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
2007年1月，對我和之虹具有特殊的意義。我五十五歲生日，之虹五十歲生日，我們倆的銀婚紀念日，都在這個月裏。回顧我們並肩走過的四分之一世紀，不禁感慨萬千。這是充滿艱辛與苦難的歲月，也是充滿甜蜜與溫情的日子。
（一）
我和之虹戀愛期間，我在讀研究生，她在上電大，兩個人都很忙，不能經常見面，通信就是不可缺少的。當時之虹與同桌的女同學，兩個人關系非常密切，彼此的情書可以交換著看。那位女同學，幾乎每周都可以接到男朋友的情書，每封情書都密密麻麻地寫滿了幾大篇，全都是情意綿綿的詞句。經過一年多的交往，她已經以未來兒媳婦的身份參與了男朋友家裏的一些活動，最後的結局卻是對方的移情別戀，導致她一度痛不欲生。相比之下，我給之虹的信，平均起來一個月不到一封，一般每次不超過一頁紙，有時候只有一兩句話。她的同學不用拆信封，對著太陽光就可以讀出信的內容，此事一時成為之虹的笑柄。其實，我的多數信件只能稱為約會通知書，只有寥寥的幾封可以算作情書。而正是這幾封信奠定了我們婚姻的堅實基礎。
子明致之虹（1981.6.21～22夜）：
你一定看過小說《愛情的位置》。劉心武的這篇小說雖然在粉碎四人幫後的中國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卻算不上藝術的佳品。不過平心而論，其中也包含著一些作家對社會的洞察。小說中寫道，多數的人們都要“搞對象”，結婚，生孩子，卻永遠嘗不到愛情的滋味。有些人是因為終生不知愛情為何物，有些人是因為缺乏追求愛的勇氣和耐心，有些人則是被自然與社會剝奪了愛的權力。有一句著名的詩句：“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盡管我不是裴多菲、賈寶玉那樣的多情的種子，癡心的男兒，畢竟還不甘心像蕓蕓眾生那樣去“搞對象”。我相信，至少我希望，你也不是一個沒有頭腦的女子，你做事有主見，能分析，能判斷，能決策。你對愛人的選擇，是遵循社會上的習俗和“一般社會價值”呢？還是經過你自己的深思熟慮之後，用你的心作出唯獨屬於你的抉擇？這是我一直想要深入了解的。
……如果滿足於你來我還，不痛不癢地扯幾句，不久我們就要結婚了，大概這不會有太大的疑問。但是，過於順利的婚姻是否可能潛伏著致命的暗痕呢？所以，我從來不願意用層層偽裝把自己的弱點掩蓋起來博取你的好感，我倒寧願層層剝筍，讓你看清我的信念和為人。推心置腹，真誠相待，是我對待所有朋友的態度，更不用說對待愛人了。清醒的刺痛或者甜蜜的夢幻，你更願意要哪一個呢？在我看來，坦率的言語是溝通心靈，灌溉情感的惟一渠道。……我想要知道你的心情。無論是駁斥，爭辯或者抱怨，我都期待著。
之虹致子明（1981.6.23～24夜）：
如何地選擇愛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標準。在選擇的問題上我還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在我初次戀愛時，面對而來的求愛的人不是一個，而是最少五個。甚至前前後後相繼而來的還要多。有的我對你說過，有的我沒對你說過，我主要是尊重本人的意見，既然不成，替他保密，這個事只有我一人知道，連最要好的朋友也沒告訴。面對這些我如何選擇呢？這個問題我考慮再三，以至我那些晚上常常失眠。如果我要遵循社會上的習俗和“一般社會價值”的話，我會選一個身高1.80,3長相風流的美男子；或選一個能說會道，善於外交的“大使”；或選一個忠厚老實會幹的人也很實惠。甚至有些跟我不錯的人還告訴我，不要找知識分子，書呆子，不會幹家務，工資也不很高（工人獎金高）……等等。對於選一個美貌能幹的男子，我當然願意，但這不是重要的標準，我選擇愛人主要是看這個人的人品、為人、思想、事業心等。
子明致之虹（1981. 7.29）：
我是一個很有意誌力和思辨力的人，這就決定了我在諸如愛情的問題上，也是理智型而不是感情爆發型的。愛情對我來說，並不是一種充滿占有欲和排他性的東西。真正愛情或者更恰當地說理智型的愛情不應只考慮使自己得到快感，更要考慮到給對方帶來幸福。我自己知道，你也許知道也許不知道，社會上像我這樣的青年不是很多的，我可以給你的生活帶來別的許多人不可能帶來的一些方面的新的、豐富的，甚至是高尚的境界，但這不一定就是幸福。因為幸福來自每一個人不同的主觀感受，不存在什麽統一的幸福標準。與此同時，我也可能會使你的生活在另外一些方面缺少色彩。我對你的內心世界了解得還不深，因此我不能把握我的介入是否會給你的生活帶來幸福，而我是不願意給別人帶來不幸和後悔的。基於這種考慮，我們每一次深談時，我都要反復地涉及這一個話題，以便找到最終的答案，但是我現在還不能說答案已經找到了。我知道，我想你也知道，我們不是具有同樣的經歷和思想類型的人，但我以為，這並不一定對建立愛情或者家庭有妨礙。不同類型人的結合可能使生活更豐富、更美麗，但這要有一個起碼的前提，就是相互諒解和寬容。……如果我自認為抓住了你的內心世界，我就會抱一種更有競爭性甚至咄咄逼人的態度。我擔心你會因為現在的不慎而導致將來的悔恨，在我的眼裏，你總歸是比較缺乏人生的經驗。
我的生命，不論過去或將來，都和政治有不解之緣，如果你願意和我的生活聯系在一起，勢必更多地卷入政治的漩渦。……一個人不可能一下子就變成政治上的專家，但可以比較容易地激發自己的政治熱情和責任心。我所希望你的，也就是這一點。當然，是否能滿足這一點，並不是我的一個條件，我尊重別人的選擇，反對把自己的意誌強加於人。一個自由、民主的信仰者，最重要的就是要學會容忍，求同存異。
之虹致子明（1981. 8.1～2夜）：
在關於愛情的有些觀點上我認為我的想法和你是一致的，首先，真正的愛情應該建立在相互諒解和寬容的基礎上，另外戀愛應使雙方獲得幸福。
在我的一生中只有二十幾年的時間，但也受到了一些風波和挫折，但跟你的經歷來比可能微不足道，算不了什麽。的確我踏入工作崗位晚，接觸社會少，對於人生的經驗比較缺乏，特別是從小經歷了一場文化大革命，思想上對許多問題的看法可能偏激。但我對我經過思考而決定了的事，還是不會悔恨的，至少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為我做出的某一件事而後悔過。咱們倆的聯系，我已經過考慮，其主要地就是考慮政治方面的問題，實際上，經過考慮後，我同意和你交朋友，已經是準備把你和我的政治生命聯系在一起，通過你我這一段的接觸，我已或多或少地開始關心起政治時事，已開始卷入了政治的漩渦。
通過上述的通信，我曾經擔心的兩個人政治閱歷上的差異，已經不再是兩顆心徹底交融的障礙。於是，我便采取了“一種更有競爭性甚至咄咄逼人的態度”，我們的戀愛關系很快從“言”的階段發展到“行”的階段，幾個月以後我們就登記結婚了。
（二）
把“政治的漩渦”和“愛情的漩渦”摻和在一起，並不是一種無的放矢的情景設想或者說情感測驗，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生活考量。
我和之虹戀愛的時候，頭上有幾個耀眼的光環——著名的四五英雄“小平頭”之一，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研究生會主席，海澱區第七屆人民代表。如果我不向她竹筒倒豆子般地坦白一切，無論是她，還是她的家人和同學，都不可能知道被這光環所掩蓋的懸在我頭頂上的“達摩克利斯劍”。
由於我是1980年冬季首都高校競選運動的主要發起者、組織者和參加者，第二年春節前後我幾乎遭到了沒頂之災。 1981年1月8日（這一天正是我的二十九歲生日）和2月10日，《國內動態（清樣）》兩次向最高層密報我的活動情況。當時的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聽取公安部門和內參部門的不實之辭後勃然大怒，稱競選運動是青年學生在歷史上第三次向黨奪權（第一次指“反右”以前的大鳴大放運動；第二次是指文革中的紅衛兵運動）。他的講話已經作為白頭文件送到了中央辦公廳的印刷廠，但後來又從印刷機上撤了下來。由於韓天石、李昌、張黎群等黨內改革派人士（同時也是胡耀邦的團派嫡系）及時的勸告，胡耀邦醒悟了過來，撤銷了他對競選運動的政治定性。根據中國科學院院長方毅（同時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和黨組書記李昌的指示，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黨委於1981年3月6日向上遞交了有關我參加競選情況的詳細報告。報告的結論是：“根據陳子明同誌在我院的表現，我們認為陳子明同誌的政治態度和參加海澱區人民代表大會前後的活動情況，沒有越軌的行為，即使在有的問題上有點偏激的認識，發現以後也是引導和教育問題。”這樣，我總算逃過了一劫。但這些內幕我是在多年以後才知道的，同時也獲知，中國科學院系統對我的寬容態度並沒有影響公安部門對我的立案偵查和長期監控。
即使不算從民主墻運動到競選運動這一段，在我二十多年的人生中就經歷過三次大起大落。跌宕與坎坷已經成為我的宿命。在和之虹結合之前，我必須讓她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我只能選擇一位在幸福觀上與我契合的女性作為終身伴侶。我不能讓我深愛的人在事後追悔莫及。
文革前夕，我是北京八中初一年級數學考試的第一名，是班級體操、短跑、舉重等體育項目的第一名。受到老師的器重，同學的羨慕，我的自信心也非常飽滿。當時八中正在進行數學程序教學實驗，我的學習進度非常快，自我感覺在初中畢業前就可以掌握高中的全部課程。文革狂飆起，由於我是“非紅五類”出身，不僅不能成為“紅衛兵”，連參加“紅外圍”的決定權也掌握在別人手裏。雖然還沒有像有些出身不好的同學那樣被掛牌批鬥、剃陰陽頭，但是自己受到班上“紅五類”同學的羞辱，家裏被宿舍大院“紅衛兵”查抄，爺爺奶奶在恐怖的“紅八月”中被趕出北京。然而，我並沒有一蹶不振，在“批判資反路線”後發起了以班上“非紅五類”出身同學為主體的造反組織，在軍訓後擔任了班級的紅衛兵排長，並因為在“復課鬧革命”方面的表現當選為軍訓師（西城區中學）“學毛著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代表。
下鄉插隊期間，我最早抵制矛頭針對蒙族幹部群眾的“挖肅運動”，最早下浩特放羊，最早用自己的醫療知識和藥品來為牧民看病，因而博得了基層幹部群眾和解放軍“三支兩軍”人員的好感，在十八歲的時候就擔任了大隊革委會副主任。但是好景不長，由於我拒絕利用手中權力——根據大隊幹部的工作分工，社員殺羊食肉須有我的批條，這在牧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權力——為公社幹部提供優惠，由於我在公社團代會上作為知青代表批評了公社主要領導幹部的工作作風問題，立馬受到了政治上的報復。公社組織了對我的外調，然後突然取消了我的持槍基幹民兵資格，收繳了我所持有的槍械。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陳伯達事件和林彪事件先後爆發，我的整個思想都轉移到對官方理論和社會制度的懷疑方面，與公社領導人的矛盾也就逐漸淡化了。1974年，我作為大隊第三批工農兵學員，離開生活了六年的阿巴嘎草原。
