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构思很长时间了。从收集资料到个人访谈，前后已历时两年有余。
2012年9月9日，在服刑三年满期后，我被韶关北江监狱的狱警“护送”回了老家株洲。我已经整整三年没看见年幼的儿子。进到家门，在拜过白发苍苍的母亲后，怀着激动的心情立即拨通了远在深圳的妻子的电话。当我第一句话告诉她我已经回家之后，万万没想到妻子回应我的不是问候和关怀，而是冷冰冰的一句话：“我要离婚！”
真是晴天霹雳，恍惚刚从地狱历经九死一生爬回人间，刚一露面又被当头一棒。为什么？是真要离婚吗？就算是真要离婚，晚几天再提出不可以吗？为什么在丈夫刚刚从地狱重回人间的第一天，在丈夫刚刚能自由地拨通第一个通往至亲的电话，就用“我要离婚”这样的大棒给毫无心理准备的对方迎头一击，这得怀有多大的仇恨才做得出来啊！印象中的妻子不是如此之人呀，三年前家庭是很和谐的。为什么会这样？！这三年期间家里到底遇到了什么？是什么样的遭遇将妻子完全变了一个人？为什么？
一堆巨大的问号占据了我的大脑。
疑惑！百思不得其解！
月底，当我在江西妻子的老家终于见到久别的妻儿时，兴奋之情还是难以言表的。儿子并不知道我这三年的“故事”，我被捕时他只有2岁多一点，现在5岁多了，会表达感情了，见到爸爸时高兴得不得了。岳父母和众亲戚到是一如平常，回来团聚就好。倒是妻子的态度得到了当面印证，是真要离婚，并且很坚决。对为何要离婚的提问，给了两点回答：1、性格不和；2、理想不同。
这样的回答真是让我哭笑不得。性格不和可以是全世界离婚夫妻的标准答案，这个世界不可能有性格完全相和的两个人，更别说男女。而且性格什么是相和什么是不和也不可能有正确的准标答案。但真正让我无法想明白的是，一个从不关心政治，更不关心时事，我买回家的书基本不读的良家妇女什么时候开始有了理想？三年前我们在家并不讨论政治、宗教、文化、哲学、历史等等宏大话题。她照顾小孩，料理家务，我负责做业务，赚钱养家，甚至我都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具体而宏伟的理想。在我失去自由三年后，这个一不懂政治，二不关心时事的妻子突然有了理想，还认为与我的理想不同，并且达到为维护自己的理想不惜要离婚的程度。这真是太搞笑了。
当我试图摸清她思想转变的缘由，问她这三年是如何生活的时候，她一句“没什么好说的”将谈话的大门一把关死。我并不死心，问她这三年我深圳的那些朋友是如何关照和帮助她母子二人的？她的回答更是彻底让我惊呆了。因为我从出狱后到在江西见到妻儿的二十多天里，母亲和弟弟已经和我讲述了很多深圳、北京、西安、广州、香港和德国等地的朋友是如何出钱出力帮助我的家人，甚至为了营救我而冒险与深圳国宝斗智斗勇的故事。母亲一再叮嘱我，要我好好谢谢这些仗义而无畏的朋友们，让我代她一定要好好谢谢他们。这是多么纯朴而善良的母亲。而妻子对我询问的回答却截然相反，一句“你以为你那些朋友是些什么好人？！”将我震得久久不知如何言语。
如此标准的国宝语言如果不是我亲耳听见，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会是我印象中的贤惠妻子所言。她为什么会变得我完全不认识？甚至走到了我非常鄙视的“阵营”，这是怎么回事？！
为了搞清这三年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致于妻子态度发生如此大转变，我开始寻找丢失的图片，以求拼出世事变幻的完整拼图。
10月下旬，我回到深圳。深圳的朋友给予了我预料之中的热情和关怀。他们的讲述与母亲和弟弟的诉说基本一致，只是细节更多、情节更丰富、故事更完整。
11月中旬，我去了北京。因为我的案子二审辩护律师是滕彪和李静林，还有一些给予大力支持的朋友也在北京。我一一寻访，故事越来越完整，情节越来越丰富。
