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1月10日起，我个人发起了大学校园内的读书沙龙活动，参与主体是我带的研究生和自愿参加的本科生。初定本学期一共只搞四期，连续四个周六进行，分别阅读穆勒的《论自由》、达尔的《论民主》、韦伯的《学术与政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考虑到这种积极健康的学术思想交流活动，可以促进社会的爱读书、爱思考的精神风气，所以决定每期皆在网上公开时间地点及讨论过程，并欢迎西安其他高校的学生及有兴趣的人士旁听交流。适逢西北政法大学官方也在举办“读书文化节”，心想这真是相得益彰、和谐互促的大好事。
没料到下午两点多我刚到办公室，便接到校方的另一个通知。原来在上午我真诚陈述完意见并天真等待回应的过程中，校方紧急召开了职能部门会议并作出如下决定：1、读书会绝不能搞，所有教室、会议室、资料室都不许使用；2、通知相关老师不能参与；3、要求所有学生不得参加读书活动。
这三个决定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也触犯了我无法容忍的基本的学术自由独立的底线。西北政法大学，你这是怎么了？一所堂堂的大学，听命于不公正的指示倒还罢了，怎能如此变本加厉，完全无视大学的基本功能和使命？我认为，校方的这三个决定是无理、傲慢和蛮横的。其潜在的意思就是：我们不用听你的解释，也不必向你说明禁止的理由，只要是上面禁令的，就坚决不让举行。大学管理者的职责所在，似乎就是只唯上，不唯学。那你们平日口口声声的以学生教师为本、教学学术至上到哪里去了？是的，你们有压力，但有压力难道就是彻底顺从的理由？你们的责任伦理到底是作为学术守护者还是政治驯服者？我为自己所爱、所工作的这所大学的如此荒唐决定感到痛心，当晚，我焦虑并彻夜难眠。
但我从头到尾都坚持着理性和尊重校方的做法。尽管此时已经对读书会的举行不抱任何希望，但我还是想平和地与校方多做些沟通。从当晚到第二天（周五），我以短信、电话、面谈等方式，与从学校到学院的五六位领导都进行了联系，尽管他们要么没接电话、要么含混几句，要么安慰说确实没办法，上面的任务，但他们对我的态度都是友善的。然而，他们都在回避着关键的问题：我做错了什么？如果没有我错的理由，那为什么要禁止一场单纯的教学学术性的读书活动？
很多人说，这种事情禁了就说明人家认为你有问题，你还询问理由，不是迂腐吗？是的，我承认我很迂腐。但如果我们想生活在一个有点基本尊严、不被粗暴对待的和谐社会，询问理由就非常重要。然而我必须尽量从理解校方、理解上面的命令者的角度出发，多方面做出有利于稳定的努力。正好院里有领导给我善意的建议：让我按照学校有关举办研讨会讲座的规定，以正规程序填写申请表，然后由校方尽量跟上面沟通，这样把读书活动完全纳入可控制的小范围内，让学校有交代，让上面也放心。我想这的确是化解问题的好办法（尽管我并不认为读书活动属于研讨会范畴，并且也认为学校研讨会讲座须经审查的规定完全是不合理的），于是便积极配合，抓紧写申请，并附带了说明：如果觉得读书沙龙的名称“公民自治合作”有问题，就去掉这个名称；如果认为读的书、讨论的方式有问题，就进行调整。
申请提交上去，下午得到的回应是申请主体不适格，不予批准。至此我已做了所有该做的努力，加之在这期间得知读书会准备发言的学生已被校方谈话和警告，校内所有可能读书的场所的管理者也都接到了严禁使用的命令，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再继续退让，那我就是愧对教师这一神圣的职业，就是彻底放弃我基本的做人的原则。于是，半个小时后，我正式在微博上发布了这条消息：“为捍卫学校内读书的原则，守护大学自由独立精神之底线，我决定本周六的读书沙龙活动继续在政法举行，时间不变，地点是我的办公室，行政楼228房间。我抗议校方对学术教学活动的压制，尤其是抗议校方威胁学生不得参加读书活动的做法。但为保护学生，请各位自愿参与的同学作为成熟公民，千万想清楚再来。”
星期六下午两点半，在经历了各种巨大压力、我的心里也饱受煎熬的情形下，在做好最坏的打算之后（比如被人搅局、读完后我被带走），第三期读书沙龙终于正式举行。我的办公室狭小简陋，被书堆满，挤站着最多也就容纳十人，没想到自发来了五十人左右，基本学生占一半，西安热爱思想文化的人士占一半。当然，来的人中也包括几个心不在焉的面孔。我都无比感谢和欢迎。鉴于人多，读书会只好临时放在了旁边的楼道进行。好在这是周末，没人上班。两个小时的读书会，大家和缓地交流读书心得，尽量控制掌声，保持楼道通畅，维护环境整洁，自觉做守法的好公民。读书会最后的总结中，我说了一些话，大意是：“我们今天终于站着把书给读了。我其实是一个很脆弱的人，也是一个很忧郁的人，但，我是人，我不能没有一点人的坚守。我又没有反党反政府，所以很困惑自己到底错在哪里……”
