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千帆:為什麽反憲政沒有未來?

自從2013年5月起,國內反憲政的雜音即不絕於耳。以人民大學教授楊曉青的“憲政姓資論”為開篇的第一波浪潮在一片嬉笑怒罵中狼狽收場,我原以為反憲政已經日暮途窮,卻低估了御用文人的寡廉鮮恥。在《紅旗文稿》、《人民日報》、《環球時報》等官媒的策劃站臺下,反憲政行為依然斷斷續續、苟延殘喘。直到本月中旬,《環球時報》還拋出“‘憲政’背後包含著政治盤算”、“憲政主義是一套意識形態”、“西方憲政派和民主派一直打架”等四篇不知所雲的反憲政評論。這些胡言亂語收獲的罵聲似乎有所減弱,但那隻是因為經過幾番折騰之後,社會對這套陳詞濫調已經完全失去興趣,任由他們自娛自樂而已。

反憲政立場之所以不可理喻,是因為它在本質上是反人類的——因為它違背所有人的基本利益,不論你是誰。反憲政者可能以為自己是既得利益的一部分,發表反憲政言論能讓自己分得體制內的一杯羹,但是沒有憲政,他們自己也是體制的犧牲品。

君不見,薄熙來、周永康、令計劃一度貴極人臣、呼風喚雨,到頭來仍不免淪為權力鬥爭的祭品,而他們所享受的人身權利保障甚至還不及一個普通犯罪嫌疑人。這就和曾為國家副主席的劉少奇當年大搞領袖崇拜,等到自己自食苦果、淪為最高領袖的階下囚之後再拿起憲法,早已無濟於事一樣。當前各級官員平日屍位素餐,一旦遭到紀檢調查即享受“雙規”待遇,人權不受任何保障,各種跳樓、上弔或“被自殺”現象屢見不鮮。沒有憲法所保護的基本人身自由,即便官場既得利益者也只能生活在沒有任何安全感和尊嚴感的狀態。

如果你不是嚴格意義的既得利益者,憲政對你就更重要了。如果你只是一個普通企業家,那麽你一定知道在中國辦實業的艱辛。由於憲法平等未得到落實,民營企業獲得貸款要比國企難得多。如果你搞民間集資,又很容易被扣上“集資詐騙”的罪名;幾年前,浙江女商人吳英就差點因此被判死罪。除此之外,《刑法》還有“非法經營”等若乾“口袋罪”,隨時可能套在你頭上。一旦地方財政緊缺,需要沒收若乾企業資產做做補貼,那麽你就有可能成為殺雞取卵的對象。薄熙來治下的重慶就是如此。如果連人身權都得不到保障,財產權就更不用說了;一旦人身自由受到威脅,你甚至巴不得“花錢消災”。面對網絡流言,小品演員趙本山嚇得趕忙表態:“要是國家需要我的財產,都可以拿”,可見沒有憲法保障,有產者脆弱到了何種程度。

如果你是普通工人、農民或農民工,那麽憲法對你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中國的“低人權優勢”就是建立在你身上——你的工資待遇低,你的房產得不到保護,你的土地隨時可能被廉價徵收。所有這一切都用來吸引國內外投資,拉動產業發展和出口貿易,維持GDP高速增長。然而,低人權也許對於“國家”發展來說是某種“優勢”,對於普通人來說卻是不折不扣的劣勢。其實,中國這麽大,為什麽要剝奪自己的勞動力和財產,耗費自己的資源、污染自己的環境,生產出各種高大上的產品供別人享用呢?究竟是誰需要這種竭澤而漁的“發展”?

哪怕憲法只實施了一條,如果憲法規定的結社自由能落到實處,你能選舉為自己謀利的工會或農會,那麽你的處境就會有很大改善。當然,如果你能把選舉權真正行使起來,中國本來就沒有必要按照這種模式“發展”。如果你選舉的村委會能代表村民利益,那麽村長就不會偷偷背著你們賣地了。如果你選舉的人大代表確實能代表多數選民的利益,那麽各級人大就會一改幾十年如一日的“橡皮圖章”面貌,為立法和監督等本職工作盡責盡力,而各級官員自然也就不會那麽為所欲為、囂張跋扈……只有憲政才能讓你剋服自己的低人權劣勢。

如果你是警察、城管、軍人或普通公務員,你根本就不算“既得利益者”——雖然你吃的是體制的飯,雖然社會常常把你和政府視為一體,但你的工作壓力往往很大,而待遇其實不高,尋租機會有限,上升空間很小,而且官場黑暗,每一步高升都要付出巨大的經濟和道德成本,從而將更大的把柄交到別人手裡。如果你不願意同流合污,那麽很容易成為上級或同僚嫉恨與報復的對象,而上級對你的獎懲是不受司法監督的“內部行為”。在法治國家,公務員訴領導占了行政訴訟的很大比例,公務員的合法權利受到國家尊重與保護。只有憲政才能讓你做一個有尊嚴的國家工作人員,堅持原則、遵紀守法等美德才會成為你的安全保障而非晉升障礙。你也會得到更多的社會尊重,因為只有憲政才能化解官民矛盾;只有憲政才能讓你真正“為人民服務”,而不是為少數既得利益者服務。