在京期间，碰巧见到了陈子明王之虹夫妻。吃饭期间，我大概介绍了一下我的情况，并提了一些问题向陈子明夫妻讨教。经王之虹大姐述说，才知早在八九之后，陈子明夫妻双双被捕入狱，当局就曾以宽释王之虹大姐，并恢复她被捕前优裕的工作岗位和各项福利待遇为条件，引诱她与陈子明先生离婚，划清界线。并用如不接受就会与陈子明一并严惩来恐嚇她。但被王之虹大姐一口回绝。
王之虹大姐面对被当局引诱与亲人划清界线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文革”时期，王之虹大姐还是学生时，就有迫害她父母的当权派试图诱骗她与父母划清界线，没想到在“文革”被全盘否定十多年后，类似的把戏又被当局重新搬了出来。经历过“文革”时代的王之虹大姐可不是好被忽悠的，坚决不上当，就是宁可坐牢也不背叛爱情和信念，从始至终与陈子明先生共赴危难。真乃女中豪杰，巾帼英雄，令人感佩。
发生在王之虹大姐身上的故事并非孤立事件，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苏联就大面积的发生过。其中具典型意义的就是中共早期领导人李立三。当斯大林开展大肃反时，李立三也被捕入狱，其当时的俄罗斯妻子就被共青团组织做工作，毫不掩饰地要求她与深陷大牢的李立三离婚并划清界线。而“文革”时期虽然中苏已经互相敌对，但两党在自己国内对待各自专政对象的手法上却并无不同。
八九后对异见人士的整肃虽没有大张旗鼓，但严厉整肃异见人士和破坏异见人士的家庭，毁坏异见人士家庭成员的亲情这种属于列宁主义特有的邪恶本质并无改变。只是在全球共产主义浪潮的上升阶段，他们这么干的时候理直气壮，将捣毁“阶级敌人”家庭和亲情伦理看成是共产主义崇高事业的一部份，所以在干这些事的时候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公然造势宣传。但共产主义实验在全球衰退，苏东社会主义阵营一夜垮塌后，中国大陆的秘密警察在思想上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所以他们在破坏异见人士的家庭时变得“低调”了。只做不宣传，将影响的范围尽量控制在当事人之间。但他们的目标和手段还是很明确的。这一点在王之虹大姐的故事中就表现得很充分。
随着时间的演进，特别是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人文学科知识在大众之中的普及，在打击异见人士时连带破坏其家庭和亲情伦理的行为变得愈来愈不被舆论所接受和认同。刑罚不祸及家属也愈来愈深入人心，成为社会共识。但只要不彻底清算共产主义思想的毒素，无产阶级专政的阴魂就不会从秘密警察的行为中被排除，只是他们的手法也与时俱进，变得更“精致”、更“高明”、更“人性”、更“杀人不见血”。
为何这么说呢？我在接触深圳警察王登朝的案子中发现了一些线索。
在北京住了近两个月以后，返回了深圳。这时深圳警察王登朝的案子受到舆论的高度关注，唐吉田、伍雷、李静林等数位全国知名维权律师云集深圳，准备为王登朝案子辩护作开庭前的准备。因李静林律师曾经是我的辩护人，所以有幸认识了王登朝的妻子。
通过和王登朝妻子的交谈，才知这次深圳的开庭已经是进入上诉后的二审。一审在外界几乎听不见声音的情况下被判了14年半。这才让家属如梦方醒，大呼上当。
一审的判决结果与办案人员有意无意给王登朝家属的明示和暗示差异巨大。这才促使王登朝家人开始通过互联网向社会呼救，向社会曝光王登朝的案子细节。
通过和王登朝太太的进一步谈话，秘密警察是如何处理政治案件的一些手法越来越清晰了。
在王登朝被当局安上以利用职务便利进行贪污的罪名抓捕以后，秘密警察找到了尚在广州打工的王登朝妻子。按常理，警察找她应查问与王登朝案子有关的事情。但王登朝太太在广州打工，与王登朝的工作毫无瓜葛，这点秘密警察并非不知道。他们明明知道她与案子没有任何瓜葛但为什么还要费人费时费钱费力找她问话呢？他们到底想从她这里了解什么呢？窍门到底在哪里呢？
