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為何在中國興起?

站在炎炎烈日下,目睹著十幾台推土機在三江教堂的牆垣間橫沖直撞,戴先生(音譯)感到莫大的悲傷和擔心——既擔心自己,也擔心他的基督徒教友的未來。他說:“大批警察封鎖道路和周圍的山。他們之前已經切斷整個區域的供電,切斷手機信號,試圖阻止任何人靠近。”

戴先生假扮拆遷人員,成功越過外圍由防暴警察組成的警戒圈,擠進半山腰的一群教徒中,目睹著龐大的教堂被強拆。“語言形容不出這場面有多讓人心痛,”這位虔誠的基督徒說道。他從另一片教區趕來,加入到試圖保衛這座教堂的教徒行列中。“我只是不住想到耶穌的話——‘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他們沒有意識到,但他們定會遭到神的審判。”

2014年4月28日,這座屹立於中國沿海城市溫州市郊的新教大教堂被拆毀,標志著政府大張旗鼓地開始打壓基督教這一在中國發展最快的宗教,而中國名義上是一個無神論國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如今有大約1億基督徒,多於擁有8670萬黨員的執政黨——共產黨。按照西方的思想傳統,現代性理應帶來世俗化,但在共產黨執政的現代中國,伴隨現代性出現的卻是曾被貶為“人民的鴉片”、因而遭禁的各種宗教大舉捲土重來。

或許最讓人驚訝的是,既屬於“外國”宗教、又與之前以炮艦和帝國主義為代表的時代存在緊密聯系的基督教(尤其是新教教派),在爭奪中國人心靈歸宿的競爭中成為大贏家。按照目前的發展速度,中國很有可能在未來15年內成為全球基督徒最多的國家。中國的威權領導人既鄙視又擔心任何不受自己直接控制的力量,對他們來說,這一看似不可阻擋的趨勢非常令人不安。

溫州三江教堂被拆毀,標志著政府遏制基督教崛起行動的開始。政府的行為包括騷擾和拘押教徒,拆除溫州及浙江省各地的十字架和教堂。左圖為2014年4月28日的教堂,右圖為一天之後的場景。

“到2030年,中國的基督教徒數量幾乎肯定將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共產黨對此非常警惕,”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主任楊鳳崗表示,“中國官員經常援引波蘭的經歷,他們認為當年天主教會幫助推翻了波蘭的共產黨統治。雖然兩國的國情並不真正具有可比性,但是黨仍將基督教視為需要壓制的嚴重威脅。”

4月份,政府無視數千名在三江教堂邊上搭營抗議數周的當地基督徒,強行拆除了該教堂。這座教堂歷時6年建成,成本約為3000萬元人民幣(合310萬英鎊),形似摩門教徒的禮拜堂,頂上是一個紅色大十字架。它的拆除只用了不到一天。之後又有幾座教堂被毀,整個溫州乃至浙江省各地多達300座教堂上顯眼的十字架也被當局強拆,有幾次強拆發生在當局與教徒激烈對峙之後。數百人被短暫拘留,一些人至今仍然在押,面臨通常被用於懲罰政治異見人士的含糊罪名。

溫州和浙江政府在公開場合聲稱,拆毀教堂和拆除十字架只是在執行有關城市規劃和違章建築的規定。但根據對數十名教徒、宗教學者、分析人士和地方官員的採訪,以及英國《金融時報》看到的文件,很清楚拆毀三江教堂是一場持續一年的聯合行動的開始,旨在遏制基督教在浙江省的發展。

對於擔心這一“顛覆性”宗教傳播的政府而言,基督教徒人數眾多、在中國素有“東方耶路撒冷”之稱的溫州是個明顯的靶子。直到不久以前,市區和周圍農村林立的裝飾華麗的大教堂和巨型的霓虹燈十字架是溫州最引人註目的特色之一。當地教會團體估計,溫州人口中至少有10%——逾120萬人——經常參加新教禮拜活動。就像在中國其他地區一樣,天主教徒人數少得多,但也有數十萬。今年,天主教徒也被迫拆除十字架,受到騷擾,因為“非法”禮拜活動受到的監視和拘禁有所增加。

