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被授予耶路撒冷文学奖的村上春树，发表了名噪一时的获奖感言《高墙与鸡蛋》。其中有一名言——村上说，他写小说的时候，此言便铭刻在他内心的墙上——时常见人引用：“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鸡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鸡蛋这一边。”村上强调，无论高墙多么正确，鸡蛋多么错误，他都要站在鸡蛋一边。他还反问：“如果一个小说家，不管出于何种理由，所写的作品站在墙那边，那么这样的作品有价值吗？”
所谓高墙与鸡蛋，都是隐喻。譬如说，轰炸机、坦克、火箭、白燐弹、机关枪是坚硬的高墙；被碾碎、被烧焦、被射杀的手无寸铁的平民则是鸡蛋。它还有更深刻的涵义。“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个蛋。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无法取代的灵魂，被包裹在一个脆弱的壳里。……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面对着一堵坚硬的高墙。这堵墙有个名字：体制。”“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将光线投在上面。经常投以光线，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纠缠和贬损。”
这些话极具煽动性和蛊惑力，村上所使用的词语与所发扬的观念，饱含道德的光泽，最易打动贫乏而焦渴的人心。质言之，他依据的是道德，而非理性。他故意将世界与问题简单化，塑造了高墙与鸡蛋、体制与个人、坚硬与脆弱的二元论，基于一种原始的道德冲动，我们都会反感前者而同情后者，从而自觉抑或不由自主倾向于村上的抉择：“我会永远站在鸡蛋这一边。”以同情心与现实的悲情为饵，村上成功唤醒了潜伏于我们心底的道德感。反对他的人，首先将面临良心的谴责。
但是，作家并不必然扮演道德家的角色，况且道德并不必然通往正义。道德感就像一块红布，蒙住了村上的眼目，使他只能看见一个高墙与鸡蛋势不两立的二元世界。那个多元、开放的世界被僵化、封闭，美与自由被化约到二元的框架之下，沦为道德盛宴的佐料。
置于高墙与鸡蛋的二元世界，无论村上怎么渲染，怎么诠释，都难以逃脱立场的桎梏，即俗语“屁股决定脑袋”。永远站在鸡蛋这一边，为鸡蛋而写作，听起来无比崇高，然而，第一，哪怕从道德意义上讲，鸡蛋或者说弱者，未必全然代表正义一方，鸡蛋与高墙之争，有可能双方都背负原罪，通向黑暗，正如我们见惯不惊的那样，当一方为专制，另一方，以民众之名的抗争，结局却是民粹，所以说，纵然为高墙写作毫无价值，却不能推论为鸡蛋写作便具有价值，一个清醒的作家，要像鲁迅先生那样，对此二者都昼警夕惕（鲁迅曾感慨“鸡蛋”的可怕：“……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第二，哪怕村上自称，他站在鸡蛋这一边，“是为了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不过，一旦鸡蛋构成了一种立场、一种意识形态，相应的写作便可能化作一种代言，那么我担心的问题来了：个体如何坚持独立性，个人灵魂如何从集体主义的宏大叙事当中突围而出？
作为村上的忠实读者，我得承认，《高墙与鸡蛋》是一个成功的演讲，却不是一个出色的演讲，无法匹配其作品的光芒。演讲者充分利用了人性的漏洞和道德的匮乏，在简化了世界的同时，还简化了作家的使命与写作的本质。也许，写作是什么，为什么写作，一千个作家会有一千个答案，但是，作家的位置，绝非“站在鸡蛋这一边”这么简单。
相比村上，我更欣赏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的回答。他曾忠告一位青年作家，既要防范君主，也要防范民众，“培养自己对主流意识形态和君主的怀疑”，同时“不要让反抗社会不义的斗争使你偏离了自己的道路”。他强调：“不要同权力和君主站在一起：你在他们上面”，“不要同反对派站在一起：你在下面，不在反面”，说到底，“不要与任何人合作：作家是独立的”。这个世界不止高墙和鸡蛋，即便只有此二者，作家却也不必站在哪一边，他应该站在二者之上，换言之，其自身就是一边，就是一股势力、一个政府和一个世界。
