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既不是生活在历史之中，也不是生活在未来里，而是生活在现实之中，也只有生活在现实之中，人才能有效地将自己置于历史和未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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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历史中还是活在当下？
读加缪《反抗者》
萧瀚
1.加缪的小说可能不是一流的，因为他才47岁就死了，还来不及创作出第一流的小说——他死之前正在努力要成为第一流的小说家。但加缪的哲学散文在他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是一流的了，《反抗者》就是其中杰作，没有《西西弗神话》那么著名，但也并不无名。
2.加缪写这本书是因为：“我们处于预谋与完美的罪恶的时代。我们的罪犯不再是那些身无寸铁的孩童，他们以愛为理由替自己辩解。相反，他们是成年人，其托词是无可辩驳的：哲学可以为一切效劳，甚至可以使杀人犯变成法官。”他要解答这个问题，要解决最近两百年里人类何以流行杀人哲学的瘟疫。
3.这 正是从18世纪后期开启迄今尚未终结的人类一大难题，这个难题尤其在20世纪成为人类最骇人听闻的世纪悲惨历程。这个悲惨历程甚至根本毫无悲剧意蕴，而只 剩下惨酷的事实，一切以真善美愛为目的的历史追求，一切以真善美愛为说辞的变革主张，最终都以巨大无匹的惨剧落幕。人类经历了一个自杀性世纪。
4.这 个自杀性世纪如加缪所敏锐观察到的，它与之前自杀性惨酷的最大差异，在于人类第一次用了一切美好的理念逻辑严密地制造了恶行与暴行，恶行与暴行第一次以善 恶难辨的面貌招摇过市，古代世界那种作恶者内心羞愧的作恶，从特定理论与人群给出的哲学辩词中消失了，代之以冠冕堂皇理直气壮地行恶施暴。
5.然 而，恶就是恶，不管它打着多么冠冕堂皇的旗号，不管支持公然作恶并且以善的姿势美妙理论护卫武装起来的恶能多么持久，恶所带来的现实损害无法让它永久持 续，可悲的是，恶的停止或者反思，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建立在功利（或叫效用）基础上的，它并非理性清明的，这意味着功利本身可能使它死灰复燃。
6.加缪对上述的担忧是显而易见的，为此他开始了探索的旅程。《反抗者》开宗明义地认为，反抗所表现的是否定，而其内核则是肯定。他说：“何谓反抗者？一个说‘不’的人。然而，他虽然拒绝，却并不放弃：他也是从一开始行动就说‘是’的人。一个奴隶，一生都在接受命令，往往觉得新的命令是无法接受的。这个‘不’的含义是什么呢？”
7.显 然，与反抗者所否定的相比，肯定的东西可能更加重要。人毕竟不可能只在破坏中生活，而必须在建设中生活。否定是为了肯定，破坏是为了建设，反对是为了坚 持，说“不”是为了说“是”。混乱与谬误，恰恰因此生起，因为无数人在路上忘了自己是从哪里出发，也忘了要去什么地方，他们被路上的幻境迷住了。
8.正 是这是与非，肯定与否定，破坏与建设，反对与坚持，内含了自古以来伦理学史上争执不休的主题：手段与目的的伦理关系。作为开启现代性的思想引擎，马基雅维 利饱含深意的两部著作《君主论》和《论李维》，从某种程度上预示了人类自他之后将陷入的坎坷，而卢梭、黑格尔、马克思等后续加持，终于使集体主义的现代变 种国家主义，在20世纪获得了最大主导权，它彻底淹没了手段与目的的伦理关系，甚至将其在大量具体事件中的张力也彻底消弭。
9.一 种学说与思想，通常很难完全逻辑自洽，思想家们的思想自相矛盾是个普遍而普通、不必引以为怪异的现象。共产主义理论中显而易见的无政府倾向，却是以其另一 极集体主义之恶，在20世纪人类史上发出耀眼而惨酷之光的，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人类在这两个相互攻讦已久的极点之恶上深受巨创的？
