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亚当斯是一只“只知道一件事情”的刺猬。他在《善与恶——税收在文明进程中的影响》一书中断言，王朝兴替政权更迭，原因只有一个：税收制度的好坏。于是，历史的蛋糕被他以一个新颖的角度切开，呈现出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剖面。比如，雅典借波斯战争之机，建立了提洛联盟。超过两百个城邦加入进来，大家凑份子，钱集中放在提洛岛，供战争使用。希腊在马拉松赢得对波斯决定性的胜利之后，联盟并没有解散——各城邦的贡赋太多、来得太容易，雅典人实在无法抗拒诱惑，于是决定代替大流士，剥削昔日的盟友。他们把钱从提洛岛运回帕台农神庙，大兴土木。同时，一次次地翻倍其他城邦的贡赋。胆敢拒绝者——如米洛斯和米蒂利尼，惩罚是男人全部杀光，妇女与儿童贩卖为奴。这导致随后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提洛联盟中超过一百六十五个城邦背叛雅典投向斯巴达，因为后者不要求任何贡赋。可以说，雅典的失败，在战争开始之前便已注定。
又比如罗马。他们刚得到海外殖民地时，习惯于延续当地之前的税制，不增不减。外派的总督都是自掏腰包养活自己，离任时“不会带走任何东西，除了当地居民的感谢以及罗马公民的赞许”。但随着疆域的扩大，每次战争费时长久，士兵们在外浴血奋战，留在罗马的元老们则趁机兼并土地。同时，对新征服的领土，元老院派包税人如蛆附骨般跟随罗马军团，收取海外的税赋。就这样，士兵们失去了家乡土地，而海外收益却没他们的份儿。于是，士兵们便拥戴自己的将军反对元老院。从苏拉，到庞培，到恺撒再到安东尼，将军们直接在驻地征重税供养军队，最终导致罗马走向帝制，共和国覆灭。
七世纪，阿拉伯人从中东开始的急剧扩张，亦是一个关于税收的传奇故事。他们习惯于给征服者三个选择：死亡、皈依穆斯林得到免税待遇，或纳税。面对这道选择题，一头驴都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然而，这是个贪吃蛇策略——随着越来越多的基督徒皈依穆斯林，哈里发和苏丹们的税基越来越小，税率越来越高。更要命的是，哈里发与苏丹们采用了分成制——中央百分之二十，各省百分之八十。由于苏丹们上下其手少报瞒报，中央实得连百分之五都不到。哈里发眼睁睁看着地方坐大，帝国分崩离析。
蕞尔小国莫斯科公国一统北方成长为俄罗斯帝国，要感谢蒙古人任命它代为收税；西班牙帝国垮塌的真正原因并非无敌舰队的战败，而是愚蠢的税收政策；亨利八世与罗马教庭决裂并非为了娶安妮·波琳，而是夺取教会从英格兰搜刮走的什一税；科斯特带着五百零七名战士、十六匹马和十四门大炮，打败阿兹特克上百万的军队夺取中南美，帮助他的并非天花，而是众多无法忍受阿兹特克横征暴敛的印第安部落……而美国独立战争实在是无厘头。既然母国英国在北美殖民地派驻大量军队与印第安人、荷兰人和法国人作战，那么，要求殖民地人民合理负担一些费用，当不为过。因为，在北美的税收，没有一个便士流向英格兰本土，仅供当地使用。然而，北美殖民地还是——以英国人无法理解的“完美的愚蠢”——反叛了，将英国拖入十分不情愿的战争。随后的南北战争——至少在亚当斯看来——与奴隶毫无干系。因为林肯在竞选时说：“我无意直接或间接干预奴隶制度，我相信我没有这样做的合法权力，我也无意这样做。”至于《解放宣言》，那是内战开打两年后的事情了。南方真正抱怨的，是联邦统一的高进口税。这样，北方工业品就可以将欧洲的竞争挡在大门外而垄断南方市场，持续地榨取南方的财富。