这一道理并不高深。韩寒未必读过契斯的作品，谈及作家的独立性，他也会说：“一个好的写作者在杀戮权贵的时候，也应该杀戮群众。”当然在今日中国，此言一出，声讨者云集。你要杀戮权贵，势必掌声四起；要杀戮群众，那些群众，与自命为群众的代言人，以及擅长为民请命的勇士，则当拍案，群起而攻之。这正可以解释，为什么村上要站在鸡蛋这一边，《高墙与鸡蛋》的演讲为什么备受追捧。
必须指出，作家哪一边都不站，他要自成一边，这是一种理想状态，犹如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即。然而无法企及，却不代表不该去追逐，甘心沦为现实的奴隶。说到奴隶，遂想起著名的文艺与奴隶之争。其实只须明确一点：文艺不是奴隶。但凡争论文艺是不是权力的奴隶、是不是市场的奴隶、是不是政党的奴隶、是不是性的奴隶，无论赞同还是反对，都已经掉进了对方预设的陷阱。我们习惯了“文艺为什么服务”、“为什么而文艺”（正如“为什么而读书”）的思维与话语模式，其结局，必将是文艺的功利化与附庸化。对此，需要一再追问“文艺是什么”“什么是文艺”，才能重建文艺的主体性。一言以蔽之，文艺不是用，而是体。体用不分，文艺断难自立。
文艺的问题，实质上还是人的问题，文艺是不是奴隶，取决于文艺工作者是不是奴隶。奴隶的国度，没有独立的文艺。“文艺为什么服务”、“为什么而文艺”的精神主宰之下，只有两种人：奴隶主与奴隶。
文艺工作者中，作家对独立与主体性的追求毋宁最为迫切。这便决定了他不该站在任何一边、依附任何一方。不要做群众的奴隶，正如不要做权贵的奴隶，不要做鸡蛋的奴隶，正如不要做高墙的奴隶。
2014年11月18日供新浪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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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戈：不要做权贵的奴隶，不要做高墙的奴隶
2009年，被授予耶路撒冷文学奖的村上春树，发表了名噪一时的获奖感言《高墙与鸡蛋》。其中有一名言——村上说，他写小说的时候，此言便铭刻在他内心的墙上——时常见人引用：“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鸡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鸡蛋这一边。”村上强调，无论高墙多么正确，鸡蛋多么错误，他都要站在鸡蛋一边。他还反问：“如果一个小说家，不管出于何种理由，所写的作品站在墙那边，那么这样的作品有价值吗？”
所谓高墙与鸡蛋，都是隐喻。譬如说，轰炸机、坦克、火箭、白燐弹、机关枪是坚硬的高墙；被碾碎、被烧焦、被射杀的手无寸铁的平民则是鸡蛋。它还有更深刻的涵义。“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个蛋。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无法取代的灵魂，被包裹在一个脆弱的壳里。……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面对着一堵坚硬的高墙。这堵墙有个名字：体制。”“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将光线投在上面。经常投以光线，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纠缠和贬损。”
这些话极具煽动性和蛊惑力，村上所使用的词语与所发扬的观念，饱含道德的光泽，最易打动贫乏而焦渴的人心。质言之，他依据的是道德，而非理性。他故意将世界与问题简单化，塑造了高墙与鸡蛋、体制与个人、坚硬与脆弱的二元论，基于一种原始的道德冲动，我们都会反感前者而同情后者，从而自觉抑或不由自主倾向于村上的抉择：“我会永远站在鸡蛋这一边。”以同情心与现实的悲情为饵，村上成功唤醒了潜伏于我们心底的道德感。反对他的人，首先将面临良心的谴责。