10.这 也是让加缪深入思考反抗者问题的重要原因，到底是什么让反抗者走向了反抗原本所是之反面？在指向手段与目的伦理关系的思考中，加缪特别提炼出另外两个既是 最常见的，又是关键性的概念，作为与反抗和自由一起贯穿全书的核心概念，即“历史”和“革命”，并另加一个同样重要的哲学命题，即“虚无主义”。
11.与 波普尔不同，加缪不是从知识论和逻辑上批判历史主义，而是从存在论意义上批判历史主义。在加缪的哲学世界里，世界的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这本身不是问题， 问题的要害在于人们面对荒谬的世界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做局外人莫尔索，还是像萨特他们那样因为“他人即地狱”而做艾罗斯特拉特，做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 的斯塔夫罗金、基里洛夫，还是做他自己笔下的西西弗斯和里厄医生。
12.加 缪的答案是明确的，做西西弗斯或里厄医生，这是加缪式存在主义的答案，而不是萨特式存在主义的答案。正如维塞尔小说《夜》里的一个情节，奥斯维辛集中营里 的尤太囚徒无法接受自己的境遇，因此发出约伯的质问：“如此地狱让我如何相信上帝？”而同样是囚徒的拉比则回答说，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相信上帝。加缪的 回答，与这位拉比的回答结果和方式都是相似的。
13.加 缪通过大量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深刻地批判了两百多年来人类以“革命”之名犯下的种种罪恶，“整体主义的革命”无论其过程还是结果，都没有给人类带来过 福祉。仅仅探讨其方法是否恰当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波普尔、迈克尔.波兰尼以及奥地利学派从知识论的进路，在理论和逻辑上已将整体主义革命论彻底击败。整 体主义革命论，其谬误是建立在一系列知识论谬误基础上的。
14.这 一知识论谬误的最重要表现形式，就是历史主义。历史主义以所谓历史必然性替代前现代的上帝，将创世目的论置换为历史目的论，进而完全脱掉神学的人格化外 衣，将历史客观化为一种人类自身必须服从进而迎合其奴役的主动投怀送抱，历史于是成为地上的上帝，成为偶像，成为集体主义邪恶最雄辩的辩护士。
15.加缪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和裹挟着历史主义的整体主义革命论及其罪恶实践的批判，依然是存在论的。在历史、现实和未来这三者之间，加缪选择了现实与当下，人既不是生活在历史之中，也不是生活在未来里，而是生活在现实之中，也只有生活在现实之中，人才能有效地将自己置于历史和未来之中。所以他说：“反抗就是这样慷慨地对待将来的人们。对待未来所表现出的真正的慷慨大度就在于把一切献给现在。”
16.正 如《鼠疫》里所昭示的，人类社会里总是不断地发生各种“鼠疫”——加缪以此隐喻纳粹，人们抗击鼠疫的原因并不在于抗击是必胜的——抗击必胜是历史主义的典 型表达，而在于我们活在当下，鼠疫就在当下，抗击鼠疫是作为一种存在论的生存方式获得论证，而不是因为具有历史意义、“顺应历史潮流”才应该抗击鼠疫，抗 击鼠疫不需要通过历史的宏大叙事获得论证，只需要生命本身的论证。《反抗者》中也反复强调这一点。
17.一 旦将历史主义乌云从头顶驱离，反抗本身的目的性才能得以昭示，它所否定的，它所反对的，它所说不的，也才能呈显其正常的伦理特性；同理，它所肯定的，它所 坚持的，它所说是的，也显出与上述相对那面的正常伦理特性。于是问题回到伦理学史上的常态：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应该怎样。
