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能否让宪法走出2013年以来的寒冬？
原载2014年11月20日《南方周末》 题《让宪法“活”起来 四中全会后，宪法学者很忙》记者 / 任重远 编辑 / 苏永通 图 /东方IC
“忙。”许多宪法学者这样描述在四中全会之后的工作状态。“媒体采访，各种讲课活动都特别多，基本上是应接不暇。有你们这种社会化程度比较高的媒体，也有党报党刊。从省委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这些部门到基层的街道、银行，都有。时间都排不过来。”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秦前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完善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等表述，国家宪法日的设立，都让宪法学者们多了新的研究和宣讲课题，在公共领域也受到了更多关注。受访的宪法学者期待，宪法监督和解释机制的完善能在近年取得实质推进，宪法在中国的地位，有望从“镇国之法宝”，逐步转向“治国之法典”。
边缘化的宪法学
2013年，中国宪法学在“中国法学核心科研评价来源期刊”（China Leg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CLSCI）一共仅发表了67篇文章，占总量的4.94%。无论绝对数量还是比例，都是2009年以来最低的。在法学的13个学科中排名第10，仅高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如果将三个国际法学科合并，按照大国际法来统计，宪法学就成了倒数第一。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三大权威期刊，宪法论文的总发表量更是只有五篇，仅占总量的2.8%，也是五年来的最低——这一指标，常被视为学科话语权和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参考。据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介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有的学术期刊明确表示不会刊登宪法论文。“我自己也是一本法学核心期刊的主编，所以比较清楚。同等条件下，期刊一般不愿意发宪法学论文。”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林来梵说。一些宪法学者开始在研究主题上转向。2013年发表在CLSCI上的宪法学文章，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宪法学基础理论（包括宪法学说史及制度史）和国家机构的研究成为新的热点，在数量上首次超过基本权利的研究。也有一些学者尽量转向细节和技术性问题。
老百姓有了宪法意识
宪法学的边缘现象不止限于学术领域。民法、刑法、行政法等领域的学者，常会成为各个国家机关、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座上宾，无论是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还是探讨具体案件，出台司法解释，对学者们都能产生一定影响，基本实现了学界和实务部门的“无缝对接”。但在这些活动中，很少见到宪法学者的身影。“现行制度下我们没有宪法司法化，法院裁判中不能直接适用宪法，司法机关可能觉得跟宪法没关系，所以几乎不请。甚至立法机关也很少请，这十多年来，在重大立法活动中，宪法学者的不在场似乎成为一种常态。”秦前红说。林来梵的判断也与之类似。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三十多年来，宪法的实践性功能一直没能充分发挥，主要被当做政权合法性的认定书，即国家总章程，“镇国之法宝”。这就导致宪法学者很少参与具体的立法和实践工作，传统角色就是搞科研和宪法的宣传教育。“偶尔有人请，主要是政府的法制办，过去做普法宣传。”这一次，就大不一样。随着四中全会的召开，宪法学者们感受到了明显的变化。令他们高兴的是，讲课的邀请不止是官方主导的政策宣讲，很多是由民间自发提出。这让他们看到，老百姓们已经充分意识到宪法的重要，开始关心宪法和他们生活的关系。“老百姓开始认识到，宪法是保护人民最基本权利的，包括对财产权的保护。比如你去征收农民的土地，他希望能有一个东西能够保护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就对宪法的功能有所期待。”林来梵说。很多国有银行甚至海外投资银行的老板也向宪法学者们发出了邀请。他们关心的是依宪执政能不能为经济活动带来安定和确定性，让他们能对未来拥有合理期待。秦前红接触的政府官员更多一些，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也很关心宪法。关注反腐的法治化，怎样才能在一个宪法的框架内进行。“他们现在一是感到强大的压力，二也有些无所适从。”
让宪法成为“活法”
实现上述期待当然不能只靠学者的解读。相反，学者们其实比台下的听众更加期待，这次四中全会以后，宪法能够真正地成为“活法”。这就需要，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到的宪法监督制度和解释程序，都有实质性的推进。“前几年宪法司法化被否决后，违宪审查也不怎么提了。其实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面，宪法监督、违宪审查的空间都还是有的。”童之伟说。三位学者都认为，正是因为缺乏宪法实施和监督的实践，中国宪法学的研究才长期停滞在一种空对空的状态。这让宪法学的研究很难具体和精细化，一些文章也就流于宏大叙事，相对比较空。同样因为没有宪法监督，民法、刑法等部门法制定过程中也就不必考虑是不是会涉及违宪，在具体的立法过程中，宪法学者也就没了话语权。在林来梵看来，中国宪法的实践性功能也要加强，成为治国之法典，这样才能“活”起来。学者也就可以更多地参与到实践中去，形成良性互动。宪法学者们有着更具体的一些期待。童之伟认为，虽然四中全会决定中也提到了“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但没有明确提出监督的主体，也没说要制定相关的程序法，因此很可能还是一种宣示。有可能落实的，可能是“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这一句。早在2005年底，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韩大元领衔的研究团队就承担了司法部的《宪法解释程序研究》课题，最终形成了一份《宪法解释程序法》的专家建议稿。目前，宪法学者们正在推动这一立法的启动，希望立法机关能够将其纳入计划。他们同时期待，宪法解释机制的健全，能够成为激活宪法监督程序的突破口。“其实宪法解释和宪法监督都是连在一起的。宪法解释主要是在违宪审查过程中作出的，是附着性的。比如公民认为征地补偿不够，觉得（征收补偿条例）违反了宪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向有权机关申请解释宪法。否则宪法解释就成了无根之水，无本之木。”林来梵说。 (南方周末 | 法治)(任重远/ 法租界)
您的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 * 标注
评论 *
显示名称 *
邮箱 *