在北京化工學院，我一入學就擔任了學習委員，繼而又擔任理論學習小組組長。由於我已經自修了全部中學課程以及部分微積分及大學物理課程，比只有小學四五年級或者初中一二年級文化程度的同學明顯高出了一截，同時我也十分樂於為別人提供輔導和幫助，因而在班上頗有人望。就在班級黨支部將我列為重點發展對象的時候，有關部門繳獲了我與內蒙插隊同學的通信，我被抓進了看守所，並被定性為“反革命”。共青團北京化工學院委員會《關於開除陳子明團籍處分的決定》稱：“陳在插隊期間與徐雲（內蒙錫盟師範學員）一起，以交談和寫信方式，交換、散布了大量的反動觀點和不滿言論，形成了一系列反動謬論。他們誣蔑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歪曲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否定黨的各項方針政策，還狂妄地提出，要‘爭取混入黨內，竊取較高的權力，實行和平演變，最後達到制度的改變。’陳的思想反動，系統全面，性質嚴重……團委研究同意二系7404班團支部和二系團總支關於開除陳子明團籍的處分決定。”1976年4月初，學校對我宣布了開除學籍和團籍的決定，將我送到通縣永樂店農場勞動改造。兩年半之後，學校又召開全校師生大會為我平反，恢復學籍和團籍，並讓我做了參加天安門廣場四五運動的事跡報告。又過了一年，我是7604班應屆畢業生中惟一一名考上研究生的工農兵學員。
在1976至1981年間，我參加了四五運動、民主墻運動和競選運動，並在其中發揮了比較重要的作用。我本人雖然在這三次民主運動中都沒有受到直接的政治迫害，但我知道：一起在天安門廣場並肩戰鬥的“首都人民悼念總理委員會”成員在“四人幫”倒臺前曾被內定判處死刑；一起在西單民主墻並肩戰鬥的民辦刊物《探索》主編魏京生和《四五論壇》主編徐文立被判處十五年徒刑及剝奪政治權利三年、四年；一起參加高校競選運動的許多同仁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行政處分以及各種變相的政治報復。我在1980至1981年間放棄了美國親戚幫我聯系的赴美攻讀生命科學博士學位的機會後，就已經下定決心在推動中國民主化的崎嶇道路上一直走下去。這條道路上充滿了政治的險惡，隨時都有掉進陷阱的可能性。因此，我和之虹在熱戀的花前月下，也躲不開一些沈重的話題——我在此前被捕、被批鬥、被管制勞動的經歷，以及以後再度身陷囹圄的可能性。
（三）
當之虹表示她看重的是我的人品，並準備把兩個人的政治生命聯系在一起的時候，我完全相信這是她的由衷之言。我深深地知道，之虹是一個有頭腦，有決斷，“言必信，行必果”的女性。
我和之虹從小就認識。我比她大五歲，我和他哥哥之鋼是幼兒園和小學一年級的同學，她和我弟弟子清是小學和高中的同學。我們兩家在上海就是對門，那時候之虹還沒有出生，我媽媽抱著我，她媽媽抱著之鋼，傍晚時候常在各自門口邊乘涼邊聊天。兩家先後搬到北京後，再一次成為一個大院裏的鄰居。我的外婆和婆婆（媽媽的舅母）與她媽媽走得很近，經常你來我往，互相串門。
之虹說，她二十幾年人生中的“風波和挫折”和我比“算不了什麽”，事實上，她所經歷的坎坷並非“微不足道”。文革期間，之虹父親因為臺灣光復後去那裏參加過中國工程師年會，被打成“特務”、“反革命”，關進了牛棚。之虹從“三條杠”的學校少先隊大隊長以及年級班級多種頭銜的學生幹部被一擼到底。她母親因為“反革命家屬”和“資本家女兒”的雙重身份，被紅衛兵勒令每天打掃院子。我多次看到之虹和之鋼在清晨的寒風中陪著母親用大掃帚掃院子。在一段時間裏，之虹父親高級工程師的工資被扣押，單位每月只發生活費，家裏的儲蓄和財產也被查抄一空。之虹母親過去家境富裕，在生育四個孩子後就離職做了家庭主婦，現在只好到街道縫紉組接活來維持一家人的生計。外婆告訴我，當時只有九歲的之虹已經能夠幫助母親踩縫紉機加工工作服了。我也曾看到之虹背著三歲的弟弟之青，在合作社門口撿拾散落的大白菜幫子。
之虹母親曾擔任居委會委員，她為人樂善好施，在鄰居中很有人緣。但在開過之虹父母親的批鬥會之後，院裏的人大多不敢再接觸他們一家子了。只有包括我家在內的兩三戶鄰居還跟他們有來往。據之虹回憶，在自己家的電視機被抄走後，她當時最喜歡的一件事就是到我家來看電視。
在我去內蒙插隊期間，之虹一家去了河南。父親和之鋼、之鋒在一機部幹校勞動，母親和之虹、之青被安排在附近的農村居住和上學。因此，之虹和我一樣，也有過一段農村生活的體驗。他們從幹校返回北京的時候，原來的住房已經被別人占去了一半。全家三代八口人（之鋼已經娶妻生女）擠住在僅有的一間屋子裏。外婆和婆婆曾在我家幫助照看過之鋼的女兒，所以兩家人的來往比以前更頻密了。從我1968年下鄉插隊到1978年平反重回北京化工學院讀書，一晃就是十年，之虹已經從梳著兩個小辮子的黃毛丫頭變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當時還沒有什麽名牌時裝，但是之虹的衣服剪裁得體，更加凸顯出她佼好的身材。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停留在她身上的目光，比當時也經常到我家來的妹妹子華的女友們都要多。
一次，王家姆媽（我當時對之虹母親的稱呼）來我家接孫女的時候見到我，便問我為何沒有去學校。因為很熟，我就和她開個玩笑。“我生病了。”“生什麽病？”“相思病。都快三十歲了，還沒有人看得上我。”“這個病好治，我來給你介紹一個女朋友吧。你想要什麽樣的？”話說到這裏，玩笑話變得認真起來，我有心試探一下，就說：“像你們家小妹那樣的就成。”王家姆媽高興地說：“那好啊，等之虹從昌平回來我就和她講。”
王家姆媽很快就把我的話告訴了外婆和婆婆。兩位老人都拍手稱快。我的爸爸媽媽和王家伯伯也極表贊成。之虹當時在北京手表廠（廠址在昌平）讀電大，她這個當事人反倒是最後一個得知此事的。她點了頭，我們便開始處朋友。要是按照雙方老人的心意，恨不得我們馬上就確定婚事，可是我和之虹為了增進彼此的了解，還是相處了三年朋友。就我這方面來說，婆婆的一句話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院子裏的老人都很喜歡之虹。從她很小的時候起，每次看到我從合作社買菜回來，都會幫我提菜籃，送我回家。她對普普通通的鄰居老人都這麽好，對於自己的丈夫和婆家人就更不用說了。之虹這樣的好姑娘，打著燈籠都難找，你可不要從眼皮底下錯過了。”
當時我想，家庭門當戶對，從小青梅竹馬，彼此知根知底，這些都是婚姻的重要考慮因素。因為婚姻不僅是兩個人的事，也是兩家人的事，如果男女之間的愛情都不到雙方家庭的祝福，他們婚後的生活質量和幸福感都會大打折扣。待人真誠，性格爽直，做事麻利，既有女性溫柔賢惠的一面，又有男性果斷沈著的一面，這些都是之虹壓倒性的優點。在1979、1980年的時候，曾經有朋友很認真地分析：“現在有許多官復原職的高幹的女兒待字閨中，你和軍濤既有政治榮譽（所謂“四五英雄”）又有高學歷（中國科學院的研究生和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的本科生），是鉆石王老五，可不要隨隨便便找個人，就把自己打發了。”對於這種過於政治功利化的考慮，我一笑置之。
（四）
在我和之虹結婚前夕，媽媽單位裏分配了一套二居室的房子，媽媽就給我做了新房。小兩口一結婚就有自己的獨立空間，這在1980年代初還是比較罕見的。我們家立刻變成北京青年知識分子聚會的一個場所。可以說是“談笑有奮青（艱苦奮鬥的青年，對現行體制忿忿不平，但與現在的仇外憤青不同），往來無白丁（當時是研究生、本科生，現在大多已經成為院長、系主任、博導、在歐美大學執教的華裔教授、副省部級幹部或者廳局級幹部）”。有時是個別人來訪。例如國務院發展中心的劉力群在愛人來北京工作前，常來寒舍造訪，大衣口袋裏一邊裝著一瓶啤酒，一邊裝著一包花生米，一侃就是一個通宵。有時是成群結夥的聚會。當時我們用煤油爐做飯，十來個人圍著一個煤油爐，居然也吃得津津有味。大家都很願意到我家來，一則是離大學區很近（我當時住在海澱區的四道口），二則是有個善解人意、熱情招待的女主人。有一次，七八個客人要和我談一整宿，吃飽了喝足了，就把之虹轟回娘家睡覺去了。
經過四五運動、民主墻運動和高校競選運動，我結識了一大批優秀的青年知識分子，其中有北大的、清華的、人大的、社科院的、中科院的、發展中心的、體改委的……。盡管有1981年2月的中共中央、國務院的“九號文件”——其中規定“處理非法組織和非法刊物”的總方針是：“決不允許其以任何方式活動，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發行，達到合法化、公開化，決不允許這些非法組織、非法刊物的成員在單位之間、部門之間、地區之間串連，在組織上、行動上實現任何形式的聯合”，根據該文件精神全國各地有上千人被捕、判刑、勞教——原民刊《沃土》主編姜洪和原民刊《北京之春》編輯部主要成員陳子明還是依托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長張黎群，副所長鐘沛璋、李景先），先後組建了中國勞動就業問題研究組（簡稱就業組）和國情與青年發展研究組（簡稱國情組）。
1983年夏秋季節，國情組的規模已經搞得很大，下設勞動就業體制改革、流通體制改革、部體制改革、教育體制改革、科技體制改革等若幹研究組，有上百名剛剛畢業和在校的研究生、本科生參與課題研究。但是到了冬季，國情組就成了“清理精神汙染”運動的犧牲品。青少年所被胡喬木、鄧力群等人視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典型，自身已經難保；公安部門又向青少年所施加壓力，讓他們與“非法刊物的成員”脫離關系，否則就會有大麻煩。這樣一來，青少年所只好宣布與國情組脫鉤。“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當我們為歷次民主運動積累起來的力量如何繼續存在下去發愁的時候，城市經濟改革啟動了，“公司熱”升溫了。我們這批人決定以民辦公司的方式重新集結。然而，當時辦公司只能辦集體性質的公司，而且必須要有上級掛靠單位，我們想了很多辦法，走了很多路子，都沒能解決掛靠問題，只好到之虹身上打主意了。
之虹電大畢業後，先後擔任北京鐘表工業公司學校教員、公司團委副書記、書記。當時之虹既有文憑，又有多篇青年研究論文發表在學術刊物和團內刊物上，再加上年輕女幹部的年齡優勢和性別優勢，仕途的大門似乎已經向她敞開。就在這個時候，我看到報紙上有關外地團組織創建“團辦企業”的報道，就說動之虹仿行。她在取得北京團市委副書記孟學農、劉敬民的批準後，在北京鐘表工業公司團委下面開辦了一個“北京自強實業有限公司”，由她擔任法人代表。只要有一個合法的生長點，我們這批人的聰明才智就能迅速地施展開來。很快，我們就在自強公司下面開出了子公司、孫公司，搞起了一大攤子事業。公司開張不久，之虹就接到了調令，調她擔任團市委研究室主任，這是一個正處級的職務。當她退回調令的時候，她的同事和領導都驚呆了，懷疑她的精神是否還正常。因為剛起來的這攤事實在離不開她這個法人代表，之虹完全是為了我們而放棄了自己的仕途前程。緊接著，國務院下發文件要求黨政機關與公司脫鉤，“團辦企業”不能再辦下去了，之虹必須在團委書記和公司經理之間作出選擇，如果她選擇後者，就必須帶著自強實業公司與鐘表工業公司徹底脫鉤，這就意味著放棄國家幹部身份及其所附帶的“鐵飯碗”和社會保障。之虹再一次義無反顧地為了我和我的朋友的事業而選擇了犧牲自己。
當事業初見成效的時候，團體內部又出現了摩擦。有的合作者不尊重之虹的意見，想把她排斥在決策圈的外面。為此，我寫了一個致主要合作者的備忘錄：
本備忘錄的目的在於提請諸位註意王之虹在創辦公司及其衍生事業上做出的重大犧牲及貢獻，以及由此她作為我們的事業的合作者之一理應獲得的尊重。
王之虹所學的專業是機械，她自幼以來的想望是從事技術工作，成為一名工程師。1983年，當她根據我的意見轉行到政工口時，即是為不是她個人的事業做出了犧牲。正是由於她犧牲個人的興趣擔任了團委書記以及她與局、市團委領導的交往，才使公司得以成立，使我們贏得了多年來所企求的法人地位。
在創辦公司初期，主要是由於王之虹的努力與活動，才籌到了開辦公司所需的資金，找到了公司的落腳之處和專職人員。從無到有比從一到二要經歷更多的艱辛和困苦，恐怕是不難理解的。
當我們在前面各路出擊時，王之虹作為殿後的法定代理人，默默地承受著最大的風險和最大的心理壓力。當真正遇到麻煩時，還是要由她來拋頭露面排難解紛。不論是自強打官司，北方與工商局、出版處交涉，還是經濟所與銀行的矛盾。