18.两 百多年来革命（主要是整体主义革命或者马克思创造的狗屎概念“社会革命”）所做下的各种骇人听闻的滔天巨恶，毫无疑问，都是在历史主义的坚甲护持下进行 的。“领袖们”沿街串巷地推销着未来伊甸园的万花筒，将愚昧的人群集结在自己麾下，开始了无恶不作的现实。正如马内阿在《流氓的归来》里讽刺过的，“受蒙 骗难道不是人民的根本作用吗？”
19.熊 彼特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准宗教。正是如此，它的成功在于天桥把式拿出来的狗皮膏药正好贴中了人们的天堂梦。极权领袖作恶过程中毫无愧怍，毫不在乎手段，邪 恶骇人听闻之程度因此远超过宗教不宽容时代的邪恶，特别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种历史目的论和历史主义比宗教的天堂论更具有蛊惑性，看上去更具科学性和理 性。宗教的天堂是在彼岸，而共产主义天堂却在此岸。所以，极权领袖们因自欺才欺人，因自欺才特别凶残。而另一种可能则更悲惨，即极权领袖们并未自欺亦未欺 人，他们确实对那遥远的幻觉深信不疑，这样的作恶才能片叶不沾身，毫无伦理挂碍。
20.从 一种时间距离意义上考察，以目的的真善美愛为招牌而做下的恶，总是手段在前目的在后的，历史主义正是一种迎合为目的不择手段的哲学。为了搞不清楚是谁的未 来牺牲别人的当下，那个未来是历史的目的，是历史的必然性，而判断者和决断者却不是被牺牲者本人，这种决断包括了屠杀，这就是所有恰捏耶夫们共同的历史主 义流氓逻辑。在历史主义的掩护下，手段获得了彻底的肆无忌惮的暴力强权，在对手段与目的伦理关系上的破坏，它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彻底而有力。所以加缪 说：“反抗者绝不把历史作为绝对的事物，相反要否认历史，以其本性所拥有的思想与之进行争论。它拒绝其状况，而其状况大部分是历史的。历史中表现出不公正、短暂性、死亡。要拒绝它们，也就是拒绝历史本身。”
21.加 缪在《反抗者》中也阐发了其著名剧作《正义者》中的问题，《正义者》里的卡利亚耶夫说：“如果革命背叛了荣誉，那么我就背叛革命。”在《反抗者》中则被表 述为：“没有荣誉的革命，工于算计的革命，它喜愛的是抽象的人，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它否定生命，需要否定多少次就多少次，以仇恨代替爱。”
22.这 是一个当下的存在论的回答，杀害无辜儿童的正当性无法依靠未来的天堂许诺获得论证——事实上它无论在什么情形下都很难获得这种论证，只有极权主义曾经用他 们的历史主义和阶级斗争论以及种族主义论证过，当然后来全都破产了，即使它还在发生，但极权者已经没有以前那样的底气了，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确实只是纯净的 作恶，不带一丝的善的可能性。在加缪的世界里，愛是正义的基础，没有愛的航道，正义之船必将被黑暗的地狱漩涡吞没。
23.以历史主义来论证当下作恶的正当性，最终都会堕入恐怖主义，无论是最初的反抗权力及其中途从反抗走向过界的暴力行动，以及获得政权之后的统治。加缪观察到，那些通过利用历史主义意识形态加持的革命政权，其恐怖统治带来的对人间伦常践踏之后的极端恶果：“恐怖所追求的不仅是消灭人，而且要消灭人的普遍能力，思索，友爱，对绝对的爱的召唤。宣传、折磨是分裂民众的直接手段，此外还有逐渐的堕落，与罪恶的犬儒主义同流合污，强迫的共同犯罪。”
24.这 种强迫的共同犯罪，对于中国人来讲是一点都不陌生的。阿伦特说极权主义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在制造恐怖方面的无限潜力。正是这种恐怖主义统治，使得人伦尽 丧，一切美好的事物与人情都在人们的恐惧过程中因被迫共同犯罪而被摧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天问，没有上帝是否就可以为所欲为？在 《地下室手记》里作出悲鸣的回答：“他们……不让我做个好人……”虚无主义经过权力和暴力，最终连上恐怖主义这最后归宿。
