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着‘黑锅’前行，是改革者必须经历的修行。”
这些年，每到上海，无论公私，总会给碧华发个微信。只要他腾得出空，就会一起坐坐。11月29日，我到上海参加一个会议，循例告他，约好等他加班结束，在浦东一家餐厅晚饭。
与碧华碰面，话题总与“司改”相关。这次也是一样，聊了会儿即将设立的跨行政区划法院，主题又回到正被热议的法官员额制上.
我的问题是：“全国法院都盯着上海如何将法官员额压缩到队伍总数的33%，对你们来说，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他语气坚定：“当然是避免搞‘一刀切’，不能为了图省事、求便利，就欺负年轻法官，将助理审判员‘就地卧倒’转为法官助理，一定要有一个科学的考核标准，让真正胜任审判工作的优秀法官进入员额。”
“这是最正确的路径，但也最麻烦，最得罪人。”我追问，“你们会怎么制定标准？怎样科学考核？如何合理设定过渡期？没有进入员额的‘老人’该如何安排出路？怎样给未来的法官留下足够的入额空间？”
他笑说：“你的担心和疑虑，我们也想到了，而且做了充分的准备。这项工作很快就会启动，相信上海一定会给全国法院提供一个很好的示范。”
这些话，透着坦率、自信、乐观和周到，是典型的碧华风格。有些道理，我仿佛懂、也到处讲，但内心有顾虑、不确定，经他这么一鼓劲，才变得愈发坚定。
临近结束，我倒起苦水：“以前业余做翻译，传播司法文化，也有人说怪话，但人缘总体不错；近年全心做司改，反而处处被黑，许多糊涂举措，明明与己无关，却被抹在身上，说不清楚。……”
碧华宽慰我：“要说‘黑锅’，谁有我‘黑锅’背得多！可是，做改革，怎么可能不触及利益，怎么可能没有争议。对上，该争取时要争取，该顶住时要顶住；对下，必须要有担当，无论如何，都不能让那些在一线辛苦办案的老实人和年轻人吃亏。我让人搜集了微信上所有吐槽‘司改’的文章和段子，既报给领导参考，也时刻提醒自己，避免犯那些文章中提到的错误。背着‘黑锅’前行，是改革者必须经历的修行。”
临别时，起风了，广场回荡着圣诞音乐。碧华走了几步，突然回头说：“何帆，司改道路漫长，要注意身体啊，少吃多走，你看我现在都瘦了！”我苦笑：“你这是累的！”
互道珍重，握手，转身，告别。两周之后，我才真正体会到“每一次转身，都可能是一次永别”的残酷。
“空间再小，也得让每位法官有一间独立的办公室。”
我是刑事出身，对民事审判不太熟悉，所以，碧华凭那本《要件审判九步法》名扬司法界时，我却并不知晓。2011年，微博方兴正艾，我一时兴起，也注册了一个。那时还没有雨后春笋般的法院官微和实名法官，各路法律人顶着形形色色的ID，交流、辩论、吵架、调侃。一次，因参与“法官与律师关系”的话题，与一位名叫“@庭前独角兽”的ID聊了几句，竟颇为投缘，私信交换身份，才知道他是时任上海长宁区法院院长邹碧华。
2012年11月23日，我到上海出差，即将调任上海高院副院长的碧华主动邀请我到长宁法院看看。见面时，才发现他竟是个1米81的大个头，笑容真诚、态度谦逊、善于倾听，毫无官僚气息。一个上午时间，他用3个PPT，系统展示了长宁法院如何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审判管理、量化工作业绩、规范执行工作。介绍情况时，他语速很快，节奏感强，逻辑非常清晰。
与某些法院“作秀式”的信息化不同，长宁法院的信息化贯穿着实用主义理念，各种管理软件都是自主开发，完全以具体问题为导向，并根据使用效果不断修正。我与同去的同事感慨，与其砸那么多钱开发软件，还不如认认真真总结上海经验、研发推广。
精细、科学、实用的管理理念，与碧华的司法经历有很大关系。他1988年北大毕业进入法院，从书记员、助审员、审判员做起，一步一个脚印，既在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上挂过，也在美国联邦司法中心访问过，先后担任上海高院研究室副主任、民一庭副庭长、民二庭庭长，2008年调任长宁区法院院长。