諸位包括我在內，從事這項事業不妨礙個人今後的發展。王之虹則不然，她走出這一步，即意味著斷絕了她在團的系統和鐘表公司內部升遷的可能性，她今後的發展只能與公司的命運栓在一起。而這樣做並不是她自己的本意，僅僅是為了服務於我們的事業。近一年來，由於吃不好，睡不好，心理壓力大，之虹身體狀況越來越差，這也是她做出的犧牲之一。
在王之虹做出如此重大犧牲的情況下，如果換來的是不把她視為事業的合作者之一，重要決策不讓她知曉，同時又讓她承擔決策的後果，對於她提的僅有的幾個請求不予尊重，因此而造成她的極度痛苦和悲傷，這一責任只能由我承擔，因為是我把她導入了我們合作的圈子。
由於我對王之虹負有的道義與法律責任，特寫此備忘錄提請諸位了解我的不滿與擔憂。
盡管之虹內心有許多的委屈，她為了維系我與同人之間的合作，減少所謂“家族統治”的色彩，忍痛淡出了團體的決策圈。然而，所有來自外部的壓力，還是首先落在她的頭上。之虹曾寫道：
奉當時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和市長陳希同之命，北京市審計局、成人教育局和文化局的三個副局長帶工作組進駐函大和青年書刊發行社審計。……審計工作組進駐的時候，曾經擺出一副氣勢洶洶的架式，有的職工問我怕不怕，我回答說，一點也不怕，因為君子坦蕩蕩，無私者無畏。
當時有的朋友對我頗有一些意見，因為我對財務開支卡的比較緊，有些事子明同意了，在我這裏又碰到釘子。我這樣做是基於以前的教訓。自強公司開辦初期，因為我仍然擔任共青團的職務，就把經營方面的事完全托付給子明的一個朋友。當時正趕上銀行為擴大1984年的貸款基數，拼命大放貸，銀行信貸員甚至主動上門追著給你貸款。在這種情況下，自強公司也借了一百多萬元的貸款。主持經營的朋友用這筆款進了一批摩托車，轉手又加價賣給外地的一家公司，但只收了定金而沒有收全款，此後追款的事就不再過問了。既是朋友，又是兼職人員，你拿他一點辦法也沒有，後來跑銀行、工商、法院，出庭打官司，全是我這個法人代表的事，最後還是砸在手裏一批摩托車，賠了不少錢。這說明對於民辦企業來說，同樣要解決權與責必須相符的問題，如果有責無權，則缺乏積極性，如果有權無責，就很容易大手大腳，拿花錢不當一回事。
但是，我對錢的緊張是出於對事業的負責，而不是為了個人和家族的利益。在經歷審計之後，專職工作人員和一些兼職的朋友才知道，我和我的家人沒有謀取絲毫的個人好處。我們經手創辦的企業和事業單位已有十來個，但我和子華作為專職人員只領取一份很低的報酬；所有兼職人員都在我們的系統內至少領取一份兼職工資，唯獨子明一個人不拿兼職工資，只在中國社科院哲學所領一份“皇糧”。有的人辦函授總收入不過幾十萬元，就為自己購置了房產（當時只需要花幾萬元人民幣）；也有人向我和子明遊說買房產的事，我們馬上予以拒絕，雖然在辦公司辦函大期間，我和子明的居住面積減少了一半（兩居室的單元分出一間房給子明弟弟結婚用）。自己的手腳幹幹凈凈，就不怕有關方面在經濟問題上做文章。
當局想要從經濟犯罪入手，搞垮我們這支以“非法刊物的成員”為主體的潛在政治力量，但是他們翻來覆去，始終找不到我和之虹以及其他團隊骨幹的任何把柄，不得不黯然收場。
（五）
從1989年5月底至6月初，我一直在組織幾個人寫一篇大文章，準備用《經濟學周報》的八個版一次性刊出，就八九民運的意義與中國現代化的前途做一個理論性的闡述。 6月6日下午，我接到子華發來的傳呼信息，讓我趕快去一趟北京師範大學姑姑家。原來，子華剛剛從一個好友處得到了可靠消息，當局正在準備對知識分子進行大搜捕，而我就位於逮捕名單的最前列。我在安排軍濤、劉剛等人暫時離開北京避難後，本來還想堅持一下，因為根據當時的內部分工，是由軍濤等人和學生保持聯系，我自己並沒有多少直接介入。姑姑聽了子華的情況介紹後，堅持我必須馬上離開北京。她認為，在危機關頭，對於當局的行為要做最壞的考慮，不能過於天真。她四十多年前在浙江大學幹地下黨的時候就遇到過類似的情況，國民黨當局要抓學生的消息被透露出來後，她就和一批地下黨同學跑到中共占領區去了，沒跑的人後來有的就被殺害了。我接受了姑姑的勸告，決定先出去避避風頭，等局勢穩定下來後再回來。
之虹後來寫道：
既然子明已經決定出走，我便把自己為他準備的行裝和他從招待所帶過來的一個手提包收拾到一起。一邊收拾一邊囑咐他，一個人出門一定要照顧好自己，註意安全，註意身體。可是我心裏一直七上八下，不知不覺地說出聲來：你一個人走我真不放心，萬一出個什麽事兒，連個報信的人都沒有。子明馬上接過話說：既然你這麽不放心，就跟我一塊兒出去轉轉吧，我早就答應你要補度一次蜜月旅行，咱們這些年忙得要命，一直沒有兌現，就借這個機會還了願吧。在場的親屬一致認為兩個人一起走比較妥當，出走的事就這樣定下來了。我準備回家去收拾自己的行裝，在場的人都覺得應當盡量減少風險，就決定由與我們同住在一個單元的子清回去幫助收拾。……
面臨這種倉促出走的局面，我的心情可以說是相當緊張，可是子明對於此行卻是滿不在乎的，從他的言談舉止中看不出絲毫的異樣。自1975年之來，子明已經成了與公安系統打交道的老手。那一年他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小集團嫌疑拘留審查。四人幫倒臺後的幾年裏他又為自己平反之事與公安局有過幾十次的交涉。整個八十年代不斷地聽到公安部門對他關註、幹擾、跟蹤、竊聽的消息，他總是一笑置之。因此，這一次出走他完全是當作一次蜜月旅行來安排的。他對我說，咱們東西南北走上一圈，幾個沒去過的旅遊勝地例如神農架、張家界、九寨溝都要去。
我當時這麽說，是我對形勢的嚴峻程度仍然估計不足。後來我才得知，鄧小平已經發了話，要趁這個機會來個大掃除，把“非法刊物成員”、“自由化分子”之類的“不安定因素”來個一網打盡。對於我這個民主運動、自由化的所謂“三朝元老”來說，無須審判，厄運已經註定。
6月7日，我們在呼和浩特火車站附近的一家旅店度過了逃亡之旅的首夜。半夜三更，“咚咚咚”的敲門聲把我們從睡夢中驚醒，闖進來一群警察。他們檢查了我們的工作證和介紹信，還要看結婚證。因為我們是用化名工作證登記的房間，與結婚證上的姓名不符，所以不能給他們看結婚證，只能讓他們看介紹信上對夫妻關系的特別註明。警察們拿了這幾個證件看了好半天，才退還給我們。之虹認為他們是從北京跟蹤而來，我認為如果他們是北京警察，就把我們抓起來了。這應當是在當時緊張空氣下的一種普遍性的檢查，但是基於此次的教訓，以後住旅店就不要再住在一起了。顯然，這將使我們的“蜜月旅行”大打折扣。
第二天，我們又換了一個旅店。第三天，我帶之虹乘車往北去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百靈廟）。烏蘭察布盟北部的草原並沒有我插隊的錫林郭勒草原那麽茂盛，但至少可以讓之虹領略一下草原風光和牧區生活的基本樣式。隨後，我們返回呼和浩特，向西去包頭、銀川。後來我們得悉，警方在這時候已經掌握了我們到達內蒙的情報，但他們以為我們是從百靈廟向東，去了阿巴嘎旗。他們組織了大批人力，在我插隊的地方進行了拉網式的搜查，還對曾與我一起插隊的寶昌（太仆寺旗）知識青年家進行了蹲坑布控。
當時，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正在與寧夏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由我主編的《現代化與政治發展》叢書和譯叢。叢書已出版的有《現代政治學導論》、《行政論》、《組織論》、《政黨學概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制度》，已組稿的有《政治參與的理論與實務》、《比較議會制度》、《比較行政制度》、《當代政治思潮》、《政治發展》、《政治家概論》等。譯叢第一批書也已經送到印刷廠排印。寧夏人民出版社在1989年5月發了譯叢的征訂單，書目包括《政治腐化》、《政黨與政治發展》、《現代社會的官僚體制》、《傳播與政治發展》、《政治發展中的危機與延續》、《科層組織與政治發展》、《現代憲法》、《政黨與政治發展》、《現代公共行政》、《政治文化》、《政治文化與政治發展》、《西方民主政治中的文官與政治家》《政治人一一政治的社會基礎》、《預算、政綱與競選》、《監察制度比較》、《現代化與政治後果》、《現代民主政治——參與、穩定和暴亂》、《文化變遷與經濟發展》、《多元政治——參與和敵對》等，其中9本書在7、8月份就可以面世了。我到銀川去，就是想催促出版社趕印出書，否則很可能被當局封殺。後來，在1989年下半年共有數以千計的圖書胎死腹中，我們這套書自然是在劫難逃。直到今天，這些對於中國民主化極有參考價值的書也沒能出版。
在寧夏，我們遊覽了銀川市區、賀蘭山、沙坡頭、中衛縣等。我和之虹在銀川品嘗了地道的羊肉泡饃、蓋碗八寶茶，在沙坡頭乘羊皮筏子渡過了黃河，之虹還第一次騎了駱駝。玩得很盡興，心情也很放松。但是到了甘肅以後，形勢急轉直下。剛剛走出蘭州火車站，我們就在車站廣場上目睹了驚險的一幕。幾個警察撲向一個學生模樣的年輕人，三下兩下把他塞進了一輛警車，隨後警車拉著警笛揚長而去。在離車站不遠的街頭公園，我在閱報欄上看到官方對王丹等２１名學生的通緝令。本來我是想繼續往西走，到新疆各地旅遊觀光的，而之虹這時已經沒有了絲毫“蜜月旅行”的雅興，她主張往東走、往南走，去朋友或親戚處暫避。我拉著她逛了蘭州的商業中心和兩個公園，但是她的心裏卻是七上八下、忐忑不安的，眼睛不停地左顧右盼、前瞻後望，註意有沒有跟蹤的“尾巴”。我後來在給她的詩中寫道，“飽覽河山意未暢”，說的就是當時的情形。
到了西安，我們去找認識的一位朋友，沒有找到他本人而見到了他的弟弟。他告訴我們，他哥哥已經上了西安市公安局的黑名單，現在躲藏在陜北的一個地方，他自己馬上也要乘飛機掩護另一個朋友去海南暫避。在之虹的堅持下，我做了一個簡易的化裝——到理發店去燙了發，摘下了平時須臾不離的近視眼鏡，把胡子留了起來。在我的堅持下，我們還是遊覽了大雁塔、華清池、秦始皇陵和兵馬俑館，並在一家飯館吃了仿唐菜肴。在從西安到鄭州的火車上，我們的同座是一位很愛講話的陜西省公安局七處的出差人員。他洋洋得意地告訴我們，西安看守所在五月底已經騰空，裏面的人犯全部遷到了外地看守所，準備安置即將入獄的大批知識分子和學生。顯然，在“六四”之前，當局已經做好了鎮壓的周密部署。
隨後，我們經鄭州前往武漢。在武漢下了火車，就感覺到這裏的空氣比其他地方都要緊張。公安人員在候車室裏檢查旅客的證件，警車在街上開來開去，機關門口的警衛攜帶著以前從未見過的微型衝鋒槍。這天下著小雨，我們冒雨從車站直奔華中師範大學，去找劉衛華。我在華師馬路對過的一塊報刊欄假裝看報，之虹自己去華師大門口的體育用品商店找衛華的愛人張迪，她當時正在那裏擔任經理。張迪一見到之虹，就把她帶到了一個空房間，摟著之虹哭了起來。原來，衛華剛剛被北京市公安局的人帶走，武漢市公安局也接到了我和軍濤等人的照片，便衣警察已經把衛華家監視了起來。如果那天不是一個下雨天，如果我們直奔衛華家裏，恐怕就被埋伏的警察抓個正著。
之虹匆匆地安慰了張迪幾句，就離開商店與我會合。我們立刻掉頭返回火車站。之虹用《經濟學周報》記者證買了候車時間最短的去襄樊的火車票。從抵達武漢到離開武漢，前後不過三四個鐘頭。那天，從武漢到襄樊的列車旅客格外少，一節車廂只有十來個人。要是平時我們會非常高興的，在火車上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一覺，可是這會兒心情卻非常緊張，因為人少檢查起來會非常仔細。火車開動後，之虹就到廁所裏把我隨身攜帶的日記本一頁一頁地撕碎，丟到火車窗外。到襄樊後我們連車站也沒有出，緊接著上了去柳州的火車。從襄樊到柳州，從柳州到湛江，旅途中險象叠生。火車上不時出現一隊隊的巡警，把有些學生模樣的旅客帶走盤問。我和之虹在火車上一直用上海話交談，以減少警察對我們的關註。
我有一個表舅（媽媽的堂兄）住在湛江。我當時估計，出生地上海市和祖籍地浙江省海鹽縣的親戚家，公安機關恐怕都會去追查，而湛江的表舅在檔案上沒有記載，故而比較安全。到了表舅家的樓外，仍然由之虹先行登門，把北京軍隊開槍、警察大規模逮捕、知識分子紛紛離開北京躲避的情況向舅舅做了介紹，表示了我們想要暫住的意思。舅舅欣然表示歡迎。我和之虹便在湛江安頓下來。
