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思:社会流动阻滞折射出“寒门难出贵子”的现实

青年问题不仅中国有 全世界都有

 

主持人(袁训会):首先,我想请教廉思老师的第一个问题是您最初是怎么想到要研究这样一个群体的?

廉思:应该说,选择研究底层青年这个群体是始于2007年,那个时候,我看到一篇新闻报道,谈到了北京市周边的村子,居住着一些大学毕业生,并且在报道里边讲述了几个大学生的故事,这个报道对我触动不小。

在2007年,大学毕业生找工作的困境还不是特别凸显,对于他们的生存状态关注的人也不是很多。于是,我去到了那篇报道里边提到的村子–也就是后来为很多人所熟知的的唐家岭。进到这个村子,我看到很多年轻人,一问都是大学毕业生,但是,他们为什么在这儿聚居,那个时候我还不了解。

但我注意到,这个村子同北京其他城乡结合部的村子不太一样。在这儿,房屋的出租广告可以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但是一定要有网络。一开始是一个好奇心,对此也不是很理解,因为这跟我通常意义上的大学毕业生,我们日常看到的报纸媒体所宣传的天之骄子的感觉反差很强烈。

有了这样一个基础认识,也因为对自己触动比较大,我开始专注做这块研究。到2009年,我们出了第一本书《蚁族》,讲了大学毕业生的一些生存状况,从这本书以后,国家对就业问题的重视,对大学毕业生生存状态的重视比以前有了高度的转化。

再后来,到了2011年,因为我是一个大学的青年老师,切身体会到了很多青年教师在高等教育中遭遇的怪现状,包括科研的问题、评职称的问题、教学的问题等等,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于是,2012年我们出版了主要讲述高校青年教师生存现状的著作《工蜂》,因为这个群体并不像蚁族那样,社会公众对他们的了解并不多,并且存在不少误解。大家会认为,老师很体面,有两个假期,收入也不少,但实际上这个群体同样活得很苦。现下的体制,某种程度上使得这样一群人变成了知识民工,跟蚁族一样,同样是“底层”。而知识分子是一个国家创新的动力源泉,他们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精神面貌,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将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来单独研究。

此后,我们又做了新生代农民工、青年白领方面的调查和研究,今年上半年我们还做了很有意思的一个群体–洄游青年。前几年有一个争论,说逃离北上广,那么逃离后到底怎么样?比如,前几年,我做蚁族研究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说,在北京干那么多年,一过春节回家,小学同学都是开着大奔来接我,于是不少年轻人选择了逃离北上广,回到老家。到底年轻人回去过得怎么样,我们只是听到一些零星表述,没有做过系统化研究。基于此,从去年年底开始到今年上半年,我们就选了22个县,做了返乡青年的调查,我们叫洄游青年,像鱼类的洄游一样,看看这些人的个人变化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尤其是研究了这种大的迁移经历对年轻人价值观的冲击,以及他们以后的发展方向的影响。

应该讲,我们这个团队自从做了蚁族研究以后,大家对这个方向也越来越感兴趣了。一方面,我们注意到原来的青年问题,从社会学角度来做的研究偏少,另一方面,近几年来青年问题越来越在社会中凸显出来,不仅仅是中国问题,而且是一个世界性问题。

二战以后的青年运动有过几次浪潮,一个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红小兵纷纷登上舞台,在法国则发生了六月风暴、在美国也爆发了学生运动;第二次浪潮发生在80年代末期,这个时间是以意识形态为主的一些学生运动,此一时期的中国同样出现过了类似情况;进入21世纪,出现了第三波青年运动浪潮,这次跟前两次有很多很明显的区别,它并不是以意识形态为主要特点。这样的一些青年问题,及其青年运动的出现,对世界各国政府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青年问题凸显出来,逐渐回归社会学主流。

青年向上流通渠道变慢变窄 焦虑感越来越强

 

