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凌:曹思源 壮志未酬身先死

享年68岁的曹思源,一生致力于宪法研究和推动中国法治进程。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拖着病身、顶着坏天气,不错过任何一次宣讲法治和普及宪法理念的机会。这是一条铺满荆棘但也开满鲜花的险途,曹思源孤独地穿越喧嚣的时代,为一个国家寻路。

2014年11月27日晚上,曹志芳和奶奶一起从加拿大飞回中国,赶到301医院重症监护室的门外,只能透过玻璃瞥见插着吸氧管陷入昏迷的父亲。没有人能够再与他对话。最后几天,妻子陈彬彬和探望的友人们,看到的是一个被消音的曹思源。

这不是平素口若悬河,引导全场话题的他。

12月2日,八宝山殡仪馆东厅数百名簇拥告别的人群中,曹思源躺在棺木里,像生前一样平和亲切,只是失去了口齿清扬的神采,唯余一副镜片微微闪烁,似乎往日思想的余光。在轻柔的圣歌与音乐中,这位一生投身于时代喧嚣中的思想者,终究归于平静。

“他比较寂寞。”博客网创始人王俊秀告诉《博客天下》,曹思源曾经发来以落实宪法为主题的诗歌邀请他唱和,王俊秀没有回应,电话中曹思源有些失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曾经名满天下的“曹破产”缺少社会活动,“我请他讲座,他特别高兴,说要珍惜这个机会”。

和曹思源同门受教于学者于光远的周拓称,曹思源虽乐于投身社会思潮的漩涡,终身不怠,实际却难逃游离于体制、又超前于同代人的宿命,“思想超前两步是先烈,超前一步是先驱。他在烈士和先驱之间晃悠”。

从江西景德镇的偏僻小巷出发,到上世纪80年代因推动《企业破产法》出台名震遐迩,再到时代转折后的沉郁,以致近年热烈与寂寞的双重变奏,曹思源和他身边次第逝去的80年代“先行者”同人一样,注定行走在时代喧嚣与精神孤独的双轨之间。

或许是出于孤独感的催迫,68岁的曹思源走得快了一些,早了一些。2013年患癌后,曹思源曾经写下诗句“壮志尚未酬”。生命的最后一年多,曹志芳感到父亲在与时间赛跑。最后时刻,几乎无人预料到他急迫的脚步戛然而止,所有人都对讣告觉得意外。

他是那个独自撞线的人,尽管终点尚未抵达。

思想的口粮

2012年,新华社甘肃分社原社长林治波发表微博,称“3年困难时期”未曾大规模饿死人,引发曹思源在内的诸多学者激烈批评,最后以林治波道歉承认史实告终。

曹思源加入此番论争,无疑含有早年的记忆触动。1946年曹思源出生于景德镇一幢两家合住的老旧竹笆房里。高中同学项英芬回忆,他的饭量大,票证供应量却有限,经常吃同学匀的饭,也常和同伴搭伙省钱,到学校的坡下买荞麦糊糊充饥。当时的照片上,少年的曹思源体貌清瘦,与以后判若两人。

但对于这个喜欢戴围巾加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的少年来说,知识是更不可或缺的口粮。曹思源出生于裁缝世家,父亲曾经想让这个独子承继父业,幸亏同样是裁缝的母亲开通,学校老师又到家力劝,“会读书”的曹思源才幸免辍学。

曹思源读的远远超出了教科书。1964年中苏论战期间,曹思源负责给全年级同学讲解中方报纸登载的“九评苏联共产党”,时间长达两堂晚自习,包括了大量他自己的思考发挥。与他搭档念报的项英芬和同学们一样感到,晚自习的时间比“照本宣科”的政治课过得快得多,甚至有人提议政治课改由曹思源来教。

“他的口才好,讲的好多是课本和报纸上都没有的。”班主任韩振铁回忆,早在上初中时,曹思源就在学生会担任全校报纸的收发,阅读了大量时事知识。曹思源自己也曾透露,他初一已读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