理論上,宗教自由得到中國憲法的保障,但在實踐中,一切宗教組織必須獲得政府的批準,其活動受到嚴格的管控和監視。訪華的外國客人如果來到官方批準設立的教堂,首先便會註意到警方的監控攝像頭,它們安裝在教堂內的顯眼位置,目的是監視從事禮拜活動的牧師和教徒。中國天主教徒只被允許參加中國天主教愛國會(Chinese Patriotic Catholic Association)控制的教會;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直接向共產黨報告,不承認教皇,也不與梵蒂岡維持關系。中國新教徒理論上只能參加由官方的“三自愛國教會”(Three Self Patriotic Movement)運行、不分宗派的新教教會。

政府聲稱中國只有約2300萬名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但即便是負責編纂和公佈這些數據的官員也承認,該數字對實際情況的低估嚴重到了荒謬的程度,捏造這樣的數字主要是出於政治原因。參加官方“合法”教會的人數已經遠遠不止2300萬人;不僅如此,中國還有數千萬教徒參加未經官方承認或批準的地下“家庭教會”。這幾萬個地下教會(包括天主教和新教,但主要是新教教會)理論上是非法的,但往往得到地方官員的容忍,有時甚至被允許公開活動,前提是它們不公然“搞政治”。

中國許多較有吸引力的地下教會堅信“千禧年主義”(millenarian,即相信太平盛世終會到來——譯者註)。殉難以及國家的迫害實際上讓它們更加來勁;它們歡迎打壓,視其為自己作出宗教犧牲的證明。這往往使得政府的鎮壓效果不佳,甚至適得其反。直到不久以前,浙江省(尤其是溫州市)還被視為政府包容地下教會興起的正面榜樣。

“在很長一段時期里,溫州對我們而言都是一個溫和、包容的地方。溫州人將基督教傳遍全國各地是出了名的,”一家地下教會的牧師表示,該教會有8000多名教徒。他要求保密身份,因為當局曾警告,如果他接受國際媒體採訪,將面臨牢獄之災。“直到不久以前,我們和政府之間存在大量信任和合作,家庭教會的禮拜人數總是遠遠多於官方(即政府批準的)教會。”

這位中年牧師和兩位較年輕的男性教徒同意在一個深夜接受英國《金融時報》採訪,地點是在溫州遠郊一條小巷的一間安全屋。這間位於四樓的小公寓燈光明亮,牆上貼滿了教會慈善項目的照片、聖歌的曲譜以及宗教聖像。一隻大蟑螂爬上緊挨著衛生間的牆角。

兩位年輕的教徒緊張地坐著,邊剝邊吃葵花籽,每當聽到屋外傳來腳步聲,兩人會輪流起身在門邊聽著。牧師本人開一輛新買的小轎車,看起來與普通的中國商人無異,但口音濃重的普通話透露出的抑揚頓挫,表明他擅長於激勵人心的講道。

他介紹了獨腿“蘇格蘭農民”傳教士曹雅直(George Stott)將新教傳到溫州的歷程。曹雅直1867年來到溫州,一呆就是23年。英國循道公會傳教士蘇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接手了曹雅直的工作,他1882年來到中國,在溫州住了29年。蘇慧廉的《論語》譯本備受稱贊,1920年回到英國後,被任命為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中國語文教授。

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數目漸增的溫州教徒經歷了歷屆政府的鎮壓和排外運動的壓迫,但他們遭遇的最嚴峻考驗是在信奉無神論的共產黨1949年執政之後。1958年,浙江省和溫州市被指定為消滅宗教試點地區,這場運動在1966至1976年血腥、混亂的文化大革命期間達到頂峰。當地基督教團體表示,即便是在“三自”官方教會被賦予清除新教任務的十年動亂期間,溫州地下教會的教徒人數仍然增長十倍。在溫州,許多人擔心當下拆除十字架、拆毀教堂的行動是20世紀50年代政策的再現——浙江再次成為試點地區,為更大規模的宗教壓迫行動鋪路。