主持人: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叫底层青年,要说底层的话,我相信很多人心理上会有这么一个概念,可能是生活条件比较差,收入比较低,生活现状没那么好的这么一个群体。但是,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群体,好像还没有几个人能说得清楚。

正如我们一位网友在提问里边说的那样,“底层青年的说法好像说的是社会中处在末端的一小部分人,但其实中国青年绝大部分都是属于这个群体,白领和农民工的身份特征(生活现状)越来越相似,命运也将渐渐走到同一条路上”。

那么,您能在这儿大概介绍一下这样一个群体的基本特征吗?这一群体又大概涵括哪几类人?

廉思: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原来比较避免出现像底层群体这类的判断,因为我们认为它的外延是比较模糊的,而且,从社会学角度来讲,它也不是一个特别严谨的学术概念。但是,确实很多人有底层的感觉,或者说底层的认知,而且越来越强烈。当然,从我们这几年的研究来看,总体上也验证了这样的认知和判断,不少人都觉得自己的生活越来越艰难。尽管从经济状况上来讲,比方说像我们去年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报告,北京的新生代农民工月平均工资是2500块元左右,蚁族的月收入从今年和去年的调查来看都已经是4000多块钱,今年都接近5000元了,收入并不是特别低。

很多人说农民工和白领的差距在缩小,其实这里边有其他一些因素在起作用,青年群体本身他正处于人生的上升期,在这样一个特定的人生阶段,他本身的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就相对较少。应当讲,一般的年轻人或者大多数年轻人他没有很强的家族资源,尤其是中国现在贫富差距这么大,青年人难免会有这种感受,这是第一点。

第二,即使是青年人,也有不同的社会层次和社会群体,像蚁族、白领和农民工,他们的感受就会有差别。

在青年的时候,我们要强行的分开他不同的社会层次和社会群体,像蚁族、白领和农民工,他们之间,我们发现现在也会有差别,但是有些方面也有共同特点。比如说像蚁族,我们确实碰到过一个月挣一万多块钱的蚁族,也住在聚集村。很奇怪,说廉老师我一个月挣一万多块钱,每个月花2000块钱,我剩下13000,我还有一个弟弟要供上大学,你算算我多长时间能在北京买到房。他的月供可以自己出,但是首付一定要自己给。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出生在农村的人来说,他连首付也是付不起的,一定要自己出,这种情况会延续到35岁,他会在相当长的时间段内经历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可能要重新定义贫困,贫困严格意义上讲叫无行为能力,老人、小孩或者残疾人吗,可能都不能解释。他的收入并不低,但是并不能改变他的生活窘迫的状况。我们现在还可以说白领和农民工有区别,但是白领和蚁族基本很难划分。我们调查中确实是在北京的金融街、CBD周围出现了一些聚集村,这种情况在武汉也出现了,所以并不是个案,我们给他们起了一个名称叫在职贫困。

如果有一天你一旦生病或者不工作,一下子进入贫困状态。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住房,由于住房的存在,它会压缩你生活的所有开支和成本。也就是说,住房资源一旦弱势,会导致你成为弱势群体。而且由于住房上你处于弱势,你不敢消费,不敢买东西,甚至不敢结婚。这一点特别明显。一个外地的年轻人,一个月可能挣一万块钱,他在北京不敢消费,他可能要存起来买房子,为了以后能够在北京长期的定居。但是一个北京的青年人,可能一个月挣三千块钱,他有两套房,他可以做月光族。社会学上划分人的阶层有三个标准,职业、收入、声誉,在中国目前来看很有意思的是就只有一个标准,就是住房,尤其在特大型城市这种感觉特别强烈。这样穷忙族的感觉在青年中尤其更甚,这几年我们也确实能感觉到青年向上流动的通道在变慢变窄,也出现了社会阶层的断裂的情况。

