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文：见证中国版本的“十二月党人”及其妻子

“十二月党人”及其妻子们

近两百年前，俄罗斯土地上曾经爆发一次意义深远的革命。1825年12月，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突然逝世、在继承人尚未确定之时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权力真空期。沙俄青年军官中深受启蒙思想熏陶的群体，试图借此机会领导军队在圣彼得堡发动起义，把国家带向立宪体制。但是起义很快被镇压。随后，五位领导人被沙 皇尼古拉一世处以绞刑，121 人遭到流放。这批革命者被称为“十二月党人”。

沙皇尼古拉一世为了从肉体和精神上摧毁这些贵族出身的革命者，不仅法外开恩允许贵族离婚，而且规定只有经过当局批准，起义者的妻子们才能赶赴西伯利 亚和丈夫相聚，而且这一去，不得携带子女，不得返回家乡，并永久取消贵族特权。“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多数出身贵族世家，但当自己的丈夫被判流放西伯利亚 时，许多人宁愿抛弃荣华富贵，也要和丈夫同去冰天雪地的荒原。甚至有人是经历了和当局陈情斗争之后，才得到一个准许随同流放的资格。

严酷的自然环境导致很多年轻的“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在西伯利亚早早夭折，但这一过程成为人性升华的闪光时刻，并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俄罗 斯诗人普希金写成长诗《寄西伯利亚囚徒》献给这一群体。而俄罗斯十九世纪中后期的文学作品和社会思潮，也深受这一历史事件的影响。一批出身贵族的诗人和作 家，如赫尔岑、安宁柯夫、奥格列夫、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十二月党人”及其妻子精神力量的感召。

“十二月党人起义”是在拿破仑失败不过十年间的背景下爆发的。此前沙俄作为反法同盟的盟主，俨然在欧洲强势崛起。在与法国的对抗中，俄罗斯军队在战 场上获得了胜利，一部分军官却被新的启蒙思想所征服，他们在欧洲大陆“开眼看世界”，意识到沙俄帝国在强权表面下的虚弱与危机。思想火种带回到俄罗斯，便 成为旧制度的掘墓者。

“十二月党人”的理念超越了自身的时代，失败不可避免，却成为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成为后世争相效仿的对象，就连九十年后的列宁及其同志都曾自称是“十二 月党人”的继承者。当然，如果说共产主义者同样仰慕“十二月党人”那种“虽万千人吾往矣”的英雄气概，后者的妻子们在面对失败时坚贞爱情的人性光辉，却是 前者所难以奢望的。

两百年后的一个中国版本

无独有偶，将近两百年后，在俄罗斯的东方邻国，体制的压迫性力量也勾勒出一个中国版本的“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群体。虽然两国的历史背景和社会 进程都不可同日而语，中国有“精神贵族”而没有血缘贵族，有和平抗争但没有暴力起义，有文人在场却没有文豪作证，19世纪顾忌贵族荣誉的沙皇专制，更是和 20世纪统治术高度发达的党治无法相提并论。但最根本的一个相似点在于，专横的权力意志和人性的柔性力量同样发生了直接的碰撞，迫使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出 场，为自己丈夫的清白而奔走呼号，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自1949年以来，政治犯和思想犯在中国的存在始终是个公开的秘密，但自习近平2012年掌权、尤其2013年许志永被捕以来，致力于中国公民社会 建设与抗争的群体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高强度打压。如果说维权人士郭飞熊等民间力量组织“街头举牌”活动直接触及到体制痛点的话，近期以来，维权律师浦志强、 夏霖，学者和社会活动家郭玉闪，传知行研究所黄凯平、何正军，立人大学陈堃，立人乡村图书馆原理事长薛野、副总干事柳建树，纪录片独立制片人寇延丁，北大 美术编辑诗霖，作家、编辑徐晓等人先后被刑拘或逮捕，显示出原本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空间日益逼仄。“维稳沙皇”周永康在政治上的倒台，丝毫没有扭转整个体 制愈演愈烈的“维稳”态势。