當前行動的直接負責人是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據稱他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關系緊密。當地官員和數名自稱知情的人士表示,夏寶龍是佛教徒,在個人層面對全省各地涌現的大教堂和十字架覺得反感。但數名研究中國宗教政策的專家表示,如果沒有中央的明確批準,這樣大規模的協同行動絕不會被允許發生。

該結論得到一個事實的支持:被拆的三江教堂並非由“非法”的地下教徒修建,而是官方的三自愛國運動的一個獲得批準的分支建造的。“相當清楚的是,此次行動象徵著全國層面的宗教政策開始發生重大變化,浙江和溫州被選為試點,以觀察國內外的反應,”傅希秋(Bob Fu)表示。傅希秋曾是中國的異見牧師,後來建立了總部位於德克薩斯州的基督教非營利組織對華援助協會(ChinaAid),該組織的宗旨是爭取中國的宗教自由。傅希秋稱:“過去一年裡全國各地有數千名教徒被拘押,我認為,這場打擊基督教的運動在規模和蠻橫程度上是文革之後未見的。”

英國《金融時報》數月以來多次試圖與中國的中央和省級宗教管理部門交談,但沒有任何官員同意接受正式採訪或對當前政策進行澄清。

那麽,是什麽引發了這場旨在遏制基督教在華影響力上升的行動?浙江省運動發生的背景是一項覆蓋範圍更廣的打壓政策,自從習近平主席兩年前掌權以來,該政策已導致數十名溫和派知識分子和批評人士被羈押,各種形式的異見受到嚴厲壓制。一些分析人士提到習近平高調弘揚“中國人的”宗教和傳統,如佛教和儒學。他們表示,目前的反基督教運動與習近平對西方的懷疑有關,甚至可能與他暗地裡也許信佛有關。習近平在被提拔至中國最高領導層之前,曾在浙江擔任了5年的省委書記,這意味著浙江省的運動更不可能在未經他點頭的情況下發生。

北京方面的意圖不是鎮壓基督教乃至所有宗教——即便這確實是目標,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而是遲滯它的迅速興起,置其於更強的控制之下。除了發展速度之外,黨還非常關註皈依基督教的人群類型。20世紀80年代,在政府解除對宗教信仰的限制、整個國家在文革過後迎來復興之時,中國的基督教徒主要是貧困、農村、未受教育的人士,而且多為女性和老年人。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基督教徒八成生活在貧困的農村地區。

如今,新信教者多數來自繁榮的城市,受教育程度和影響力日益增加,對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的要求越來越高。

而在放棄了空想共產主義和圍繞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之後,黨在過去30年裡也一直依靠這些中產階層人士的支持。20世紀80年代初,黨作出了痛苦的改變,從試圖消滅宗教和古老文化,轉向告訴人民“致富光榮”。如今,在經歷了物欲橫流和不平等加劇的幾十年後,就連中國的高層領導人也嘆息,現代中國社會充斥著犬儒主義和物質主義,缺乏理想和道德。

為了填補這種道德空白,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共訴諸於舊方法和舊符號,煽起對日本和英國等昔日侵略者的民族主義仇恨,並且重新搬出上世紀60年代那套宣傳套路。普通百姓再一次被鋪天蓋地的優秀共產黨員形象包圍,如不知疲倦的石油工人“鐵人”王進喜,以及偷偷給戰友們洗襪子的模範戰士雷鋒。但對於日益精明和世故的城鎮中產階層而言,這些灌輸“傳統”價值觀的努力只能凸顯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官方意識形態多麽空洞多麽蒼白。這些英雄形象讓許多人註意到中國體制的矛盾——號稱社會主義,卻連提供基本的社會服務也有困難,而頂層被一小群積累了巨額個人財富的威權政治精英所壟斷。