25.加 缪在存在论意义上对当下生活的论证，对当下反抗的正当性论证，以及对为了未来的整体主义革命论的怀疑（认为它是反抗的异化，即“仅仅追求历史效果而无其他 限制的革命便意味着无限制的奴役。”），以及对历史主义的批判，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简单却要紧的基础上，即人道主义，就是——而且只能是——个体的每个人 在当下就被作为有尊严有自由有权利有义务有责任有荣誉的存在，它可以溯及过去，甚至面向未来，但必须以当下为基础，离开了当下，也就丧失了未来。
26.但 加缪并没有因此彻底否定革命，于是他给出了自己的药方：法律与节制，甚至认为节制就是反抗本身，他说：“节制并非反抗的反面。反抗正是节制，在捍卫着它， 穿过历史及其混乱而重新创立节制。这种价值的起源本身向我们保证它是悲痛的。”并说：“没有自然法与民法作为社会的基础，社会即无正义可言。而没有这种法 律的表现方式，则法律也不存在。让法律毫不迟延地表现出来，这样由法律所奠定的正义才迟早有一日会出现在世界上。”
27.这 正是加缪开出来专门用于抵御虚无主义的药方，无论是萨特的艾罗斯特拉特，还是加缪自己的莫尔索，抑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里的斯塔夫罗金、彼得.维尔霍 文斯基、基里洛夫、《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正义者》中的斯捷潘，都是入了虚无主义魔怔的群魔，他们的共同特征，都是对生命的冷漠，以及随之而来对 一切秩序的蔑视，这种蔑视的后果就是社会失序、生民涂炭，甚至血流漂橹。
28.这 种对待生命的冷漠，其所达到的最邪恶效果就是纳粹的工业化流水线的杀人事件。阿伦特在研究极权主义时也指出，纳粹的哲学基础是虚无主义。发生在所有极权主 义国家的大规模惨剧，无论是枪毙地主、富农，还是饿死几百几千万平民，抑或大规模的流放、劳改营，都是对生命与人类社会秩序所抱虚无主义态度的结果。
29.加缪的这一对治虚无主义的思想，与英美法治历程以及宪政历程不谋而合。换句话说，当历史主义也好，整体主义革命也罢，都被否定之后，反抗者不是从历史和未来中获得正当性论证，而只能从当下生活对个体的人权与秩序关怀中获得。
30.这 正是加缪与萨特他们的极大差异，果不其然，萨特对加缪的《反抗者》极为不满，因为加缪对革命的批判。萨特的绝对主义自由论带着醉人的浪漫气息，最终则因其 毫无节制而走向奴役，这是他取消秩序和法律的必然的虚无主义式归宿，而加缪则相反，他热愛自由，也热愛正义，但他正如在《正义者》中所主张的：“带着温情 热愛正义。”
31.商 务印书馆的编辑孙祎萌女士对加缪的性情及其迷人的人格魅力有一句非常到位的评价：“不强势的坚定”，这句话跟加缪自己所强调的“温情正义”论也是完全吻合 的。就在这部被萨特视为“反革命”著作的《反抗者》中，加缪不断地表现出他对事理不强势的坚定，他在人道主义的坚定方面，并非像萨特们那样强势得唯我独 尊，而是不断地表现出种种疑问，种种不确定。
32.早在22岁出版《反与正》时，加缪就特别地强调过，他的童年和少年虽然贫穷，但他很快乐，他从阳光和海水中获得的温情与愛，使得他如自己所言，一生也没有学 会仇恨，没有学会嫉妒，而这正是他用自己的一身朝阳与彩虹迎战荒谬世界的生命底色。《反抗者》也处处让人感受到他对世界的愛与温情，即使是对那些制造无数 灾难的虚无主义反人类者，他在愤怒的同时，也并不仇恨，他只是焦急地提醒人们，在通往地狱的康庄大道上不妨停下来歇会儿，想一想有没有走错路。
2014年11月16日於追遠堂
（据微信公众号：黑暗时代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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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瀚：活在历史中还是活在当下？——读《反抗者》