我拙于表达各种感谢，只知道我亏欠了太多太多关爱我的人，无论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我亏欠校内提供各种帮助和默默支持声援的许多教师同事，我不愿让我的朋友们因为我个人的活动而担上莫名的风险。我尤其是亏欠了我的家人。因为这件事，我让夫人担心受怕，自己没有在周末陪伴儿子。直到今天下午，我才专门陪夫人孩子去看了《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这是我最幸福的事情。我也特别对不起我的学生，因为这件事，让他（她）们跟着受累、受无辜威胁，尤其是两位刚成为我的研究生的小女孩。本来是跟学生读书交流，促进她们学习上进的好事，却成为她们精神的负重。好在周二晚师门将有场吃饭聚会，我会好好拥抱你们（请狄马同志不要吃醋）。
对于那些阻拦这次读书会的诸公们，我要说，你们力量强大，我在你们面前就是孤独的个体，简直不堪一击，但我发自内心对你们毫无抱怨，我真的理解你们的职责、顾虑和敏感，但既然这已经成为公共事件，我想我有必要借助这次读书会的主题“学术与政治”，来就我的读书活动中可能被你们认为是敏感的、被政治化的地方，一一做些申辩，希望你们能耐心倾听：
——关于读书沙龙的名称问题。有人猜测：读书会就是因为名称不对才遭禁的。是的，我从不讳言读书沙龙的名称是“公民自治与合作计划”，许多人说你搞读书活动就是了，为什么非要起这个敏感的名字。敏感吗？难道为自己的学术活动叫上一个符合自己关怀和理念的名称都不行？况且，我在第一次读书沙龙上就已对这一名称有明确解释（可见网上视频）。这只是我有感于西安9.15事件中打砸抢等暴力行为对和谐社会的破坏，只是基于我对这个民族动辄付出流血代价的忧虑，而倡导的一个主题性的活动名称。其主要内容就是主持些读书会和请些人来讲座，通过这样的公民自我教育，来传播理性、宽容和爱的公民精神。所谓自治，无非是强调公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人格独立、心智健全等；所谓合作，无非是弘扬建立在个体基础之上的公共关怀、理性交流、团队合作精神等，难道这些不利于稳定和谐？这种没章程、没组织、就我一人单干的活动主题，与组织党派有什么关系？我知道，一定有许多人会直觉地认为公民、自治、合作等词有阴谋化政治化之嫌，尽管我对此在诸多场合都已有明确交代，你们非要不信，非要那样理解，我实在也没办法。无论我绞尽脑汁安什么样的名称，在有些人的眼光中都会变得异样，我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在一个名称是否敏感上浪费时间。我今后仍会继续使用这个名称作为我开展公民教育等学术性活动的主旨。即便我放弃某个理念，也绝不是因为这个理念是敏感的，而只是因为这一理念是不正确的。
——关于读书会本身的问题：有人猜测：读书会本身就是遭禁的理由。许多人说，你课堂上教教书、搞搞自己研究就行了，没事搞什么劳神的读书会干嘛？要知道，当年什么什么革命党就是靠这发家的。说实话，我带着学生或帮助学生开展读书活动已经有很多年的经验，还从来没把读书会的内涵往这方面想过。1990年代中期，北大李猛、强世功、赵晓力、郑戈等组织的读书小组，对他们自身教益颇大，对我们这些后进的青年学生也影响深远，他们那批人业已成为今天中国法学的中坚力量。难怪赵晓力曾说读书会是“无形的学院”。在那之后直至今天，中国各个大学的各种各样的读书会早是多得不计其数，成为大学一道美丽的风景，这么多教师学生都在组织读书会，到底是为了追求知识本身，还是为了闹革命，玩政治？我百思不得其解。社会科学的著述以读书会的形式进行公共阅读和讨论，本来就是至为必要的，而且，今天的大学，早就不能局限于课堂上的讲授，更重要的学习就是这些读书活动、论坛沙龙、网络交流、社团锻炼等。连读书会都被政治化了，大学还有什么出路？