但是，作家并不必然扮演道德家的角色，况且道德并不必然通往正义。道德感就像一块红布，蒙住了村上的眼目，使他只能看见一个高墙与鸡蛋势不两立的二元世界。那个多元、开放的世界被僵化、封闭，美与自由被化约到二元的框架之下，沦为道德盛宴的佐料。
置于高墙与鸡蛋的二元世界，无论村上怎么渲染，怎么诠释，都难以逃脱立场的桎梏，即俗语“屁股决定脑袋”。永远站在鸡蛋这一边，为鸡蛋而写作，听起来无比崇高，然而，第一，哪怕从道德意义上讲，鸡蛋或者说弱者，未必全然代表正义一方，鸡蛋与高墙之争，有可能双方都背负原罪，通向黑暗，正如我们见惯不惊的那样，当一方为专制，另一方，以民众之名的抗争，结局却是民粹，所以说，纵然为高墙写作毫无价值，却不能推论为鸡蛋写作便具有价值，一个清醒的作家，要像鲁迅先生那样，对此二者都昼警夕惕（鲁迅曾感慨“鸡蛋”的可怕：“……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第二，哪怕村上自称，他站在鸡蛋这一边，“是为了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不过，一旦鸡蛋构成了一种立场、一种意识形态，相应的写作便可能化作一种代言，那么我担心的问题来了：个体如何坚持独立性，个人灵魂如何从集体主义的宏大叙事当中突围而出？
作为村上的忠实读者，我得承认，《高墙与鸡蛋》是一个成功的演讲，却不是一个出色的演讲，无法匹配其作品的光芒。演讲者充分利用了人性的漏洞和道德的匮乏，在简化了世界的同时，还简化了作家的使命与写作的本质。也许，写作是什么，为什么写作，一千个作家会有一千个答案，但是，作家的位置，绝非“站在鸡蛋这一边”这么简单。
相比村上，我更欣赏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的回答。他曾忠告一位青年作家，既要防范君主，也要防范民众，“培养自己对主流意识形态和君主的怀疑”，同时“不要让反抗社会不义的斗争使你偏离了自己的道路”。他强调：“不要同权力和君主站在一起：你在他们上面”，“不要同反对派站在一起：你在下面，不在反面”，说到底，“不要与任何人合作：作家是独立的”。这个世界不止高墙和鸡蛋，即便只有此二者，作家却也不必站在哪一边，他应该站在二者之上，换言之，其自身就是一边，就是一股势力、一个政府和一个世界。
这一道理并不高深。韩寒未必读过契斯的作品，谈及作家的独立性，他也会说：“一个好的写作者在杀戮权贵的时候，也应该杀戮群众。”当然在今日中国，此言一出，声讨者云集。你要杀戮权贵，势必掌声四起；要杀戮群众，那些群众，与自命为群众的代言人，以及擅长为民请命的勇士，则当拍案，群起而攻之。这正可以解释，为什么村上要站在鸡蛋这一边，《高墙与鸡蛋》的演讲为什么备受追捧。
必须指出，作家哪一边都不站，他要自成一边，这是一种理想状态，犹如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即。然而无法企及，却不代表不该去追逐，甘心沦为现实的奴隶。说到奴隶，遂想起著名的文艺与奴隶之争。其实只须明确一点：文艺不是奴隶。但凡争论文艺是不是权力的奴隶、是不是市场的奴隶、是不是政党的奴隶、是不是性的奴隶，无论赞同还是反对，都已经掉进了对方预设的陷阱。我们习惯了“文艺为什么服务”、“为什么而文艺”（正如“为什么而读书”）的思维与话语模式，其结局，必将是文艺的功利化与附庸化。对此，需要一再追问“文艺是什么”“什么是文艺”，才能重建文艺的主体性。一言以蔽之，文艺不是用，而是体。体用不分，文艺断难自立。
文艺的问题，实质上还是人的问题，文艺是不是奴隶，取决于文艺工作者是不是奴隶。奴隶的国度，没有独立的文艺。“文艺为什么服务”、“为什么而文艺”的精神主宰之下，只有两种人：奴隶主与奴隶。
文艺工作者中，作家对独立与主体性的追求毋宁最为迫切。这便决定了他不该站在任何一边、依附任何一方。不要做群众的奴隶，正如不要做权贵的奴隶，不要做鸡蛋的奴隶，正如不要做高墙的奴隶。
2014年11月18日供新浪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