韩振铁老师和另一个同学黎维英,担当了曹思源的购书助手。韩振铁曾帮他买过厚厚的《汉语大词典》。黎维英和曹思源是隔一条弄堂的邻居,因为在新华书店有亲戚,她从中学开始帮曹思源买书,一直持续到“文革”后期,其中包括内部发行的“灰皮书”。一本《朱可夫回忆录》,花去了曹思源十多块钱,这在当时是一笔重大开销。曹思源母亲王桂香曾告诉黎维英,曹的工资“全换成了书”,生活费则由家里负担。

1964年,政治科目突出的曹思源,如愿考上江西省委党校,不久却赶上了“史无前例”,毕业后“下放”到景德镇黎明制药厂,担任缩合车间工人。当时曹思源曾在诗中慨叹“出世以来多风浪,未料今朝做缩合”。但他吸收思想口粮的进度并未停止。曾在车间和他搭班的赵永林回忆,“三班倒”工作间隙,曹思源在热腾腾的车间里埋头看书,从不参与工人们的牌戏。曹思源当时写下的诗句里,还有看书一整天错过吃饭的记载。

除了让黎维英帮助买书,曹思源的另一办法是利用节假日坐车去南昌母校借书,提满两个大旅行袋带回来,下一次节假日还旧借新。这种锲而不舍的“取经”,让当时交游的同学黄河浪感到非常佩服。

在匮乏的年代里,吸纳了多于平常人的口粮,自然会有所产出。早在“九评”读报期间,曹思源曾对项英芬表示,中苏交恶后会严重影响中国的经济和国际地位,与小国阿尔巴尼亚的交好得不偿失。

“文革”之初,曹思源属于“保皇派”,埋头读书。教师戴高帽挨斗的场面使他受到惊吓,以致生病休学。连带早年对于批判“右派”老师的怀疑,让他早早开始反思极左体制。他的名字,也在这时由早年的曹海泉改成了“思源”。1968年9月,曹思源夜游住处附近的莲花塘,写下“叩问缘何遭此劫,腥风血雨苦追寻”的诗句,透露了改名的含义。

追寻的成果,使他在1976年于景德镇党校工作期间,开始写作生平第一篇论文《左倾领导路线剖析》。在“文革”尚未结束的情形下,写作颇有风险,关系密切的黄河浪也只是听说有这篇文章。

这篇长文可称曹思源早年的思想探索总结,他从“大跃进”开始系统梳理极左路线的经济脉络,重点涉及所有制和分配问题,其中并不避讳地提及领袖毛泽东个人的推动作用,又总结了极左路线“全面专政”、“践踏宪法党章”的政治特点。这奠定了曹思源此后注重所有制和宪法实施的学术方向。

对于曹思源个人来说,这篇文章帮助他跨越了从景德镇到北京的命运门槛。1979年曹思源报考中国社科院研究生,英语不及格,导师于光远看过曹思源的论文,认为他对政治路线的见地在当时是凤毛麟角,再加上长期苦读使得曹思源对《资本论》的某些章节“倒背如流”,考虑再三决定破格录取。

这篇文章还给曹思源带来了陪伴终生的伴侣。妻子陈彬彬回忆,起初她对相貌平平的曹思源并无感觉,但看到了他写的这篇文章,惊讶于他对“文革”反思的超前与清晰。陈彬彬当时熟读法国文学,认同一位文豪说的“不一定要有伟大的身躯,要有一颗伟大的心”,因此接纳了外地来京的曹思源。

背负着沉甸甸的思想口粮,曹思源从景德镇源河路的陋巷出发,辗转来到了政治和学术中心北京,站在时代思想的一线。这是他在喧嚣的政治年代里,孤独摸索而得的唯一道路。

破产风云背后

1979年的一天,北京东四十四条胡同一间烟雾腾腾的平房里,《今天》编辑部成员的一次烫火锅聚会上,陈彬彬初次见到了曹思源。并非文学青年的曹思源参加这个聚会,是出于对风行一时的民间刊物和其背后社会思潮的兴趣。