——关于读书会的公开与秘密问题。有人猜测：读书会被禁就是因为你太公开。许多人说，反正都是读书嘛，私下或秘密进行就可以了，何必搞得那么大张旗鼓？我再次感到不解。怕搞阴谋所以不行，活动全程公开也不行，这叫人怎么办才好？我的回应很明确，首先，我又不是搞地下党，非要故作神秘干什么？其次，不对外公开的别的私密形式的读书会，我也参与过不少，比如我和学生以前更常见的读书方式是不超过十人，一学期只精读一本书。但那能说明什么？说明我搞另外的公开的、人数更多点的读书形式就是错误的？作为教学教育实践的尝试，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积极探索那种公开化的、带有普及性质的读书活动？比如我的这种读书会，就是试图在小范围精读之外，精心选择四本不到两百页的大师经典，分别涉及对自由、民主、学术、政治、革命等基本概念的正本清源的学术辨析，可以一周讨论一本，正好非常适合所设定的公民教育的主题，怎么不行？我公开读书会的安排和内容，甚至欢迎相关部门的人来观摩，不正说明我没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问题恰恰在于，为什么就只能允许某种单一的读书形式存在？难道你们心目中认为政治正确的那种单一适当的读书会形式，不也是从无到有探索出来的结果？
——关于跨校读书会的问题：有人推测：你的读书会之所以被禁，就是因为你不只在政法本校进行，还跑到西安外国语大学进行，这种跨校横向联合，当然会触犯当局的神经。我对这样的看法只能哭笑不得。第一期读书会本就是在政法举行，每次读书会的书目、主题发言人选、议程的确定，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人在安排，从来没有过和谁联合的问题。只不过因为第一次读书效果很好，温厚好学前来参与的西外王天定老师见这种尝试很有意义，值得让外院的学生有所感受，活跃一下那边的学术氛围，所以便建议第二期放在那边举行。过程就这么简单，连这也被视为有政治敏感性，你让我还能说什么？幸好我一开初规划读书活动时，就从未想过要到大学校园外阅读。虽然我追求有更多人的关注，想要把读书这种正能量辐射至社会，为社会和谐带来积极影响，但每次读书主角仍然是几位学生和一两名教师，其余基本就是参与旁听者，实质仍然是以此作为大学教学活动的一个适当补充。要是我当初把读书放在校外，说不定早被安上了什么罪名。我不把读书活动安排在校外，就是因为我是在做教师的本分，这在我看来就是最正常不过的学习活动。我听闻有人甚至因此发挥联想说你这次在本校，下次到外院，再下次不就可能会到广场去阅读？我想说，这种无节制的主观推断，其实就是最典型的阴谋论思维。
——关于读书会内容的问题：有人猜测：读书会被禁，是因为读的书有问题，你们要组织读十八大报告就好了。对此看法我倒马上能找到反例，多年前就有人因组织读82宪法被禁止的例子，这又怎么解释？出于学术性的宗旨，我绝不可能组织学生读报告或政治文件的，甚至我一直给学生的建议都是办读书会最好别读当代国内的著作，要读就读一流的经典，越古典越好，这是学术和眼光的训练过程，不要匆忙想着读书要解决哪个现实问题。许多人说，你看，你列的这几本书名有自由、民主、政治、革命等词，这还不敏感，吓死人啦。可是，这些书都是国内公开出版的学术经典呢，觉得这些词敏感？你试试把这些词统统去掉（包括去掉前述的公民、自治等词），看看我们的宪法将会七零八落、残缺不全到什么地步。况且，我每次都在强调，我们的讨论完全局限于学术概念、传统及源流的理清辨析。若敏感到这份上，这世上还有什么书可读？
——关于参与人的数量的问题：有人猜测：一个读书会居然有四五十人，这就是被禁的理由。这些人数真的是不稳定因素吗？要知道参与读书的主体始终是学生，自愿前来的社会人士也都是抱着求知和思想交流的心情来的；我甚至在海报中皆要求参与者最好都通读我们要读的书目，以便讨论的主题更集中更具学术含量。你真要说敏感，三人以上就足以成立支部呢，是不是所有三人以上聚会都取消？重要的是看我们聚在一起是在干什么，大家通过读书，变得更理性、更成熟，更阳光，更充实，能说这些人会破坏社会稳定？的确，我内心也认为读书会四五十人规模还是多了些，但我的这一考虑完全是从学术讨论的充分有效角度出发的，同样根本无关于政治。何况我们读书的过程平等交流，思想争论，不骂人不打架，不抱团不发宣言，完全遵守校内读书场所的一切文明规定，难道还值得风声鹤唳地予以禁止？