人既不是生活在历史之中，也不是生活在未来里，而是生活在现实之中，也只有生活在现实之中，人才能有效地将自己置于历史和未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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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历史中还是活在当下？
读加缪《反抗者》
萧瀚
1.加缪的小说可能不是一流的，因为他才47岁就死了，还来不及创作出第一流的小说——他死之前正在努力要成为第一流的小说家。但加缪的哲学散文在他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是一流的了，《反抗者》就是其中杰作，没有《西西弗神话》那么著名，但也并不无名。
2.加缪写这本书是因为：“我们处于预谋与完美的罪恶的时代。我们的罪犯不再是那些身无寸铁的孩童，他们以愛为理由替自己辩解。相反，他们是成年人，其托词是无可辩驳的：哲学可以为一切效劳，甚至可以使杀人犯变成法官。”他要解答这个问题，要解决最近两百年里人类何以流行杀人哲学的瘟疫。
3.这 正是从18世纪后期开启迄今尚未终结的人类一大难题，这个难题尤其在20世纪成为人类最骇人听闻的世纪悲惨历程。这个悲惨历程甚至根本毫无悲剧意蕴，而只 剩下惨酷的事实，一切以真善美愛为目的的历史追求，一切以真善美愛为说辞的变革主张，最终都以巨大无匹的惨剧落幕。人类经历了一个自杀性世纪。
4.这 个自杀性世纪如加缪所敏锐观察到的，它与之前自杀性惨酷的最大差异，在于人类第一次用了一切美好的理念逻辑严密地制造了恶行与暴行，恶行与暴行第一次以善 恶难辨的面貌招摇过市，古代世界那种作恶者内心羞愧的作恶，从特定理论与人群给出的哲学辩词中消失了，代之以冠冕堂皇理直气壮地行恶施暴。
5.然 而，恶就是恶，不管它打着多么冠冕堂皇的旗号，不管支持公然作恶并且以善的姿势美妙理论护卫武装起来的恶能多么持久，恶所带来的现实损害无法让它永久持 续，可悲的是，恶的停止或者反思，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建立在功利（或叫效用）基础上的，它并非理性清明的，这意味着功利本身可能使它死灰复燃。
6.加缪对上述的担忧是显而易见的，为此他开始了探索的旅程。《反抗者》开宗明义地认为，反抗所表现的是否定，而其内核则是肯定。他说：“何谓反抗者？一个说‘不’的人。然而，他虽然拒绝，却并不放弃：他也是从一开始行动就说‘是’的人。一个奴隶，一生都在接受命令，往往觉得新的命令是无法接受的。这个‘不’的含义是什么呢？”
7.显 然，与反抗者所否定的相比，肯定的东西可能更加重要。人毕竟不可能只在破坏中生活，而必须在建设中生活。否定是为了肯定，破坏是为了建设，反对是为了坚 持，说“不”是为了说“是”。混乱与谬误，恰恰因此生起，因为无数人在路上忘了自己是从哪里出发，也忘了要去什么地方，他们被路上的幻境迷住了。
8.正 是这是与非，肯定与否定，破坏与建设，反对与坚持，内含了自古以来伦理学史上争执不休的主题：手段与目的的伦理关系。作为开启现代性的思想引擎，马基雅维 利饱含深意的两部著作《君主论》和《论李维》，从某种程度上预示了人类自他之后将陷入的坎坷，而卢梭、黑格尔、马克思等后续加持，终于使集体主义的现代变 种国家主义，在20世纪获得了最大主导权，它彻底淹没了手段与目的的伦理关系，甚至将其在大量具体事件中的张力也彻底消弭。
9.一 种学说与思想，通常很难完全逻辑自洽，思想家们的思想自相矛盾是个普遍而普通、不必引以为怪异的现象。共产主义理论中显而易见的无政府倾向，却是以其另一 极集体主义之恶，在20世纪人类史上发出耀眼而惨酷之光的，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人类在这两个相互攻讦已久的极点之恶上深受巨创的？