答案在王登朝太太的回忆中慢慢显露出来。
秘密警察几乎不问与王登朝案子有关的问题，而是以闲话聊天的轻松方式从相识、恋爱、结婚、起居、性格、争吵、斗嘴、日常开销、谁当家、如何看待对方、同床睡还是分床睡、为何要分两地工作等等等各种生活小事和家庭隐私方面进行打探和了解。
对于绝大多数善良纯朴的市民而言，面对警察的问话肯定会有问必答。
可能有人会觉得奇怪，秘密警察为什么要问这些纯属个人隐私和家庭私生活的事情呢？他们难道吃饱了撑的吗？还是他们都白痴不专业，只是瞎问一些与案件毫无关系的问题以应付差事。如果您这样看就大错特错了。对秘密警察，在信仰上你可以蔑视他们，但在职业技能上你轻视他们就是你自己犯傻了。
他们的这些问话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有意为之，其目的就是要找到当事人家庭和夫妻之间感情或生活上的不足和裂缝，然后根据案情的进展和外界的压力变化，只要必须就会乘机将当事人夫妻之间的小小问题进行放大，刺激当事人妻子的情绪，让当事人的妻子产生对被关押当事人的抱怨和恨意。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问题，每对夫妻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彼此的不满和不足。如果在面对秘密警察时完全不知如何应对，那当事人的妻子或家属就很容易被秘密警察利用，变成打击和迫害自己亲人的工具，最后让家庭解散和破裂。
从薄的案子中我们就能非常清楚地看到当局是如何不择手段的对付整肃对象的。
一个“王爷”级的人物，差一步就做到了常委。但同样被逼得在全世界面前只能用公开承认自己的妻子与部下通奸给自己戴绿帽子的方式来反击妻子为求自保而对自己的背叛。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政治明星被迫走到如此尊严、脸面尽失的程度，对其人性的扭曲和精神的打击之严重是怎么形容都不过份的。我在看电视新闻时都一直在为审判他的这一群公检法等办案单位的人捏把冷汗。薄王爷只要不死，以他的能量，万一哪天又翻过身来，这些曾经的办案人员估计是逃无可逃。
不要以为没有这种可能。当年刘少奇、彭德怀的结局可比薄王爷惨多了，家破人亡！但不还是翻转过来了。只要保持现有体制不变，一党独大，排斥宪政，就万事可能，只有自由和民主不可能，平等和安全不可能。
如若不信，我们拭目以待。
在很多时候，秘密警察甚至还会在家属面前夸赞被他们已经抓捕关起来的当事人。因为他们也知道，被抓捕的当事人大多是家里的顶梁柱，通常是全家人的骄傲，也是家里最有头脑和见识的人，否则不会成为秘密警察的抓捕对象。本来被秘密警察抓捕后所安的罪名都是一些当事人的家属闻所未闻，甚至完全听不明白的非传统罪名，如果秘密警察一上门就将当事人说成坏人，非常不利于获取当事人家属的配合。如果反其道而行，先将当事人适当的夸赞一番，就极易获得当事人家属的好感。
当然，更多的时候是恐吓、欺骗、安抚、忽悠一起用。
有时他们也会搞点小恩小惠，上门的时候买些小礼物，有孩子的家庭还可能会买些玩具，有老人的家庭会买些补品。并在言语中有意无意显得他们也是无可奈何，只是因公务在身不得不为之。现在当事人的事也不是什么大事，他们会利用一些暗示让当事人的家属觉得只要听他们的意见就完全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千万别再接触当事人社会上的朋友。说那些人都不是好人，其中谁谁谁坐过牢，谁谁谁离婚了，谁谁谁家里人被政府枪毙过，怀恨在心。总之要让当事人家属产生一种错觉，认为自己被关起来的亲人是被人利用了，是交错了朋友，是鬼迷心窍了，是因为接触了众多不三不四的人才犯了点小错而被警察抓起来了。这些上门的警察是在帮助自己的家人，所以要配合警察不接触他们说的坏人。以后还要帮着警察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