住了一段時間，我們內心感到不安，擔心住得久了會給表舅家帶來麻煩。於是，之虹在6月底和7月中旬兩次離開湛江，去廣州、深圳、武漢、上海、海鹽等地打探消息。在她去廣州的那天，正好是臺風光臨湛江的日子，房子的門窗被吹得嘎嘎作響，碗口粗的樹也被刮斷，之虹後來告訴我，風吹得人根本停不住腳，走路就像是飄離了地面。她得到的消息是，上述各地所有的親戚和朋友家都有警方布控。到9月下旬，我決定還是返回北京。我們第一次把自己的落腳點告訴了家裏，並請家裏人聯系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的朋友，接應我們回京。
10月10日，一位北京來的朋友和我見了面，他告訴我，已經和香港方面聯系好，可以安排我偷渡去香港。我對他說，現在出境看來並不難，已經有很多人通過各種渠道出去了，但是想要再回來就沒有那麽容易了，很可能二十年都回不來，因此我不考慮出境的問題。這位朋友表示第二天再來和我談。當天夜裏，我和之虹就被捕了。
在湛江市公安局，我首先要求了解之虹的狀況，否則，我拒絕回答任何問題。當他們告訴我之虹住在賓館而不是看守所後，我才和他們談話。押解到北京秦城監獄後，我仍然是首先詢問之虹的情況。當被告知之虹也關在秦城時，我要求他們給之虹換一個地方。秦城的夥食不錯，但是單獨關押不適合之虹的性格。不久，之虹就被轉到了半步橋看守所。那裏的夥食非常差，當時還是以棒子面窩頭和清水熬白菜為主，但是有人說話作伴，手頭有事情可做，之虹不會感到寂寞。
（六）
被羈押整整四百天之後，之虹於1990年11月14日以“取保候審”的名義回到家中。這時，她的心理非常矛盾，一方面希望早日恢復自由，一方面又擔心對我的審判日期越早判刑會越重。看守所的女警察曾多次對她說：一旦你出獄之日，就是你丈夫正式逮捕之時。事情果然如此。11月23日（錢其琛赴美參加討論制裁伊拉克問題的聯合國安理會會議的前一天），預審員向我出示了逮捕證，同時告訴了我之虹出獄的消息，並轉給我一張之虹的照片。
在對我進行審判之前，之虹所承受的精神壓力是一般人難以想象的。當時她已經獲悉，在所有八九民運被捕人員中，只有陳子明、王軍濤、劉剛、陳小平四人是以“陰謀顛覆政府”和“反革命宣傳煽動”兩項罪名被捕的，其他人都沒有“陰謀顛覆政府”的罪名。警方還曾想把我們作為一個“反革命集團”同案審理，我和軍濤被定為“首犯”。社會上對於我們的判刑有種種說法，輕則十五年，重則死緩，當然也有人說會判死刑。
之虹為即將到來的審判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朋友們向她推薦介紹的律師不下三四十人，她親自見過面的就有二十人。北京市司法局專門就有關“六·四”案件的律師辯護問題作過規定，在這種情況下尋找敢於做無罪辯護的律師是非常困難的。大多數律師都表示只能做輕罪辯護。之虹最後選定了吉蘇皖、高曉風兩位律師。他們和我第一次見面時劈頭就說：“我們是‘妹妮’聘請的律師。”我聽了先是一楞，然後一下子就明白了，這是之虹教他們表明身份的接頭暗號。“妹妮”是家裏人對之虹的昵稱，其他人是不知道的。我曾要求律師與我見面時要攜帶之虹的“親筆詳細介紹信”，未獲允許，所以之虹就特意安排了這樣一個接頭暗號。
在開庭的時候，法院不允許之虹旁聽，她和一些朋友只能在法院門口等待消息。最後的結果是“判刑十三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在判刑後第一次探視的時候，我對之虹說：“我和軍濤是為歷史背起了一個沈重的十字架。你是為愛情背起了一個沈重的十字架。”之虹說：“誰讓我選擇了你呢!再苦再難，我也心甘情願。”
判刑後，我被從秦城監獄轉到北京市第二監獄。二監位於東南五環路外，當時還沒有公交車，之虹探監是由朋友用摩托車送她去。每月一次或者兩次探監，之虹都要為我準備許多物質和精神的營養品。謝小慶的母親盧玉伯母做得一手好菜，之虹去看望謝韜伯父和盧玉伯母的時候，每次伯母都會教她幾個菜，讓她到探視時做給我吃。一到探視日，之虹在清晨四五點鐘就起床了，給我做兩個好菜，煲一鍋靚湯。她坐在摩托車後座上，懷裏抱一個裝食品的大提包，背上是一個裝有幾十本書的大背囊，風塵仆仆地趕到幾十裏外的二監。幾個月奔波下來，她的腰椎就損傷了。
作為一名政治犯家屬，之虹不僅要承受苦難，還要面對艱險。在我們家門口，部署了許多西城分局的警察和聯防隊員。在七八年時間裏，之虹走到哪兒，就有北京市公安局十一處的汽車、摩托車、自行車跟蹤到哪兒，還專門安排了公安系統的女子散打冠軍對她實行貼身跟蹤。有一次，為了及時把我在監獄裏絕食的消息傳播出去，之虹一會兒過天橋，一會兒跨越馬路當中的隔離欄，一連擺脫了十一處七輛汽車的追蹤，終於接受了外國電視臺的采訪。公安局還屢屢對她進行拘傳，有時竟然連續拘傳五天，把她扣在派出所不讓回家。
除此之外，之虹還要面對親友的埋怨和不理解。1994年5月和1996年11月，我兩次保外就醫，警方都向之虹施加壓力，讓她對我做工作，接受流亡美國的安排。一些朋友也埋怨之虹，為什麽不說服子明接受流亡，致使癌癥之身還要再受牢獄之災。之虹說：子明不願意出國，自然有他的道理，我不願意因為我的緣故，給他的決策增加困擾。子明自己願意走，我就跟他出國；子明願意留，我就跟他留在中國；反正是“秤不離砣，公不離婆”。
我在服刑期間，常常想起我作為生日禮物抄給之虹的《舊約·傳道書》第九章第九節的一段話：“願你在年華飛逝的人生中，與你所愛的那位女子幸福地生活吧，因為上帝賜給你這位妻子，就是對你在塵世中所歷艱辛的最好獎賞。”（譯文轉引自《卡特自傳》中文版）
（七）
托爾斯泰在其名著《安娜•卡列尼娜》的開頭寫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和之虹有與其他家庭相似的幸福——在教育孩子上分工合作，在購房購物上有商有量，時不時燒一桌菜小酌一頓，警方允許出門後帶孩子去郊區旅遊……但是，我們也有自己特殊的幸福。
在從廣州押往北京的路途上，我和之虹被關在一頭一尾的兩個包間裏，彼此不能相見。押送人員給了我兩個橘子。這時我想起了之虹，就從中挑了一個大的，讓他們轉給之虹。押送人員告訴我：“你妻子也有。”我說：“我妻子最愛吃水果，這一個橘子我要省給她吃，請你一定要交給她。”過了一會兒，押送人員回來了，還給我拿來一條毛褲。11月的廣州，可以穿兩件單衣，火車越往北開，天氣便越冷，之虹知道我穿得很單薄，就把身上的毛褲脫下來，讓我穿上。我了解情況後，堅持讓押送人員把毛褲退還之虹，因為我知道她不久前發過一次燒，身體狀況不太好。這時候，我身上雖然穿得很少，但是心裏卻是暖呼呼的。正所謂患難見真情。
在開庭前夕，我為了抗議法院不按法律程序辦事，進行了絕食，並表示要采取更加激烈的行動。這時，法院破例允許之虹到秦城監獄來看我。當我在接待室見到已經隔絕一年四個月的之虹時，立刻撲上去和她緊緊地擁抱在一起。身旁的公安人員，就好像都不存在了一樣。在整個接見過程中，我們一直手拉著手，有著說不完的話。俗話說，小別勝新婚，更何況我們已經別離了這麽久。
1995年9月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期間，警方為了防範之虹可能給他們制造的麻煩，想出了一個怪招。他們把之虹送到二監留宿，變相關押了十八天。在這十八天裏，監獄裏專門辟出了一層樓，作為我和之虹的二人世界。除了吃飯時有人從樓道口鐵門送飯菜進來，整座樓平時只有我們兩個人。有一次獄方忘了給我們送中午飯，喊破了嗓子也沒人理我們，直到吃晚飯的時候才有人來。為了防止竊聽，我們就在走廊裏一邊散步一邊聊天。我們在這次留宿期間說的話，超過了以往幾年中說的話。
在之虹三十六周歲前夕，我給她寫了一封祝賀生日的短信：
虹：
新年好！
生日快樂！
我們已經攜手走過了十年，我們還要並肩走得更遠更遠。
在人生旅途上，你是我的伴侶，給生活帶來歡欣與溫馨；你是我的同仁，一起建造事業的廣廈；你是我的學友，“紅袖添香”的情趣令我留戀而又憧憬。在順利時，你讓我清醒；在危難時，你毅然與我共赴。
你的明眸，善識真偽；你的芳心，憐憫眾生。你那勤勞靈巧的雙手，飽我口福，美我外觀。你那溫情而又堅定的話語，暖我心房，給我力量。
沒有愛情就沒有人類，沒有世界。任何人間利器，都斬不斷兩顆心熔鑄成的愛的連環。
讓我們相親相愛，直至永遠。
明
之虹在給我的回信中說：
你是一個十分內向的人，感情很少外露。在十多年中我都不曾記得你對我說過“我愛你”之類的話，連談戀愛時也未曾有過這種甜言蜜語，更別想著你能誇獎我了。但我深深知道你十分喜歡我，這可以從平時的一言一行就能看出，從我決定嫁給你之日起我對此點是深信不疑的。你這次感情的表露使我很激動，甚至是吃驚，這表明你對我的情和意還要深得多啊！
確實，監獄的特殊生活，給了我回味往日的閑暇，使我的感情變得更加細膩。在之虹三十七周歲前夕，我又送給她一個禮物：
之虹生日有感，寫以賀之。
窈窕淑女人善良，
君子好逑神向往。
天壇攜遊探心曲，
玉淵共泳訴衷腸。
結縭三日赴學忙，
實驗臺前誇專長。
割舍所愛為理想，
夫妻相率改本行。
創業維艱風雨狂，
凜然清白作棟梁。
官場法庭勇周旋，
巾幗上陣最前沿。
飽覽河山意未暢，
南國三月伴書郎。
紅袖添香情愈濃，
師友往事細考量。
秦城鄰室晤面難，
幸有靈犀兩心連。
柔弱女子鏗鏘語，
丈夫屈膝九泉見。
別離四載倍思卿，
尺素頻頻慰我心。
當代孟姜不流淚，
一片丹心照汗青。
（八）
世上的美滿姻緣與和睦家庭，可以說比比皆是。夫妻二人既是生活伴侶，又是學習和研究夥伴的，就不那麽多見了。在我和之虹共同走過的歲月中，那些“紅袖添香”“伴書郎”，夫妻攜手攻課題的情景，是最值得珍藏的記憶。
“結縭三日赴學忙，實驗臺前誇專長。”這說的是我在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所讀研究生時候的事。我和之虹結婚的時候，她還在作畢業設計，我正在忙著做實驗，因此連婚假都沒休滿，就各自奔赴學堂了。結婚前夕我們常常在圓明園約會，她從昌平回來，就直接到中關村生物物理所找我，然後我就騎車帶她去圓明園。有一次路過北京大學西門，那裏有一家西餐廳，我花十元錢請之虹吃了黃油對蝦，是戀愛期間我最大的一次破費。這一頓美味佳肴，令我們咀嚼回味了二十多年。有的時候我手頭特別忙，約會地點就改在了實驗室裏。之虹一會兒幫我洗試管，一會兒幫我用精密天平稱量毫克級的眼鏡王蛇神經毒素，對實驗室裏的小白鼠、荷蘭豬也非常感興趣。我打趣地對她說：“你這麽心靈手巧，不如由你來替我念這個研究生吧。”她則說：“我的理想是繼承父業，做一名出色的機械工程師。”
然而，我和之虹在結束學業後，都離開了原來的專業。我改行是按照事先的計劃，之虹改行則在很大程度上是聽從了我的意見。她剛當上公司團委書記，就攤到一個給全公司青年做近代史輔導報告的任務。這本來不是她的長項，我責無旁貸地給她擔任了學術秘書。我先幫她起草了一個提綱，並開出若幹參考書目；之虹寫出初稿後，我再幫她仔細地修改。之虹根據這個稿子做了幾個小時的輔導報告，反響相當不錯。她後來對我說，這裏面的功勞，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為了適應做青年工作的需要，我建議之虹自修社會學和心理學。同時，我也陪著她一起攻讀這兩門學科。邊幹邊學，學以致用，是一種學習的捷徑。作為階段性的學習成果，之虹在問卷調查的基礎上撰寫了《要重視對專職團幹部的選拔與培養》，我在問卷調查的基礎上撰寫了《定量評價機關幹部工作的一個實例》、《企業幹部素質的自我評定》、《幹部改革傾向的心理測量》；我和之虹共同撰寫了《青年與改革》；之虹和我還有北京外國語學院黃晶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葉念先合寫了《青年調查問卷的設計構思》。中國行政函授大學開辦後，我還幫著之虹編纂了其中的一本教材《人事心理學》。在這段時間裏，我們一方面著手創辦多種企業和事業，一方面刻苦讀書寫文章，雖然忙得不可開交，但是成果叠見，因而忙中有樂，苦中有甜，精神世界十分充實。
在湛江避難的三個多月裏，我按照原定計劃進行“中國現代化歷史考察”的研究。我夜以繼日地讀了幾百本書，之虹則幫我抄寫了上千張資料卡片。後來，之虹用以下文字詮釋了我的詩中所說的“紅袖添香情愈濃，師友往事細考量。”