在这个群体当中，值得注意的是五位受难者和他们的妻子：郭玉闪和潘海霞、黄凯平和周清辉、柳建树和赵思乐、郭飞雄和张青、以及浦志强和孟群。在丈夫遭遇无妄之灾时，几位勇敢的女性 先后用公开信，描述他们的恐惧和无助，倾诉他们的思念和坚守。当柔弱女性不得不通过公共渠道集体发声时，体制的强横与颟顸也就暴露无遗。

其中最早发表公开信的，是郭玉闪的妻子潘海霞（网名“阿潘茶馆”）。在10月14日第一封《与夫书》里，潘海霞描述了自己丈夫被深夜带走时的慌乱、 无奈与纠结，她说“虽然平时我常和你就你的人身安全问题争吵，可我心里其实没什么底气，因为我知道你没有做错什么，你只是一个有尊严、对他人的苦难怀有怜 悯之心的人，不过是比一般人更逻辑一致、更彻底而已。”并鼓励郭玉闪“愿你能保有初心，愿你能守住你最最宝贵、最最看重的尊严”。

11月10日，潘海霞发表第二封《与夫书》。前一封信中透露出的慌乱、揪心、愤怒、担忧，此时已经慢慢平静下来。用信中的话说，“当我开始怀着悲观 的心态做积极的准备时，生活便似乎正常起来”、“不管面临怎样的残酷命运，再卑微的人都有任谁也剥夺不去的最后的自由，那就是选择用怎样的态度去面对命运 的自由。这是上天对人类的慈悲，我们都不应该辜负”。此外在信中，潘海霞透露出，虽然当局一直拒绝律师会见，但郭玉闪可能是因为和支持香港“占中”运动的 人士曾有过邮件和通话，而被当局怀疑是幕后主使。

12月3日，潘海霞发表第三封《与夫书》。在这封信中，妻子的情绪再度低落，因为在这一个月间，黄凯平、夏霖、何正军、柳建树、薛野、徐晓等人先后 被捕。郭玉闪原本可能是受别人连累，现在成了连累别人的一环。潘海霞一方面自嘲，“杨家将们都不行了，剩下的只有杨门女将了”，另一方面又自责“女人们除 了打听男人们的下落、给你们送衣服、找律师、写些你们根本不可能看得到的文字，又能做什么呢”。更残酷的是，在丈夫被超期羁押却毫无音信时，妻子不得不想 象更坏的后果甚至刑期的长短。

继潘海霞之后，12月7日，在丈夫被强迫失踪五十多天后，黄凯平的妻子周清辉也通过互联网发表家书《期待着你回来的那一刻》。信中描述了两人从相识 到相爱的点滴细节，描述了事发当天的最后联系，描述警方夜半抄家的经过。和所有的受难者家属一样，周清辉学会让自己变得坚强：“在你被强迫失踪后的每一 天，我都在努力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强大，让内心的力量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尽管对我来说不易，但并不坚强的我也并不懦弱。”在信的结尾，周清辉充满柔情地勉励 自己的丈夫，“人一辈子总要做一件让自己在弥留之际都能值得骄傲的事，你一直在努力做。因为有你的努力，所以我这辈子做得最正确的事就是嫁给了你”。

和潘海霞与周清辉的款款柔情不同，自我定位为“女权主义者”的赵思乐——柳建树的妻子——态度更为激烈。12月13日和19日，她连发两篇《一个女权主义者的救夫行动》，在恣意汪洋的行文下，她写下了最直白的动机：“女权主义者当然可以是妻子，但对于女人整体，妻子的身份已被强调得太多……至于思乐是谁的妻子，有什么关系？但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拾起了‘妻子’的身份——我不断地呼喊的，不过是：我爱他，我是他的妻子，他受害了，我有权为他发声，我理所当然要为他抗争。”

如果说三位年轻的妻子选择相对私人化的话语来打动人心的话，两位阅世更深的女性——维权活动家郭飞雄的妻子张青、律师浦志强的妻子孟群则选择了直接向国家最高领导人发表公开信，表达她们的愤怒。其中张青女士从2007到2013年间已经向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等人多次发表公开信，揭露郭飞雄遭受的酷刑虐待和全家遭受的骚扰。为营救丈夫，她在中美两国积极奔走，激发出一位女性体内超乎常人想象的能量。