秘密警察还会视各个家属的不同情况，明里暗里引导被捕者的家属，让他们觉得自己的老公是个对家庭不负责任的人，今天家庭面临的所有压力和变故都是他不负责任的行为造成的。如果执迷不悟，一条道走到黑，还会给现在的家庭和小孩的未来造成巨大的损害。如政治犯的小孩不能考公务员啦，有些学科要政审啦，就业会受到歧视啦等等。
反正是连哄带骗。总之一点，秘密警察的目的就是要将被他们抓捕对象的家属孤立起来，让他们发自内心的排斥接触被捕者的朋友和众多外媒，让那些想对被捕人士进行援救的工作找不到着力的支点。从而化解或降低公检法在对异见人士进行政治和司法的各种迫害时所可能面对的巨大舆论压力。
秘密警察最乐意达成的工作目标就是能让异见人士的家属成为异见人士的头号反对者，甚至能变成监视者、告密者、举报者就更让他们开心和省事了。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异见人士的自信心和行动力会受到致命的打击。因为他们不大可能用对付秘密警察的态度对付来自亲人的反对和攻击。而秘密警察也会乘机挖苦和讽刺异见人士，“连家里人都反你，还四处搞三搞四，你不就是在捣乱吗？”甚至刻意当着家属的面批评你“太不对家庭负责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异见人士要么妻离子散，要么是从此消声灭迹。
其实，因为秘密警察的有意破坏而导致解体的家庭，给当事双方和孩子留下的精神伤害和心理阴影是非常严重和影响深远的。特别是对当事人人性的破坏和小孩的心理造成终身不愈的伤害。
非政治原因导致的家庭解体，离异夫妻之间还会明智地考虑到尽可能降低家庭破碎给小孩造成的影响。而我发现因为被秘密警察成功地在心中埋下仇怨的种子而与丈夫离婚的妻子，往往会在孩子的幼小心灵中培育其对父亲的敌意，想方设法切断孩子与父亲本就艰难的联系。这样一来，孩子的心灵从小就会受到严重扭曲。因为构成他（她）灵魂的父母在分裂和敌对，而他（她）既无法选择又无法逃避，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来自心灵的伤痛会加重。B瓜瓜就是例子。他在美国看到自己的父母在法庭上的如此互相背叛和敌对，估什死的心都有了。所以，任何时候不能低估了秘密警察阴损的程度。
但也有不少夫唱妇随的。更有一些聪明的妻子能识破秘密警察不可告人的目的。当丈夫被抓捕失去自由时，她们并不会就因此失去对丈夫的信任。虽然她们并不参与丈夫的维权斗争，但理解丈夫的信仰，认定丈夫不是坏人，认定丈夫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在丈夫失去自由时，毅然担负起全家的责任，尽可能配合丈夫的朋友开展各种营救活动，视丈夫的朋友为朋友，视丈夫的敌人为敌人，与丈夫同呼吸共命运。对秘密警察的骚扰给予当头棒喝。也许她们平常不一定会太关心丈夫从事的事业，有时还或多或少会有些抱怨，但在丈夫落难而身陷大狱时，反而会将平时的分歧放一边，选择百分之百和丈夫站一起，全面肯定丈夫的信念，做好丈夫的代言人。绝不相信来家里“放火”的秘密警察。更不配合他们做任何事情。
这样勇敢的异见人士妻子现在越来越多。如郭飞雄的妻子张青，谭作人的妻子王庆华，唐荆陵的妻子汪艳芳，王清营的妻子曾洁珊，赵枫生的妻子全海燕，赵常青的妻子刘晓冬，许志永的妻子崔筝，董广平的妻子谷书花，常伯阳的妻子邓琴，等等太多太多。这些与丈夫同呼吸共命运的妻子既维护了她们的家庭，没有让她们的孩子成为单亲家庭的孩子，又赢得了世人的普遍赞誉。我相信，她们和她们的丈夫一道，终将无愧于人生，无愧于子孙后代，无愧于社会，无愧于国家。她们终将迎来属于她们的自由、幸福和骄傲。
任铭 2014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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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铭：他们如何后院放火毁人家庭