——关于读书策略的问题：有人猜测：你要能再有策略一点，读书会不就顺利进行下去吗？是的，以上概括了那么多的关于关于，这些“关于”归结到一点，即是我们习焉不察的一个苟且的思维，那就是你如果做什么事，要多讲策略关系技巧（原则呢？），只要能把事办成，怎么怎么灵活些都行。我想声明，我不是玩政治，也不是做交易，不过是在读书，不过是在坚守学术自由的底线，我何必讲什么策略？如果说我讲什么策略，那我的策略就是始终把人当目的而不是手段，我的策略就是面对莫名的压力，仍然尽可能秉持宽容、忍让、善意、尊重、理性、阳光、健康的心态进行沟通交流。我的策略就是我的目标和做人的姿态。我喜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简单化，而不是以策略为名不断揣摩公权的心思意念，而忘了该时时拷问自己的内心：是不是在做着无愧良知和使命的正确的事情？正是因为这样的策略思维、斗争思维和政治思维，使得太多人一方面对政治公共生活报以极度冷漠的态度，另一方面又整天都生活在政治化的疑神疑鬼当中。长此下去，我们的制度文明始终无法上一个台阶，我们的民族也就始终无法成为一个政治成熟的民族。
请原谅我如此冗长的申辩。我已经无路可退。在中国的大学校园，为了一个读书活动的自由，居然要承受如此大的压力，我无言以对。我没有悲壮感，只是感觉凄凉。我知道我这次抗争的后果，只会使我在这所大学的处境更加艰难，我今后想要做任何事情，甚至正常的教学工作，都可能被更加重点照顾地选择性执法，会继续受到百般刁难。我知道后果，但我必须做，我自己承担，这是我的责任所在。我不听命于政治，但我听从于内心的呼召。为此，我还是要旗帜鲜明表明下述基本的立场，尽管我对学校或有关方面是否会有所理解，不抱任何期待：
大学就是要以服务学生、服务教师为中心，学生忠于学习之本分，教师忠于师道之操守，这一点，天经地义；
大学里，师生从事教学学术活动，有权要求使用空闲的教室、会议室、报告厅等活动场所，学校的管理者必须配合提供，这一点，天经地义；
大学里的各种讲座、研讨会，除了官方占据资源畅通无阻举办的外，必须鼓励、允许学生社团、教师个人申请和组织各种类似的学术教学活动，这一点，天经地义；
学生在课堂教学之外，为培养健全人格，为锻炼创造力、想象力、团队合作能力，所探索的各种丰富多彩的学习和社会服务活动，校方除了给予必要的业务、安全等的培训、指导和监管外，不得压制，这一点，天经地义；
大学教师课堂上的授课内容，免于外在强权的干预，但教师自己必须受到学术伦理、价值中立、允许质疑等理性规则和基本良知的约束，这一点，天经地义；
大学里没有政治的位置，公权不得进行政治奴化教育，教师不得进行政治煽动教育。但是，学术研究有必要及时回应政治现实中所发生的问题，予以提炼，并进行客观化、学术化、全面化、中立化的思考，这一点，天经地义。
以上所表明的立场，其实皆是在被动维护某种消极的自由。这些立场，是基于大学教育基本性质而提出的，我不过予以归纳总结，其中没有任何独创性，也不需要任何独创性。我知道我对这些立场的重申，不会取得什么现实的效果，但我相信它们绝对不是口号，而是事关中国大学教育生死存亡的底线和原则。一句话，让学术回归学术，让政治回归政治。也是基于这一理由，我们本来12月1号预定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读书活动，将暂时中止。理由不在于我们没有地方读书，我们完全可以再次站着把它读完。但是，由于外在的干扰，从这次韦伯的读书效果来看，我的学生黄兴超、高鹏，以及我本人，尽管对韦伯这本书早已读过数遍，但现场发挥都不在状态，而另外两个学生的发言，也因心神不定而只能照着稿子念，甚至那个女生的发言也因定不下心充分准备，只能念些别人的韦伯研究成果。这完全违背了读书会的初衷，如果我在这种情况下再坚持下一期阅读，那就不是在为读书而读书，而是在为反抗而读书，那就是把读书作为工具，那就违背了以学术为业的精神。所以， 我们必须等到心态平和后，再继续阅读最后一本书《旧制度与大革命》，但肯定会阅读的，时间地点待定。
围绕这次读书会被禁事件，我分别写了两篇文字，除了这篇长文字，还有一篇是我在周六上午焦躁等待着下午的过道读书会之前，在情绪最低落的时候，写给我的学生的公开信《关于读书会风波致我的学生》。我就权且把这两篇文字作为历史的见证和记录，尤其是作为阅读韦伯的《学术与政治》一书后的读后感，以向韦伯这位纯粹的学者、高贵的灵魂致敬！作为一名普通的大学教育者，我为今天的大学堕落而感到羞耻，这种耻辱感尤其针对我本人，我是其中的一个分子。今天没有谁有资格说自己是个称职的大学教师，一个都没有。我们就是堕落的一代，没有任何光荣可言，我们愧对祖先和子孙。
（嘤鸣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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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洪果：读书会本身就是遭禁的理由
