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时至今日，我们还念念不忘被打开国门的悲怆，还喋喋不休讲述被侵略的老故事，是不是有点“背时”？如果我们的国民和企业受到暴力侵害，像当年印尼排华、越南排华那样，我们还是只能抗议两句，把人接回来了事吗？
鄢烈山（杂文家）
“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国内主流媒体均以此为“新闻眼”（“卖点”），报道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政治局 12月5日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习近平的讲话，我理解总的来说就是，强调中国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而扩大对外开放，就是以更加积极有为的行动，参与经济全球化，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习说：“我国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坚定支持者，也是重要建设者和主要受益者。”这是总结也是表态。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这个说法坦率又明白。你同意吗？我是同意的。中国的“经济起飞”，或者说“和平崛起”，首先要归功于对外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通过自由贸易，把“中国制造”卖到全世界。
我知道，这个地球上反对全球化（或者叫自由贸易，或者叫资本主义）的人，很多很多。除了在中国，每有国际峰会总有一大批反全球化的人从各国赶去做抗议秀。有的是反对本国资本输出，导致产业“空洞化”；有的是反对外来商品和服务挤压了本国的农业和服务业；有的是反对污染或污染转移，有的是反对贫富差距拉大，不一而足。说到底，不过是利益博弈。这自然有它们的合理性。
至于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当然也存在。这不用多说，任何事物不可能只有正面没有负面。那只是我们如何调整国际国内政策的问题。
我认为，说我国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事实固然勿庸置疑，情感与理论上的意蕴应该更值得关注。比如，我们祥林嫂般诉说了100多年的“反帝”悲情，是不是可以减少一点点了？
所谓“帝国主义”，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征服，攻城掠地，劫夺和奴役，比如罗马帝国、波斯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等。
而资本主义的兴起，除了历史惯性的延续，则主要是开辟商品市场。一方面是对无主地的“地理大发现”，先到先得（起初，对原住民即所谓“生番”，是不当人看待的，所以他们的领地也被视为无主地，比如在南美和非洲），这个过程是伴随着血与火的“炮舰政策”；另一方面，则是靠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即通过自由贸易来达成目的。
马恩的《共产党宣言》对此有经典的论述：“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请正视，一，“万里长城”在这里是“野蛮的民族”、“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象征；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马恩认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其实说的是经济全球化。而反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在当时则是“反动派”——“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
这就是马恩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同时也是国际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他们认为，曾经具有非常革命作用的资本主义，应该被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取代，从而使人类进步到更高阶段。
马恩的话不可能句句是真理，何况历史的车轮已碾过的160多年！
但是，他们对全球化的赞美仍然是对民族主义的有效的解毒剂。
我们不能把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混为一谈。前者要的是自由贸易，后者要的是征服与奴役。想当年，马嘎尔尼奉英皇之命率代表团晋见乾隆皇帝，不过是要求互设使馆、自由通商。即使发动“鸦片战争”，英方起初也是以保护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和商业利益为由。英人称“鸦片战争”为第一次英中战争（First Anglo-Chinese War）或“通商战争”；英政府始终未正式宣战，认为军事行动只是一种报复（reprisal）。纯以侵占中国领土为目标的帝国主义者，一是俄罗斯，二是日本。
无论如何，人类历史上，资本主义的开辟市场与帝国主义的开疆拓土，这一页总体上讲已经翻过。即使有领土争端，也是局部的，比如今年爆发的俄罗斯与乌克兰的领土要求冲突，被视为侵略扩张的一方要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制裁。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可以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起点。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后的非殖民化浪潮奠定了现在的世界格局，攻城掠地的帝国主义已到穷途末路。经济全球化使“地球村”正在成为现实。纵然是日本这样的资源贫乏的国家，凭藉自由贸易就可以满足国家和国民的物质需要，根本不用靠战争掠夺财富。
写到这里，顺便说一下，反资本主义反全球化的人，不一定是社会主义者，更不一定是和平主义者，但必定是民族主义者，甚至可能是军国主义者。比如，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精神领袖北一辉。
“文革”结束后，中国痛定思痛，在国内，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改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国际上，也抛弃了输出革命，“要准备打仗”的国策，改行“对外开放”，和平发展。（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上批评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同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必须进行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
正是抛弃“世界革命”和“准备打仗”的旧思维，抓住了这一次历史机遇，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华民族才成为这一波自由贸易浪潮的“主要受益者”，从而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俗话说得好：“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时至今日，我们还念念不忘被打开国门的悲怆，还喋喋不休讲述被侵略的老故事，是不是有点“背时”？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很多，比如：加强国际合作打击国际航线上的海盗；中国企业和企业家走向全球投资。如何保护我们的侨民、投资者的人身安全与财产安全，等等。如果我们的国民和企业受到暴力侵害，像当年印尼排华、越南排华那样，我们还是只能抗议两句，把人接回来了事吗？
（三劍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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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反帝”的悲情可以少点了！