对时代思潮的敏感,很快在读研的曹思源身上显露出来,使他这个来自偏远地区的学生,往往成为课堂话题的焦点,不过更多是批评的焦点。于光远习惯于让弟子们轮流宣读自己的论文供大家讨论,曹思源受到的质疑最多,据陈彬彬回忆,最激烈的批评声往往来自周拓。

虽然如此,周拓却认为曹思源拥有多数出身城市的同学不具备的“底层思维”,在对时代敏感点的把握上天赋异禀。提出制订破产法和修宪,都是这种禀赋的体现。

早在1981年,修改宪法的决议刚刚通过,求学中的曹思源就在《民主与法制》杂志上发表了《关于修改宪法的十条建议》。破产法的思路,则从黎明制药厂时期已经发端。“文革”时期流行磨洋工,某个企业连续亏损十几年,宣布整顿一年后无效,上级毫无办法,让曹思源对于企业永远不死的后果有痛切之感。读研究生期间,他发表了论文《试论国家所有制的问题》,开始尝试探讨让国有企业“破产”。

在从中央党校调入国务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后,借助当时的总理“制定一批经济法规”的批示,他几乎以一己之力开始推动“企业破产法”的制定。这几乎是把一个在国人脑中斥为“资本主义”的货色,硬塞到80年代半生不熟的现实里。

当时在中国政法大学读研究生的李曙光,这一时期成了曹思源的助手。二人结识之后,曹思源向他咨询破产在法律方面的依据,“第一个问题,就是债权债务在法律上怎么说”。此后曹思源让李曙光帮助他寻找破产法资料。本国法治史上,曹思源只能找到一本民国时期出版的教材,以及李曙光提供的晚清破产律和日本等国的法律。借助贫瘠的资料,并无法学背景的曹思源开始勾勒破产法的蓝图。

李曙光对此事起初并无兴趣,是曹思源在大学讲演时的热情,以及两人到武汉、沈阳等地调研时接触的实情说服了他。陈彬彬回忆,每次曹思源从外地回来,都带着一大箱子回收的调查问卷,调查对象是普通的企业职工和干部。

在人大推动这部法律面世,更是艰苦无匹,担任“破产法起草组长”头衔的曹思源,更像是对着风车挑战的堂·吉诃德,不仅要面对人大的阻力,还要平息起草组内部的争论。从最初的零票支持到最后的高票通过,妻子陈彬彬印象最深的,是曹思源游说人大代表的锲而不舍。

曹思源1988年1月出版的《企业破产法指南》,有一篇前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作的序。而在几个月前,黄华还不认识曹思源。曹思源先将自己生平的第一本著作《谈谈企业破产法》寄给各位人大常委,又利用国务院的电话机,挨个打电话去询问,然后上门拜访。身处高位的黄华就是这样从素不相识到被他说服。

女儿曹志芳的感受则是,她很难见到父亲。为了打电话方便,曹思源经常住在单位宿舍,曹志芳在同学们眼中成了孤单的孩子。“我的感觉是她爸爸总是不在”,和她要好的同学王某说。偶尔曹思源从单位带回来好吃的东西,成为亲情的难得慰籍。

《企业破产法》在1986年底通过,“曹破产”名声大震,却在体制内愈形边缘化。陈彬彬对《博客天下》回忆,由于曹思源心思扑在破产法上,一再趁公派出差之机搞民意调查,引起单位领导不满,短短数年间辗转了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办公厅、体改委几个单位,级别工资一直原地踏步。由于名声太著,曹思源难以被单位容纳,到了发表文章都不能署名的程度。有媒体记载,一向心地宽阔的曹思源,郁闷之下曾在下班时握拳捶墙,旁人询问只能回答“锻炼身体”。