10.这 也是让加缪深入思考反抗者问题的重要原因，到底是什么让反抗者走向了反抗原本所是之反面？在指向手段与目的伦理关系的思考中，加缪特别提炼出另外两个既是 最常见的，又是关键性的概念，作为与反抗和自由一起贯穿全书的核心概念，即“历史”和“革命”，并另加一个同样重要的哲学命题，即“虚无主义”。
11.与 波普尔不同，加缪不是从知识论和逻辑上批判历史主义，而是从存在论意义上批判历史主义。在加缪的哲学世界里，世界的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这本身不是问题， 问题的要害在于人们面对荒谬的世界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做局外人莫尔索，还是像萨特他们那样因为“他人即地狱”而做艾罗斯特拉特，做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 的斯塔夫罗金、基里洛夫，还是做他自己笔下的西西弗斯和里厄医生。
12.加 缪的答案是明确的，做西西弗斯或里厄医生，这是加缪式存在主义的答案，而不是萨特式存在主义的答案。正如维塞尔小说《夜》里的一个情节，奥斯维辛集中营里 的尤太囚徒无法接受自己的境遇，因此发出约伯的质问：“如此地狱让我如何相信上帝？”而同样是囚徒的拉比则回答说，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相信上帝。加缪的 回答，与这位拉比的回答结果和方式都是相似的。
13.加 缪通过大量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深刻地批判了两百多年来人类以“革命”之名犯下的种种罪恶，“整体主义的革命”无论其过程还是结果，都没有给人类带来过 福祉。仅仅探讨其方法是否恰当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波普尔、迈克尔.波兰尼以及奥地利学派从知识论的进路，在理论和逻辑上已将整体主义革命论彻底击败。整 体主义革命论，其谬误是建立在一系列知识论谬误基础上的。
14.这 一知识论谬误的最重要表现形式，就是历史主义。历史主义以所谓历史必然性替代前现代的上帝，将创世目的论置换为历史目的论，进而完全脱掉神学的人格化外 衣，将历史客观化为一种人类自身必须服从进而迎合其奴役的主动投怀送抱，历史于是成为地上的上帝，成为偶像，成为集体主义邪恶最雄辩的辩护士。
15.加缪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和裹挟着历史主义的整体主义革命论及其罪恶实践的批判，依然是存在论的。在历史、现实和未来这三者之间，加缪选择了现实与当下，人既不是生活在历史之中，也不是生活在未来里，而是生活在现实之中，也只有生活在现实之中，人才能有效地将自己置于历史和未来之中。所以他说：“反抗就是这样慷慨地对待将来的人们。对待未来所表现出的真正的慷慨大度就在于把一切献给现在。”
16.正 如《鼠疫》里所昭示的，人类社会里总是不断地发生各种“鼠疫”——加缪以此隐喻纳粹，人们抗击鼠疫的原因并不在于抗击是必胜的——抗击必胜是历史主义的典 型表达，而在于我们活在当下，鼠疫就在当下，抗击鼠疫是作为一种存在论的生存方式获得论证，而不是因为具有历史意义、“顺应历史潮流”才应该抗击鼠疫，抗 击鼠疫不需要通过历史的宏大叙事获得论证，只需要生命本身的论证。《反抗者》中也反复强调这一点。
17.一 旦将历史主义乌云从头顶驱离，反抗本身的目的性才能得以昭示，它所否定的，它所反对的，它所说不的，也才能呈显其正常的伦理特性；同理，它所肯定的，它所 坚持的，它所说是的，也显出与上述相对那面的正常伦理特性。于是问题回到伦理学史上的常态：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应该怎样。
