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邦：“重庆模式”的意识形态升级版——掀起意识形态斗争狂潮

作者: 王德邦

最近，一批自诩红色文化代表人物系统性地阐述了他们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看法，将阶级专政与对敌斗争作为纲领，将意识形态斗争提升嫁接到邓小平两手都要硬的理论中，置换成了一手抓经济改革与一手抓意识形态斗争，提出明确斗争方针：主动出击！提出了极为具体的行动方案：对高校教师严格把关，作出处理；在党内展开整肃，将贺卫方之类的人开除出党；在民间清剿那些与国外“勾结”的组织与个人，等等。这些透着浓烈火药味的讲话，与近期政法系统在全国展开一系列现实镇压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公共知识分子、网络大V遥相呼应，1989年之后的反和平演变宣教高频显现，以及近年来当局在维稳思路上“露头就打，消灭于萌芽状态”的主动出击一脉相承，再到重庆高吭嘹亮的红歌与雷霆万钧的打黑，其中都是一以贯之的阶级专政与红色传承，其实质是“重庆模式”的意识形态升级版。

近日有媒体陆续登载系列文章，披露今年11月2日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中国政治学学会科学发展与政治和谐专业委员会在京举办“掌握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权理论座谈会”上的一些发言内容，其中打着红色文化的幌子，假借马列的旗号，祭出阶级专政的大旗，掀起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开展网络清剿、媒体禁声、高校整肃等等运动，为“重庆模式”借尸还魂，以图再造出一个“重庆模式”的意识形态升级版的实质昭然若揭。值得引起各界高度关注！

据红色文化网11月02日登出《绝不允许砸共产党的锅 ——掌握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权理论研讨会纪要》，总结与会者对目前中国形势的研判是：“近年来，意识形态工作的内外环境更趋复杂多变。随着国际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渐激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胜利，境外敌对势力对我加大渗透和西化力度，图谋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遏制世界多极化趋势，维护国际资本大一统的旧有国际秩序。在境外敌对势力的支持、唆使下，国内一些组织和个人不断变换手法，散布流言蜚语，造谣生事，煽风点火，制造思想混乱，抢占舆论高地，与我争夺人心民意。香港‘占中’风潮，少数民间组织胆大妄为，某些意见领袖、网络大V和体制内‘异见人士’嚣烟日长，其源盖出于此。”从而得出结论为“事实表明，意识形态对经济、政治的反作用日益凸显，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已经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摆在我们面前。意识形态工作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关乎人民群众的安危祸福，关乎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兴衰成败。要保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致半途而废，要保证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不动摇，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

随后的11月07日又登出《逄先知发言：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一些看法》，其中说：“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情况非常复杂，相当严峻。多少年来，邓小平同志批评的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没有解决。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有这样一种趋势，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势头，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增强。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处于守势，处于被动地位，甚至失掉话语权。右的势力越来越猖狂，矛头直指共产党、党的领袖和社会主义制度，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 逄先知还专门针对高校意识形态领域斗争问题明确指出：“我们有些思想阵地并不巩固，甚至在一个一个地丢失。高校的问题应当引起高度注意。有些高校教师可以在讲堂上公开发表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的言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等只讲西方的。这样下去，很危险。历史经验证明，出事往往从高校而起。高校又是培养将来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摇篮，培养将来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高校情况如何，决定于领导班子是否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教师又是直接影响学生思想状况的关键因素，因此高校教师的选用、聘任应当严格把关。对于那些公然反党又坚持不改的，必须作出相应处理。”

11月08日《刘祖禹发言：意识形态斗争要动真格的》，其中说“境外敌对势力加大渗透和西化力度；境内一些组织和个人不断变换手法，制造思想混乱，与我争夺人心；一些单位和党政干部政治敏感性、责任感不强，在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上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助长了错误思潮扩散。到底有多复杂？是更趋复杂，复杂到前所未有。前所未有就是空前的，是我们以前没有遇到过的，甚至是超乎想象的。我觉得具体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一个是体制内，有些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认识未必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比如说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有的人就回避最本质特征，说只是一般特征。体制内也包括某些党内‘民主’派，像李锐、杜导正、贺卫方等人。他们挂着中共党员牌子，成天干的是毁党、毁社会主义制度、侮辱开国领袖的事情。”最后刘祖禹还明确提出针对意识形态斗争动真格的具体操作：“只要落实一件事情，就可以证明我们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是动真格的了，那就是把贺卫方这样的人清除出党。把这样披着共产党员外衣，却说共产党是非法的人还留在党内，对党的形象真是莫大的损害。”