这篇文章构思很长时间了。从收集资料到个人访谈，前后已历时两年有余。
2012年9月9日，在服刑三年满期后，我被韶关北江监狱的狱警“护送”回了老家株洲。我已经整整三年没看见年幼的儿子。进到家门，在拜过白发苍苍的母亲后，怀着激动的心情立即拨通了远在深圳的妻子的电话。当我第一句话告诉她我已经回家之后，万万没想到妻子回应我的不是问候和关怀，而是冷冰冰的一句话：“我要离婚！”
真是晴天霹雳，恍惚刚从地狱历经九死一生爬回人间，刚一露面又被当头一棒。为什么？是真要离婚吗？就算是真要离婚，晚几天再提出不可以吗？为什么在丈夫刚刚从地狱重回人间的第一天，在丈夫刚刚能自由地拨通第一个通往至亲的电话，就用“我要离婚”这样的大棒给毫无心理准备的对方迎头一击，这得怀有多大的仇恨才做得出来啊！印象中的妻子不是如此之人呀，三年前家庭是很和谐的。为什么会这样？！这三年期间家里到底遇到了什么？是什么样的遭遇将妻子完全变了一个人？为什么？
一堆巨大的问号占据了我的大脑。
疑惑！百思不得其解！
月底，当我在江西妻子的老家终于见到久别的妻儿时，兴奋之情还是难以言表的。儿子并不知道我这三年的“故事”，我被捕时他只有2岁多一点，现在5岁多了，会表达感情了，见到爸爸时高兴得不得了。岳父母和众亲戚到是一如平常，回来团聚就好。倒是妻子的态度得到了当面印证，是真要离婚，并且很坚决。对为何要离婚的提问，给了两点回答：1、性格不和；2、理想不同。
这样的回答真是让我哭笑不得。性格不和可以是全世界离婚夫妻的标准答案，这个世界不可能有性格完全相和的两个人，更别说男女。而且性格什么是相和什么是不和也不可能有正确的准标答案。但真正让我无法想明白的是，一个从不关心政治，更不关心时事，我买回家的书基本不读的良家妇女什么时候开始有了理想？三年前我们在家并不讨论政治、宗教、文化、哲学、历史等等宏大话题。她照顾小孩，料理家务，我负责做业务，赚钱养家，甚至我都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具体而宏伟的理想。在我失去自由三年后，这个一不懂政治，二不关心时事的妻子突然有了理想，还认为与我的理想不同，并且达到为维护自己的理想不惜要离婚的程度。这真是太搞笑了。
当我试图摸清她思想转变的缘由，问她这三年是如何生活的时候，她一句“没什么好说的”将谈话的大门一把关死。我并不死心，问她这三年我深圳的那些朋友是如何关照和帮助她母子二人的？她的回答更是彻底让我惊呆了。因为我从出狱后到在江西见到妻儿的二十多天里，母亲和弟弟已经和我讲述了很多深圳、北京、西安、广州、香港和德国等地的朋友是如何出钱出力帮助我的家人，甚至为了营救我而冒险与深圳国宝斗智斗勇的故事。母亲一再叮嘱我，要我好好谢谢这些仗义而无畏的朋友们，让我代她一定要好好谢谢他们。这是多么纯朴而善良的母亲。而妻子对我询问的回答却截然相反，一句“你以为你那些朋友是些什么好人？！”将我震得久久不知如何言语。
如此标准的国宝语言如果不是我亲耳听见，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会是我印象中的贤惠妻子所言。她为什么会变得我完全不认识？甚至走到了我非常鄙视的“阵营”，这是怎么回事？！
为了搞清这三年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致于妻子态度发生如此大转变，我开始寻找丢失的图片，以求拼出世事变幻的完整拼图。
10月下旬，我回到深圳。深圳的朋友给予了我预料之中的热情和关怀。他们的讲述与母亲和弟弟的诉说基本一致，只是细节更多、情节更丰富、故事更完整。
11月中旬，我去了北京。因为我的案子二审辩护律师是滕彪和李静林，还有一些给予大力支持的朋友也在北京。我一一寻访，故事越来越完整，情节越来越丰富。