子明的自制能力特別強，無論外界環境多麽復雜，他都能很快排除幹擾，把註意力集中到他想做的事情上去。剛剛在湛江安頓下來，他就在市圖書館辦了一個圖書借閱證，又去市一中圖書館瀏覽了全部藏書。他把這兩個圖書館與中國近現代史有關的1949年後出版的圖書基本上看了一遍，然後埋頭研讀兩大套書：《文史資料輯刊》和道光朝以後的《東華錄》。除了聽聽美國之音和ＢＢＣ的廣播，以便了解國內外最新動態外，他全力以赴地投入了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的研究。他每天大約看十個小時的書，邊看邊把需要摘錄的段落劃出來。我幫他抄讀書卡片，一天下來，也要抄一兩萬字，可惜後來抄家時，大部分卡片都被弄丟了。看書抄書累了，就一起回憶過去十年中的學習工作經歷，對有關的人與事做一些分析評價。以前，我主要是在事務上、行政上幫助子明工作，對於政治上的是是非非我並不是特別感興趣，經過“六·四”，我自己也裹到了政治裏面，不關心也不可能了。這一時期與子明密切的思想交流，等於是自己在政治上補了一次課。
1991年初，我在獄中第一次得到給爸爸媽媽寫信的機會，我向他們匯報說：“90年10月份我全力以赴搞翻譯，29天完成了整整十萬字；89年12月至90年４月間，我在一百天內寫作25萬字，同一時期內還修改謄寫了一遍。”我勸慰兩位老人：“你們權且把我看作出國留學去了，而且過不久總歸可以見面的。在我們這個長壽的時代，４０歲不過是青年時期的結束，８０歲才是中年時期的黃昏。在不老的爸爸媽媽面前，我只是一只羽翼未豐的幼雛，在籬笆墻裏遊嬉學步呢。在一個天真好奇的心靈前展現的世界，處處是盎然的生機，時時是和煦的春風，面對赤誠的童心，連鬼神也會變得友善。純真──樂天──隨和，這是爸爸媽媽教給我和傳給我的無價之寶。隨遇而安，奮鬥不息，學習無涯，這是明明的優點。”我在秦城監獄的一年五個月中，在應對上百次提審之余，撰寫了二十五萬字的《改革十年反思》，四萬字的《誰是歷史的罪人？——我的辯護書》，二萬字的《九十年代展望》提綱，翻譯了三十萬字的《中國文明史》；自學了《數理邏輯》、《社會統計學》、《經濟計量學》三門課程，閱讀了《二十四史》中的七八部史，作筆記幾十萬字。
判刑十三年後，我制定了一個龐大的自修計劃。我選擇了《中國文明史綱》、《中國現代化史綱》、《世界思想史綱》三個研究方向。《中國文明史綱》分為四編：I中國文明的搖籃（文明背景研究），Ⅱ漢民族的形成（遠古至公元前１世紀），III東亞文化的定型（公元前１世紀–公元１３世紀），IV多元帝國的確立（公元１３世紀至１９世紀初）。僅其中第Ⅰ編的自修計劃，就需要下述資料：“宇宙學、天文學、地球科學、地質學、地貌學、氣象科學、冰川學、水文學、海洋學、古生物學、土壤學、植被學、生命科學、動物學、植物學、體質人類學、民族學、語言學、遺傳學、文化人類學”；“中國古代宇宙觀、中國古代天文學思想史、中國古代地學思想史、中國（古）地質學（華夏古陸）、中國冰川學、中國古地貌學、中國古氣候學、中國自然地理、中國古代自然景觀（植被）、中國史前地理與歷史地理、中國古動物及古人類學、中國民族學、漢語和少數民族語言及方言、中國人口史、中國各民族誌和民族史（最近民族出版社等組織了一套大型叢書），中國古民族學，有關人種和民族的人類學、遺傳學、分子遺傳學”；“世界人種、語言、民族的分類學和比較研究專著，古文字（埃及象形文字、楔形文字、字母文字）學，社會生物學和生物社會學”；“中國史前考古學專著，新石器時代文明的比較研究，近年新發掘、新石器文化的報告，例如遼寧紅山文化”；“中國原始社會史、中國原始思維（藝術、宗教）史、中國的巫術與薩滿教”……之虹答應做我的研究助理，但只有真正動手之後，她才知道這個工作有多麽的困難與辛苦。她向朋友們借了十個北京圖書館（現在叫國家圖書館）的借書證，這樣才能保證每個月給我借十五到二十本書。五年下來（1991年至1996年），之虹一共為我借了近千本書，加上向朋友個人借的書和新買的書，她前後送進監獄達二千本書。我開出的書目和她借到的書目，已經攢了厚厚的幾個卷宗，至今仍然保存著，這是我們夫妻同心、攜手攻關的見證。
1996年11月第二次保外就醫後，鑒於家裏多次被抄，幾個電腦先後被扣，我決定先寫一些既有現實意義又不具有尖銳對抗性的文章。我選擇的題目是“中國行政區劃改革與地方自治研究”。當時我還不能去圖書館，仍然是由之虹給我當研究助理。我本來只想寫一篇兩萬字的論文，可是之虹的資料工作做得太出色了——後來列出的參考文獻有著作563種，文集53冊，地方誌30種，古籍33種，報刊文章596篇，這些都是借閱和復印過的，實際上之虹檢索過的資料遠不止此數——我最後寫成了一本幾十萬字的專著。全書十章都以筆名分散在國內多種報刊上發表了，並在學術界引起了一定的反響，引用率頗高，商榷文章不少，專家們對作者的真實身份也有過一些猜測，但是至今還不能在國內結集出書。如果有朝一日能夠出版，我一定要在此書的扉頁上題詞：“獻給本書合作者，我的愛妻王之虹。”
（九）
如果營造家庭的溫馨小巢要以遠離人世、絕棄朋友為代價，那還不是完美的幸福與快樂的極致。孔子說：“樂多賢友，益矣。”孟子的理想是，友一鄉、一國乃至天下之善士。魯迅曾贈瞿秋白一聯，其上聯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令我和之虹感到十分滿足的是，我們的知己朋友，絕不止於一位數。我和之虹都交友甚廣，而且一旦成為朋友，就是終身的朋友。譬如說，現在和我經常來往的朋友，既有中學同學，也有一起插隊的“插友”，還有同宿舍的研究生，更有在歷次民主運動中結識的戰友。之虹上初中的數學老師，最近從河南來京送孫女上大學，還和我們見過面。我的朋友，後來也都成為之虹的朋友，甚至有的同人與我發生政治分歧時，仍然對之虹保持一種友善的態度。之虹的朋友，後來也都成為我的朋友，包括我和之虹戀愛期間的“情敵”。
按照孔子的觀點，“樂多賢友”與“樂道人之善”是相輔相成的。人孰能無過，與人交往，是“友其德”而非“友其過”。我和之虹都很少說別人的閑話，即使在夫妻之間，也不輕易議論他人的過錯。孔子說：“朋友信之”；子夏說：“於朋友交，言而有信。”我們正是秉持這種為友之道，才能將二人世界和諧地融入朋友世界，並不斷擴大朋友世界的範圍。
當之虹選定吉蘇皖作為我的辯護律師的時候，老吉曾說過一段出自肺腑的話：“現在由律師站出來為子明、軍濤說話，是歷史賦予的使命；如果在政治高壓下沒有人敢作無罪辯護，是中國律師界永遠的恥辱。我既然決定站出來，就準備好將來與子明一起坐牢。經過一段時間的交往，我非常相信你的人品。萬一有那麽一天，希望你能幫助照管一下我的女兒。”後來，老吉雖然受到政治迫害，一度被扣押律師執照，還沒有達到被捕入獄的程度。但是，之虹確實受獄中一位難友之托，為她照管了十幾年兒子。這位難友因為承包經營飯店中一萬五千元的所謂“貪汙”問題，就被判刑十五年，她的丈夫出車禍去世，只有兒子一個人在外邊。當他在中學出狀況時，之虹以家長（幹媽）身份去學校處理問題；當他報考大學和研究生時，我幫他分析選擇最適合的學校。現在，這個孩子已經研究生畢業，成為一名IT業人才，他的媽媽非常感激之虹的“一諾千金”。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蔽之而無憾。”畢誼民就是具有如此俠義心腸的一位摯友。“六四”後，小畢也在通緝之列，他在溫州打工，逃過了追捕。當官方準備審判我和軍濤等人時，小畢回到北京。公安局雖然不再追究他的刑事責任，但是在開庭審判期間不允許他留在北京，逼他去哈爾濱與妻兒團聚。小畢躲過公安局的耳目，偷偷溜到我們家來住，主持應對開庭的各項後援工作。他和其他朋友一起幫軍濤聘請了著名律 師張思之先生，並借錢租了西苑飯店兩個大房間，便於律師聯系有關的證人和搜集證言。他後來寫道：“我和朋友們開會，確立了基本原則：一定要打好這場官司，絕不能留下歷史的遺憾。並確立了三點：一要對軍濤、子明負責，為他們爭取最好的結果；二要對社會和歷史負責，留下真實的一頁，經得住歷史的評判；三要對自己負責，說真話，承擔責任，留下人生的清白。在這場訴訟中，很多人的表現都令我感佩：謝小慶一直在為訴訟的事前後奔波；劉衛華接到我的電話，拋下剛出生不久的孩子和妻子，義無反顧地從武漢赴京；於國祿開車白天黑夜地接人、送人，面對公安局的跟蹤毫無懼色；周舵是我到他家找到他的，他剛從監獄出來不久，公安局也要他離開，但他還是幾次到西苑飯店與律師長談。積極參與訴訟活動的還有鄭棣、劉迪、劉力群、楊百揆、王捷……。正是這些人的正義、勇敢和承擔負責的精神，在特定的時期、特定的地點為‘六·四’留下了真實的證言，為律師給軍濤、子明無罪辯護提供了有力的證據。”在法庭宣布一審判決後，小畢才在除夕之日回到哈爾濱，見到已經分別兩年的妻子瑩瑩和兒子。過了春節，他又匆匆趕回北京。“因為子明、軍濤還要進行二審訴訟，我們這個團體的好多事還需要我做。在哈爾濱車站，火車開的剎那，瑩瑩懷抱中的兒子望著我，那雙大眼睛依依不舍，我的眼圈濕潤了……”
令人難以想象的是，小畢在“六四”後的大鎮壓、大通緝、大逮捕中幸免於難，卻在1993年中箭落馬，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惟一的罪名是“挪用公款，給王軍濤、陳子明等人發工資”。小畢所在的單位，是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創辦的一個下屬機構，我擔任理事長一職，在被捕前我沒有在這個單位開工資，是因為當時我下面有十幾個單位，我不願意領多份工資，堅持拿與其他人相同的工資，現在小畢為我開一份工資，也是理所當然，無可非議。顯然，對畢誼民的判刑，既是當局對他報復性的找後帳，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也是一種威懾和恐嚇，力圖切斷朋友們對我和軍濤在經濟上的接濟。
在我身陷囹圄期間，給了之虹最大的支持和幫助的師友，是不久前逝世的何家棟先生。之虹在《懷念我的何伯伯》一文中寫道：
何伯伯家成了我避風的港灣，難了，累了，孤獨了，……我都會來到這裏。這裏有溫情，我可以在這裏放松情緒，盡情傾吐自己的委屈與期盼。這裏有智慧，我可以在這裏獲取鬥爭經驗和人生閱歷，支撐我戰勝所面對的困難和艱險。這裏是“咖啡屋”，我不僅可以在這裏與何伯伯、伯母交流思想，還可以與老朋友相聚，與新朋友結識，進行當時對我來說是難能可貴的社會交往。這裏是“遊樂場”，我在外出辦事的時候，有時會把孩子放在這裏玩耍。我們孩子小時候是很頑皮的，我都不好意思帶他來，但何伯伯每次見到我，總要問起孩子，並囑咐我多帶孩子串串門，以免因為缺少交際而養成孩子孤僻的性格。有一次，我把孩子放在何伯伯家一個多小時，回來的時候，見到這一老一小（70多歲與4、5歲）正在熱烈地談論中國地理，從東到西，從南到北，各省市自治區的位置，各大城市的名稱，時而看看地圖，時而翻翻書。見到這個情景，我真是非常的感動和欣慰，多麽溫馨，這種交流對當時見不到父親的孩子來說是非常需要的情感教育。這裏又是“大賣場”，因為子明在獄中要看大量的報紙、雜誌，訂閱費用很高，何伯伯就把家中訂閱的報紙、雜誌都集中起來，我每半個月去取一次，帶給子明，這樣我就可以節省一筆開銷。只是不好意思，本來伯母有剪報的習慣，因為要給子明留報紙，伯母也改變了她堅持多年的習慣。何伯伯還經常給子明推薦一些書看，並把別人送給他的書讓子明先睹為快。他每次都要和我交談一些政界與思想界的動態，讓我探視時盡可能地傳遞給子明。別人給何伯伯送來一些食品，他也總是不會忘記子明，二一添做五，見面分一半，即使是他最喜歡的茶葉也有子明的一份。……
何伯伯以他的睿智和溫情，扶持我走過了子明在獄中時最艱難的那幾年。當子明13年後與朋友們再相聚的時候，朋友們都很驚訝——他的思想依然十分敏捷，他對世事變遷的理解一點也不比別人差，完全不像一個與外界隔絕了十多年的人。對於這一切，朋友們當然要誇我這個賢內助，但我自己最清楚，這中間離不開何伯伯的功勞，離不開他對我的點撥、啟發、支持、幫助。
子明於2002年刑滿後，可以走動了，我們仍舊是何伯伯家中的常客，經常會去取報紙、雜誌、書籍，何伯伯還是會將自己喜愛的茶葉分一些給子明。只是不需要我來充當傳聲筒的角色了，當何伯伯與子明熱烈交談的時候，我可以安逸地在一旁傾聽，享受著一種別的女人可能難以理解的幸福的感覺。