告别体制成了唯一选择,从小怕水的曹思源就此决心“下海”。

经由担任四通发展部部长的周拓牵线,曹思源回绝了有体制背景的首钢研究院,选择了民营的四通。李曙光回忆,与公司负责人见面一席谈前夜,曹思源激动不已,两人抵足而眠,商量研究所的名字和方向,一直到凌晨3点。

四通出资20万元支持之下,曹思源成立了人财物独立的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租下了中关村南边一处平房,确立了政治、经济、法律、文化4个方向,又和他当初推进破产法一样意气风发,只是方向转为政改和法治。

为曹思源逝世撰写悼词的王建勋,当时被四通公司安排协助曹思源。王建勋提出集中力量在一个方向,未获想要大展宏图的曹思源采纳。不久之后,四通研究所主持在首都图书馆召开了数百人的宪法研讨会,一连三四天“流水席”式开会,国家部委派员旁听,王建勋在会上也做了发言。陈彬彬回忆,曹思源在会场异常兴奋,“只顾跟这人握手那人聊天,我催了他好几次,中午饭还是没有吃”。晚上曹思源在研究所平房的沙发上过夜,第二天继续开会。

窗口期不长,气候变化,“四通”很快人去屋空。全面改革的海水退潮,曹思源再次经历人生搁浅,一年多销声匿迹,和众多同时代人一起,作别了“曹破产”的风云岁月。

热烈与寂寞

重新开张之时,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换了曹思源本人的名字,“四通”也变成一通,专门从事破产与兼并咨询。

时值邓小平“南巡”重启经济改革,破产兼并咨询业务一时也颇为热门,事务所牵头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企业破产研讨会。李曙光回忆,参加者包括一些以后成为中央高官的地方国企领导人。

到了90年代后期,国企改革在朱镕基总理强推下破局,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鼎盛一时,最多时有20多名员工。80年代“曹破产”的影响力,此时得以真正变现。但这个功成名就的领域,已经装不下曹思源的视野。

十余年间,他触碰的课题包括私有制正名、银行业改革、法院垂直管理和设立巡回法庭、人大旁听制、宪法落实等,无一不是时代躯体上的敏感点。

其间的一件轶事,是曹思源1999年给一位中央主要领导人当面送书。陈彬彬说,曹思源完全出于临时起意,事前未曾对她提到类似想法。曹思源在《财富》年会上寻找机会“不期而遇”,自报家门,恰巧当年推动破产法时曹思源曾到上海调研,二人曾有交流,这位领导人与曹简短交谈,并收下赠书。这和请黄华作序颇有神似。周拓回忆,当时听到这件事的心理反应是“行啊,这老兄,又抓住机会了”。

曹思源更津津乐道的,则是两本书的内容:一本《破产风云》,一本《人间正道私有化》,后者正好切中当时的国企体制改革。

在不断追踪热点的同时,曹思源始终对宪法领域保持着数十年如一日的关注,在研究东亚以至世界各国宪法上面投入了最大的精力。对于眼下的强调法治和“依宪治国”,曹思源乐观其成。

电脑和外语,是曹思源从事各国宪法和转型研究的拦路虎。为此,身边的亲友都被深深卷入。“他抓住身边的所有人做事。”曹志芳说。

曹思源著作的初稿,是写在大张白纸上,由妻女或助手输入电脑,再打印出来供曹思源修改,然后再次录入,往往重复修改几十次,完全是一项系统工程。外甥女陈如意曾担任曹思源的助理,查找资料、录入输出手稿是她的日常任务,此外则是整理大量书籍。即使是假期前来北京看望的小女儿付志珍,也和姐姐曹志芳一起帮他校过稿。

妻子陈彬彬是投入最多的人。除了查抄资料、录入稿子,拥有文学功底的她还帮助润色文字。“我觉得他写的语言干巴,有骨头无血肉。”但她的改动不一定会为曹思源接受,常常改回去,“他是个非常固执的人”。