在京期间，碰巧见到了陈子明王之虹夫妻。吃饭期间，我大概介绍了一下我的情况，并提了一些问题向陈子明夫妻讨教。经王之虹大姐述说，才知早在八九之后，陈子明夫妻双双被捕入狱，当局就曾以宽释王之虹大姐，并恢复她被捕前优裕的工作岗位和各项福利待遇为条件，引诱她与陈子明先生离婚，划清界线。并用如不接受就会与陈子明一并严惩来恐嚇她。但被王之虹大姐一口回绝。
王之虹大姐面对被当局引诱与亲人划清界线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文革”时期，王之虹大姐还是学生时，就有迫害她父母的当权派试图诱骗她与父母划清界线，没想到在“文革”被全盘否定十多年后，类似的把戏又被当局重新搬了出来。经历过“文革”时代的王之虹大姐可不是好被忽悠的，坚决不上当，就是宁可坐牢也不背叛爱情和信念，从始至终与陈子明先生共赴危难。真乃女中豪杰，巾帼英雄，令人感佩。
发生在王之虹大姐身上的故事并非孤立事件，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苏联就大面积的发生过。其中具典型意义的就是中共早期领导人李立三。当斯大林开展大肃反时，李立三也被捕入狱，其当时的俄罗斯妻子就被共青团组织做工作，毫不掩饰地要求她与深陷大牢的李立三离婚并划清界线。而“文革”时期虽然中苏已经互相敌对，但两党在自己国内对待各自专政对象的手法上却并无不同。
八九后对异见人士的整肃虽没有大张旗鼓，但严厉整肃异见人士和破坏异见人士的家庭，毁坏异见人士家庭成员的亲情这种属于列宁主义特有的邪恶本质并无改变。只是在全球共产主义浪潮的上升阶段，他们这么干的时候理直气壮，将捣毁“阶级敌人”家庭和亲情伦理看成是共产主义崇高事业的一部份，所以在干这些事的时候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公然造势宣传。但共产主义实验在全球衰退，苏东社会主义阵营一夜垮塌后，中国大陆的秘密警察在思想上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所以他们在破坏异见人士的家庭时变得“低调”了。只做不宣传，将影响的范围尽量控制在当事人之间。但他们的目标和手段还是很明确的。这一点在王之虹大姐的故事中就表现得很充分。
随着时间的演进，特别是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人文学科知识在大众之中的普及，在打击异见人士时连带破坏其家庭和亲情伦理的行为变得愈来愈不被舆论所接受和认同。刑罚不祸及家属也愈来愈深入人心，成为社会共识。但只要不彻底清算共产主义思想的毒素，无产阶级专政的阴魂就不会从秘密警察的行为中被排除，只是他们的手法也与时俱进，变得更“精致”、更“高明”、更“人性”、更“杀人不见血”。
为何这么说呢？我在接触深圳警察王登朝的案子中发现了一些线索。
在北京住了近两个月以后，返回了深圳。这时深圳警察王登朝的案子受到舆论的高度关注，唐吉田、伍雷、李静林等数位全国知名维权律师云集深圳，准备为王登朝案子辩护作开庭前的准备。因李静林律师曾经是我的辩护人，所以有幸认识了王登朝的妻子。
通过和王登朝妻子的交谈，才知这次深圳的开庭已经是进入上诉后的二审。一审在外界几乎听不见声音的情况下被判了14年半。这才让家属如梦方醒，大呼上当。
一审的判决结果与办案人员有意无意给王登朝家属的明示和暗示差异巨大。这才促使王登朝家人开始通过互联网向社会呼救，向社会曝光王登朝的案子细节。
通过和王登朝太太的进一步谈话，秘密警察是如何处理政治案件的一些手法越来越清晰了。
在王登朝被当局安上以利用职务便利进行贪污的罪名抓捕以后，秘密警察找到了尚在广州打工的王登朝妻子。按常理，警察找她应查问与王登朝案子有关的事情。但王登朝太太在广州打工，与王登朝的工作毫无瓜葛，这点秘密警察并非不知道。他们明明知道她与案子没有任何瓜葛但为什么还要费人费时费钱费力找她问话呢？他们到底想从她这里了解什么呢？窍门到底在哪里呢？