楚延慶是中原家庭教會的牧師,該教會於2004年在北京郊外的一家酒店成立。它的24名成員多為政治活動人士,他們持續受到當局的監視和騷擾。楚延慶曾是1989年天安門廣場民主運動的學生示威者,該運動最後遭到流血鎮壓。那段經歷給他留下創傷,產生深深的幻滅感,最終促使他在2003年皈依新教。他和他的小教會正是中共最忌憚的組織有方的基督教徒政治活動分子。

他滔滔不絕地描述道,中國社會的瓦解,開啟了他所稱的基督教當下在中國的“黃金時代”。“中國比以前富有得多,大多數人夠吃夠穿,但沒有精神上的營養;既然我們的物質需求得到了滿足,我們便需要言論自由、人權以及文化和精神上的食糧,而基督教能提供這些,”楚延慶表示,“事實上,唯一能匹敵共產黨權力的力量就是基督教,基督教是中國唯一的希望。”

基督教首次接觸到中國是在公元7世紀,由信奉聶斯托利派(Nestorian)的東敘利亞教徒傳入。羅馬天主教教士13世紀抵達中國,14世紀初的北京(即元首都大都——譯者註)甚至短暫出現過方濟各會大主教。但大多數中國人、乃至大多數中國天主教徒認為,基督教正式進入“天朝”是在1601年,會說中文的意大利籍耶穌會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建立了長駐的傳教團。

之後的100多年裡,耶穌會傳教士得到中國君主的容忍,甚至被請入皇宮,讓他們與東道主分享西方的技術和藝術知識。但隨著18世紀末羅馬天主教廷頒令禁止多項中國習俗,清朝皇帝宣佈基督教為非法,對被發現在華傳教者一律處死。

率先在中國傳播新教的英國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於1807年抵達中國,開始學習中文,翻譯《聖經》,而當時這兩種行為均可被處死。馬禮遜還兼任不列顛東印度公司的翻譯,在日後的兩次鴉片戰爭和其他外國侵華戰爭中,這一點成為基督教和中國所受屈辱之間緊密聯系的象徵。在將香港等地割讓給西方戰勝國的“不平等條約”中,明確列入了允許傳教士向中國人傳教的條款。但即便有此相助,新教傳教士仍然算不上特別成功。馬禮遜在中國傳教27年,僅僅說服25人皈依。到了1900年,歷經數千名傳教士將近一個世紀的努力,中國新教徒的人數也只有10萬。

共產黨1949年革命勝利時,中國有約80萬名新教徒,人數遠遠少於大約300萬名天主教徒,而當時中國人口為5.4億人。2010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估計中國約有900萬名天主教徒,逾5800萬名新教徒。根據每年增長10%的保守估計,楊鳳崗等人推測目前中國的基督徒總數已有1億人左右。在天主教徒人數增速慢得多的同時,新教教會(尤其是“非法”的家庭教會)在全國各地迅速蔓延,新教的發展速度甚至快於在中國占主導地位的宗教——佛教。

耶穌會會士、學者魏明德(Benoît Vermander)繼承了利瑪竇的傳統,他是上海復旦大學哲學系的終身教授。他在談及中國的“信仰市場”,以及新教為何能夠成功滿足這個市場的宗教信仰需求時,聽上去頗像個經濟學家。

“新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國新的民眾宗教。它迎合中國的儀式和社群傳統,又使人感覺國際化,覺得自己是全球團體的一員,”他表示,“天主教在更大程度上基於神職人員的權力,因此信徒對於發展團體的責任感較輕,而新教更具創業性質,它向信徒提供更多自由和權力,任何人都可以創立教會團體。”在地下活動的天主教團體需要與梵蒂岡教廷建立秘密聯系,但新教徒只要拿著一本《聖經》便可以與別人一起創立自己的教會,這一概念與中國公民社會及個人賦權的興起很相配。