《大宪章》之后，英国贵族在与国王一次次艰难的博弈中，逐渐树立起关于现代税收的基本框架：管花钱的政府无权征税，管征税的议会无权花钱。具体而言，只有满足三条原则，税收才能称为正当。一是纳税人同意。为此，有征税权的议会必须由纳税人选举产生。可以说，当今普遍实施于各国的普选权，即是“无代表不纳税”这一观念的直接产物；二是税收须按明确的规则在全体人民间分配。分配不正当的税收是什么呢？亚当·斯密说得好：“如果你放弃分配原则，你就进入了抢劫与勒索的王国”；三是公平。在此，查尔斯·亚当斯借哈耶克之口，对累进税制进行了猛烈的批评，认为它比“最有害的税收的危害还要大”。在他看来，固定比例制才是最公平的。
按供应学派的观点，“如果财政收入是惟一的目标，那么很明显，中等程度的税收可以带来最多的财政收入”。这并不需要我们很多的耐心——给里根和撒切尔们十年时间，就能出色地证明这一点。但是，现在各国普遍的税收水平太高了。孟子所描述的井田制，税率不过是百分之十一。今天，孟子的主张却成了我们想都不敢想的奢望。虽然各国有总统制、半总统制、内阁制之分，但究其本质，当选的政客——议员也好，政府首脑也好——都有强烈而拙劣的表演倾向，要在任期内“干点什么”以便青史留名或改良社会。于是，议会与政府合谋多征税，就无法遏制。再加上政府垄断了货币发行权，纸币滥发便不可收拾。二战后的七十年间，德国马克、英镑、法郎等各国货币贬值都在七百至一千倍左右，如此规模的财富掠夺和再分配，史上绝无仅有。每念及此，就会由衷地佩服瑞士人的智慧——他们虽然有政府、有议会，但是人民从未让渡征税权。每到加税，议会只有提出动议的权力，必付诸全民公决方可决定。如此，瑞士人有最令世人艳羡的货币以及生活水平，也就不足为奇了。托马斯·潘恩说：“政府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一种必要的恶；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它则是令人完全不能忍受的恶。”他的教导，只有瑞士人听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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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唐僧：《税》
查尔斯·亚当斯是一只“只知道一件事情”的刺猬。他在《善与恶——税收在文明进程中的影响》一书中断言，王朝兴替政权更迭，原因只有一个：税收制度的好坏。于是，历史的蛋糕被他以一个新颖的角度切开，呈现出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剖面。比如，雅典借波斯战争之机，建立了提洛联盟。超过两百个城邦加入进来，大家凑份子，钱集中放在提洛岛，供战争使用。希腊在马拉松赢得对波斯决定性的胜利之后，联盟并没有解散——各城邦的贡赋太多、来得太容易，雅典人实在无法抗拒诱惑，于是决定代替大流士，剥削昔日的盟友。他们把钱从提洛岛运回帕台农神庙，大兴土木。同时，一次次地翻倍其他城邦的贡赋。胆敢拒绝者——如米洛斯和米蒂利尼，惩罚是男人全部杀光，妇女与儿童贩卖为奴。这导致随后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提洛联盟中超过一百六十五个城邦背叛雅典投向斯巴达，因为后者不要求任何贡赋。可以说，雅典的失败，在战争开始之前便已注定。
又比如罗马。他们刚得到海外殖民地时，习惯于延续当地之前的税制，不增不减。外派的总督都是自掏腰包养活自己，离任时“不会带走任何东西，除了当地居民的感谢以及罗马公民的赞许”。但随着疆域的扩大，每次战争费时长久，士兵们在外浴血奋战，留在罗马的元老们则趁机兼并土地。同时，对新征服的领土，元老院派包税人如蛆附骨般跟随罗马军团，收取海外的税赋。就这样，士兵们失去了家乡土地，而海外收益却没他们的份儿。于是，士兵们便拥戴自己的将军反对元老院。从苏拉，到庞培，到恺撒再到安东尼，将军们直接在驻地征重税供养军队，最终导致罗马走向帝制，共和国覆灭。