答案在王登朝太太的回忆中慢慢显露出来。
秘密警察几乎不问与王登朝案子有关的问题，而是以闲话聊天的轻松方式从相识、恋爱、结婚、起居、性格、争吵、斗嘴、日常开销、谁当家、如何看待对方、同床睡还是分床睡、为何要分两地工作等等等各种生活小事和家庭隐私方面进行打探和了解。
对于绝大多数善良纯朴的市民而言，面对警察的问话肯定会有问必答。
可能有人会觉得奇怪，秘密警察为什么要问这些纯属个人隐私和家庭私生活的事情呢？他们难道吃饱了撑的吗？还是他们都白痴不专业，只是瞎问一些与案件毫无关系的问题以应付差事。如果您这样看就大错特错了。对秘密警察，在信仰上你可以蔑视他们，但在职业技能上你轻视他们就是你自己犯傻了。
他们的这些问话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有意为之，其目的就是要找到当事人家庭和夫妻之间感情或生活上的不足和裂缝，然后根据案情的进展和外界的压力变化，只要必须就会乘机将当事人夫妻之间的小小问题进行放大，刺激当事人妻子的情绪，让当事人的妻子产生对被关押当事人的抱怨和恨意。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问题，每对夫妻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彼此的不满和不足。如果在面对秘密警察时完全不知如何应对，那当事人的妻子或家属就很容易被秘密警察利用，变成打击和迫害自己亲人的工具，最后让家庭解散和破裂。
从薄的案子中我们就能非常清楚地看到当局是如何不择手段的对付整肃对象的。
一个“王爷”级的人物，差一步就做到了常委。但同样被逼得在全世界面前只能用公开承认自己的妻子与部下通奸给自己戴绿帽子的方式来反击妻子为求自保而对自己的背叛。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政治明星被迫走到如此尊严、脸面尽失的程度，对其人性的扭曲和精神的打击之严重是怎么形容都不过份的。我在看电视新闻时都一直在为审判他的这一群公检法等办案单位的人捏把冷汗。薄王爷只要不死，以他的能量，万一哪天又翻过身来，这些曾经的办案人员估计是逃无可逃。
不要以为没有这种可能。当年刘少奇、彭德怀的结局可比薄王爷惨多了，家破人亡！但不还是翻转过来了。只要保持现有体制不变，一党独大，排斥宪政，就万事可能，只有自由和民主不可能，平等和安全不可能。
如若不信，我们拭目以待。
在很多时候，秘密警察甚至还会在家属面前夸赞被他们已经抓捕关起来的当事人。因为他们也知道，被抓捕的当事人大多是家里的顶梁柱，通常是全家人的骄傲，也是家里最有头脑和见识的人，否则不会成为秘密警察的抓捕对象。本来被秘密警察抓捕后所安的罪名都是一些当事人的家属闻所未闻，甚至完全听不明白的非传统罪名，如果秘密警察一上门就将当事人说成坏人，非常不利于获取当事人家属的配合。如果反其道而行，先将当事人适当的夸赞一番，就极易获得当事人家属的好感。
当然，更多的时候是恐吓、欺骗、安抚、忽悠一起用。
有时他们也会搞点小恩小惠，上门的时候买些小礼物，有孩子的家庭还可能会买些玩具，有老人的家庭会买些补品。并在言语中有意无意显得他们也是无可奈何，只是因公务在身不得不为之。现在当事人的事也不是什么大事，他们会利用一些暗示让当事人的家属觉得只要听他们的意见就完全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千万别再接触当事人社会上的朋友。说那些人都不是好人，其中谁谁谁坐过牢，谁谁谁离婚了，谁谁谁家里人被政府枪毙过，怀恨在心。总之要让当事人家属产生一种错觉，认为自己被关起来的亲人是被人利用了，是交错了朋友，是鬼迷心窍了，是因为接触了众多不三不四的人才犯了点小错而被警察抓起来了。这些上门的警察是在帮助自己的家人，所以要配合警察不接触他们说的坏人。以后还要帮着警察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