老友王建勋是曹思源悼词的起草人,生前承担思想切磋和文笔把关的双重任务。他说自己一直是曹思源文章著作的第一个读者,甚至从提纲开始介入。二人交流意见后,曹思源修订文稿,很多时候还要另外请学术大家把关。“他大肚包容,遇到水平超出他或相当的人,随时像海绵一样吸收营养,又称为他的创见。”遗体告别仪式上,王建勋把“大肚能容天下事,笑口常开人未言”这两句评价写在了挽联上。

王建勋感到可惜的是,曹思源兴趣过于广泛,思维又跳跃,不能集中在一个领域上深耕。“比起专门的宪法学家、政治学家,他深度上达不到。”但从全面推进社会思维上说,他又觉得曹思源“火光四射,无人可以比肩”。

在王俊秀看来,单纯的学者或思想家,并不是曹思源确切的位置。“他天生是做智库的料。当时在中国,他的起点最高。”他天生不是激进的愤青思维,总是在改良的法治轨道上发出声音,像一个技巧高手,不避风险地寻找社会的平衡点。

在追悼会上宣读悼词的苏小玲分析,曹思源在政府体制内待过多年,熟知体制弊端,又下海在市场中打拼,加上早年出身于底层奋斗的经验,使他具有“一个学者的视角,又有政治人物的敏锐,对依法治国有非常深的理解,能够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上世纪末,曹思源被国外媒体评为“影响中国新世纪的50位名人之一”和“亚洲风云人物”。

智囊的定位,显然是曹思源非常看重的。通过“游说”和呼吁来影响顶层设计,是自“曹破产”以来的一贯目标,时有潜移默化之功,虽然功劳不会直接算在他的头上,究竟怎么算也是个问题。朋友们感到,他对此虽然偶有矜夸,却并不真正在意。

但这样的身份定位,也往往使他腹背受迫。一部分观念相左的网友赠予“外国货小贩”帽子故不可免,在推动社会转型的阵营内部,有人说他天真,“缘木求鱼”,却也有人骂他为试图两面得利的“渔翁”。

自然也有更多安慰的例子。曹思源的事业,不乏年轻人的主动帮助。一位叫曹剑的破产咨询所员工,替他将整部《世界宪法大全》扫描到计算机上,又帮他打印出来并做统计。曹思源身后,曹剑还承担起治丧联络人的责任,每天接无数个电话,陈彬彬说他“嗓子都嘶了”。

另一个年轻人与曹思源偶然结识后,主动打理曹思源的各个网站微博、博客,还发表了遗体告别仪式的微博。一帮年轻人曾经受曹思源影响很深,后来转向国学,告别仪式上他们也出现了。

曹思源喜欢交友,在他的邮件组里有4000多个地址,每篇文章写出来,都会让妻子群发给友人们,听取和回复各种意见。有了新诗作,还会邀请大家唱和,把这些唱和印成《以诗会友》的集子,作为他在各个场合馈赠给新旧朋友的礼物。

仅仅2013年中秋节一首以“新梦、新梦,普世合力无穷”结尾的《如梦令》,就附列了36首和诗。记者也曾有幸在一次讲座后的AA制聚餐上,得到曹思源亲赠一本《以诗会友》和一本《东亚转型启示录》。

与曹思源长谈过一次的温克坚回忆,曹思源“热情如火”,跟人自来熟,毫无芥蒂和戒心,这也是记者在那次聚餐上感受到的。虽然他开口滔滔不绝,却也能友善听取别人的意见,不刻意压倒和说服别人。即使是女儿正在上高中的同学,跟他聊聊社会,他也是“特随和,从来不反驳你,听你说完呵呵一乐,说你这么想的”。这位王姓女同学感到,他是多元的,身上就没有偏激的气味。

曹思源的“多元”风格,也体现在得癌症之后选择是手术还是吃中药这件事上:他将所有赞成手术和反对手术的意见划成“正”字,依据两边笔划多少来决定。

但在多数时间里,激情如火、感染全场的曹思源缺少这样的机会。很长的年代里,他只能待在家中,经由妻子和助手用电子邮件和外界交流。大女儿成人之后,成了他的思想交流伙伴。住处附近的古城公园,是父女晚饭后散步聊天的地方。