王依林(音)是家裡的第四代天主教徒,雖然只有16歲,但相貌和舉止都老成得多。他的父親是中共黨員。盡管沒有朋友或同學是教徒,但王依林表示,他們覺得他的天主教信仰很酷、富有異國情調。近期一個周日的下午,他獨自去北京市中心一座裝飾華麗、擁有百年歷史的天主教堂參加彌撒。之後他表示,在一個秩序混亂、壓力沉重的社會,天主教“讓我的生活更有序,讓我有規則可循,讓我培養自控力”。

10分鐘車程外是北京現存最古老的新教教堂,在這里,20歲的設計師韓闖(音)描述道,自己在一年前遷居中國首都之後,重拾了身為農民的外婆的新教信仰。“我小時候病重差點死掉,但我外婆拼命祈禱,結果我活了下來——我的外婆和母親都是農民,她們相信這是奇跡,相信基督教帶來好運、健康和好生意,”韓闖表示,“我搬到北京之後開始去教堂,我覺得,在混亂和腐敗的現代社會,教會為人提供了一種道德根基,而且有助於培養一種自尊感。”韓闖和王依林均表示,他們認為天主教比新教更嚴格、更嚴肅,新教則更受歡迎,容易吸引那些家裡沒有信基督教傳統的年輕人。新教的靈活性也留下了充分的個人解讀空間。因此,不足為奇的是,中國許多非正統和極端宗教組織大多發端於富有感召力的地下新教教會邊緣團體。

10月中旬,29歲的張帆及其父、55歲的張立冬被判處死刑,他們在華東某地的一家麥當勞(McDonald’s)餐廳殘忍殺害了一名女子,因為受害者拒絕與他們一起信奉“全能神”教。這一傳播末日論、篤信千禧年主義的團體又稱“東方閃電”,聲稱其數百萬信徒均相信耶穌已經回到世上,化身一名中國女子,直到不久前還居住在中國中部。該團體還認為中共——即它所稱的“大紅龍”——是其死敵,告訴信徒他們的責任是搏鬥並殺死“魔鬼”。今年5月,一則用手機拍攝的視頻在網上流傳,引發全國震驚。視頻中,張氏父女和其他四人(包括一名12歲少年)用椅子和棍棒將受害女子毆打至死,同時其他顧客旁觀或逃跑。作為回應,政府在全國範圍開展針對“全能神”的鎮壓行動,在官方電視臺上播出張立冬的畫面。張立冬在電視上認罪,但辯稱受害女子是“惡魔”,用超自然力量攻擊自己,而他是在自衛。

中國政府2009年將14個邪教組織列入監視清單,其中12個均是根據某種形式的基督教而創立。中國與一些神神秘秘的基督教信仰之間的關系漫長而又動盪,此類信仰容易在迷信、難以管束的內陸農村生根發芽。至今,太平天國(1850年誕生、1864年覆亡)叛亂仍是歷史上最血腥的內戰,超過2500萬人被殺。

太平天國運動的創始人洪秀全是失意的知識分子,四考科舉而不中。在一次赴考途中,洪秀全從一位美國傳教士那裡獲得一本《聖經》的中譯本。在壓力和失落的折磨下,洪秀全精神崩潰,之後他靈光一現,認定自己其實是耶穌的弟弟,被派往世間創立“天國”,消滅當時統治中國的滿族“惡魔”。在近20年的戰爭後,洪秀全和他的追隨者終於被獲得英法殖民軍隊幫助的清軍擊敗。在巔峰時期,太平天國的疆域覆蓋了中國南方的半數地區,定都南方大城市南京。中國現在的領導人對地下教會等群眾宗教運動的忌憚,在一定程度上源自對太平天國屠殺的記憶。但奇怪的是,中共的官方立場對洪秀全及其追隨者抱著一種寬容甚至浪漫的觀點。