即便你是一個無業游民,你也不可能游離於憲政之外而生活。你首先要想想自己為什麽沒有工作,也許是因為政府不讓你擺攤設點,而做一個流動商販本來是你謀生的權利和自由。印度最高法院即曾判決,政府不得剝奪流動商販的生存權與經營自由。即便你賦閑在家,你還是要喝水、吃飯、呼吸空氣,但是在這個國家,這些無可爭議的人類基本需求能得到安全的滿足嗎?少數既得利益者可以吃各種“特供”,喝特製的礦泉水,但是沒有工作的你不能。北京的冬天很冷,寒風刺骨,但我如今卻特別喜歡冬天,因為冬天風大,而現在除了風神之外,似乎已經沒有任何力量能夠緩解北京的霧霾了。我的孩子曾在日本上過短短一個月的小學,他告訴我日本的自來水是可以不經加熱隨便喝的,下課時小朋友們都這麽做,因為自來水的質量遠遠超過政府規定的安全標準。最近剛看到微信上說,我們的自來水有各種抗生素,據說比艾滋病還可怕。我希望這只是謠言,但我確實很久不敢喝水管里流出的水了。

“舌尖上的中國”是眾所周知的另一大困惑,我不止一次勸誡小朋友不要貪吃,別隨便買街上的烤腸、羊肉串……不是我歧視路邊商販,而是這些食品的安全質量確實是一個未經檢驗的問號。除了政府工作人員不該作為的時候作為(剝奪流動商販的基本生計),該作為(檢驗食品安全)的時候不作為之外,你有沒有想過,我們對宗教自由的壓制是造成生活不安全的一個重要原因,一部《宗教事務條例》就不知增加了多少污染和餐桌上的風險,因為我們的空氣、水、食品安全問題主要是國民不講道德、不負責任的行為造成的。有一次參加宗教研討會,結束前我開玩笑說,今晚穆斯林和佛教界朋友們享受的食品要比我們安全得多,因為他們吃的是教徒製作的“特供”食品。這就是道德信仰的作用,也是宗教自由的作用。如果憲法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能夠落到實處,各種教派可以自由傳播自己的信仰和學說,讓更多的國民成為具備堅定信仰的公民,我們的污染興許會少得多,食品安全得多。即便政府還是那個樣子,我們的免費公共物品也不至於被自己糟蹋到如此嚴重的地步。

我最近在給中學生講憲法,首先糾正了一個錯誤觀念,那就是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沒有選舉權,但是這並不表明他們沒有公民權。從出生那一刻開始,每個人都是這個國家的公民,中小學生也享有憲法賦予的基本權利。事實上,他們是權利受損最嚴重的一代。

以前有一位年輕朋友甚至對我說,她不想在國內結婚生孩子,因為她無法為下一代提供一個健康的生長環境。這句話當時令我很震撼,但事實難道不就是這樣誇張嗎?除了我們無法解決的空氣、水、食品和奶粉污染之外,這個制度讓他們承受了多大的壓力!幾乎從小學一年級開始,他們就被綁上了命運的戰車。之後十二年的全部付出都是為了高考那一剎那,那幾門課的考分濃縮了長達十二年人生的全部價值。在這十二年當中,這數億起早貪黑的不幸兒童竟成了家中最辛苦的人,每天六點來鐘起床,背著沉重的書包在擁擠不堪的人流和車流中趕路,晚上則往往很晚才完成作業,節假日還有各種“興趣班”、輔導班。但有誰告訴我,這一切都是為了什麽?我的孩子在加拿大上小學期間,每天七八點鐘起床,八九點鐘上學(我從不理解為什麽中國的中小學一律清晨七點就把孩子拉到學校),回家也沒有作業,上課甚至不用買書,從圖書館借一學期書,看完了還回去,給下一年弟弟妹妹繼續學。和他們輕輕鬆鬆養大的孩子相比,難道我們含辛茹苦培養出來的小學生真的一定更“合格”嗎?