自11月10日起，我个人发起了大学校园内的读书沙龙活动，参与主体是我带的研究生和自愿参加的本科生。初定本学期一共只搞四期，连续四个周六进行，分别阅读穆勒的《论自由》、达尔的《论民主》、韦伯的《学术与政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考虑到这种积极健康的学术思想交流活动，可以促进社会的爱读书、爱思考的精神风气，所以决定每期皆在网上公开时间地点及讨论过程，并欢迎西安其他高校的学生及有兴趣的人士旁听交流。适逢西北政法大学官方也在举办“读书文化节”，心想这真是相得益彰、和谐互促的大好事。
没料到下午两点多我刚到办公室，便接到校方的另一个通知。原来在上午我真诚陈述完意见并天真等待回应的过程中，校方紧急召开了职能部门会议并作出如下决定：1、读书会绝不能搞，所有教室、会议室、资料室都不许使用；2、通知相关老师不能参与；3、要求所有学生不得参加读书活动。
这三个决定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也触犯了我无法容忍的基本的学术自由独立的底线。西北政法大学，你这是怎么了？一所堂堂的大学，听命于不公正的指示倒还罢了，怎能如此变本加厉，完全无视大学的基本功能和使命？我认为，校方的这三个决定是无理、傲慢和蛮横的。其潜在的意思就是：我们不用听你的解释，也不必向你说明禁止的理由，只要是上面禁令的，就坚决不让举行。大学管理者的职责所在，似乎就是只唯上，不唯学。那你们平日口口声声的以学生教师为本、教学学术至上到哪里去了？是的，你们有压力，但有压力难道就是彻底顺从的理由？你们的责任伦理到底是作为学术守护者还是政治驯服者？我为自己所爱、所工作的这所大学的如此荒唐决定感到痛心，当晚，我焦虑并彻夜难眠。
但我从头到尾都坚持着理性和尊重校方的做法。尽管此时已经对读书会的举行不抱任何希望，但我还是想平和地与校方多做些沟通。从当晚到第二天（周五），我以短信、电话、面谈等方式，与从学校到学院的五六位领导都进行了联系，尽管他们要么没接电话、要么含混几句，要么安慰说确实没办法，上面的任务，但他们对我的态度都是友善的。然而，他们都在回避着关键的问题：我做错了什么？如果没有我错的理由，那为什么要禁止一场单纯的教学学术性的读书活动？
很多人说，这种事情禁了就说明人家认为你有问题，你还询问理由，不是迂腐吗？是的，我承认我很迂腐。但如果我们想生活在一个有点基本尊严、不被粗暴对待的和谐社会，询问理由就非常重要。然而我必须尽量从理解校方、理解上面的命令者的角度出发，多方面做出有利于稳定的努力。正好院里有领导给我善意的建议：让我按照学校有关举办研讨会讲座的规定，以正规程序填写申请表，然后由校方尽量跟上面沟通，这样把读书活动完全纳入可控制的小范围内，让学校有交代，让上面也放心。我想这的确是化解问题的好办法（尽管我并不认为读书活动属于研讨会范畴，并且也认为学校研讨会讲座须经审查的规定完全是不合理的），于是便积极配合，抓紧写申请，并附带了说明：如果觉得读书沙龙的名称“公民自治合作”有问题，就去掉这个名称；如果认为读的书、讨论的方式有问题，就进行调整。
申请提交上去，下午得到的回应是申请主体不适格，不予批准。至此我已做了所有该做的努力，加之在这期间得知读书会准备发言的学生已被校方谈话和警告，校内所有可能读书的场所的管理者也都接到了严禁使用的命令，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再继续退让，那我就是愧对教师这一神圣的职业，就是彻底放弃我基本的做人的原则。于是，半个小时后，我正式在微博上发布了这条消息：“为捍卫学校内读书的原则，守护大学自由独立精神之底线，我决定本周六的读书沙龙活动继续在政法举行，时间不变，地点是我的办公室，行政楼228房间。我抗议校方对学术教学活动的压制，尤其是抗议校方威胁学生不得参加读书活动的做法。但为保护学生，请各位自愿参与的同学作为成熟公民，千万想清楚再来。”