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坐落在南京老城區一座典雅的傳統中式宮殿內,四周為巧奪天工的古典園林,這座“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表述了黨對太平天國的官方定論。博物館入口處是一座英雄般的洪秀全半身像,中英雙語寫成的銘文歌頌太平天國“英雄兒女……挺身而出,用鮮血和生命譜寫了偉大的反帝反封建史詩。”展品將叛軍描繪為共產黨人的愛國主義先驅,以贊許的態度強調叛軍並不認真的土改努力,尤其是他們對英國等“外國侵略者”的反感。整個博物館僅有一處提及基督教和太平天國的宗教信仰,那是在後廊的一個小展區,這是令人愕然的歷史修正主義行為。

在南京的另一邊,在該市郊外一個新的工業區,世界最大的《聖經》印刷廠剛剛印製了它的第1.25億本精裝版《聖經》。在巨大的廠房中央,數百本為肯尼亞聖經協會(Bible Society of Kenya)印刷的《聖經》正從生產線下線,疊放在一起,旁邊是中文版《天主教青年聖經》(Catholic Youth Bible)和《牛津英漢詞典》(Oxford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直到今天,世界各地(尤其是美國)的教會團體仍向教徒募捐,目的是購買《聖經》並偷運至蒙昧、異教的中國,他們認為《聖經》在中國仍是禁書。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並沒有意識到,他們在國外購買的《聖經》很有可能是在南京的這座工廠印刷的。

該廠由全球組織——聯合聖經公會(United Bible Society)和愛德基金會(Amity Foundation)合辦,後者是中國首家以宗教信仰為基礎並獲得政府批準成立的非營利組織(NGO)。工廠的最大客戶是政府控制的中國基督教協會(China Christian Council),該協會向全國約5.7萬座教堂提供補貼並發放《聖經》。愛德基金會副董事長邱仲輝解釋了政府為何允許該廠在1987年成立,印刷在之前幾十年的共產黨統治期間被查禁和焚毀的《聖經》。“如果中國教堂沒有《聖經》,你能想象會冒出多少極端宗教組織嗎?”他表示,“政府認識到它不能阻止人們信教,因此它寧可讓人們獲得《聖經》,信守基督教的主流教義。”

邱仲輝是新教在中國最受政治認可的代表。為了低調從事傳教活動,愛德基金會全面與政府合作。它利用印刷業務利潤和國內外捐款,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從扶貧到環保等一系列慈善計劃。在此過程中,它小心翼翼,不違反任何一項針對傳教的政府禁令。“我們不會一手拿著麵包,一手拿著《聖經》,因為我們不認為這是傳播福音的有效手段,而且也是不允許的,”邱仲輝表示,“如果人們想知道我們為何幫助他們,那麽我們可以告訴他們,這是因為我們的信仰。”

邱仲輝表示,作為基督徒,看到浙江省和溫州市教堂和十字架被拆的圖片讓他不安。但在他所在的江蘇省,政府和宗教管理部門尚未改變政策,也沒有動用鄰省浙江那樣比較高壓的政策。

回到溫州,一座已經長成的果園被移栽至近6個月前三江教堂屹立的地方。一位在果樹間穿行的中年婦女指著泥地中露出的幾塊磚頭說:“過去這里是一座很大的建築,幾裡外就能看到房頂的十字架。我聽說這惹怒了官員,於是他們拆毀了它,還抹去了痕跡。”拆除行動甚至激怒了當地的非教徒,他們認為這是當地官員在省委書記心血來潮的授意下踐踏法律的行為。

對浙江的基督徒和熟悉政府宗教政策的人士而言,這場行動的含義無疑不止於此——它是一個壓制宗教的試點項目,如果當局認為浙江取得了成功,它很有可能在別處復制。

但即使北京方面真的將反基督教鬥爭擴展至全國,它充其量只能指望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基督教國家的日子晚點到來。“目前的打壓以及拆教堂、拆十字架、抓人入獄的行動,不會顯著減慢信教者人數的增加,”普渡大學的楊鳳崗表示,“如果說有什麽作用的話,它實際上會為基督教在中國的復興火上澆油。”

譯者/何黎

 
英國《金融時報》 吉密歐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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