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权活动家刘少明为人所知，大概始于江西新余三君子事件。可鲜为人知的是，这条铁汉已为民权抗争了近50年。50年的风风雨雨在这硬汉的脸上刻下的不是仇恨，不是暴戾，不是绝望；而是坚韧、理性、正直、善良、希望与热情。
1958年出生的他，祖籍湖南邵阳（说到邵阳，人们也会想到硬汉李旺洋）。在他8岁时即1966年，正值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的造神运动如火如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等标语，涂鸦到大江南北的旮旮旯旯。出于孩子的好奇与逆反心理，他在厕所写下“打倒毛主席”的标语。不仅如此，他还叫来还是孩子的哥哥也参与涂鸦。下场是可想而知的：经群众举报，他及兄长被定为“现行反革命”。从此，每次批斗“牛鬼蛇神”，他们兄弟都会胸前挂上“现行反革命”的牌子陪斗。每次陪斗在这幼稚的儿童心灵里会留下怎样的烙印呢？不难想像。我不知当时有没有摄影师记录下这凄楚而荒诞不经的画面。但我相信这样的画面在人类的人权灾难史上也会绝无仅有。
因为“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一切教育与他无缘。成年后顶母亲的班，被招聘到江西新余钢厂成为一名工人，直到因参与六四运动锒铛入狱。他与江西新余巾帼刘萍，是同一个厂但不同年代的职工，也正是这种情感，他在新余声援刘萍前前后后达一个多月之久。
我和刘少明第一次见面，是今年9月12日去广州旁听郭飞雄案。路上被天河区公安分局国保们公然绑架到天河警察培训中心，关在同一房间9个多小时。我们房间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十一个人，他象主人一样面带笑容自我介绍，然后招呼、安慰大家。因为陌生，我没有特别记住他的介绍，但两个印象印在我脑海里：首先，在警察眼皮底下，他掩护我，成功地将“陈犯云飞到此一游”的留言留在关押我们房间的墙上；其次，问询笔录完毕，警察国保让他在一照片上签字指认其他朋友的所谓犯罪证据时，遭到他坚决的抵抗。他说：“我做的，光明磊落，你让我签字，我签。要是关于别人的，不说我不知道，就是知道，我也不会告诉你们。”因他态度倔强，他成了这次被捕人员中释放最晚的人。后来我才知道，就在12号郭飞雄案开庭前夜，他和郭春平为避开警察骚扰，熬夜睡桥洞而把多幅声援郭飞雄的横幅挂在广州几个显眼的建筑物上，其中一幅还挂在“南方都市报”大门对面的天桥上，甚是醒目。
第二次见面，是9月13日中午近12点，我和张圣雨在广州市公安局门口举牌抗议，一度和警方僵持不下。警察既不抓我们，也不强制赶我们走，最多也是劝我们离开（我们不走，警察也不走，还说在这里陪我们就是他们的工作。尽管我们反复说，你们放心走嘛，我们绝不做违法的事），刘少明和吴奎明律师闻讯送来午饭。我和张圣雨都感到无比的暖意，四个人摆上地摊一起午饭，谈笑风声，很是快慰。就是因为这次午饭，我才听说刘少明和吴魁明都是六四运动经历者。这更让我油然而生敬意。
第三次见面，是9月19日中午12点，我和张圣雨在广州越秀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出大门，又是他给我们送来了热腾腾的午饭。而他每月1000元的唯一生活来源，还是他家属提供的。他真是名符其实的舍己撑义的“送饭党”。那温暖只有我们真正享用过的才能体会。
正是这第三次见面，我们终于擦出火花：9月20日，我们在广州番禺区大学城举牌“知识创造财富，光荣；知识占有财富，可耻！”、“常识普及：一个不敢让人民批评的政府，就是独裁政府；一个不敢批评政府的人民，他不是公民，是顺民，是奴才！”我们都领了警方颁发的一个小“奖”——行政拘留8日。
在看守所，我问他：“这次坐牢都是我拉你、介绍你，你怨我恨我不？”
他仰天大笑，说：“我感谢还来不及呢。今年‘六四’二十五周年，我逃脱监视，独自一人在天河购书中心地铁口游行举牌纪念六四，那次已经中‘奖’——行政拘留十天。这次陪你坐牢是第二次中‘奖’。按我的年龄和身体，为国家民族更为子孙的民主自由，我还可以坐牢3-5年。”
有这样大气、情的狱友相陪，我当然不敢坐失时机。狱中9天，我们抓紧机会配合做“案“：为蒙冤入狱者写行政复议书。他到各监室收集信息，我来写；我们制作名片，发给需要的狱友，在名片上留下”受政府欺压，告贪官，找我维权。刘少明和我电话、QQ、微信号”等信息，出狱时我们还把剩下的名片放在监室内每张床的被褥下；因为全国所有行政拘留时间超期计算，我俩还曾于9月28号绝食抗议一天；在看守所，我们唱歌、看书、下棋等娱乐休闲节目也应有尽有；出狱时，我们还愉快地在墙上留言：“我还会回来的。”
近两年，刘少明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岂止新余刘萍三君子案。建三江案、丁家喜张宝成案、李碧云案、李小玲案、王全平律师案、梁颂基案、刘远东案、郭飞雄案、东莞裕元案、深圳奇利田案、广州大学城环卫工人罢工案等等，都有他的身影。用他的话说，以前我没有找到朋友，我很孤独，现在我终于找到了朋友，找到了感觉。
最后看看他给我的微信留言吧：
我叫刘少明，58年生，8岁写反标（当时并不是己觉悟了，只是孩童的逆反心理，从此一个童年、少年、青年过上了梦魇般的生活），跟7O多岁的历史反革命及牛鬼蛇神同台挨斗。12岁学装矿石收音机，偷听台湾香港电台。18岁偷渡香港失败。21岁顶替母亲上矿山井下工作，同年11月调江西新余钢厂炼钢厂当工人（与刘萍是不曾谋面工友）。89在厂搞“工运”以支持学生。然响应者少，遂单人前往北京，参与89学运中的“工运”，同年11月在珠海被捕入狱，并被江西新余市中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一年。出狱后被剥夺政政权力一年，另加管制一年。1992年，我再次偷渡香港失败，被羁押在香港移民局中心近一月。在难友中，我有幸结识了郑义、北明夫妇。经过一个月的甄别，我被遣送回中国大陆。当香港警察通知遣返我回中国大陆时，刹时心境坠入了十八层地狱，茫然不知所措，机械地迈着步子登上囚车。从此又经历半年轮转十几个监狱的遣返生活，方重获自由。那时我的儿子还不到四岁。“六四”二十周年，我从成都骑自行车到西藏拉萨旅行纪念。25年来，为了谋生我做了许多职业，工厂的老板、主管，报社电视台记者，编辑……当然都是临时工。也做过工厂临时工、保安、绿化园林工、建筑工地临时工等。现在，那个当年不满四岁的儿子，也学有所成，事业兴旺，自由飞往世界各地。每当我看到这一切，由衷的感谢上天给我那次的“失败”。她为我关上了一扇窗，却为我开启一扇幸福的门，让我留在中国大陆，跟孩子妻子在一起，有个温暖的家。孩子在我夫妻的教育下，心理、生理都健康的成长。我甚为欣慰。失败不是灾难，它经过时间的历练，是积累的厚福。
刘少明的这辈子，是苦难的一辈子，奋斗的一辈子，幸福的一辈子。从苦难中奋斗，因奋斗而幸福。这样的人是怎样的苦难都不可能打倒的。是谓铁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