星期六下午两点半，在经历了各种巨大压力、我的心里也饱受煎熬的情形下，在做好最坏的打算之后（比如被人搅局、读完后我被带走），第三期读书沙龙终于正式举行。我的办公室狭小简陋，被书堆满，挤站着最多也就容纳十人，没想到自发来了五十人左右，基本学生占一半，西安热爱思想文化的人士占一半。当然，来的人中也包括几个心不在焉的面孔。我都无比感谢和欢迎。鉴于人多，读书会只好临时放在了旁边的楼道进行。好在这是周末，没人上班。两个小时的读书会，大家和缓地交流读书心得，尽量控制掌声，保持楼道通畅，维护环境整洁，自觉做守法的好公民。读书会最后的总结中，我说了一些话，大意是：“我们今天终于站着把书给读了。我其实是一个很脆弱的人，也是一个很忧郁的人，但，我是人，我不能没有一点人的坚守。我又没有反党反政府，所以很困惑自己到底错在哪里……”
我拙于表达各种感谢，只知道我亏欠了太多太多关爱我的人，无论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我亏欠校内提供各种帮助和默默支持声援的许多教师同事，我不愿让我的朋友们因为我个人的活动而担上莫名的风险。我尤其是亏欠了我的家人。因为这件事，我让夫人担心受怕，自己没有在周末陪伴儿子。直到今天下午，我才专门陪夫人孩子去看了《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这是我最幸福的事情。我也特别对不起我的学生，因为这件事，让他（她）们跟着受累、受无辜威胁，尤其是两位刚成为我的研究生的小女孩。本来是跟学生读书交流，促进她们学习上进的好事，却成为她们精神的负重。好在周二晚师门将有场吃饭聚会，我会好好拥抱你们（请狄马同志不要吃醋）。
对于那些阻拦这次读书会的诸公们，我要说，你们力量强大，我在你们面前就是孤独的个体，简直不堪一击，但我发自内心对你们毫无抱怨，我真的理解你们的职责、顾虑和敏感，但既然这已经成为公共事件，我想我有必要借助这次读书会的主题“学术与政治”，来就我的读书活动中可能被你们认为是敏感的、被政治化的地方，一一做些申辩，希望你们能耐心倾听：
——关于读书沙龙的名称问题。有人猜测：读书会就是因为名称不对才遭禁的。是的，我从不讳言读书沙龙的名称是“公民自治与合作计划”，许多人说你搞读书活动就是了，为什么非要起这个敏感的名字。敏感吗？难道为自己的学术活动叫上一个符合自己关怀和理念的名称都不行？况且，我在第一次读书沙龙上就已对这一名称有明确解释（可见网上视频）。这只是我有感于西安9.15事件中打砸抢等暴力行为对和谐社会的破坏，只是基于我对这个民族动辄付出流血代价的忧虑，而倡导的一个主题性的活动名称。其主要内容就是主持些读书会和请些人来讲座，通过这样的公民自我教育，来传播理性、宽容和爱的公民精神。所谓自治，无非是强调公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人格独立、心智健全等；所谓合作，无非是弘扬建立在个体基础之上的公共关怀、理性交流、团队合作精神等，难道这些不利于稳定和谐？这种没章程、没组织、就我一人单干的活动主题，与组织党派有什么关系？我知道，一定有许多人会直觉地认为公民、自治、合作等词有阴谋化政治化之嫌，尽管我对此在诸多场合都已有明确交代，你们非要不信，非要那样理解，我实在也没办法。无论我绞尽脑汁安什么样的名称，在有些人的眼光中都会变得异样，我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在一个名称是否敏感上浪费时间。我今后仍会继续使用这个名称作为我开展公民教育等学术性活动的主旨。即便我放弃某个理念，也绝不是因为这个理念是敏感的，而只是因为这一理念是不正确的。
——关于读书会本身的问题：有人猜测：读书会本身就是遭禁的理由。许多人说，你课堂上教教书、搞搞自己研究就行了，没事搞什么劳神的读书会干嘛？要知道，当年什么什么革命党就是靠这发家的。说实话，我带着学生或帮助学生开展读书活动已经有很多年的经验，还从来没把读书会的内涵往这方面想过。1990年代中期，北大李猛、强世功、赵晓力、郑戈等组织的读书小组，对他们自身教益颇大，对我们这些后进的青年学生也影响深远，他们那批人业已成为今天中国法学的中坚力量。难怪赵晓力曾说读书会是“无形的学院”。在那之后直至今天，中国各个大学的各种各样的读书会早是多得不计其数，成为大学一道美丽的风景，这么多教师学生都在组织读书会，到底是为了追求知识本身，还是为了闹革命，玩政治？我百思不得其解。社会科学的著述以读书会的形式进行公共阅读和讨论，本来就是至为必要的，而且，今天的大学，早就不能局限于课堂上的讲授，更重要的学习就是这些读书活动、论坛沙龙、网络交流、社团锻炼等。连读书会都被政治化了，大学还有什么出路？