网站
Δ
四中全会后，宪法能否走出寒冬
“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能否让宪法走出2013年以来的寒冬？
原载2014年11月20日《南方周末》 题《让宪法“活”起来 四中全会后，宪法学者很忙》
记者 / 任重远 编辑 / 苏永通 图 /东方IC
“忙。”
许多宪法学者这样描述在四中全会之后的工作状态。
“媒体采访，各种讲课活动都特别多，基本上是应接不暇。有你们这种社会化程度比较高的媒体，也有党报党刊。从省委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这些部门到基层的街道、银行，都有。时间都排不过来。”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秦前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完善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等表述，国家宪法日的设立，都让宪法学者们多了新的研究和宣讲课题，在公共领域也受到了更多关注。
受访的宪法学者期待，宪法监督和解释机制的完善能在近年取得实质推进，宪法在中国的地位，有望从“镇国之法宝”，逐步转向“治国之法典”。
2013年，中国宪法学在“中国法学核心科研评价来源期刊”（China Leg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CLSCI）一共仅发表了67篇文章，占总量的4.94%。
无论绝对数量还是比例，都是2009年以来最低的。在法学的13个学科中排名第10，仅高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如果将三个国际法学科合并，按照大国际法来统计，宪法学就成了倒数第一。
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三大权威期刊，宪法论文的总发表量更是只有五篇，仅占总量的2.8%，也是五年来的最低——这一指标，常被视为学科话语权和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参考。
据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介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有的学术期刊明确表示不会刊登宪法论文。
“我自己也是一本法学核心期刊的主编，所以比较清楚。同等条件下，期刊一般不愿意发宪法学论文。”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林来梵说。
一些宪法学者开始在研究主题上转向。
2013年发表在CLSCI上的宪法学文章，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宪法学基础理论（包括宪法学说史及制度史）和国家机构的研究成为新的热点，在数量上首次超过基本权利的研究。也有一些学者尽量转向细节和技术性问题。
宪法学的边缘现象不止限于学术领域。
民法、刑法、行政法等领域的学者，常会成为各个国家机关、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座上宾，无论是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还是探讨具体案件，出台司法解释，对学者们都能产生一定影响，基本实现了学界和实务部门的“无缝对接”。
但在这些活动中，很少见到宪法学者的身影。
“现行制度下我们没有宪法司法化，法院裁判中不能直接适用宪法，司法机关可能觉得跟宪法没关系，所以几乎不请。甚至立法机关也很少请，这十多年来，在重大立法活动中，宪法学者的不在场似乎成为一种常态。”秦前红说。
林来梵的判断也与之类似。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三十多年来，宪法的实践性功能一直没能充分发挥，主要被当做政权合法性的认定书，即国家总章程，“镇国之法宝”。
这就导致宪法学者很少参与具体的立法和实践工作，传统角色就是搞科研和宪法的宣传教育。“偶尔有人请，主要是政府的法制办，过去做普法宣传。”
这一次，就大不一样。
随着四中全会的召开，宪法学者们感受到了明显的变化。
令他们高兴的是，讲课的邀请不止是官方主导的政策宣讲，很多是由民间自发提出。这让他们看到，老百姓们已经充分意识到宪法的重要，开始关心宪法和他们生活的关系。
“老百姓开始认识到，宪法是保护人民最基本权利的，包括对财产权的保护。比如你去征收农民的土地，他希望能有一个东西能够保护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就对宪法的功能有所期待。”林来梵说。
很多国有银行甚至海外投资银行的老板也向宪法学者们发出了邀请。他们关心的是依宪执政能不能为经济活动带来安定和确定性，让他们能对未来拥有合理期待。
秦前红接触的政府官员更多一些，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也很关心宪法。关注反腐的法治化，怎样才能在一个宪法的框架内进行。“他们现在一是感到强大的压力，二也有些无所适从。”
实现上述期待当然不能只靠学者的解读。相反，学者们其实比台下的听众更加期待，这次四中全会以后，宪法能够真正地成为“活法”。
这就需要，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到的宪法监督制度和解释程序，都有实质性的推进。
“前几年宪法司法化被否决后，违宪审查也不怎么提了。其实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面，宪法监督、违宪审查的空间都还是有的。”童之伟说。
三位学者都认为，正是因为缺乏宪法实施和监督的实践，中国宪法学的研究才长期停滞在一种空对空的状态。这让宪法学的研究很难具体和精细化，一些文章也就流于宏大叙事，相对比较空。
同样因为没有宪法监督，民法、刑法等部门法制定过程中也就不必考虑是不是会涉及违宪，在具体的立法过程中，宪法学者也就没了话语权。
在林来梵看来，中国宪法的实践性功能也要加强，成为治国之法典，这样才能“活”起来。学者也就可以更多地参与到实践中去，形成良性互动。
宪法学者们有着更具体的一些期待。
童之伟认为，虽然四中全会决定中也提到了“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但没有明确提出监督的主体，也没说要制定相关的程序法，因此很可能还是一种宣示。
有可能落实的，可能是“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这一句。早在2005年底，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韩大元领衔的研究团队就承担了司法部的《宪法解释程序研究》课题，最终形成了一份《宪法解释程序法》的专家建议稿。
目前，宪法学者们正在推动这一立法的启动，希望立法机关能够将其纳入计划。他们同时期待，宪法解释机制的健全，能够成为激活宪法监督程序的突破口。
“其实宪法解释和宪法监督都是连在一起的。宪法解释主要是在违宪审查过程中作出的，是附着性的。比如公民认为征地补偿不够，觉得（征收补偿条例）违反了宪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向有权机关申请解释宪法。否则宪法解释就成了无根之水，无本之木。”林来梵说。
(南方周末 | 法治)(任重远/ 法租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