在这样的一个大的社会的背景下,青年的这种焦虑感和他的不安感在增强也是可以理解的。

30岁以上的北漂比例在不断增大

 

主持人:您刚才讲的这些我自己就有亲身的感受,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有差不多的状态,在北京白天到一个公司体面的上着班,晚上回去住在群租房里,而且有可能还要住得相对偏一些,或者说住在像您刚才说的CBD旁边的城中村里。

下一个问题,关于这样一个群体的生存状态,刚才您随口就提了很多实证的调查材料。那么,据您研究,中国青年的生存困境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您刚才说的主要是住房问题,我们中国古代人讲三十而立,但实际上我们发现在大城市三十不立是正常现象,而立的则很少。

廉思:应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社会性成熟在后移和生理性成熟的前移,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所谓说从人的青年期的界定来看,也就是不同的社会或者不同的结构、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界定,联合国有了最新的界定称到44岁,也有的国际机构的界定到60岁都是青年。无论怎么界定,所谓的青年期是生理性成熟的前移,包括女子和男子性成熟一些特征的前移,还有人的社会性成熟的后移。所以您说的三十不立,其实就是他的社会性成熟比较晚,这个时间段其实我们都应该叫做人的青年期。

从我们近几年做调查来看,蚁族是我们连续做的调查,连续做了5年的调查。原来我们最早2009年做研究的时候,有一个判断叫三十而离,一般22岁大学毕业,或者23、24研究生毕业,奋斗个3年、5年,如果我从蚁族中脱颖而出成为中产了,我买了房子,到真正的社区去长期的居住,要不然就是回到老家。我们发现一般30岁的时候会给自己做个抉择,不会结婚了还住在群租房里。从去年的调查来看这样的情况在增多,30岁以上的蚁族比例在增多,结婚的蚁族在增多,这都是很明显的一个群体。原来我们很难想象30多岁了还当北漂,现在比例在不断的增大。

困境一个是住房资源的问题,包括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我们特别关注的是这样的一种贫困的状态在代际之间的传承,你的父辈生活在农村或者县城,当你来到大城市之后,你发现你的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无法跟大城市的年轻人相抗衡,这样传承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体现在你的住房贫困,你的教育贫困,你的婚姻上等等。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由于你的家庭的贫困出现了代际的传承,导致了你住房买不起,首付付不起,各项生活都在延续。在蚁族中我们去年的调查表明,即使在蚁族这么一个群体,我们做了一个相关性的分析,把蚁族包括父母在内的家庭年收入和蚁族所上的学校,我们首先就学校的级别做了一个相关性分析,发现你的家庭经济条件越好越可能上研究生,其次是本科,家庭条件差上大专的可能性最大。我们把父母的家庭年收入和学校的类型也做了相关性分析,发现家庭条件越好的越有可能上重点大学,也是呈递减的趋势。所以你会发现你的父辈的职业情况、教育情况,会影响到你的发展。这是教育方面。

然后是婚姻方面,尽管大家都不说,但我觉得现在门当户对的观念在社会上还是比较普遍的。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非常清楚,现在找工作的时候,对于城里的孩子来说他的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会助力他找工作的过程,尤其是在一些体制外的行业,考试的方式还相对公平,在一些体制外的行业中就更明显了。所以找工作会造成他各个方面成为弱势的情况,其实根源在于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出现了一定的阻滞。

横向流动与纵向流动同时受阻就可能出现暴力革命

 

廉思:去年我们一直在做国际青年运动方面的研究,也有人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说廉老师为什么中国青年出现这么多的困境,仍然没有爆发特别大的革命暴乱,或者说叫社会运动。为什么没有爆发社会运动?有一个对比性,就是突尼斯。突尼斯的经济发展水平跟中国很像,在世界排名比中国还靠前,突尼斯爆发革命之前,他的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据世界银行的统计高于52%。突尼斯跟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特别像,还有一点跟中国非常像,经济好了以后干了一件事,大量扩招大学毕业生,所以他的所谓的暴乱就是大学生卖水果摆摊,被城管发现了,然后点燃自焚,最后传到脸书上。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中国横向流动的相对顺畅,有利减缓了纵向流动变慢对社会结构和政治稳定的冲击。这是我们一个判断。