七世纪，阿拉伯人从中东开始的急剧扩张，亦是一个关于税收的传奇故事。他们习惯于给征服者三个选择：死亡、皈依穆斯林得到免税待遇，或纳税。面对这道选择题，一头驴都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然而，这是个贪吃蛇策略——随着越来越多的基督徒皈依穆斯林，哈里发和苏丹们的税基越来越小，税率越来越高。更要命的是，哈里发与苏丹们采用了分成制——中央百分之二十，各省百分之八十。由于苏丹们上下其手少报瞒报，中央实得连百分之五都不到。哈里发眼睁睁看着地方坐大，帝国分崩离析。
蕞尔小国莫斯科公国一统北方成长为俄罗斯帝国，要感谢蒙古人任命它代为收税；西班牙帝国垮塌的真正原因并非无敌舰队的战败，而是愚蠢的税收政策；亨利八世与罗马教庭决裂并非为了娶安妮·波琳，而是夺取教会从英格兰搜刮走的什一税；科斯特带着五百零七名战士、十六匹马和十四门大炮，打败阿兹特克上百万的军队夺取中南美，帮助他的并非天花，而是众多无法忍受阿兹特克横征暴敛的印第安部落……而美国独立战争实在是无厘头。既然母国英国在北美殖民地派驻大量军队与印第安人、荷兰人和法国人作战，那么，要求殖民地人民合理负担一些费用，当不为过。因为，在北美的税收，没有一个便士流向英格兰本土，仅供当地使用。然而，北美殖民地还是——以英国人无法理解的“完美的愚蠢”——反叛了，将英国拖入十分不情愿的战争。随后的南北战争——至少在亚当斯看来——与奴隶毫无干系。因为林肯在竞选时说：“我无意直接或间接干预奴隶制度，我相信我没有这样做的合法权力，我也无意这样做。”至于《解放宣言》，那是内战开打两年后的事情了。南方真正抱怨的，是联邦统一的高进口税。这样，北方工业品就可以将欧洲的竞争挡在大门外而垄断南方市场，持续地榨取南方的财富。
《大宪章》之后，英国贵族在与国王一次次艰难的博弈中，逐渐树立起关于现代税收的基本框架：管花钱的政府无权征税，管征税的议会无权花钱。具体而言，只有满足三条原则，税收才能称为正当。一是纳税人同意。为此，有征税权的议会必须由纳税人选举产生。可以说，当今普遍实施于各国的普选权，即是“无代表不纳税”这一观念的直接产物；二是税收须按明确的规则在全体人民间分配。分配不正当的税收是什么呢？亚当·斯密说得好：“如果你放弃分配原则，你就进入了抢劫与勒索的王国”；三是公平。在此，查尔斯·亚当斯借哈耶克之口，对累进税制进行了猛烈的批评，认为它比“最有害的税收的危害还要大”。在他看来，固定比例制才是最公平的。
按供应学派的观点，“如果财政收入是惟一的目标，那么很明显，中等程度的税收可以带来最多的财政收入”。这并不需要我们很多的耐心——给里根和撒切尔们十年时间，就能出色地证明这一点。但是，现在各国普遍的税收水平太高了。孟子所描述的井田制，税率不过是百分之十一。今天，孟子的主张却成了我们想都不敢想的奢望。虽然各国有总统制、半总统制、内阁制之分，但究其本质，当选的政客——议员也好，政府首脑也好——都有强烈而拙劣的表演倾向，要在任期内“干点什么”以便青史留名或改良社会。于是，议会与政府合谋多征税，就无法遏制。再加上政府垄断了货币发行权，纸币滥发便不可收拾。二战后的七十年间，德国马克、英镑、法郎等各国货币贬值都在七百至一千倍左右，如此规模的财富掠夺和再分配，史上绝无仅有。每念及此，就会由衷地佩服瑞士人的智慧——他们虽然有政府、有议会，但是人民从未让渡征税权。每到加税，议会只有提出动议的权力，必付诸全民公决方可决定。如此，瑞士人有最令世人艳羡的货币以及生活水平，也就不足为奇了。托马斯·潘恩说：“政府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一种必要的恶；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它则是令人完全不能忍受的恶。”他的教导，只有瑞士人听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