——关于读书会的公开与秘密问题。有人猜测：读书会被禁就是因为你太公开。许多人说，反正都是读书嘛，私下或秘密进行就可以了，何必搞得那么大张旗鼓？我再次感到不解。怕搞阴谋所以不行，活动全程公开也不行，这叫人怎么办才好？我的回应很明确，首先，我又不是搞地下党，非要故作神秘干什么？其次，不对外公开的别的私密形式的读书会，我也参与过不少，比如我和学生以前更常见的读书方式是不超过十人，一学期只精读一本书。但那能说明什么？说明我搞另外的公开的、人数更多点的读书形式就是错误的？作为教学教育实践的尝试，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积极探索那种公开化的、带有普及性质的读书活动？比如我的这种读书会，就是试图在小范围精读之外，精心选择四本不到两百页的大师经典，分别涉及对自由、民主、学术、政治、革命等基本概念的正本清源的学术辨析，可以一周讨论一本，正好非常适合所设定的公民教育的主题，怎么不行？我公开读书会的安排和内容，甚至欢迎相关部门的人来观摩，不正说明我没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问题恰恰在于，为什么就只能允许某种单一的读书形式存在？难道你们心目中认为政治正确的那种单一适当的读书会形式，不也是从无到有探索出来的结果？
——关于跨校读书会的问题：有人推测：你的读书会之所以被禁，就是因为你不只在政法本校进行，还跑到西安外国语大学进行，这种跨校横向联合，当然会触犯当局的神经。我对这样的看法只能哭笑不得。第一期读书会本就是在政法举行，每次读书会的书目、主题发言人选、议程的确定，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人在安排，从来没有过和谁联合的问题。只不过因为第一次读书效果很好，温厚好学前来参与的西外王天定老师见这种尝试很有意义，值得让外院的学生有所感受，活跃一下那边的学术氛围，所以便建议第二期放在那边举行。过程就这么简单，连这也被视为有政治敏感性，你让我还能说什么？幸好我一开初规划读书活动时，就从未想过要到大学校园外阅读。虽然我追求有更多人的关注，想要把读书这种正能量辐射至社会，为社会和谐带来积极影响，但每次读书主角仍然是几位学生和一两名教师，其余基本就是参与旁听者，实质仍然是以此作为大学教学活动的一个适当补充。要是我当初把读书放在校外，说不定早被安上了什么罪名。我不把读书活动安排在校外，就是因为我是在做教师的本分，这在我看来就是最正常不过的学习活动。我听闻有人甚至因此发挥联想说你这次在本校，下次到外院，再下次不就可能会到广场去阅读？我想说，这种无节制的主观推断，其实就是最典型的阴谋论思维。
——关于读书会内容的问题：有人猜测：读书会被禁，是因为读的书有问题，你们要组织读十八大报告就好了。对此看法我倒马上能找到反例，多年前就有人因组织读82宪法被禁止的例子，这又怎么解释？出于学术性的宗旨，我绝不可能组织学生读报告或政治文件的，甚至我一直给学生的建议都是办读书会最好别读当代国内的著作，要读就读一流的经典，越古典越好，这是学术和眼光的训练过程，不要匆忙想着读书要解决哪个现实问题。许多人说，你看，你列的这几本书名有自由、民主、政治、革命等词，这还不敏感，吓死人啦。可是，这些书都是国内公开出版的学术经典呢，觉得这些词敏感？你试试把这些词统统去掉（包括去掉前述的公民、自治等词），看看我们的宪法将会七零八落、残缺不全到什么地步。况且，我每次都在强调，我们的讨论完全局限于学术概念、传统及源流的理清辨析。若敏感到这份上，这世上还有什么书可读？
——关于参与人的数量的问题：有人猜测：一个读书会居然有四五十人，这就是被禁的理由。这些人数真的是不稳定因素吗？要知道参与读书的主体始终是学生，自愿前来的社会人士也都是抱着求知和思想交流的心情来的；我甚至在海报中皆要求参与者最好都通读我们要读的书目，以便讨论的主题更集中更具学术含量。你真要说敏感，三人以上就足以成立支部呢，是不是所有三人以上聚会都取消？重要的是看我们聚在一起是在干什么，大家通过读书，变得更理性、更成熟，更阳光，更充实，能说这些人会破坏社会稳定？的确，我内心也认为读书会四五十人规模还是多了些，但我的这一考虑完全是从学术讨论的充分有效角度出发的，同样根本无关于政治。何况我们读书的过程平等交流，思想争论，不骂人不打架，不抱团不发宣言，完全遵守校内读书场所的一切文明规定，难道还值得风声鹤唳地予以禁止？
