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明:历史怎样选择制度?

所有的人都不必期望一次努力就可以成功,也不要因为一次失败就伤心绝望,制度的变迁需要一代代人不间断的奋斗。

 

王小明/文

 

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是学术界的共识。良好的制度在于确保私人产权、设计激励机制、明晰市场关系与限制政府公权力。但是,当一个社会在变革的时候,制度怎样转型?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解释一个问题,一个国家怎样选择自己的制度路径?
科斯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了制度的变迁。他认为,任何一种新制度的产生都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讨价还价的结果。只要新制度的受益者愿意补偿受损者的损失,那么新的制度就可以得到支持与实施。这是典型的将科斯外部性理论推广到政治领域的应用。

 

这种理论被称为“科斯政治定理”。我们可以用它来解释一些历史事件。

 

以清廷退位为例,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党人选择以暴力的方式推翻满清的帝制。这种方式当然招致清政府选择以牙还牙的策略。从博弈的角度看,这是一场零和的游戏,赢者通吃,失败的一方将一无所有。

 

但万幸的是此时出现了第三方的力量:北洋势力。遛狗玩鸟的八旗子弟已经不足道也。北洋一方发现,如果他们实施清政府的决策,那么作出牺牲的是他们的部队,但如果打赢了南方,获利的还可能是清廷的满大人。

 

因此,在面对强敌的时候做炮灰是北洋最差的策略。那么要清廷改变制度,就只能是北洋力量去逼宫。在确保清廷待遇的前提下,隆裕太后同意了退位诏书。从结果上看,科斯政治定理好像可以解释清廷与革命党人的行为,后者弥补了前者的损失,中国从此告别了帝制而走向共和。
但是,以上的分析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解释:为什么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权更迭只有清朝退位是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的?为什么1949年做不到?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讲讲一个人的传奇,那就是现任教MIT经济系的阿斯莫格鲁教授(Daron Acemoglu)。 他1967年出生于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高中毕业之后远赴英国完成了他的大学与研究生教育,1992年获得了伦敦经济学院的博士学位,1993年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至今。他是经济学界少有的奇才,能够在劳动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政治经济学等诸多领域都做出了原创性贡献,并开疆辟土。

 

在我印象中,能够与他比肩的就是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让•梯若尔(Jean Tirole)教授。
阿斯莫格鲁认为,任何一项制度的变迁,都是一个社会不同利益集团(group)之间相互冲突与斗争的产物。每个人都会按照对自己有利的准则选择自己的立场和策略。因此,制度的演变实际上是高度不确定的。最终的结果取决于在政治市场上 双方博弈的力量大小。很多时候,代表正确路径的一方反而由于自己的力量不足而招致失败。

 

凯恩斯曾经说过,一种理论之所以流行不在于它正确与否,而是不相信它的人死了,背后隐含的意思也就是理论信奉者的力量超过了反对方。

 

阿斯莫格鲁首先回答了一个问题,即为什么胜利者会弥补失败者?答案很简单,就是失败的一方在政治市场上仍然有力量。没有谁会给奴隶发加班费,也没有一个国王会给奴隶选票。有人曾经分析为什么英国的光荣革命中贵族会选择限制王权,给普通英国人政治权力,背后的原因在于贵族与精英们害怕流血的起义。

 

回到辛亥革命,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革命党人要选择一次又一次的必定失败的战斗,因为只有黄花岗注定不能成功的起义才是对清廷的宣告:我们不会放弃,我们终有一天推翻帝制!这种不屈不挠的努力是制度变革最重要的因素。

 

其次,为什么清廷选择和平的方式转移政权?按照阿斯莫格鲁的理论,很幸运的是当时存在第三方的保证机制:北洋力量。对于本来选择斗争策略的清廷与革命党人,要达成任何的协议都会是类似惩罚战犯之类的赢家通吃。而这种结果不会为失败者接受,那么力量大的一方便会“宜将剩勇追穷寇”。此时,失败者的选择只能是战斗到最后,因为躺着是死,站者也是死。

 

要改变这种针尖对麦芒的格局,改变最初的选择,必须确保对失败者不能报复,而且要进行补偿。但这种协议一般是无效的,因为强者有毁约的机会主义冲动,一旦成功者上位就会清洗前朝的既得利益者,即所谓镇压反革命。

 

但中国的历史恰好在辛亥革命的时候有了袁世凯的势力作为平衡南方革命党与清廷之间的第三方力量,它的存在使清廷确信不会招致革命党人当初信誓旦旦的驱除鞑虏的报复,而能够在五族共和的基础上平静地生活。这样,和平的制度演变才成为了可能。

 

为什么1949年国共双方和谈失败?为什么马歇尔的调停失败?很简单,苏联当时深度介入中国的事务,而美国政府作为第三方保证机制却没有力量,导致最后赢家通吃。

我当年着迷于张五常教授的《新卖桔者言》,贫穷的80年代的大学生读张先生的书是传阅的方式。但今天,他的讲话与所谓的新解释,我无法苟同,为什么?因为在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与他的意见完全不同:张五常反对新《劳动法》。他说:“中国的新劳动法,对中国的制造业伤害很大。东莞,温州都垮了。”一部新劳动法竟然能够导致东莞、温州垮了,这种意见根本就说不过去。

 

中国的农民工工资在国民收入中占比实在可怜,如果要求企业缴纳一点本来就应该承担的最低社保就能够把企业搞倒,那么要这种企业存在干什么?不就是血汗工厂吗?我们需要血汗工厂去养着不思进取的老板吗?


今天要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要回答为什么没有制度保障大部分人的收入可以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上升?按照阿斯莫格鲁教授的理论,答案就是作为劳动者在政治市场要有自己的力量与努力。那么,成立农会与工会才是解决收入分配不平衡的制度保障。
但是,所有的人都不必期望一次努力就可以成功,也不要因为一次失败就伤心绝望,制度的变迁需要一代代人不间断的奋斗。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同样,太阳下面也没有免费的制度变迁。以此与诸君共勉。

 

(三劍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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