用他的话说：“之前都是铺垫，当基层法院院长才是真正的磨练。”后来每次交流，他谈得最多的，也是基层法院院长经历，要拜好区委、人大、政府的每一尊大神小神，要善待形形色色的当事人，要协调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他常对我说：“最高法院法官一定要多跑基层、多接地气，千万别把基层法官视为司法蝼蚁，你们出台的小小一个举措，都可能涉及千千万万基层法官的利益。”
在长宁法院参观时，我发现一个小细节：虽然空间狭小，但所有的审判员都有一个独立的办公室。碧华说，这是他的主意。法官偶尔会在办公室会客，如果跟其他政府机关一样，三三两两的人挤在一个屋里，电话此起彼伏，人员进进出出，既不能树立司法权威，更不利于维护职业尊荣。所以，大楼装修时，他力主压缩会议室等公共空间，“空间再小，也得让每位法官有一间独立的办公室。”
“认真的人，在任何岗位做任何工作都出色。”
碧华任上海高院副院长后，一度分管刑事审判。我曾问他：“您的专长是民事，怎么管起刑事来了，就不怕掉链子？”他回答：“既是组织安排，也是新的挑战。”
碧华在长宁法院时，就格外注重维护法官与律师的关系，曾发表过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法官应当如何对待律师？》。他回到高院时，刑事庭审上的激烈对抗，已经延伸到法官与律师之间。我很好奇，不知他分管刑事之后，是否会屁股决定脑袋，把律师作为“假想敌”。
然而，就像一位同行对碧华的评价，“认真的人，在任何岗位做任何工作都出色。”无论是大要案，还是小庭审，他都事必躬亲，认真组织庭前程序，做好舆情预案，积极与律师沟通交流，注重听取律师意见。他用行动说明：尊重律师、注重沟通，天塌不下来，庭开得更好。
碧华大我11岁，却比我们这些人更“潮”。走在哪儿都是一副IT精英范儿，完全不像个法院“领导”。PPT、KEYNOTE等软件，他玩儿得比谁很熟。业界有什么好书新书，他也都第一时间知道。每次与碧华见面，他都会拉着我聊阅读心得，写下一张书单推荐我阅读。他的公文包内，时常放着厚如砖块、写满批注的英文管理学著作。《大数据时代》《定位》《基业长青》……这些信息化与管理学题材的书籍，最初都是他推荐给我的。“我们做司法改革，光懂审判业务和法院那点儿事是不够的，你必须及时吸取其他学科的最新成就，可视化、大数据、移动终端……都是未来的大趋势，法院现在不研究、不跟上，将来就会被别的行业嘲笑。”
2013年11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圳召开“全国法院司法公开推进会”。当晚，碧华约我在酒店大堂聊聊，谈谈即将全面启动的司法改革。当时，无论是法官员额制，还是新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都还在酝酿和探索之中。而他已和我分析起各种改革举措的实现路径：“你们一定得注重发挥信息化的作用。依托信息化手段，采集人案数据，为法官员额制做好准备。……要开发裁判文书智能化分析技术，推动法官认真说理，而不是敷衍应付。……要探索建立互动式评价机制，法院工作外界满不满意，不能光是法院自己说了算，但也不能全由当事人说了算，得有一个科学、客观的第三方评价机制……审判辅助人员不到位，法官员额制就彻底失败了，但是，一定要给辅助人员预留足够的发展出路。不给出路，谁给你好好干？……”他越说越兴奋，显然已经经过长期的思考，我在手机备忘录上认真记录，边记边聊。
同事事后问我：“你俩聊什么心灵鸡汤呢，大家傍晚出去活动时见你们在大堂聊；结束回来时，看你们还在聊！”我回答：“在取经！”
“改革这种事情一直是一点一点往前拱的”
2014年，司改大幕拉起，上海成为全国司法改革的领头羊。上海法院的操盘手之一，正是碧华。他与他的司改团队，时刻处于高速运转状态，开会是常态、加班是常态、汇报是常态。虽然私交很好，可碧华每次找我，全是为了公事：“如何合理论证法官待遇应当有别于普通公务员？”“聊聊你对各地试点的看法？”……唯一一次求助，也是为了公事：“上海法院改革不易，一不小心就得碰壁，你要多写文章支持上海！”正是因为他的鼓励，我才写了那篇《做好法官员额制的“加法”与“减法”》，坚决反对让助理审判员“就地卧倒”的做法。
从北京、江苏到长春、青海，每次司法改革座谈会和论证会上，都能见到碧华的身影，听到他的高论。在上海举行的“法官工作量测算与法官员额制改革座谈会”上，碧华的PPT展示再次震惊全场。原来，我们之前聊过的人案大数据库、案件权重测算法、工作量可视化展示，都已被他不声不响地运用到上海的司法改革中，其精细、科学、周到程度，令参会者叹为观止。