——关于读书策略的问题：有人猜测：你要能再有策略一点，读书会不就顺利进行下去吗？是的，以上概括了那么多的关于关于，这些“关于”归结到一点，即是我们习焉不察的一个苟且的思维，那就是你如果做什么事，要多讲策略关系技巧（原则呢？），只要能把事办成，怎么怎么灵活些都行。我想声明，我不是玩政治，也不是做交易，不过是在读书，不过是在坚守学术自由的底线，我何必讲什么策略？如果说我讲什么策略，那我的策略就是始终把人当目的而不是手段，我的策略就是面对莫名的压力，仍然尽可能秉持宽容、忍让、善意、尊重、理性、阳光、健康的心态进行沟通交流。我的策略就是我的目标和做人的姿态。我喜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简单化，而不是以策略为名不断揣摩公权的心思意念，而忘了该时时拷问自己的内心：是不是在做着无愧良知和使命的正确的事情？正是因为这样的策略思维、斗争思维和政治思维，使得太多人一方面对政治公共生活报以极度冷漠的态度，另一方面又整天都生活在政治化的疑神疑鬼当中。长此下去，我们的制度文明始终无法上一个台阶，我们的民族也就始终无法成为一个政治成熟的民族。
请原谅我如此冗长的申辩。我已经无路可退。在中国的大学校园，为了一个读书活动的自由，居然要承受如此大的压力，我无言以对。我没有悲壮感，只是感觉凄凉。我知道我这次抗争的后果，只会使我在这所大学的处境更加艰难，我今后想要做任何事情，甚至正常的教学工作，都可能被更加重点照顾地选择性执法，会继续受到百般刁难。我知道后果，但我必须做，我自己承担，这是我的责任所在。我不听命于政治，但我听从于内心的呼召。为此，我还是要旗帜鲜明表明下述基本的立场，尽管我对学校或有关方面是否会有所理解，不抱任何期待：
大学就是要以服务学生、服务教师为中心，学生忠于学习之本分，教师忠于师道之操守，这一点，天经地义；
大学里，师生从事教学学术活动，有权要求使用空闲的教室、会议室、报告厅等活动场所，学校的管理者必须配合提供，这一点，天经地义；
大学里的各种讲座、研讨会，除了官方占据资源畅通无阻举办的外，必须鼓励、允许学生社团、教师个人申请和组织各种类似的学术教学活动，这一点，天经地义；
学生在课堂教学之外，为培养健全人格，为锻炼创造力、想象力、团队合作能力，所探索的各种丰富多彩的学习和社会服务活动，校方除了给予必要的业务、安全等的培训、指导和监管外，不得压制，这一点，天经地义；
大学教师课堂上的授课内容，免于外在强权的干预，但教师自己必须受到学术伦理、价值中立、允许质疑等理性规则和基本良知的约束，这一点，天经地义；
大学里没有政治的位置，公权不得进行政治奴化教育，教师不得进行政治煽动教育。但是，学术研究有必要及时回应政治现实中所发生的问题，予以提炼，并进行客观化、学术化、全面化、中立化的思考，这一点，天经地义。
以上所表明的立场，其实皆是在被动维护某种消极的自由。这些立场，是基于大学教育基本性质而提出的，我不过予以归纳总结，其中没有任何独创性，也不需要任何独创性。我知道我对这些立场的重申，不会取得什么现实的效果，但我相信它们绝对不是口号，而是事关中国大学教育生死存亡的底线和原则。一句话，让学术回归学术，让政治回归政治。也是基于这一理由，我们本来12月1号预定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读书活动，将暂时中止。理由不在于我们没有地方读书，我们完全可以再次站着把它读完。但是，由于外在的干扰，从这次韦伯的读书效果来看，我的学生黄兴超、高鹏，以及我本人，尽管对韦伯这本书早已读过数遍，但现场发挥都不在状态，而另外两个学生的发言，也因心神不定而只能照着稿子念，甚至那个女生的发言也因定不下心充分准备，只能念些别人的韦伯研究成果。这完全违背了读书会的初衷，如果我在这种情况下再坚持下一期阅读，那就不是在为读书而读书，而是在为反抗而读书，那就是把读书作为工具，那就违背了以学术为业的精神。所以， 我们必须等到心态平和后，再继续阅读最后一本书《旧制度与大革命》，但肯定会阅读的，时间地点待定。
围绕这次读书会被禁事件，我分别写了两篇文字，除了这篇长文字，还有一篇是我在周六上午焦躁等待着下午的过道读书会之前，在情绪最低落的时候，写给我的学生的公开信《关于读书会风波致我的学生》。我就权且把这两篇文字作为历史的见证和记录，尤其是作为阅读韦伯的《学术与政治》一书后的读后感，以向韦伯这位纯粹的学者、高贵的灵魂致敬！作为一名普通的大学教育者，我为今天的大学堕落而感到羞耻，这种耻辱感尤其针对我本人，我是其中的一个分子。今天没有谁有资格说自己是个称职的大学教师，一个都没有。我们就是堕落的一代，没有任何光荣可言，我们愧对祖先和子孙。
（嘤鸣读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