我们认为一个社会的结构流动性分为两种,一个是横向流动,一个是纵向流动。纵向流动有三个关键词,教育、阶层,年轻人都想通过上好大学,找到一个好工作,最后实现阶层的跃升。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讲,我们最新的调查表明,蚁族,包括白领,他们跟之前相比,他们坚守在北京的执著程度在下降。我们有一个问题问他们是否坚持在北京买房,2010年35%多,现在已经20%多。

主持人:我身边就有几个朋友在北京工作,收入还可以,但是他们选择在家乡的城市买房,在北京供月供。

廉思:其实我们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一种情况是我的父母在农村,我在北京工作,但我以后安家是在二、三线城市。这是一种新的结构,我以后的发展在廊坊或者保定或者我家乡的地级市。还有一种是实际上我在北京,如果他这儿有我的上升通道,我先平移到一个稍弱一点的城市,先横向流动,再纵向流动,回游青年就是这个道理。我在北上广干了5年,开阔了眼界,再回到家乡。恰恰是中国横向流动的相对顺畅,还比较容易,有效减缓了纵向流动变慢对社会结构造成的冲击。突尼斯太小,没有横向流动,只有纵向流动,他的横向流动就只有出国了。研究中国问题有一个视角很重要,中国的面积大是他的弱势,也是它的优势,空间大就可以替换。这样可以实现先横向流动,凡是在历史上发生大的暴力流血冲突或者大的暴力革命的时候,关键的时间点,包括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都是这个社会当时的横向流动和纵向流动同时受阻,那就没有办法了。所以从十八届三中全会我们的决议精神来看,中央对特大型城市是严控人口的,但对中小城市是放开人口的,实际上横向流动是加强了,是要打破这种壁垒。所以说怎么缓解青年的问题,其实原则上来讲就是一方面要增强纵向的流动性,一方面要继续保持比较高的横向流动的顺畅。这两方面都要做好才可以。

面对政治态度更加世俗化的青年,宣传工作该怎么做?

 

主持人:听了前边讲的,总体感觉中国的年轻人相对过的还是比较艰难,所以在这些人当中难免会出现对国家或者制度抱怨的情绪,不知道您怎么看待这样的情绪?

廉思:我们认为现在年轻人他的政治判断,可能跟我们之前的感觉不太一样,会有所区别。刚才您谈到年轻人的抱怨,有一个词叫愤青,也体现出他对社会这样一种担忧的感觉。年轻人的政治态度跟老一辈的政治态度不同,据我们在这几年的调查中发现,年轻人的政治态度更加世俗,他有的时候不太习惯或者不太愿意用老一代的主义或道路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政治观点,他们更现实。所以有的时候他的一些政治判断是基于利益诉求。马克思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让自己出丑,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他们的政治判断是跟他们的利益诉求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且他们这一种政治判断有从宏大的叙事向自己身边小事转化的趋势。

比如神五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飞行员杨利伟上天,神十谁是宇航员,年轻人很多都不知道。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宏大叙事对年轻人的激励作用存在边际效益递减的现象。现在年轻人会说,天天给我们以国家发展的希望,能不能给我们以个人发展的希望,天宫一号对接了老给我们讲太阳系的事,离我们有点远,我们明天工作怎么办。出现了这样一些变化,这样的变化使得他对国家的认识也出现了变化,愤青还是前几年比较火的概念,这几年的概念改成了吐槽。愤青有的时候有民族和国家的担当感,吐槽往往是自己的事,买不起房子,找不到女朋友。所以你脱离开青年的利益,去跟他理想信念,有的时候是脱节的。说大一点,这种思想政治工作青年是不欢迎的。年轻人跟我说廉老师你有理想,你们全家都有理想,你们全社区都有理想,还有的年轻人跟我说,别跟哥谈理想,哥早就戒了,我说你戒的有点早。