18.两 百多年来革命（主要是整体主义革命或者马克思创造的狗屎概念“社会革命”）所做下的各种骇人听闻的滔天巨恶，毫无疑问，都是在历史主义的坚甲护持下进行 的。“领袖们”沿街串巷地推销着未来伊甸园的万花筒，将愚昧的人群集结在自己麾下，开始了无恶不作的现实。正如马内阿在《流氓的归来》里讽刺过的，“受蒙 骗难道不是人民的根本作用吗？”
19.熊 彼特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准宗教。正是如此，它的成功在于天桥把式拿出来的狗皮膏药正好贴中了人们的天堂梦。极权领袖作恶过程中毫无愧怍，毫不在乎手段，邪 恶骇人听闻之程度因此远超过宗教不宽容时代的邪恶，特别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种历史目的论和历史主义比宗教的天堂论更具有蛊惑性，看上去更具科学性和理 性。宗教的天堂是在彼岸，而共产主义天堂却在此岸。所以，极权领袖们因自欺才欺人，因自欺才特别凶残。而另一种可能则更悲惨，即极权领袖们并未自欺亦未欺 人，他们确实对那遥远的幻觉深信不疑，这样的作恶才能片叶不沾身，毫无伦理挂碍。
20.从 一种时间距离意义上考察，以目的的真善美愛为招牌而做下的恶，总是手段在前目的在后的，历史主义正是一种迎合为目的不择手段的哲学。为了搞不清楚是谁的未 来牺牲别人的当下，那个未来是历史的目的，是历史的必然性，而判断者和决断者却不是被牺牲者本人，这种决断包括了屠杀，这就是所有恰捏耶夫们共同的历史主 义流氓逻辑。在历史主义的掩护下，手段获得了彻底的肆无忌惮的暴力强权，在对手段与目的伦理关系上的破坏，它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彻底而有力。所以加缪 说：“反抗者绝不把历史作为绝对的事物，相反要否认历史，以其本性所拥有的思想与之进行争论。它拒绝其状况，而其状况大部分是历史的。历史中表现出不公正、短暂性、死亡。要拒绝它们，也就是拒绝历史本身。”
21.加 缪在《反抗者》中也阐发了其著名剧作《正义者》中的问题，《正义者》里的卡利亚耶夫说：“如果革命背叛了荣誉，那么我就背叛革命。”在《反抗者》中则被表 述为：“没有荣誉的革命，工于算计的革命，它喜愛的是抽象的人，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它否定生命，需要否定多少次就多少次，以仇恨代替爱。”
22.这 是一个当下的存在论的回答，杀害无辜儿童的正当性无法依靠未来的天堂许诺获得论证——事实上它无论在什么情形下都很难获得这种论证，只有极权主义曾经用他 们的历史主义和阶级斗争论以及种族主义论证过，当然后来全都破产了，即使它还在发生，但极权者已经没有以前那样的底气了，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确实只是纯净的 作恶，不带一丝的善的可能性。在加缪的世界里，愛是正义的基础，没有愛的航道，正义之船必将被黑暗的地狱漩涡吞没。
23.以历史主义来论证当下作恶的正当性，最终都会堕入恐怖主义，无论是最初的反抗权力及其中途从反抗走向过界的暴力行动，以及获得政权之后的统治。加缪观察到，那些通过利用历史主义意识形态加持的革命政权，其恐怖统治带来的对人间伦常践踏之后的极端恶果：“恐怖所追求的不仅是消灭人，而且要消灭人的普遍能力，思索，友爱，对绝对的爱的召唤。宣传、折磨是分裂民众的直接手段，此外还有逐渐的堕落，与罪恶的犬儒主义同流合污，强迫的共同犯罪。”
24.这 种强迫的共同犯罪，对于中国人来讲是一点都不陌生的。阿伦特说极权主义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在制造恐怖方面的无限潜力。正是这种恐怖主义统治，使得人伦尽 丧，一切美好的事物与人情都在人们的恐惧过程中因被迫共同犯罪而被摧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天问，没有上帝是否就可以为所欲为？在 《地下室手记》里作出悲鸣的回答：“他们……不让我做个好人……”虚无主义经过权力和暴力，最终连上恐怖主义这最后归宿。