在我和之虹結婚後的二十五年中，倒有十七年是我的刑期和剝權期，如果沒有雙方家庭的理解和呵護，沒有眾多朋友的關懷和支持，我們既不可能取得事業和學業上的成果，也不可能得到生活上的溫飽和小康。愛情、親情、友情，是我們的幸福之源。
我和之虹都深知，我們的荊棘之路尚未走完，我們將繼續在奮鬥與搏擊中品嘗幸福的滋味。我們期待，到攜手走入金婚的時刻，我們心目中理想的中國將會出現在世界的東方。最後，用我在十六年前《誰是歷史的罪人——我的辯護書》中的一段話來結束這篇感懷：不論未來等待我的將會是什麽，“我將報之以永遠自信的笑容，海洋般寬廣的善意和松柏一樣挺立的傲骨，始終堅信愛的偉力和熾熱將熔化最堅硬的磐石和最冰冷的心房。”
2007.1.10
附錄：朋友們的祝賀與感言
（子明按：《銀婚感言》寄給朋友們後，收到了許多熱情洋溢的祝賀與感言。我和之虹讀後深受感動，這麽多年來，正是朋友們的關懷和支持，才使我們能夠堅持走到今天。從中挑選了一部分，作為本文的附錄。）
之虹：
感人至深！！讀後感慨萬千！！
即被你們真摯的愛情深深打動——幾度感動得熱淚盈眶；又羨慕你們精彩的人生！
你們的婚姻堪稱楷模，雖然沒有花前月下的甜言蜜語，卻把愛情的堅貞演繹到極致！無論是你們婚前的坦誠相待，還是婚後之虹為子明的事業拋卻世人皆看好的官運前程；無論是子明頭戴光環還是面對驚濤駭浪；能為子明身陷囹圄出獄後又能為子明奔走呼號；擁有這麽傑出優秀的女性為妻，子明的驕傲對妻子的款款深情溢於言表，濃濃愛意深藏於字裏行間；之虹能成為中國最優秀的男人——魯迅先生稱之為“中國的脊梁”——子明的妻子是你的驕傲！能得到子明這麽深情的摯愛是你的幸福！最難能可貴的是你們在為理想而奮鬥的時候身邊有著摯愛的伴侶——不會孤獨——並給以力量！
此時也祝福你們幸福到金婚！到永遠！
欣平 2007.1.1
（我都不知道用什麽語言來表達，有什麽語言能夠表達，在這裏任何語言都顯得蒼白，還是我運用語言的能力實在有限！）
子明、之虹：
《荊棘路，幸福路》奉悉。
與你們僅一面之交，在北大側門，之虹駕車來去，更在點頭之間。
也夫曾數次說，中國，我們一代人中間，只有子明真是一條好漢，“閱書無數，曼德拉式的人物！”老何也數次說，“子明和之虹，不容易啊！年輕一代，給我最多的就是他倆！”我這裏兩部打印書稿《今日中國的保守主義》、《20世紀人類思想——進步主義與保守主義之間》，老何就說，主要是子明的作品，我掛名而已。去年八月，陪北明、劉小雁去同仁看望老何，他還甚健談，送我們出來時還說，什麽時候讓你和子明見一面。笑答，已經見過。心想，由老何介紹，在老何家裏見你們，可不一樣。前一天問丁東，說不要再打電話了，老何已不能回話，彌留之際了。我在重慶，第二天老何就真的走了，來不及送行。
在那家茶樓，子明英爽自如，與老何也夫的介紹和想像傳聞全無二致，由此感嘆命運厚待斯人。而十數年風雨裏無數環節，只有你們自己才能如風吹江海，巨浪細波不忍遺漏。
屠格涅夫、赫爾岑和別爾嘉耶夫、梅烈日可夫斯基等俄國先知，也都先後把俄國的悲劇化為個人生命形式，西方基督教十字架在十九和二十世紀俄國因此真正道成肉身。中國晚了一個世紀，但只要有這種擔當和化育功夫，任何時候都不晚。你們倆是我們一代的驕傲，我們時代無畏的候鳥。路正長，你們曾以自己的孤獨和高傲送走漫漫長夜，與你們同在跋涉的朋友，無分故人新知，識與不識，都將與你們同在。
新年來而又往，春節時至，一並祝福。
王康 鞠躬
2007年1月12日 重慶
子明、之虹：
《感懷》還未讀完，已有許多感動。愛與命運連在一起，才有價值和意義。永遠為你們祝福！
（賀）延光 07.01.12
子明：
衷心地為你和之虹祝福。
二十五年，風雨同行，矢誌不渝，甘苦與共。在這多變的時代，你們分享有漫長而豐富的共同記憶。還有什麽能比它更寶貴？
願你們攜手向前，願我們早日相聚。
明天一定會到來。
你們的永遠的朋友胡平 1月12日
子明、之虹：
謝謝寄來你們的婚姻白皮書，還等著看金婚的。
高瑜 2007.1.12
《感懷》的感懷
三生有幸，80年代中期，我得以結識中國的三座思想庫，按照時間順序是何家棟、王軍濤、陳子明。
交往多了自然也結識了他們的另一半。筆耕最勤的是子明，不斷有著述問世，90年代畫地為牢的境遇下，竟然帶動了何家棟，使得這位幹了一輩子革命，寫了一輩子革命文學，當了半輩子右派的劉賓雁的老友，變成思想爆發的火山，兩個人一起合著政論文集。子明寫書著文，何家棟、王軍濤、還有他的妻子王之虹，都變成他書中的內容，因為這三個人都是他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從中我們可以盡情體味到性情中人的性情之筆。
今天讀到子明寫的《荊棘路，幸福路——銀婚感懷》，令人的聯想和感懷太多了，雖然你們的很多事我都是知道的，見到的，聽何老告訴過的。子明能夠記錄下來，是交給80年代之後的中國歷史的一份個人遺產。你們的愛情、婚姻和改革、和六四、和牢獄、和軟禁緊緊相隨，你們一起披荊斬棘，銀婚之時回味幸福，這種幸福不是每個人都可能享受的。我仿佛看見何老緊緊擁抱著你們，他含著幸福的淚水拍打著之虹的後背，對這個特殊的女兒表示父親的祝福。今天，我們所有人的幸福淚水都和你們灑在一起，朋友們會以真誠的愛送你們走向金婚之路。
高瑜
賀陳子明、王之虹銀婚之喜
1
青梅竹馬一鴛鴦，
鶼鰈情深對豺狼；
荊棘滿途過廿五，
斬盡荊棘有陽光。
2
九洲從來多災難，
百載犧牲為誰忙？
萬年老船出峽日，
子明之虹美名揚。
武宜三敬賀
二○○七年一月十二日於流浮山寨
子明：
收到你發來的《感懷》一文，非常感動。感動得倒不完全是你們曲折的人生經歷，甚至也不完全是你們的堅貞愛情，或許更多的是你們在經歷了這許多事情以後，依然那麽健康、自信。
作為晚生後輩，向你們致敬，並祝你和子虹大姐銀婚快樂，祝大姐生日快樂！
高超群上 2007.1.12
之虹，子明：
首先祝賀兩位銀婚。你們經歷的磨難多於常人，但是你們得到幸福也多於常人。
我印象中子明是個絕頂聰明的人。有一年在羊坊店地下室的時候，所裏買了一臺彩色電視機，我們幾個人擠著調了半天沒調好，子明站在旁邊不做聲看著，一會擠過來，幾下就調好了。
子明給我的印象又很內向，有點工作狂。子明出來之前，之虹去探監，經常說的都是要給他找這樣資料找那樣資料。後來出來了，每次都說到用電腦寫東西的事。好像是之虹電腦用得更精通一些。
真沒想到子明內心的情感世界是如此的豐富，不亞於他的政治激情！看來要了解一個朋友，真的需要一生。
在此之前，我一直覺得在朋友們常常並提的兩個朋友中，子明人情味要少一些，軍濤則更是一個性情中人。看來，子明的人情味不少啊。至少對之虹不少。
其實我所知道的子明和之虹，也就是八十年代中到末的一段。讀這篇文章，知道了這之前和之後的一些事情。
子明這個《感懷》也是對一段生活的小結了。應該提提你們的兒子。
看來，子明值得我學習的地方還多了一條：對老婆要愛，還要表達，那怕有時候有點難於啟齒，還得說出來。
向子明學習！問之虹好。
最後，要感謝二位把這篇感人至深的文章發給我，令我有幸拜讀。
（張）明澍 2007.1.12
子明和之虹：你們好!
精彩的文章和動人的愛情故事，我和我的女友非常喜歡。我希望讀到你們的所有文章，請寄來更多的佳作。
劉剛 2007.1.12
子明、之虹：新年好！
《感懷》收到，但由於在哈爾濱出差，晚了兩天打開。你們的愛情生活是美好的，難得的，是你們雙方的福份。非常羨慕，也非常感動。真應該為你們的銀婚祝賀一下。等我們回北京後。
最近我們比較忙。業務上一直在哈爾濱做，初步開創了工作平臺。家裏事情也很多，王瑛的爸爸住到我們家來了，王瑛的女兒還有一個月分娩，因此也顧不上與你們聯系。
春節前碰一次吧，給你們補辦銀婚紀念。
（周）為民、王瑛 1月12日
子明：
收到郵件和《感懷》，讀時深深感動和敬佩。
代問之虹好
（徐）友漁 1月13日
子明：
讀完了全文，幾次熱淚盈眶！
朋友們多次談到，你之所以一直能保持身心“完好”，和之虹和你們的美滿婚姻關系重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你是幸運的。當然之虹也是幸運的，一個女人得到物質的滿足並不難，但是在精神上能如此水乳交融太難得了。
祝賀你們的銀婚，祝福你們一生美滿！
徐曉 1月13日
昨晚剛返，已看到大作，尚未讀完。尊囑先復。我想大家應該給你倆搞個活動，什麽是道德資源？這就是。
新年快樂
秦暉 1月13日
百年好合，廿載礪磨，銀婚誌喜，歲月如歌
恭賀子明、之虹
秦暉、金雁 2007.1.27
子明：你好！
談點不成熟的想法，僅供參考。
你發來的《荊棘路，幸福路》粗略地拜讀了一遍，恕我直言，內容很豐富，事情很感人，但實在沒有寫好。我的主要意見如下：
其一，你的眼界不夠寬，把你和之虹的銀婚僅僅看成是你們兩人之間的私事，是不對的。如果你們僅僅是一對普通的百姓，我無可挑剔，但你們不是。你們是為中華民族的民主運動英勇獻身的夫妻。你們不僅是生活上伴侶，你們還是事業上的同誌，你們更是民主事業的戰友。凡是還有點良知的中國人都會尊重你們。短短的一篇文章遠不足以向人們表達你們這場銀婚的真實意義。
其二，文革以後，尤其自六四事件以來，中國的大多數民眾已經得了“恐政病”——恐懼政治、遠離政治。對於從事政治，決心為民主事業獻身的人，尤其是那些被當局劃進另冊的人，女士們是躲之唯恐不及，更別說與之共同生活，甘苦與共了。人們甚至把那些為民主事業奮鬥者視為不正常的人。當今的那些女士們，追求伴侶的條件無不是房子、車子、票子。之虹卻寧可選擇甘願為民主事業獻身的你，她的品格之高，她準備面對苦難的意誌……這一切應該得到充分的表述。應該讓廣大的民眾知道，當今的中國還有這樣值得人們尊重的女性。
其三，建議把這篇文章擴充為一本書——你們的傳記。我想那將肯定是一本既富有思想性，同時更富有人情味，內容精彩、浪漫、妙趣橫生的書。僅就你們為中國民主運動所做出的巨大貢獻這一點，就已經為當今和今後的國人樹立了極為可貴的人生榜樣。
以上想法未必恰當，只當是發一時之感想吧！不妥之處請包含。
祝愉快，並代問之虹好。
曹誌傑 1月15日
子明、之虹：你們好。
首先祝賀你們銀婚幸福美滿，再祝你們生日快樂。看了子明的紀念文章，真情流露，感人至深，能像你們這樣夫妻相伴，大概是婚禮上最好的祝福了。
子明為國家民族奉獻一切，令人敬仰，之虹歷盡磨難，忠貞不移，使人欽佩。從你們身上不僅看到愛情，還看到責任，更看到中國的希望，有你們這樣的朋友，我一直引為驕傲。
多多保重，來日方長，文明不會遠隔，好人一生平安。
徐雲 1月16日
子明:
報歉回信晚了。我只把你的大作轉發了多人，忘了還要回信。
你寫的東西讀起來非常熟悉，但又有點異樣：我們的生活原本非常平凡，但寫了出來，就既有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也有一代人的兒女情懷。
感謝你寫了下來。
我與新中國同年，內控的日子超過了四十年。我以後好像應該寫個東西留給後人，告訴他們什麽叫作“內控”，為什麽可以把“內控”視作貢獻。
我這裏還有你其它幾篇電子文稿，以王思睿署名的有大國之道，州政中國，團結在民主的旗幟下；直接署名的有政法系：與公民社會一起成長，拓展自由民主的本土資源。
若有別的作品也望發我。
問之虹好
新年快樂
（陳）樂波
子明和之虹：
這個信箱我基本不用，今天突然想起才打開看見你的文章，子明能寫這樣的文章對我來說好像西邊出太陽，不過事實上也早就應該有這樣的文章，但是你的文章究竟寫得如何，我還無法發表感想，因為無論如何我都打不開。再給我發一次吧，發到我常用的信箱，……這個信箱我天天都打開。一直說和之虹一起過個生日，我是1月11日的生日啊，老是忘記，因為我都沒過生日，今年的生日還是一個朋友提醒了我我才想起來，已經是那一天了，就那樣過去了。日子過的好馬虎啊。祝你和之虹快樂幸福，你今生的福氣就是找到了之虹。
王小平 1月17日
子明兄，您好！
感謝發來《感懷》一文,閱讀中幾欲感動失聲，淚奪盈眶。曾經在何家棟先生家和丁子霖老師家等處見過嫂子為你辛忙奔波,四處尋找書籍,供你獄中學用。在美國與軍濤和小平也議論過你們的遭遇和境況。你們的大義大仁大勇之為，必當激發和喚醒更多誌士仁人奮起。在你們銀婚之際,誠祝安康幸福,為國民保重。
敬禮!