有一段时间，上海的“33%”，被误解为全国的“33%”。改革红利未能及时兑现，也把上海法院推到风口浪尖。在微博或微信群内，时常有同行对上海改革冷嘲热讽。每次受到批评或嘲讽，哪怕再尖锐，碧华都不会动怒。他在我们共同参与的某个司改交流群中说：“改革这种事情一直是一点一点往前拱的，每次能有一点点进步就是成功。在各种力量相互制约、各种思想相互碰撞、各种利益相互博弈的背景下，很难形成一种周全详尽的方案。”
是啊，无论在中央还是地方，作为改革参与者，我们都深知“拱”的艰难。常常跟人感慨，所谓“顶层设计”，精力都花在“顶”上了。中央领导要求司法改革既要有理想，又要接地气。可真正操作起来，理想主义会被批评为幼稚偏激，接地气时常被以脸蹌地。与碧华每次见面，我俩都会分享被“黑”的经历。偶尔我也会表示有些灰心，想调回审判岗位，远离司法改革。他总会鼓励我：“哪儿有把船划到江心就弃桨投江的道理，走上这个岗位，就得承担起这个岗位的使命与责任，这是我们60后法官该有的担当，也是你们70后法官该有的担当，未来还会有80后、90后法官接过船桨，把司改事业推进下去。决不能让我们现在的改革努力，变成未来的改革对象。”
“你使许多事情发芽，而自己被冬天拂去如落叶。”
12月10日晚6点，在国家法官学院参加完一个司法改革座谈会，回城路上刷着微信，突然在一个法官群瞥到“上海高院副院长邹碧华去世”的消息，大吃一惊，颤抖着致电上海高院一位朋友。朋友说：“是真的，我正在医院……。”追问细节，才知道碧华是在赴徐汇区法院参加司法改革座谈会途中，突感不适，送院抢救，终告不治。他还是倒在了前行的路上。
回到办公室，一个人坐了半小时，才缓过劲来。打开朋友圈，无论法官、检察官，还是律师、学者，所有人都在表示哀悼和致敬。虽然他自嘲自己背了不少“黑锅”。可令我欣慰的是，那些他认为可能对自己不满的同行、那些听过他传道授业的律师，都在真心诚意地纪念他。
虽然大家常常说“法律职业共同体”，但明眼人都知道，所谓“共同体”，还只是一个一厢情愿的传说。但在碧华离世这天，想象中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终于在网络上的各种自发悼念中出现。他以自己的远见卓识、法律素养和对司法事业的热忱，赢得所有人真诚的敬意。即使在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一名追求卓越、敢于担当的法官，仍然是受到众人尊重的。而这些，远比体制在你入院时送个花篮、追悼时送个花圈要荣耀风光。
几天前，我编了一则《邮票上的法院与法官》的微信公号，在“法治中国”微信群上感慨中国邮票上何时才会出现司法题材，碧华调侃说：“现在哪儿还有人用邮票啊？应该让司法入币才是正道。”这是他在群内的最后一句话。而他的孜孜努力，他为之奋斗与献身的，并非个人荣辱，也不是入邮入币，而是要让法院更像法院、法官更像法官，让这个国家的司法，真正担得起值得担负的权威与荣耀。
网络上的悼念和追记很多，但我想，如果碧华在天有灵，一定会喜欢他的北大学妹、一位80后广东法官写给他的诗，姑且用这首小诗作为结束吧：
“你使许多事情发芽 而自己被冬天拂去如落叶 十二月十日，上海小雨
船到江心 操桨者骤然沉默 耳边只余风声
独角兽回到了寓言里 谁来驮负巨大的词语
——有的人说会放弃； ——有的人说会继承。”
12月11日凌晨于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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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 : 别了，碧华兄
“背着‘黑锅’前行，是改革者必须经历的修行。”
这些年，每到上海，无论公私，总会给碧华发个微信。只要他腾得出空，就会一起坐坐。11月29日，我到上海参加一个会议，循例告他，约好等他加班结束，在浦东一家餐厅晚饭。
与碧华碰面，话题总与“司改”相关。这次也是一样，聊了会儿即将设立的跨行政区划法院，主题又回到正被热议的法官员额制上.
