观所扮演的角色，只是栏杆，而非支柱，只是下限，而非上限。倘公民仅仅止步于围观，那么公共空间的高堂广厦，永远盖不了两米高。
第二点，则事关围观本身的分裂。有一个段子，说你上微博一看，感觉中国明天就要革命，去菜市场兜一圈，感觉中国一百年都不会革命。网络与现实的分裂，历来如此，微博只是加剧了这种分裂。
以雾霾为例。微博之上，勿论左右，勿论贫贱，都在抨击雾霾及其背后的黑手，都表态与其势不两立。然而，反抗的激情，却无法存续到微博之下。当雾霾遮蔽了我们的天空，围困了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对策，却是逃避与忍受，我们的武器，却是口罩与更强悍的肉身，以及一种犬儒主义生存哲学，如于丹女士教诲的那样：“天昏地暗一座北京城，能做的就是尽量不出门，不去跟它较劲。关上门窗，尽量不让雾霾进到家里;打开空气净化器，尽量不让雾霾进到肺里;如果这都没用了，就只有凭自己的精神防护，不让雾霾进到心里。”
这构成了围观者必须直面的第二重困境，他无法做到知行合一，无法做到网络与现实的统一：在网上，他勇往直前，锐不可当，攘臂一呼，所向披靡，在网下，他却加入了万马齐喑的看客队伍。这样的分类，不仅败坏了围观者的人格与勇气，还使公共空间的墙面出现裂痕。这样的围观所推动的进步，更多在虚幻之中，现实中国则在看客的冷眼之下缓缓后退，无可阻挡。围观者的分裂正对应中国的分裂。
为什么现在要重提“围观改变中国”呢?相信你已经看见，微信日渐崛起，微博颓势分明，围观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事实上，它的兴盛更像昙花一现)。我对微博并无多少贪恋，我感兴趣的是，微信取代微博，对于公共空间的建设，利害几何;微信的弹性、私密性、小共同体特征、点对点传播效应，将塑造怎样的公共性，将塑造怎样的中国?更可能，在自由的幻象之中，微信时代与微博时代并无本质差异。
围观改变了中国吗?也许答案要等到三五年后，微博宣告沉没，才能彻底浮出水面。如今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相比围观对中国的改变，中国对围观的改变则更深，譬如围观这个词及其分裂，便充满了秘而不宣的中国特色。
政治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