（杜）鋼建 1月18日
一個月前的證婚詞
男女愛情最為純潔的，在於它在我們漫長的一生中，以簡單之極的力量把我們拔出了惡俗，我們卑微或許失敗的一生因此而得到了升華。我們生發的愛情，應對了庸常的歲月、黑暗的社會和亂世。這種愛情，已經是並仍然是屬於林徽因女士的，已經是並仍然是屬於魯迅先生的，已經是並仍然是屬於瞿秋白先生的，已經是並仍然是屬於王小波先生的。
男女愛情最為理性的，在於它在我們社會坎陷的歷史裏，以堅忍的心智守望了身體、存在乃至家園。這種愛情展示了生存自我設定的邊界，它以“少年夫妻老來伴”的愛情伴侶，驗證了人性的尊嚴和節制。這種愛情，已經是並仍然是屬於薩特波伏娃的，已經是並仍然是屬於千千萬萬無名無數的大眾。
男女愛情最為高尚、最為優秀的，在於它在我們人類漫長的進化史上，以水滴石穿的堅韌柔情，擊潰了專制、獸性的家國天下生活，它把人從家、國、天下中解放出來，使人回歸了人本身。在人本身的目的面前，家庭、家族、國家、部落甚至人生等等所謂的利益獲得都得回答它們各自的正當性。這種質疑並抗擊管制和異化的努力，最終更改了我們的婚姻家庭生活，使得自由、平等的觀念在近代以來即成為文明人的共識。傾國傾城的故事，“愛江山，更愛美人”的故事中西方一再上演。歷史學家們證實，農奴制、黑奴制、一夫多妻制、男權制、種族專制、國家專制，幾乎都是被人類的愛情率先也最絕決地拋棄了。
近代以來，愛情甚至擡起了它最柔弱的肩膀，譜寫了我們人類爭取自由最動人的樂章。從夏完淳、譚嗣同到林覺民，從俄國十二月黨人到捷克七七憲章的參與者，到臺灣美麗島事件中的先進分子，愛情都成為為自由而戰最堅定的戰士。那些真正偉大的“天下為公”的革命家們，幾乎都跟愛情難解難分，從孫中山，到哈威爾，到曼德拉，都曾經“兒女情長”，這些英雄豪傑都有著心中“最柔軟的一塊”，當然，在他們的革命時代，愛情甚至化身為女性而無私地奉獻了一切。因此，在我們為民主社會的人性實績表示祝賀和憧憬的同時，我們確知，其中有愛情的犧牲和實現。
直到今天，愛情仍在爭取解放的人類歷史裏充當尖兵。在婚姻、政權、家庭、人性的專制和黑暗面前，愛情顯示了它那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的力量，愛情的自信自覺足與日月同輝。專制壓迫到極致，愛到極致；社會黑暗到傷害，愛到傷害並回應了傷害。在我們當代的大陸中國，這種解放仍在進行，除了性獨立出來顛覆、嘲笑社會成見和專制生活外，最優美、最純潔、最堅不可摧的力量不是自由主義的觀念、不是NGO的實踐、不是中產階級的發育，而是愛情。我們當代中國人可傳可誦的愛情，都是這種人生正義跟社會正義的完美結合，都是對我們自身充分個體化又充分社會化的最好解答。這種愛情，已經是並仍然是屬於高爾泰先生浦小雨女士的，已經是並仍然是屬於陳子明先生王之虹女士的，已經是並仍然是屬於劉曉波先生劉霞女士的，已經是並仍然是屬於胡佳先生曾金燕女士的，已經是並仍然是屬於陳光誠先生袁偉靜女士的。
今天，我們在這裏，懷著感謝的心來祝賀郭玉閃先生和潘海霞女士，祝賀他們參與榮耀了我們當代中國人的愛情。
余世存 1月20日
子明兄，你好！
多年來，一直註視著你們伉儷的奮鬥和命運！兄在法庭上的凜然大義和之虹媲美十二月黨人妻子的高尚堅貞，都深深激動著我們！在沒有英雄的時代，你們就是英雄！你們的腳印已經深深刻印在我們民族苦難的歷史之中。
我和北明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在美國接待你們！
有何指教，請示下。
北明附筆問候！
鄭義 1月24日
附錄：朋友們的祝賀與感言（續）
子明兄：
謝謝你的文章。近日我雜事纏身，未能及時回復，殊為抱歉！
北明同我早已拜讀過了。生出很多感慨，主要是敬重。你們理想加愛情的生涯，即便在我們這一代人中，也是不可多得的，令人羨慕，景仰的。
25年共同生活，走過了多少艱險，創造出多少輝煌！你們是值得驕傲自豪的！人生不易。在暴政之下，多少家庭就這樣破碎了。劉賓雁見老友，第一句話就是：家庭破裂了沒有？家庭還在就好！——可見右派一代，家庭破裂的有多少！文章的題目甚好，荊棘之路，正是光榮之路！能贏的這種光榮的，堪稱人傑。
北明特別感嘆道：之虹及許多89系獄者妻子，完全不比十二月黨人妻子們差。共產黨比當年的沙皇政府要兇殘多了！
我們始終關註著你們，並以你們為驕傲！
我們的書寫得早，都是手寫稿本，要變成電子書很費勁。有沒有時間，就拖下來了。
祝好！
北明附筆問候！
鄭義 1月29日
留取丹心照汗青
——讀《銀婚感懷》隨感
張平
今年１月是子明５５歲生日，之虹５０歲生日，同時也是他們銀婚２５周年紀念。讀了《銀婚感懷》我浮想聯翩，感慨萬千，歷歷往事仿佛就在昨天。特別是再過幾個月就是“六四”１８周年紀念日了，一直埋藏在我心底二十幾年、十幾年的許多話方吐為快。作為一個歷史見證人，一個多病纏身的老人，我有責任有義務，憑著自己的良知把被淹沒的歷史講述出來，告知後人並留給未來。
一、從“敕封英雄”到人民英雄
1979天，有一群年輕人集合在西單民主墻邊，這就是後來很著名的青年民主社團《北京之春》。我是“黃埔二期”生，即“北京之春”印制第二期“非法期刊”時經過嚴江征先生（後來著名的社會活動家、大陸中國探險事業的創始人）介紹加入《北京之春》的。為此，我終身感激嚴江征大哥，感激他把我引向了一條無怨無悔、充滿荊棘的路。
“北京之春”編輯部的大多數成員都是中共當局於１９７６年“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平反之後，“欽定”的“四五英雄”。
作為一個“上山入夥”較晚的小夥計，一名後學，我對編輯部裏這些“四五英雄”從內心裏是普遍尊敬的，是佩服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對當局的“任命”和“敕封”又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我認為當局以抓入監獄為標準劃線，劃分英雄的標準。這就有些“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的味道了。歷史真實是，許多沒有抓住的漏網之魚也是英雄。例如王立山先生，即那位“欲悲鬧鬼叫，……劍出鞘”的詩作者。
例如李盛平先生，他當時率先送了一塊很大的匾，放在紀念碑的浮雕上面，使過路人從長安街的遠處就可以看見，上面寫著“民族英魂”，這個寓意很明顯，就是擡周抑毛。這在當時起到了很大的煽動作用。
例如嚴江征先生，他不但寫下了一組用詞造句優美的“反動詩詞”，而且在“四五運動”期間上竄下跳，到處串聯。1978年夏天，那時還是華國鋒“兩個凡是”時期，我倆兒許多天躺在天山最高峰托木爾峰雪線附近中國登山科學考察隊營地附近的草地上，我們一起回顧悲壯的“天安門反革命事件”，一起批判毛澤東。嚴江征對我一首接一首的背誦他創作的矛頭直指四人幫的詩詞，之後又背誦了許多俄國詩人赫爾岑和許多俄國十二月黨人創作的詩篇。當時他一臉凝重，憂國憂民之心溢於言表。近30年過去了，至今我還記得他背誦的其中的名句：“沒有人強迫我們，是我們自己選擇了這條充滿荊棘的路，……”。“每當我想起俄羅斯，都止不住熱淚盈眶，……”。他莊重的對我說，“誰能救中國，今後我就跟誰走”。我沒有嚴江征那些才氣，當時我只背誦了聞一多的《一句話》：“……這話叫我今天是怎麽說？你不信鐵樹開花也可，那麽有一句話你聽著：等火山忍不住了緘默，不要發抖、伸舌頭、頓腳，等到春天裏一個霹靂，爆一聲：咱們的中國！”
在那一刻我就認定了嚴江征是一個有膽有識，有才華，人品高尚富有正義感的值得充分信任的人。作為一個共軍高級將領後代（而且是中央紅軍嫡系將領，四五運動時擔任軍中要職），他投身四五運動反對四人幫不是出於個人私利，而是出於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歷史責任感。嚴江征和李盛平等人不是“敕封英雄”，而是“人民英雄”。
1976年10月“一舉粉碎四人幫”之後，陸續從北京的各監獄和拘留所裏釋放出388人，這些人後來被當局“敕封”為“天安門英雄”。其實，這些人在當時就大致區分為三種人：一種是保周（恩來）英雄；一種是反四人幫英雄；一種是反毛澤東，反專制，求民主的英雄。因此，“天安門英雄”這個大集體的個人含金量具有很大的不同。前兩種人大約占了總數的90%（是當局能給他們“敕封”的根本原因和當時中共黨內政治鬥爭的形勢需要），第三種人只是極少數。前兩種人滿足了敕封的英雄稱號，或者是在飽嘗了鐵窗之苦和嚴刑拷打之後停止不前了。第三種人不識當局“敕封”的擡舉，走向了西單民主墻。同時也就開始實現了由敕封英雄向人民英雄的轉變。《北京之春》社團聚合了大多數從天安門廣場走向西單民主墻的敕封英雄。這是“北京之春”社團與西單民主墻下其它社團的最大不同。
在我加入北京之春社團的幾乎同時，我又加入了劉會遠（谷牧之子，後來成為深圳“六四”首犯之一）發起的“五星月刊”（當時的嶄定名）社團。活動地點在百萬莊國家建委招待所的一個小會議室裏。主要成員有：張遏平（當時是中央廣播電臺記者，汪東興的外甥，兩年後考上美國時任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先生的研究生去了美國，並因此被當時的中紀委和相關部門立案偵查）、秦小鷹（知名作家、現任外交部長李肇星的內弟）、劉青（後來任中國農民日報的記者部主任，是因“六四”事件被農民日報開除公職的唯一人員）、沈誌華（後來是著名作家、出版家）、郭路生（著名詩人，李立三的女婿）等人。這些人都是文革前的老高中生，清一色的高幹子弟，清一色的當年“聯動分子”。而我只是社團裏一個小兄弟。
“五星月刊”社團在當時西單民主墻時期是思想解放走在最前衛的社團之一。如果按照當局那時期的標準衡量，完全夠得上是一個反革命小集團案。我們討論的議題有：中國如何走向多黨制？至今我還記得當年劉會遠說過，“文化大革命中各地分裂出的兩大派組織，是兩黨制的基礎和雛形”。重大議題還有中國的私有化問題，國企改造問題等等。張遏平提出說，“國企改造的第一步是取消工廠企業裏的黨組織”；“私有化的第一步是從股份制開始”。針對當時的“真理大討論”，遏平寫了一篇《實踐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寫得很有水平。大家還討論了應允許共產黨內的派別合法化等等議題。那時我們還接觸外國記者，一起座談討論並了解外部世界的情況。我們接觸的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記者，（那時北京還沒有西方常駐記者）。我至今記得秦小鷹在友誼賓館公寓樓的套房客廳裏用簡單英語與東德記者交談的風采。郭路生朗誦他尚未發表的新作《相信未來，相信生命》，那時，誰能想到10年後的“未來”是機槍掃射，坦克壓人的血腥鎮壓？青年大學生為了愛國而失去“生命”？
好景不長，沒過多久，當局發了黨內秘密文件，不許高幹子弟參與西單民主墻的活動。與此同時魏京生、傅月華、劉青（四五論壇）等人先後被捕。在這種政治形勢發生逆轉的情況下，五星社團的同仁們葉公好龍，出於階級立場的本能，放棄了對真理的追求，放棄了對民主自由的奮鬥，五星月刊社團解散了。類似情況還有鐘家倫組織的社團。
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北京之春社團雖然也有幾個成員黯然退出了，但是大多數人臨危不懼，不改初衷，繼續奮鬥。體現出由敕封英雄向人民英雄的歷史轉變。
平心而論，在當時，北京之春社團在成員總體思想理論水平的高度和認識中國社會問題的深度上不如五星月刊社團。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年齡、閱歷方面，之春社團是以文革前的老初中生為主；成員之間年齡差距過大，老大哥與小弟弟之間差15歲。五星社團除我以外幾乎都是老高中生。五星社團成員之間關系深厚，相互信任感強，所以在交流中很快能深入下去。就背景方面，五星社團的人大多能搞到供應高幹的內部發行的禁書，多吃了“禁果”自身營養較好。但是就個案而言，我印象最深的，達到了這個思想理論高度的就是陳子明。
那時，北京之春的常設活動據點是位於西城區三裏河閔琦的家。我至今仍清晰地記得，在一次星期日的例會上，子明首先宣讀了他寫的一篇文章，內容是關於改革共產黨的。其中講到黨產與國家財產的分離問題，共產黨的活動經費應該限於黨費收入，不能濫用國家財政開支等等。出於種種原因，這篇文章沒有在會議上展開討論，可是文章給我的震動很大，那時我就認定了這個認識時間不長的小老兄不簡單，不平凡，屬於出類拔萃之類的人物。