就近期而言，在12月19日写 给习近平的信中，浦志强的妻子孟群质问，浦志强只是在凭良心做着对国家有益、为升斗小民鸣冤的好事，他何罪之有？当局对他的四项指控——煽动民族仇恨、煽动分裂国家、 寻衅滋事、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完全是“莫须有”。

孟群还直言不讳地揭露了浦志强遭受的反人道待遇：在看守所前3月时间里，浦志强几乎天天被提审，每次长达10余小时，提审之后还要值夜班，即使是年 轻力壮的健康人也无法承受。他的体重迅速下降了9斤，曾经出现呕吐、晕厥等现象，双腿一度浮肿至膝盖。他在看守所里遭受了非人的身心折磨，家属却无法探 视。即使律师会见也难以顺利成行，要由领导批示。

孟群承认，这封信习近平可能永远不会看到，即便看到也没有时间看内容。对最高领袖来说，这不过是小事一桩，但这四项莫须有罪名落在普通平民百姓头上，遭遇监牢之灾，无异于“天塌了”的感觉。她呼吁习近平请以慈悲为怀，让自己的丈夫回家。

强权的痛点和原罪

对抗极权最有效的武器，是诉诸人性本身，尤其是人性天然向善的一面。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历史上，远到林昭、陈九莲、张志新，近到“天安门母亲”群体，女性的坚强与抗争其实从未缺席。而这次集体入狱的社会活动人 士，以及他们的妻子在短时间内集体发声，成为新时代中国一个和平版本的“十二月党人”传奇。这几位勇敢女性在同一段时期内选择公开信形式，用心底最柔软、同时也最坚强的部分来对抗权力的专横，在这个意义上，她们是在自愿追随自己的丈夫去严酷的“政治西伯利亚”，塑造了一个中国版本的“十二月党人妻子”的群像。

这种抗争也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中国本土资源的记忆。潘海霞的《与夫书》很容易让人联想到1911年黄花岗义士林觉民的《与妻书》，二者都把儿女情长，融入到一个更艰难、也更具悲悯情怀的事业当 中。甚至他们的敌人也看到了这一点的危险性。

第一篇《与夫书》公布之后几天时间里，体制的忠实代言人《环球时报》迅速做出反应、发表社评，试图把林觉民的悲天悯人，置换成国家主义的强横叙事，并贬称受难者在境界、思想和道德上多有不如，“喜欢上玩悲情牌，也较擅长煽情。他们沉溺在自己的小情绪里，与大众渐行渐远，最终 将被彻底边缘化。”虽然《与夫书》的读者们指斥这种做法无异于在受害者伤口上撒盐，但毋宁说，是这种女性出场的姿态，触到了这个体制最尴尬、最不能自持的痛点。

妻子和母亲的出面控诉，对任何一个体制都是无法洗刷的污点和原罪。俄罗斯尼古拉一世虽然也清楚改革农奴制度的必要性，却宁愿一味迷信强力手段来增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并在意识形态上炮制“专制、东正教、民族性”来对抗启蒙思想，让俄罗斯帝国同现代世界渐行渐远。他本人运气尚好，没有遭受过历史的回旋镖打击，但他的子嗣后裔却终免不了被八十年间酝酿的革命洪流所吞噬。相反，他的打压却像铁锤与砧板，锤炼出少数反抗者的人性光辉。

俄罗斯诗人、“十二月党人”雷列耶夫的一句诗，不仅适用于当年的俄罗斯，同样适用于今天的中国：

牢狱使我感到了光荣而非羞耻，

为了正义我才来到这个地方；

这枷锁怎么能使我感到惭愧难过；

为了祖国我才把它戴上。

（注：本文写作及发稿过程中，徐晓和柳建树已先后获释。另如有遗漏人与事，乞读者指正谅解。）

转自http://www.chinese.rfi.fr/%E4%B8%AD%E5%9B%BD/20141223-%E4%B8%AD%E5%9B%BD%E7%89%88%E6%9C%AC%E7%9A%84%E2%80%9C%E5%8D%81%E4%BA%8C%E6%9C%88%E5%85%9A%E4%BA%BA%E5%8F%8A%E5%85%B6%E5%A6%BB%E5%AD%90%E2%80%9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