我的问题是：“全国法院都盯着上海如何将法官员额压缩到队伍总数的33%，对你们来说，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他语气坚定：“当然是避免搞‘一刀切’，不能为了图省事、求便利，就欺负年轻法官，将助理审判员‘就地卧倒’转为法官助理，一定要有一个科学的考核标准，让真正胜任审判工作的优秀法官进入员额。”
“这是最正确的路径，但也最麻烦，最得罪人。”我追问，“你们会怎么制定标准？怎样科学考核？如何合理设定过渡期？没有进入员额的‘老人’该如何安排出路？怎样给未来的法官留下足够的入额空间？”
他笑说：“你的担心和疑虑，我们也想到了，而且做了充分的准备。这项工作很快就会启动，相信上海一定会给全国法院提供一个很好的示范。”
这些话，透着坦率、自信、乐观和周到，是典型的碧华风格。有些道理，我仿佛懂、也到处讲，但内心有顾虑、不确定，经他这么一鼓劲，才变得愈发坚定。
临近结束，我倒起苦水：“以前业余做翻译，传播司法文化，也有人说怪话，但人缘总体不错；近年全心做司改，反而处处被黑，许多糊涂举措，明明与己无关，却被抹在身上，说不清楚。……”
碧华宽慰我：“要说‘黑锅’，谁有我‘黑锅’背得多！可是，做改革，怎么可能不触及利益，怎么可能没有争议。对上，该争取时要争取，该顶住时要顶住；对下，必须要有担当，无论如何，都不能让那些在一线辛苦办案的老实人和年轻人吃亏。我让人搜集了微信上所有吐槽‘司改’的文章和段子，既报给领导参考，也时刻提醒自己，避免犯那些文章中提到的错误。背着‘黑锅’前行，是改革者必须经历的修行。”
临别时，起风了，广场回荡着圣诞音乐。碧华走了几步，突然回头说：“何帆，司改道路漫长，要注意身体啊，少吃多走，你看我现在都瘦了！”我苦笑：“你这是累的！”
互道珍重，握手，转身，告别。两周之后，我才真正体会到“每一次转身，都可能是一次永别”的残酷。
“空间再小，也得让每位法官有一间独立的办公室。”
我是刑事出身，对民事审判不太熟悉，所以，碧华凭那本《要件审判九步法》名扬司法界时，我却并不知晓。2011年，微博方兴正艾，我一时兴起，也注册了一个。那时还没有雨后春笋般的法院官微和实名法官，各路法律人顶着形形色色的ID，交流、辩论、吵架、调侃。一次，因参与“法官与律师关系”的话题，与一位名叫“@庭前独角兽”的ID聊了几句，竟颇为投缘，私信交换身份，才知道他是时任上海长宁区法院院长邹碧华。
2012年11月23日，我到上海出差，即将调任上海高院副院长的碧华主动邀请我到长宁法院看看。见面时，才发现他竟是个1米81的大个头，笑容真诚、态度谦逊、善于倾听，毫无官僚气息。一个上午时间，他用3个PPT，系统展示了长宁法院如何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审判管理、量化工作业绩、规范执行工作。介绍情况时，他语速很快，节奏感强，逻辑非常清晰。
与某些法院“作秀式”的信息化不同，长宁法院的信息化贯穿着实用主义理念，各种管理软件都是自主开发，完全以具体问题为导向，并根据使用效果不断修正。我与同去的同事感慨，与其砸那么多钱开发软件，还不如认认真真总结上海经验、研发推广。
精细、科学、实用的管理理念，与碧华的司法经历有很大关系。他1988年北大毕业进入法院，从书记员、助审员、审判员做起，一步一个脚印，既在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上挂过，也在美国联邦司法中心访问过，先后担任上海高院研究室副主任、民一庭副庭长、民二庭庭长，2008年调任长宁区法院院长。
用他的话说：“之前都是铺垫，当基层法院院长才是真正的磨练。”后来每次交流，他谈得最多的，也是基层法院院长经历，要拜好区委、人大、政府的每一尊大神小神，要善待形形色色的当事人，要协调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他常对我说：“最高法院法官一定要多跑基层、多接地气，千万别把基层法官视为司法蝼蚁，你们出台的小小一个举措，都可能涉及千千万万基层法官的利益。”
