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森:讨薪母亲死亡的背后

又到年关,当大家沉浸在一片喜气之中,数千万的建筑工人又再一次面临能不能跨过年关的考验——工钱到底能不能发,劳动合同能不能上,讨工资要不要下跪、爬塔吊,会不会被打伤、打死。这一切,不仅仅是建筑工生命呐喊,更是鉴证“依法治国”这一基本国策有没有落实的关卡。

2014年12月13日,13名在山西省太原市“山西四建集团经贸龙瑞苑工程项目”工地打工的河南郸城建筑工人,仅仅被拖欠2.9万元的工钱,却多次催要未果。春节临近,工人们计划直接向项目部讨要工钱,被保安阻拦,发生争执。警察到场后,暴力侵害讨薪农民工母亲周秀云,导致她“非正常死亡”。一位母亲以这样的方式猝然离去,她到底收到了怎样的殴打、虐待,直至毙命,我们不敢想象。

2007年伊始,我们展开建筑业农民工的研究后,一到年底,我们所担忧的欠薪讨薪问题,就从来没有停止过,甚至变本加厉。4000多万建筑业农民工长期处在欠薪讨薪、没有社保、缺乏劳动安全保障、罹患职业病和遭遇工伤后得不到合理赔偿等一系列严重问题的威胁中。当他们尝试着用自己的方式捍卫权益时,暴力往往仅仅相随,但是暴力只是表象,我们要追问的是暴力的社会根源。

我们的调研发现:这一系列问题背后,有两个根源:一,建筑行业广泛存在层层分包的违法现象;二,劳动部门执法不力导致建筑工劳动合同落实率极低,劳动关系无法确认。

《建筑法》明文禁止建筑公司违法转包、分包建筑工程的行为,但在现实中却屡禁不止。“工程违法转包”是建筑公司逃避自身用工责任,引起建筑业农民工诸多劳动权益受损的根源。2003年,温家宝总理就提出要用6年时间杜绝建筑行业违法欠薪的行为,如今11年过去了,这个问题依旧没有解决。2005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又指出:“从2005年7月1日起,用三年时间,在全国建立基本规范的建筑劳务分包制度。”但如今,建筑业“层层盘剥”的“食物链”仍普遍存在。7年来,我们做了大量关于建筑工的调研报告,跟进了138起集体讨薪事件,其中层层分包与转包的比例高达97.1%。在拖欠建筑工人工资环节中,劳务分包企业与开发商分列前两名,它们所占比例分别为43.5%与31.2%。相对而言,“欠薪包工头”所占比例仅为13.8%。

拖欠工资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劳动部门执法不力,使得《劳动合同法》形同虚设,建筑业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比率长期保持低位。2013年,我们对北京、沈阳、郑州、武汉、成都、重庆、西安等城市的调查发现:82.6%的建筑业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某些城市不签劳动合同的比例更是高达94.5%(重庆)、93.2%(郑州)、87.9%(武汉)。而在138起集体讨薪案例中,没有劳动合同的比例高达95%。同时建筑工地的工伤时常发生,因为没有劳动合同,伤者无法追讨索赔。这制造了许许多多破碎的家庭,留下了孤寡无人问津。

劳动合同薄薄一纸,但其意义重大。不签劳动合同意味着:建筑公司不承认与一线建筑工存在劳动关系,他们对于这些农民工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建筑公司普遍不依照劳动法律规定按月给农民工支付工资,这成为建筑业的“潜规则”,造成农民工工资被长期、严重拖欠的顽症。劳资关系恶化、行为暴力化的根源是农民工手上没有劳动合同,劳动关系不被承认,劳资双方依法解决纠纷的途径被堵塞。

近年来,发生了多起施工方打伤讨薪农民事件;而农民工因难以依法维权、被迫以暴力方式来向施工方或政府部门施压,其中亦存在地方公安部门“助纣为虐”刁难讨薪农民工的恶劣情况,极易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化。

料峭春寒之际,我们希望4000万建筑工人年复一年的辛勤付出能收获一份被尊重的温情。国家需要发展经济,城市需要建设,但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必须建立在建筑业农民工的劳动权利保障的基础上,要让农民工干活干得踏实,劳动得到尊重。对于建筑业农民工而言,坚持走群众路线,就是给他们一份代表劳动尊严的劳动合同;依法治国,就是给他们一张能保障劳动权益的安全网,不要让百姓对法制的期望一再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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