“我跟他说些自己想不开的事情,他就开导我。家里的事情他永远是和事老。”曹志芳回忆,父亲让她的个性和能力自由发展,譬如让她很早自己做一些家务活,洗衣服之类,周末发零花钱,相当于“工资”,为此母亲陈彬彬曾经不理解,“爸爸说这样我有主动性”。

成人之后,父女思想上的交流更多。“对人生、事业的看法,了解到他的思想,理解他事业的意义。”曹志芳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给她讲述社会的螺旋形上升,看似的重复其实是有意义的。这使她理解了父亲对于中国现实的乐观态度。

2003年曹志芳远赴加拿大,事务所的员工也因故先后离开,曹思源有很长时间只能待在家中,通过妻子或助手以电子邮件和外界交流。在他这一时期的诗句中,留下了“轻挑窗帘看晓星……猜是谁人来短信”的记录。一件轶事是,有天晚上曹思源下楼在小区内散步打太极拳,回家时,楼下守候他的人已经睡着。曹思源上楼之前,不忘叫醒这位尽职责的年轻人。

2013年春天曹思源身患胃癌,手术成功后写了一首《如梦令·叩谢》,向亲友致意,远在加拿大定居的曹志芳也有和诗。在原诗初稿和女儿的和诗里,出现了“上帝”和“蒙爱”的字眼。

曹志芳透露,父亲在患癌不久前接受信仰,原因主要是她的影响。在她看来,父亲的事业和信仰是一致的,“他牺牲了自己的兴趣、爱好、时间,和家人相处的机会,做一个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事情”。接受信仰之后,曹思源开始把自己的事业视为上主赐予的使命。

12月2日的追悼会上,身为党员的曹思源并未身覆党旗,只是盖着一床有十字架标志的白色被单。

与时间赛跑

得到曹思源突然去世的消息,所有人的反应都是“太意外了,太早了些”。

对于曹思源自己,这个变故更加意外。2012年生日他曾经对陈彬彬说,自己可以活两个60年,如今第二个60年刚刚开始,相当于只有8岁,还可以干无数的事情,亲眼看到社会转型成功。

但他在此前后的人生,却像是一个意识到自己无法撞线的选手,用尽全力,一直在冲刺。

在短短的20余年中,曹思源出版了30余种著作,内容涉及破产法、私有制、国企改革、宪法、各国转型研究等领域,除了少数合著,都是他在纸上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

“夜以继日”是曹思源写作状态的准确描述。曾任助理的陈如意介绍他的作息时间是:早晨6点醒来,吃饭后出门打个太极拳,睡一小会儿回笼觉,8点半开始干活,到12点吃午饭;午饭后散步回来,休息一会儿,两点多开始干活到晚上6点;吃完晚饭,再休息一会儿,8点半左右起来干活,“以后就没点了,通常到1点多”。

陈彬彬说,有时凌晨两三点,他脑子一动又爬起来,到隔壁坐几个小时,一直到亲人们醒来才睡去。同学到家里来玩,一家人说话,曹思源忽然会消失不见,去看书。他书房四壁被书籍占据,所有人送来的书他一定要看过一遍再上架。

在传播思想的跑道上,除了与时间竞赛身位,金钱的栏杆,也是曹思源必须跨越的。尤其是夫妇下海,书籍又大多没有稿费收入,庞大的出版费用成了家庭的重压。除了一些企业人士赞助,早年破产咨询业务的积蓄,成了不断被曹思源动用的家底。这不免会给家人带来压力。

有一次,妻子陈彬彬和他发生了冲突。一名书商许诺可以让曹思源的书公开出版,需交费5万元。“他让我寄钱,我心有疑虑,始终没寄。”曹思源发现后和妻子大吵一架,陈彬彬一气之下打了款。后来书并未出版,曹思源找书商索要,也没能追回。