25.加 缪在存在论意义上对当下生活的论证，对当下反抗的正当性论证，以及对为了未来的整体主义革命论的怀疑（认为它是反抗的异化，即“仅仅追求历史效果而无其他 限制的革命便意味着无限制的奴役。”），以及对历史主义的批判，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简单却要紧的基础上，即人道主义，就是——而且只能是——个体的每个人 在当下就被作为有尊严有自由有权利有义务有责任有荣誉的存在，它可以溯及过去，甚至面向未来，但必须以当下为基础，离开了当下，也就丧失了未来。
26.但 加缪并没有因此彻底否定革命，于是他给出了自己的药方：法律与节制，甚至认为节制就是反抗本身，他说：“节制并非反抗的反面。反抗正是节制，在捍卫着它， 穿过历史及其混乱而重新创立节制。这种价值的起源本身向我们保证它是悲痛的。”并说：“没有自然法与民法作为社会的基础，社会即无正义可言。而没有这种法 律的表现方式，则法律也不存在。让法律毫不迟延地表现出来，这样由法律所奠定的正义才迟早有一日会出现在世界上。”
27.这 正是加缪开出来专门用于抵御虚无主义的药方，无论是萨特的艾罗斯特拉特，还是加缪自己的莫尔索，抑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里的斯塔夫罗金、彼得.维尔霍 文斯基、基里洛夫、《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正义者》中的斯捷潘，都是入了虚无主义魔怔的群魔，他们的共同特征，都是对生命的冷漠，以及随之而来对 一切秩序的蔑视，这种蔑视的后果就是社会失序、生民涂炭，甚至血流漂橹。
28.这 种对待生命的冷漠，其所达到的最邪恶效果就是纳粹的工业化流水线的杀人事件。阿伦特在研究极权主义时也指出，纳粹的哲学基础是虚无主义。发生在所有极权主 义国家的大规模惨剧，无论是枪毙地主、富农，还是饿死几百几千万平民，抑或大规模的流放、劳改营，都是对生命与人类社会秩序所抱虚无主义态度的结果。
29.加缪的这一对治虚无主义的思想，与英美法治历程以及宪政历程不谋而合。换句话说，当历史主义也好，整体主义革命也罢，都被否定之后，反抗者不是从历史和未来中获得正当性论证，而只能从当下生活对个体的人权与秩序关怀中获得。
30.这 正是加缪与萨特他们的极大差异，果不其然，萨特对加缪的《反抗者》极为不满，因为加缪对革命的批判。萨特的绝对主义自由论带着醉人的浪漫气息，最终则因其 毫无节制而走向奴役，这是他取消秩序和法律的必然的虚无主义式归宿，而加缪则相反，他热愛自由，也热愛正义，但他正如在《正义者》中所主张的：“带着温情 热愛正义。”
31.商 务印书馆的编辑孙祎萌女士对加缪的性情及其迷人的人格魅力有一句非常到位的评价：“不强势的坚定”，这句话跟加缪自己所强调的“温情正义”论也是完全吻合 的。就在这部被萨特视为“反革命”著作的《反抗者》中，加缪不断地表现出他对事理不强势的坚定，他在人道主义的坚定方面，并非像萨特们那样强势得唯我独 尊，而是不断地表现出种种疑问，种种不确定。
32.早在22岁出版《反与正》时，加缪就特别地强调过，他的童年和少年虽然贫穷，但他很快乐，他从阳光和海水中获得的温情与愛，使得他如自己所言，一生也没有学 会仇恨，没有学会嫉妒，而这正是他用自己的一身朝阳与彩虹迎战荒谬世界的生命底色。《反抗者》也处处让人感受到他对世界的愛与温情，即使是对那些制造无数 灾难的虚无主义反人类者，他在愤怒的同时，也并不仇恨，他只是焦急地提醒人们，在通往地狱的康庄大道上不妨停下来歇会儿，想一想有没有走错路。
2014年11月16日於追遠堂
（据微信公众号：黑暗时代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