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岁以上应该叫做黄昏年代了，我自己却觉得这个年纪特别美丽，应该叫“黄金年华”。这个时候是人生历练最丰富的时候，孩子长大了，不需要你关心了，公司也可以放下了。你经过所有的挫折、努力，最终都可以放下了。更重要的一点是你积累了一生的经验和人脉，不管有没有财富，这个时候是对社会贡献最好的时候。
所以，当生命走完大半的时候，我找到更有意义的事情——来到台湾东部的花东，在一个资源匮乏的原住民聚集地，帮他们找到未来。
学生时代，我读书不好，但除了读书以外，我发现自己是一个天生的领导人才。我是乐队的队长，也是通讯团的团长，大部分同学都报名参加我的活动，还有两个同学自愿做我的秘书，心甘情愿帮我干活。
我发现，天生的热忱让我愿意放弃功课。我为了融入感、使命感，可以放弃一切。我在学生时代学到的就是这三点：领导的能力，负责的态度，以及无可救药的热忱。
后来到了部队，吃了很多亏，也学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怎样融入一群跟你完全不同的人。我跟那群老兵变成好朋友，还被封成“严老大”。快退伍的时候，部队里面的老士官请我吃饭，他说：“我相信你这个人将来一定是前途无量。”抱着对老士官对我的期待，我走向社会，我想我前途无量。
结果出去以后6个月也没找到工作，到处碰壁，因为每个工作都要求大专毕业。我的一个高中女同学大学毕业之后在美国运通公司的台湾分公司工作，给我介绍了一份不需要大专学历的工作——传达小弟。
我很认真地工作，虽然很想学东西，但是人家不一定有空教。有一天我收废纸篓，发现里面很多纸都不错，打开来看都是英文，我开始试着查字典，我发现连垃圾筒里的东西都是有用的。
在运通公司工作的一段时间，让我学到很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印发票、盖章，我去帮他做。你突然发现，你不去计较的时候，是你学习最重要的时机，你要挑人家不喜欢的事情去做，这个时候就特别受欢迎。
我就这样在运通慢慢地崭露一些头角，我的老板开始发现我做事很有热忱。有一天他告诉人事副主管，下一次找人的机会不要在外面找，可以找我。两年以后，我变成业务代表，第一次把台湾企业带到德国汉诺威参加世界工作母机展，此后台湾再也没有在汉诺威缺席。一个小小的业务员也曾经为台湾在当时的工业界做出了一些贡献。所以我要讲的是，每个人不要小看自己，要看你自己有没有那个热忱、眼光、视野。
28岁，我加入公司5年之后，被选为运通公司在台湾的总经理，我是全亚洲第一个被选为总经理的东方人。到美国开会，平常开会做业务报告都非常简单，但是吃午饭、吃晚饭的时候好难过。一坐下来，他们老是讲昨天晚上的球赛，我根本没法插嘴。有一天早上醒来，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要进入人家的社会，就要了解别人，而不是要别人了解我。所以后来每次开大会前，我就准备笑话，把台湾的笑话大集翻好。到美国前一天先看美国的球赛，第二天在饭桌上一聊天我都听懂了，也参与了。之后大家安静了，我说我讲一个台湾的笑话，他们都觉得这个人还挺风趣的，结果到第二年我就变成十大杰出青年。
在运通公司工作多年以后，我进入亚都饭店，进入服务业，也算为台湾的服务业带来新的气象，甚至在世界也产生了一些影响，这些今天都不谈。
我前前后后写过8本书，还有两本是跟别人一起合写的，一共10本书。但是我最终发现，即使每本书都被评为年度最具影响力的书，公务人员必读书，最后也只不过是一个读物而已，并没有对实际情况有任何改变。我各种演讲都讲过，但是我发现如果没有一个让大家产生共识的力量的时候是没有用的。一个社会要走向文明，不能只靠物质，还必须要靠精神的力量。
我开始来到花东，帮助当地原住民找到发展的空间，帮他们找到自信。10月31日晚张惠妹到台东办免费演唱会；去年云门舞集在花东的一片稻海中表演。土地是多么的美丽，我演讲的时候常说：“请你们珍惜这一块土地，有一天你的孩子在外面受到挫折，也许找不到方向，但是请不要把你的土地卖掉，留给你孩子一条回家的路。”
在帮助原住民时，所有的问题，关键点是你愿不愿意卷起袖子，蹲下来倾听。与其让原住民到台北饱受挫折，不如教他乐器、教他乐谱，用他最擅长的事情，帮他找到自信，让他基础打得更好，让他走得更远，让他跟自然协调。原住民有一个学校叫体育中学，70%的学生都是原住民，6年学习完成之后，只有3%-5%变成运动员，有95%是被牺牲掉的。这是何等残忍的事情？他们是低收入、原住民，他们到最后酗酒，没有自信，发生车祸，口腔癌，这都不是他们的错，因为你从来没有让他们有这个舞台和自信。所以我们让他们发挥专长，让他们能很骄傲地展现自己。
1950年左右，花东来过一群传教士。来自瑞士的锡质平神父在花东建了一个公东高中，他从瑞士招募来20个退休的机械师傅，把他们的看家本领教给原住民。白天学习的时候他对孩子们异常严格；到了晚上，孩子们睡觉的时候，一个个给他们盖被子，真的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在看护。
另外一个纪守常神父，1954年应锡质平神父的邀请来到台湾。他到了兰屿，发现那里非常穷，衣不遮体，小孩没有书读。他说要改变部落的问题，必须要有教育。于是他想办法把几个聪明的孩子送到台东、台北读书。那个时候条件非常艰苦，物资缺乏，他用募来的钱买米买衣服，海关看到买的米比他们吃的还要好，就要没收几包，纪神父在码头跟海关打架，他说不可以，这是给孩子吃的。纪守常神父在1970年车祸过世了，原住民排队几公里给他送行，可以看到原住民跟他的感情。在原住民的土地被掠夺、被践踏的时候，是一群的传教士在安抚他们的心灵，照顾他们的生活。
我最后用一封信来表达对纪守常神父的怀念。范毅舜写了一本书叫做《海岸山脉的瑞士人》，第一段就是纪守常神父的家书，家书这样写道：“亲爱的母亲,自拿坡里上船后,穿过苏黎士运河,陆续经过北非、印度孟买、雅加达、新加坡、香港，我们终于到了台湾的东海岸，这里的风景真的是叹为观止，这里的山跟家里非常像，但是家乡所没有的是壮阔的太平洋，不过这里的天气很热，热到我们几乎被烤焦。如果在我的面前有一块蛋糕、一杯咖啡将是多么甜蜜的事情。但是这里的人连鞋子都没有，所以我们又是多么的幸福……我现在要开始工作了，学习这边的语言，了解这边的文化，可是我一点把握都没有。想念爸爸，想念弟弟、妹妹，希望在每一天的祈祷中与你们重逢。1954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