在长宁法院参观时，我发现一个小细节：虽然空间狭小，但所有的审判员都有一个独立的办公室。碧华说，这是他的主意。法官偶尔会在办公室会客，如果跟其他政府机关一样，三三两两的人挤在一个屋里，电话此起彼伏，人员进进出出，既不能树立司法权威，更不利于维护职业尊荣。所以，大楼装修时，他力主压缩会议室等公共空间，“空间再小，也得让每位法官有一间独立的办公室。”
“认真的人，在任何岗位做任何工作都出色。”
碧华任上海高院副院长后，一度分管刑事审判。我曾问他：“您的专长是民事，怎么管起刑事来了，就不怕掉链子？”他回答：“既是组织安排，也是新的挑战。”
碧华在长宁法院时，就格外注重维护法官与律师的关系，曾发表过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法官应当如何对待律师？》。他回到高院时，刑事庭审上的激烈对抗，已经延伸到法官与律师之间。我很好奇，不知他分管刑事之后，是否会屁股决定脑袋，把律师作为“假想敌”。
然而，就像一位同行对碧华的评价，“认真的人，在任何岗位做任何工作都出色。”无论是大要案，还是小庭审，他都事必躬亲，认真组织庭前程序，做好舆情预案，积极与律师沟通交流，注重听取律师意见。他用行动说明：尊重律师、注重沟通，天塌不下来，庭开得更好。
碧华大我11岁，却比我们这些人更“潮”。走在哪儿都是一副IT精英范儿，完全不像个法院“领导”。PPT、KEYNOTE等软件，他玩儿得比谁很熟。业界有什么好书新书，他也都第一时间知道。每次与碧华见面，他都会拉着我聊阅读心得，写下一张书单推荐我阅读。他的公文包内，时常放着厚如砖块、写满批注的英文管理学著作。《大数据时代》《定位》《基业长青》……这些信息化与管理学题材的书籍，最初都是他推荐给我的。“我们做司法改革，光懂审判业务和法院那点儿事是不够的，你必须及时吸取其他学科的最新成就，可视化、大数据、移动终端……都是未来的大趋势，法院现在不研究、不跟上，将来就会被别的行业嘲笑。”
2013年11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圳召开“全国法院司法公开推进会”。当晚，碧华约我在酒店大堂聊聊，谈谈即将全面启动的司法改革。当时，无论是法官员额制，还是新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都还在酝酿和探索之中。而他已和我分析起各种改革举措的实现路径：“你们一定得注重发挥信息化的作用。依托信息化手段，采集人案数据，为法官员额制做好准备。……要开发裁判文书智能化分析技术，推动法官认真说理，而不是敷衍应付。……要探索建立互动式评价机制，法院工作外界满不满意，不能光是法院自己说了算，但也不能全由当事人说了算，得有一个科学、客观的第三方评价机制……审判辅助人员不到位，法官员额制就彻底失败了，但是，一定要给辅助人员预留足够的发展出路。不给出路，谁给你好好干？……”他越说越兴奋，显然已经经过长期的思考，我在手机备忘录上认真记录，边记边聊。
同事事后问我：“你俩聊什么心灵鸡汤呢，大家傍晚出去活动时见你们在大堂聊；结束回来时，看你们还在聊！”我回答：“在取经！”
“改革这种事情一直是一点一点往前拱的”
2014年，司改大幕拉起，上海成为全国司法改革的领头羊。上海法院的操盘手之一，正是碧华。他与他的司改团队，时刻处于高速运转状态，开会是常态、加班是常态、汇报是常态。虽然私交很好，可碧华每次找我，全是为了公事：“如何合理论证法官待遇应当有别于普通公务员？”“聊聊你对各地试点的看法？”……唯一一次求助，也是为了公事：“上海法院改革不易，一不小心就得碰壁，你要多写文章支持上海！”正是因为他的鼓励，我才写了那篇《做好法官员额制的“加法”与“减法”》，坚决反对让助理审判员“就地卧倒”的做法。