对于这样的青年是跟利益相关的,所以我们要根据青年关注的问题去切入,才能真正的把握住他思想上的一些动态。而且我们确实也注意到,青年的思想状况,他的谱系是多元的,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不同的青年不一样。比如我们做的返乡青年,像农二代,在国企工作的那些青年对党史的认可度,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认可度很高,但是这样的状况可能已经不能原原本本的搬到某些青年上,他对于很多意识形态的认识是多元化的。我们必须认识这样一个社会现实,当代的青年他处于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时期,各种思潮,民粹主义、自由主义、新儒家、新左派等等,都在围绕着他,在发挥作用。所以你能发现青年价值观的这种波长变得非常短,原来的波长是长的且相对稳定,现在波长变得很短,无疑让青年们形成稳定的对事物的认识或者说价值观这样的可能性在降低。所以这是我们要认识到的。

我刚才说的是青年对国家的态度转换很快。比如说碰到重大节点的时候他可能表现的很左,可能有的时候他表现的就不那么的左,年轻人会把爱国和爱党有的时候分的很清楚,有的时候就分不清楚。这种状态确实是多元并存。还有一个是互联网,这个千年未有之工具,它直接导致中国的大变局,使得知识的平权化迅速的出现。原来老师和学生的关系非常的明显,我是有知识的一方,所以我有话语的解释权,现在不是。现在我给学生讲课的时候,他举的例子有的我都没有听说过,所以对我们的知识权威形成很大的威胁。我们林林总总能够感受到青年对权威人群有咄咄逼人的抢班夺权。在某些行业,最明显的就是IT业,信息产业,有大量原创作品的产生,大量APP的作品,金融行业,有多少千万富翁都是年轻人。我们所谓的体制内的人可能是最脆弱的。

包括我们的媒体,可能还在为这样的一种东西进行渲染等等,其实也反映出年轻人这样一种变化。再往深了说,年轻人这样的一种变化,跟他的成长经历有关系。我们确实不能说现在十年是一代人,我们原来给过一个判断说五年就是一代人。去年和前年是这样的判断,今年不是,两年、三年就是一代人。变化太大了,因为年轻人的时间感在改变,我们这批人是70年代和80初这批人,那个时候中国社会虽然改革开放了,但是那个时候的变革80年代是相对慢的,90年代以后,尤其近20年发展特别快。小时候对时间的认识就不一样,现在年轻人小学毕业以后,过两年可能小学都没了,这么一个变化,对时间的改变,更容易让人做出放弃或者改变的决定,你跟时间的心理契约在改变。而且那个时候70年代、80初的人是看电视剧长大的,主角一定是收获最多的,背景一定是非常好的,但是现在年轻人是网络的一代,强调及时反馈的机制,使年轻人的频率变得更短。所以你看85后、90后正式进入职场,你跟90后谈话你不能说你跟我一块创业吧,5年以后我的公司上市了你就是千万富翁,他说你别忽悠我,5年后你在哪儿我都不知道,你就告诉我我一个月能拿多少钱。

他们的距离感也在变,现在有APP的技术,这个技术的出现为年轻人提供了无限的舞台和可能,他使得人们潜意识的东西爆发出来了。而且在网上年轻人的观念跟老人是不同的,它是一个平层化的东西,一个年轻人可能因为一个俏皮的话直接跟网络大V叫板。但他会把网上他的感觉推移到现实生活中去,这就不一样。对于很多的90后、95后来讲,虚拟的世界就是他真实的世界,他不认为是一个假的世界,跟他的现实生活是一样的,是两个并行的世界。

(本文系腾讯文化“腾讯思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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