秘密警察还会视各个家属的不同情况，明里暗里引导被捕者的家属，让他们觉得自己的老公是个对家庭不负责任的人，今天家庭面临的所有压力和变故都是他不负责任的行为造成的。如果执迷不悟，一条道走到黑，还会给现在的家庭和小孩的未来造成巨大的损害。如政治犯的小孩不能考公务员啦，有些学科要政审啦，就业会受到歧视啦等等。
反正是连哄带骗。总之一点，秘密警察的目的就是要将被他们抓捕对象的家属孤立起来，让他们发自内心的排斥接触被捕者的朋友和众多外媒，让那些想对被捕人士进行援救的工作找不到着力的支点。从而化解或降低公检法在对异见人士进行政治和司法的各种迫害时所可能面对的巨大舆论压力。
秘密警察最乐意达成的工作目标就是能让异见人士的家属成为异见人士的头号反对者，甚至能变成监视者、告密者、举报者就更让他们开心和省事了。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异见人士的自信心和行动力会受到致命的打击。因为他们不大可能用对付秘密警察的态度对付来自亲人的反对和攻击。而秘密警察也会乘机挖苦和讽刺异见人士，“连家里人都反你，还四处搞三搞四，你不就是在捣乱吗？”甚至刻意当着家属的面批评你“太不对家庭负责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异见人士要么妻离子散，要么是从此消声灭迹。
其实，因为秘密警察的有意破坏而导致解体的家庭，给当事双方和孩子留下的精神伤害和心理阴影是非常严重和影响深远的。特别是对当事人人性的破坏和小孩的心理造成终身不愈的伤害。
非政治原因导致的家庭解体，离异夫妻之间还会明智地考虑到尽可能降低家庭破碎给小孩造成的影响。而我发现因为被秘密警察成功地在心中埋下仇怨的种子而与丈夫离婚的妻子，往往会在孩子的幼小心灵中培育其对父亲的敌意，想方设法切断孩子与父亲本就艰难的联系。这样一来，孩子的心灵从小就会受到严重扭曲。因为构成他（她）灵魂的父母在分裂和敌对，而他（她）既无法选择又无法逃避，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来自心灵的伤痛会加重。B瓜瓜就是例子。他在美国看到自己的父母在法庭上的如此互相背叛和敌对，估什死的心都有了。所以，任何时候不能低估了秘密警察阴损的程度。
但也有不少夫唱妇随的。更有一些聪明的妻子能识破秘密警察不可告人的目的。当丈夫被抓捕失去自由时，她们并不会就因此失去对丈夫的信任。虽然她们并不参与丈夫的维权斗争，但理解丈夫的信仰，认定丈夫不是坏人，认定丈夫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在丈夫失去自由时，毅然担负起全家的责任，尽可能配合丈夫的朋友开展各种营救活动，视丈夫的朋友为朋友，视丈夫的敌人为敌人，与丈夫同呼吸共命运。对秘密警察的骚扰给予当头棒喝。也许她们平常不一定会太关心丈夫从事的事业，有时还或多或少会有些抱怨，但在丈夫落难而身陷大狱时，反而会将平时的分歧放一边，选择百分之百和丈夫站一起，全面肯定丈夫的信念，做好丈夫的代言人。绝不相信来家里“放火”的秘密警察。更不配合他们做任何事情。
这样勇敢的异见人士妻子现在越来越多。如郭飞雄的妻子张青，谭作人的妻子王庆华，唐荆陵的妻子汪艳芳，王清营的妻子曾洁珊，赵枫生的妻子全海燕，赵常青的妻子刘晓冬，许志永的妻子崔筝，董广平的妻子谷书花，常伯阳的妻子邓琴，等等太多太多。这些与丈夫同呼吸共命运的妻子既维护了她们的家庭，没有让她们的孩子成为单亲家庭的孩子，又赢得了世人的普遍赞誉。我相信，她们和她们的丈夫一道，终将无愧于人生，无愧于子孙后代，无愧于社会，无愧于国家。她们终将迎来属于她们的自由、幸福和骄傲。
任铭 2014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