从北京、江苏到长春、青海，每次司法改革座谈会和论证会上，都能见到碧华的身影，听到他的高论。在上海举行的“法官工作量测算与法官员额制改革座谈会”上，碧华的PPT展示再次震惊全场。原来，我们之前聊过的人案大数据库、案件权重测算法、工作量可视化展示，都已被他不声不响地运用到上海的司法改革中，其精细、科学、周到程度，令参会者叹为观止。
有一段时间，上海的“33%”，被误解为全国的“33%”。改革红利未能及时兑现，也把上海法院推到风口浪尖。在微博或微信群内，时常有同行对上海改革冷嘲热讽。每次受到批评或嘲讽，哪怕再尖锐，碧华都不会动怒。他在我们共同参与的某个司改交流群中说：“改革这种事情一直是一点一点往前拱的，每次能有一点点进步就是成功。在各种力量相互制约、各种思想相互碰撞、各种利益相互博弈的背景下，很难形成一种周全详尽的方案。”
是啊，无论在中央还是地方，作为改革参与者，我们都深知“拱”的艰难。常常跟人感慨，所谓“顶层设计”，精力都花在“顶”上了。中央领导要求司法改革既要有理想，又要接地气。可真正操作起来，理想主义会被批评为幼稚偏激，接地气时常被以脸蹌地。与碧华每次见面，我俩都会分享被“黑”的经历。偶尔我也会表示有些灰心，想调回审判岗位，远离司法改革。他总会鼓励我：“哪儿有把船划到江心就弃桨投江的道理，走上这个岗位，就得承担起这个岗位的使命与责任，这是我们60后法官该有的担当，也是你们70后法官该有的担当，未来还会有80后、90后法官接过船桨，把司改事业推进下去。决不能让我们现在的改革努力，变成未来的改革对象。”
“你使许多事情发芽，而自己被冬天拂去如落叶。”
12月10日晚6点，在国家法官学院参加完一个司法改革座谈会，回城路上刷着微信，突然在一个法官群瞥到“上海高院副院长邹碧华去世”的消息，大吃一惊，颤抖着致电上海高院一位朋友。朋友说：“是真的，我正在医院……。”追问细节，才知道碧华是在赴徐汇区法院参加司法改革座谈会途中，突感不适，送院抢救，终告不治。他还是倒在了前行的路上。
回到办公室，一个人坐了半小时，才缓过劲来。打开朋友圈，无论法官、检察官，还是律师、学者，所有人都在表示哀悼和致敬。虽然他自嘲自己背了不少“黑锅”。可令我欣慰的是，那些他认为可能对自己不满的同行、那些听过他传道授业的律师，都在真心诚意地纪念他。
虽然大家常常说“法律职业共同体”，但明眼人都知道，所谓“共同体”，还只是一个一厢情愿的传说。但在碧华离世这天，想象中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终于在网络上的各种自发悼念中出现。他以自己的远见卓识、法律素养和对司法事业的热忱，赢得所有人真诚的敬意。即使在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一名追求卓越、敢于担当的法官，仍然是受到众人尊重的。而这些，远比体制在你入院时送个花篮、追悼时送个花圈要荣耀风光。
几天前，我编了一则《邮票上的法院与法官》的微信公号，在“法治中国”微信群上感慨中国邮票上何时才会出现司法题材，碧华调侃说：“现在哪儿还有人用邮票啊？应该让司法入币才是正道。”这是他在群内的最后一句话。而他的孜孜努力，他为之奋斗与献身的，并非个人荣辱，也不是入邮入币，而是要让法院更像法院、法官更像法官，让这个国家的司法，真正担得起值得担负的权威与荣耀。
网络上的悼念和追记很多，但我想，如果碧华在天有灵，一定会喜欢他的北大学妹、一位80后广东法官写给他的诗，姑且用这首小诗作为结束吧：
“你使许多事情发芽
而自己被冬天拂去如落叶
十二月十日，上海小雨
船到江心
操桨者骤然沉默
耳边只余风声
独角兽回到了寓言里
谁来驮负巨大的词语
——有的人说会放弃；
——有的人说会继承。”
12月11日凌晨于最高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