“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时至今日，我们还念念不忘被打开国门的悲怆，还喋喋不休讲述被侵略的老故事，是不是有点“背时”？如果我们的国民和企业受到暴力侵害，像当年印尼排华、越南排华那样，我们还是只能抗议两句，把人接回来了事吗？
鄢烈山（杂文家）
“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国内主流媒体均以此为“新闻眼”（“卖点”），报道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政治局 12月5日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习近平的讲话，我理解总的来说就是，强调中国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而扩大对外开放，就是以更加积极有为的行动，参与经济全球化，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习说：“我国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坚定支持者，也是重要建设者和主要受益者。”这是总结也是表态。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这个说法坦率又明白。你同意吗？我是同意的。中国的“经济起飞”，或者说“和平崛起”，首先要归功于对外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通过自由贸易，把“中国制造”卖到全世界。
我知道，这个地球上反对全球化（或者叫自由贸易，或者叫资本主义）的人，很多很多。除了在中国，每有国际峰会总有一大批反全球化的人从各国赶去做抗议秀。有的是反对本国资本输出，导致产业“空洞化”；有的是反对外来商品和服务挤压了本国的农业和服务业；有的是反对污染或污染转移，有的是反对贫富差距拉大，不一而足。说到底，不过是利益博弈。这自然有它们的合理性。
至于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当然也存在。这不用多说，任何事物不可能只有正面没有负面。那只是我们如何调整国际国内政策的问题。
我认为，说我国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事实固然勿庸置疑，情感与理论上的意蕴应该更值得关注。比如，我们祥林嫂般诉说了100多年的“反帝”悲情，是不是可以减少一点点了？
所谓“帝国主义”，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征服，攻城掠地，劫夺和奴役，比如罗马帝国、波斯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等。
而资本主义的兴起，除了历史惯性的延续，则主要是开辟商品市场。一方面是对无主地的“地理大发现”，先到先得（起初，对原住民即所谓“生番”，是不当人看待的，所以他们的领地也被视为无主地，比如在南美和非洲），这个过程是伴随着血与火的“炮舰政策”；另一方面，则是靠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即通过自由贸易来达成目的。
马恩的《共产党宣言》对此有经典的论述：“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请正视，一，“万里长城”在这里是“野蛮的民族”、“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象征；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马恩认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其实说的是经济全球化。而反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在当时则是“反动派”——“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
这就是马恩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同时也是国际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他们认为，曾经具有非常革命作用的资本主义，应该被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取代，从而使人类进步到更高阶段。
马恩的话不可能句句是真理，何况历史的车轮已碾过的160多年！
但是，他们对全球化的赞美仍然是对民族主义的有效的解毒剂。
我们不能把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混为一谈。前者要的是自由贸易，后者要的是征服与奴役。想当年，马嘎尔尼奉英皇之命率代表团晋见乾隆皇帝，不过是要求互设使馆、自由通商。即使发动“鸦片战争”，英方起初也是以保护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和商业利益为由。英人称“鸦片战争”为第一次英中战争（First Anglo-Chinese War）或“通商战争”；英政府始终未正式宣战，认为军事行动只是一种报复（reprisal）。纯以侵占中国领土为目标的帝国主义者，一是俄罗斯，二是日本。
无论如何，人类历史上，资本主义的开辟市场与帝国主义的开疆拓土，这一页总体上讲已经翻过。即使有领土争端，也是局部的，比如今年爆发的俄罗斯与乌克兰的领土要求冲突，被视为侵略扩张的一方要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制裁。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可以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起点。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后的非殖民化浪潮奠定了现在的世界格局，攻城掠地的帝国主义已到穷途末路。经济全球化使“地球村”正在成为现实。纵然是日本这样的资源贫乏的国家，凭藉自由贸易就可以满足国家和国民的物质需要，根本不用靠战争掠夺财富。
写到这里，顺便说一下，反资本主义反全球化的人，不一定是社会主义者，更不一定是和平主义者，但必定是民族主义者，甚至可能是军国主义者。比如，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精神领袖北一辉。
“文革”结束后，中国痛定思痛，在国内，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改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国际上，也抛弃了输出革命，“要准备打仗”的国策，改行“对外开放”，和平发展。（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上批评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同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必须进行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
正是抛弃“世界革命”和“准备打仗”的旧思维，抓住了这一次历史机遇，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华民族才成为这一波自由贸易浪潮的“主要受益者”，从而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俗话说得好：“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时至今日，我们还念念不忘被打开国门的悲怆，还喋喋不休讲述被侵略的老故事，是不是有点“背时”？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很多，比如：加强国际合作打击国际航线上的海盗；中国企业和企业家走向全球投资。如何保护我们的侨民、投资者的人身安全与财产安全，等等。如果我们的国民和企业受到暴力侵害，像当年印尼排华、越南排华那样，我们还是只能抗议两句，把人接回来了事吗？
（三劍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