教育和憲政的關系密切,我們的制度每天都在對青少年犯罪,剝奪他們的幸福和健康。和我們這一代相比,今天00後的物質、信息乃至娛樂方式都極大豐富了,教育也得到了極大普及。在1980年參加高考的時候,我們的大學錄取率不到5%,大學生真可以說是鳳毛麟角、百裡挑一;今天,北京的高考毛錄取率已達到80%,是三十年前的20倍。按照簡單的供需邏輯,高考壓力應該成倍降低才對,但不可思議的是,今天的高考壓力卻恰好相反、成倍增加,以至我經常宣揚“今不如昔”論:今天的孩子還不如甚至遠不如我們當年幸福!三十年改革,中國經濟等許多方面都上去了,為什麽反而犧牲了孩子們的幸福?

長話短說,中國經濟之所以發展了,是因為我們實行了一定程度的市場經濟,至少取消了糧票、油票、肉票、布票等計劃配額,但是中國教育之所以沒有得到相應的發展,正是因為它仍然實行國家嚴格管控的計劃體制,大學招生的分省指標就是計劃教育體制的象徵。計劃經濟的教訓告訴我們,配給意味著短缺,制度性配給意味著永久性短缺。國家對教育的管控人為造成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的嚴重稀缺,進而產生巨大的高考壓力並扭曲中小學教育,使得中國沒有幸福的兒童。除非不打算在中國混,你的孩子或者十二年如一日面臨殘酷的競爭壓力,爭取上一個像樣的大學;或者提前自暴自棄,準備在一個二三流大學浪費四年青春。我對北京的中學生說,他們因為父母有北京戶口,已經是“天之驕子”,在大學招生中享受巨大優惠,但是從我自己孩子的經歷來看,他們活得一點不輕松。更不用說那些父母常年在北京工作卻沒有北京戶口,因而不能在北京高考的隨遷子女;也不用說那些在招生標準上遭受巨大歧視的外省籍考生,他們的高考壓力還要比京滬考生大得多。

然而,為什麽中國不能有更多更好的大學,來幫助化解每年高考如同“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壓力呢?中國發展到今天,北大、清華每年畢業那麽多找不到工作的高材生,難道他們連本科那點ABC都教不好嗎?我經常拿宋氏三姐妹求學的衛斯理安女子學院說事,因為憑她們的資質和實力,要上哈佛耶魯是不成問題的,為什麽她們偏偏選了多數國人沒有聽說過的這所女子學院?因為雖然這所學校也許沒有產生一個諾貝爾獎,其大學教育的品牌卻和哈佛耶魯一樣硬,而這之所以可能,是因為美國沒有歧視“民辦高校”,美國政府沒有人為扶植“爭創世界一流”的“大學航空母艦”,沒有人為劃定“985”、“211”並歧視沒有入圍的院校。打破計劃模式的最後堡壘,讓國內大學自由平等競爭,向國外大學開放國門,我們會看到這個國家會涌現出許多比北大、清華更好的大學,優質高等教育供給會迅速增加,高考壓力會成倍減輕。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把幸福還給全國數以億計的孩子,讓他們接受人性化的“素質教育”。

當然,沒有憲法的言論和出版自由,教育和宣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掩蓋歷史、扭曲觀念的洗腦,由此培養出人格不健全的國民,使之很容易被裹挾到既得利益者為了轉嫁內部危機而炮製的各種“愛國主義”狂潮之中。沒有言論自由,也就沒有事實真相以及在此基礎上做出的理性判斷,多數國民即不能理性對待自己和周邊地區與國家的沖突糾紛,而國家統一與和平的基礎顯得十分脆弱和任性。反憲政本身就體現了這種教育和宣傳體制長年造成的後果。

中國歷代之所以郭沫若式的御用文人和周小平式的文痞如此之多,其廉恥感如此之薄,無非是因為言論不自由,文人們或因專制威嚇而不敢說真話,或因利益誘惑而說假話。其實,他們只是這個體制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宣傳工具,未必能在協同作惡過程中撈得幾根骨頭。實際上,他們最應該感激言論自由的救贖,因為只有當言論自由獲得憲法保障,他們才能遠離言論帶來的誘惑、恐懼和恥辱,因而也就沒有必要把自己的人生荒廢在令人作嘔的馬屁文字上。

無論你的身份、地位、人格狀態是什麽,憲政對於每個人都一樣重要,反憲政也就是反人類。我們有什麽必要和自己如此過不去呢?如今,中國已經出現了第三次移民浪潮,不僅貪官們移民,富豪們移民,凡是有條件出國或把子女送出去受教育的家庭也在移民。沒有憲政,我們只有兩種選擇:或者逃離,或者留下受難。然而,有能力逃離的畢竟是極少數,絕大多數人無處可逃,還要在這片土地上生活。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麽不能共同把這個國家建設得好一點,讓我們自己在憲政的庇佑下過一種正常、健康乃至幸福的生活?我相信,只要我們都朝這個方向努力一點點,有朝一日我們會發現,追求幸福原來不只剩下逃離這一個選擇。

北京大學憲法學教授 張千帆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文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本文責編 霍默靜 mojing.huo@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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