从上面一系列发言及其会议纪要可见，这批自诩红色文化代表人物系统性地阐述了他们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看法，将阶级专政与对敌斗争作为纲领，将意识形态斗争提升嫁接到邓小平两手都要硬的理论中，置换成了一手抓经济改革与一手抓意识形态斗争，提出明确斗争方针：主动出击！提出了极为具体的行动方案：对高校教师严格把关，作出处理；在党内展开整肃，将贺卫方之类的人开除出党；在民间清剿那些与国外“勾结”的组织与个人，等等。这些透着浓烈火药味的讲话，与近年来政法系统在全国展开一系列现实镇压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公共知识分子、网络大V遥相呼应。

我们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些叫嚣阶级专政与意识形态斗争的声音其实并不寞生，我们不仅在文革的史料中随处可见，而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与反对自由化运动中也时时得闻，还有1989年之后的反和平演变宣教中也高频显现，也与近年的维稳思路上“露头就打，消灭于萌芽状态”的主动出击一脉相承，再到重庆高吭嘹亮的红歌与雷霆万钧的打黑，其中都是一以贯之的阶级专政与红色传承。

由此可见，这种意识形态斗争在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大地从来没有消停过，就是这些今天宣示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权的诸公的身影也在多年来的中国历史剧幕中极为熟识。从公开登出的消息可见，参加这次“掌握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权理论座谈会”的人员是：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北京大学教授沙健孙，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中纪委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纪检组原组长林文肯，中央宣传部研究室原主任刘祖禹，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原部长、研究员姚有志，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学术委员会原主任、博士生导师彭光谦，解放军总参某部原政委、昆仑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宋方敏，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董学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原副主编、研究员曾镇南，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润为等20人。

特别耐人寻味的是，这批出席意识形态主动权会议的人，在薄熙来主政重庆，“唱红打黑”高歌猛进之时，也频频前往重庆助威，是重庆当局的座上客，为重庆模式寻求理论解说。而当年他们在重庆的诸多研讨会议上，也宣讲着类似这次会议上的精神，弹唱着这些意识形态斗争的曲调。由此可见，他们事实是当年重庆“唱红打黑”的吹鼓手，是造就重庆模式的理论旗手，是重庆“唱红打黑”的精神导师。

重庆“唱红打黑”从重庆“薄王事件”后虽然有所受挫，但是其精神传承一直没有中断，并且以各种变种在中华大地弥漫。从“五不搞”到“七不讲”，从批宪政到批普世价值，从王伟光的《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我们并不输理》，公开祭起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大旗，到今天《辽宁日报》发表公开信——《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将大学谈论中国的问题称为“抹黑”中国等等，如此种种情况，其中沿袭着一条自封捍卫正宗马列主义意识形态阶级专政学说的正途，而将其他人类文明斥之为“邪路”。

从近年来不断掀起的网络“打黑”——抓捕网络大V，到理论清污——批判普世价值派，到现在即将开启的整肃高校教师，可见，重庆唱红打黑已经通过升级换代成全国性意识形态领域的专政，以恢复正宗，清除异己，消弭杂音，统一意识，规范语音，来达到全国整齐划一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宣称自己正宗的意识形态捍卫者，他们所宣讲的阶级专政与对敌斗争，不仅与中共建政前延安时期的追求民主与宪政理想相悖，而且与今天执政当局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也背道而驰。同时，也与中共新领导提出的“权为民赋”，“将权力关入制度笼子里”，“依法治国就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就是依宪执政”，“协商民主”等现代精神相左。所以，全国理论与思想界人士应该大胆公开地出来批判揭露这种自封红色文化的意识形态斗争本质，以警惕重庆“唱红打黑”的变种与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