读书写作之外,曹思源利用一切机会参加社会活动,也不免花销。温克坚2008年在杭州的一个学术会议上与曹思源谋面,随即到曹住宿的宾馆长谈,使他意外的是,曹思源并未像其他参会嘉宾一样住在一家四星级酒店,而是住在旁边的如家宾馆。他推测,曹思源参会应是自费,目的只是为了在会上传播理念。

即使是在一次由作家阿城主讲“河图洛书”的传统文化讲座上,应邀到场的曹思源也抓紧发言机会宣讲法治,甚至引发了主办方小小的尴尬。

身患癌症之后,曹思源并未放慢脚步,倒似乎进入了加速轨道。医生叮嘱晚上11点半以前睡觉,曹思源遵守几天就不行了,“该干吗干吗”。学者吴伟感到,这一年他收到曹思源的邮件文稿更多,“有一种时间不够了的感觉”。这一年曹思源主编了非常重要的《亚洲宪政启示录》,在他发病之前,一本有关宪法研究的新作已经改到11稿。

2014年3月,北京重度雾霾,曹思源仍然执意出门参加活动,回家后患咽炎,打了3天点滴,癌细胞指标迅速蹿升。5月,曹思源去湖南和当年曾协力推动破产法的学者温元凯一起,参加了一次大型讲座活动,下着大雨,场面却极其火爆。事后对陈彬彬讲起,曹思源依旧兴奋异常。9月去江西景德镇、浙江宁波、南京的连串奔波,则被陈彬彬认为是“送了老曹的命”。

这次活动是高中同学毕业50年联谊会,一向体型丰润的曹思源显出消瘦,却连轴会见各个群体的同学、校友,每次聚餐必然放谈社会与理念,有时还受到“莫谈国是”的婉讽。除了同学聚会,曹思源又到南京去看望生病的小女儿,去浙江参加一个企业家邀请的会议,兜转一圈之后回到景德镇。

离开景德镇之前,曹思源扭伤了脚,却仍然由黄河浪陪同,去看望了一个80多岁的网友李西林老太。两人通过电子邮件认识,观念相投,成为忘年交。黄河浪的电动车无法载着曹思源直达李家,两人不得不步行一段,3人随后又去找饭馆,脚伤的曹思源行步艰难,“几百米的路程走了半小时”。李西林至今“一想到就难受,感觉是害了他”。

回京之后,癌细胞指标再次飙升。但曹思源并没有停下来。11月15号的一次聚会座谈,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又是一个重度雾霾天,陈彬彬后悔的是,这天自己没有同去,结果曹思源很晚才回家,神态极其疲倦。一位在场者保存的会议记录显示,曹思源当天的发言纪要密密麻麻占了一大张纸。这是他最后一次宣讲宪法理念。

第二天起床,曹思源胸闷气短,夫人陪他到人民医院检查,从此再也没能回家。

11月27号早上,被隔离在重症监护室的曹思源给妻女发了一条手机短信,以一贯的乐观口吻说:“胜败兵家常事,我的病也有两种可能。当然我们要全力争取胜利!”这成了他留在世上的最后信息。中午,曹思源陷入昏迷,第二天凌晨去世。他的冲刺走到尽头,胜负已无关紧要。

12月2日,受同学会委托来京吊唁的项英芬赶到八宝山殡仪馆东厅,见到的是一别两月躺在棺柩里的老同学。她在悲伤之余稍感意外,现场笼罩在圣歌和电影插曲宁静的音乐中,家人、亲友神情平静安详。在舒缓的音乐中,她的心也渐渐安宁下来,和缓缓移动的人群一起,向灵柩中的曹思源告别,“最后一眼看他时,我的心情非常平安,感觉他是睡着了”。

诗人叶匡政也在告别的人群之中。最后一次目睹曹思源平和安详的面容,他想到了两行外国诗人的名句:

他的一生像鳟鱼在蓝色激流中跳跃,

最终却安宁地走入那个良夜。

 

本文发布在 公民人物. 收藏 永久链接.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