原因不復雜，陳子明的外表與他的思想觀點、內心世界之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當時之春社團裏的人在著裝上有幾個最不重儀表的其中就有子明。再者，子明作為曾被開除的學生被平反後，此時正在化工學院補習學業，在緊張的學習之外能寫出這樣的文章絕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而且文章之外的余音就“深”了。特別是之春社團成員之間基本上都是認識時間不長沒有歷史淵源，尚談不上私交的時段下，能這樣旗幟鮮明地在沙龍式的討論會上向眾人亮出自己內心深處的觀點，這本身就是一種凜然大氣，一種大家風範，一種貴族精神。再聯系當時鄧小平已經發表了四個堅持的講話這個大背景，按照當局的標準定性子明為現行反革命分子一點也不冤枉他。從那時開始我就主動多接觸子明，多了解子明。
那時子明的家住在禮士路南口，我住在阜城門外，兩人相距不遠接觸方便。在交往中我知道了他的一個重大經歷。
在1976年四五運動中，在4月5日爆發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之前，區別於寫詩詞這種性質為個體性的行為，曾經發生過的群體反抗事件中，4月4日晚上，在紀念碑西北角臺基上貼出《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小字報事件是一個四五總爆發之前的最高潮。
4月4日是星期日，白天大概有上百萬人去了天安門廣場，有單位集體去的，有朋友聚合去的，也有全家集體去的。我是與商業部同宿舍的鄰居青年十幾人聚合去的。晚飯後閑著沒事，大家又聚在一起聊白天的事，興奮之余我們五、六個人又騎車到了廣場。大約在晚10點左右，那時廣場上的人已經不多了，只有紀念碑西北角一帶的人最多，有好幾千人站在圈兒外旁觀，其中不乏中年人，現場氣氛肅殺，空氣中充滿火藥味，便衣警察混雜很多，（因為我的同學、戰友裏有多人是幹警察的，我了解這些人）。在緊貼著紀念碑臺基的圈兒裏有幾百人在同聲重復喊讀著《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小字報，文章的矛頭直指江青，說她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壞頭頭，號召人民起來鬥爭。那時尚沒有“四人幫”的說法，而無論是從夫妻關系角度還是從政治宣傳角度，或是文革十年歷史事實角度看，江青是與毛澤東聯系在一起的。江青在公眾場合出現都是代表毛澤東看望“小將們”、“貧下中農們”、“解放軍指戰員們”，無數次的接見都有許多“中央首長”陪同，可是沒有一次一個人站出來指出，江青不代表毛澤東。周恩來反而多次帶頭高呼口號：“向江青同誌學習！向江青同誌致敬！”
我站在那裏心想，圈兒裏喊讀小字報的人都夠現行反革命份子，圈外的便衣就在旁邊等著捉人那。五年前（1971年）我和劉會遠、張遏平等人在部隊裏就一起罵毛澤東，詛咒他不死。眼前幾百人一起攻擊江青，這是把矛頭直指毛澤東。當時心情激動，熱血沸騰。此時整個廣場寂靜無別的聲音，只有這幾百人同聲吶喊攻擊江青的怒吼聲，響徹廣場，刺向黑暗的夜空。我們幾人猶豫了一會兒，一咬牙都鉆進了人群，我一直擠到紀念碑基座的墻邊，這才發現原來小字報是由一個人先大聲讀出來，再傳給周圍的人重復著喊讀。我一邊跟著喊讀一邊想，那第一個喊讀的人是個膽大包天的人，是個真英雄，抓住後二話沒有，不用審肯定砍頭。自己當時沒有膽量承擔這種殺頭的生命風險。心裏頭對這個喊話的第一人很佩服。當然，這個第一人應該不是一個人，因為核心圈裏太擠了太熱了，一會兒就熱的大汗淋淋，那時的節氣還是穿棉衣的時候。而且喊的時間太長嗓子也受不了。因此現場的情況就像一個人的心臟那樣收縮擴張，收縮擴張。擴張，是裏面喊累了的人，熱壞了的人擠出來，更主要的原因是絕大多數人那時對毛澤東都存在恐懼感，毛澤東——共產黨——無產階級專政——鎮壓——反革命——監獄——殺頭，這在邏輯上和現實生活中是一脈相承的。趨利避害是一般人的本能，所以，盡快離開這個兇險之地的心裏動機加快了收縮擴張流動的頻率。我參加喊讀出來之後，並未馬上離去，反復在人群裏穿插觀察局勢，當時現場並沒有抓人，我認為主要原因是便衣們需要上級的命令。後來我到事先約定的集合地點與朋友們會合後就回家了。
陳子明就是那個第一個喊話的舍身伺虎為主義獻身的拼命三郎，具有“百萬軍中取敵酋首級”的大英雄氣概。後來我又從孫慶祝那裏了解到，四月五日中午他們四人去天安門廣場首都工人民兵指揮部裏談判（即後來著名的四五談判代表）是子明領的頭，是他作為首席代表交涉的。他不但具有超人的膽略而且他還具有深刻的思想與淵博的知識。這就使他成為英雄圈裏拔出來的英雄。我對他的敬佩更大大的加深了。
後來，在形勢更進一步的惡化之後，北京之春社團也被迫解散了。社團散了，但是人員並沒有散去。我與子明還保持著來往。在交流中我進一步了解到，子明看過許多書，讀過《資本論》、伯恩斯坦的書、考斯基的書，涉獵非常廣泛，知識淵博，文科理科都很精通。他這個人不講吃不講穿，不貪財不好色，具有過人的沈著冷靜，遇事不情緒化，氣量大，重信義、講義氣、綜合素質極高，具有領袖風範。領袖不是自封的，是在鬥爭中產生的。
二、從英雄到大英雄
黑格爾說過，產生英雄的時代是悲劇的時代。俗話說，家貧出孝子，國破見忠臣。大悲劇時代、大動蕩時代才會產生大英雄。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加快與進展，以子明為主幹1986年創建了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為龍頭的企事業集團。子明是這個集團的最高領導人。1987年夏天我從國營單位下海後加入這個集團，成為一個部門的負責人，歸子明直接領導。
那時集團已經聚集了幾百人，可以說是人才濟濟，是當時大陸中國與北京最大的民間科研與政治社團。集中了自1976年四五運動、西單民主墻運動、高校競選運動產生出來的各種骨幹力量。還有一批高校的青年教師和博士生與國家科研單位的骨幹研究人員。
任畹町出獄後生活困難，子明把他的妻子張鳳穎安排在所裏當出納。公安部副部長親自找劉剛的父親談話讓他把兒子帶離北京，劉剛在北京無處可以立足，子明給他在所裏安排了工作和住處。那時我和劉迪都常駐研究所裏，劉迪幾次對我說，“子明不容易，沒有子明建立起水泊梁山，哪來的今天大聚義”。
“各路諸侯”聚在一起，由於年齡、性格、學識、經歷、素質、誌向的差異，客觀上需要一個磨合期。分歧、矛盾、誤會、爭論是在所難免的。子明作為最高領導，化解矛盾、消除誤會、引導爭論、加強團結作了大量的工作，有時很艱難，委曲求全很不容易。
回憶往事今天看來，出現上述情況有多種原因：
鄧小平說，改革開放是摸著石頭過河。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也是要摸著石頭過河，沒有現成的方案模式可以照搬。作為民間的科研學術團體，思想自由是必須堅持的原則。所以分歧在所難免。
當時全中國都處在經商的大潮之中，我們這個集團一方面要解決謀生問題，沒有人白給一分錢贊助一分錢；另一方面社會調查、學術研究、出書立說又需要大量經費。這兩者之間存在著二律背反。
解決生計問題需要一套班子一套人馬，這支隊伍是由王之虹領軍的，許多人是由之虹原公司帶過來的，是創業創收的有功之臣。另一支隊伍的許多人是與子明多年風風雨雨闖過來的老戰友、老難友、老朋友或者是被事業感召慕名而來的四海人才。
兩方面的人融合在一起，在待遇、責任、分工、職務等方面產生諸多矛盾在所難免。據我了解，大家對陳子華、於國祿沒什麽矛盾。於國祿為人隨和、謙虛，有人緣。陳子華是女中豪傑，她在商學院上學時參加高校競選時是獨立參選人，這在當時是鳳毛麟角的，也是難能可貴的。她被“老同誌”們認作“自己人”，當作小妹妹。當時所謂“家族統治”與子華、國祿無關。
“老同誌”們與“公司派”之間發生矛盾，必然要導致到王之虹身上，她是集團行政、後勤的主要領導人。
其實各有各的問題，各有各的道理。“公司派”的人認為自己創業有功。“老同誌”們擺老資格，同時認為自己是衝著子明來的，是加入推動中國民主大業來的。不是衝你之虹“要飯”來的。其中許多人個性都很強，一些人又是從當局監獄裏淌腳鐐出來的，死刑犯都有幾個。私交上認為自己和子明並肩戰鬥時還沒你王之虹什麽事吶。如今還要看著你手下的人臉色辦事心裏氣不忿。
其實大家承認，之虹是個女強人，很聰明、辦事很果斷潑辣，有組織能力。她為集團的創立、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這都是難能可貴的。可是，那時之虹才27、8歲，只是一個女青年，她的經驗、閱歷尚不是很成熟，處理問題不能說是盡善盡美。
我當時出於自身的來路經歷，情感上自然是完全站在“老同誌”一邊。在當時對之虹也心存成見，事後看來是我錯怪了之虹，在此我借此機會向之虹道歉。
做人應該襟懷坦蕩光明磊落，我不願搞那些背後嘀嘀咕咕的小動作，就在一次與子明個別交談工作之後，帶著疑問直接了當向子明明確提出了所謂“家族統治”問題。子明當時很嚴肅，鄭重地對我說，“你應該相信我，你知道我是立誌要為中國的民主事業獻身的人，大家最終會明白我的所作所為”。我當時還想，如果我不相信子明的話我就不會向他說這件事，子明自己可能也有點誤會。當水混沌的時候不要急，慢慢會澄清的。
後來就發生了之虹忍痛淡出集團決策圈的事情。這與一批“老同誌”以不同的方式向子明施加了壓力是有必然聯系的。客觀上我也參與了這件事。之虹淡出的事發生後我內心有些不落忍。但從另一角度看，我對子明更加佩服了。他所作的不是常人所能作出來的。
那時集團辦的有函授大學，子明掌控著上千萬的資金，可是我幾次到他家裏去匯報工作趕上吃飯時，都是他親手下兩碗掛面（或陽春面）一人一碗，邊吃邊談。有時去晚一點趕上他在吃飯，自己也是一碗掛面。朋友們都知道他就是這樣的人，根本不是裝出來的。多少年穿的始終是樸樸素素，家裏還是那幾件舊家具。“富貴不淫”他是真正不打折扣做到了的。“貧賤不移”是我觀察他近30年從不帶水分的，在任何逆境中，困境時，他都不墜青雲之誌。“威武不屈”是億萬中國人民都看到了的。子明身上值得我學習的東西太多了。
林則徐說過，“觀操守在利害時，觀精力在饑疲時，觀度量在喜怒時，觀存養在紛華時，觀鎮定在震驚時”。子明的操守、度量、鎮定和存養是出類拔萃的，他是那種可以承受住大富貴，大苦難，大風浪，大悲歡，大離合，生生死死反復考驗的特殊之人。這些不但在幾次歷史關頭和大風浪中已經體現出來，也可以在許許多多日常生活瑣事中體現出來。他不但對朋友們普遍很寬容，容忍別人的缺點、弱點，而且能夠承受別人對他的誤解，忍別人所不能忍。他從不在背後議論別人的是是非非，總是看到別人的長處。他對人有情有意，一付古道熱腸。有一個他的老朋友告訴我，前些年子明在服刑中得了絕癥，手術出院後他保外就醫，馬上給這位老朋友打電話，問寒問暖問困難問老人好，子明的語氣即親切又鎮定，使他即感動又佩服。我也記得，19年前的夏天，在一個學術討論會上，子明與廣州來的李正天先生（原文革中著名的“李一哲大字報”的主筆之一）不期而遇，為了等李正天交流，子明在正天先生的座位旁邊站立了20分鐘，表現出子明對這位老大哥和前輩的極大尊重。當時我就在旁邊目睹了這一幕。那時子明已經是大名人了，他之所以這樣謙虛，是他對歷史的尊重，對中國民主事業的尊重，我當時看得出來子明是發自內心的。子明在服刑保外就醫期間，自身環境惡劣，重病在身，生計為艱，可他還是擠出自己有限的生活費接濟別的難友，當時我心裏既敬佩又難過，又感動。
子明為中國的民主自由事業，為中華民族復興，為六四死難烈士們，他敢於拋頭顱敢於灑熱血，他為我們這個苦難的民族奮鬥30多年了，這次13年大獄他把牢底坐穿了！再加上4年沒有自由的嚴密警衛管制，在17年之中，他讀破了萬卷書，魂穿中華五千年，洞察環球八萬裏，著作幾乎等身。真是太難能可貴了。子明是中國人民的好兒子，是當之無愧的中華民族的脊梁，是一個大英雄。
在子明與之虹銀婚的今天，我衷心祝願他們健康，快樂，幸福，長壽，看到自己為之奮鬥的宏大理想早日實現。
紮西德勒！
2007年1月26日
《釵頭鳳》二首
——為子明、之虹銀婚賀
命相依，情長久，肝膽同源魂魄守。斯裏弄，兩人家，別去江南，牽手年華。緣！緣！緣！
草青青，寒風驟，七六七九又八九。槍聲落，長安街，人生幾度，十年離索。破!破!破!
續絕學，牢坐透，落難等身陪左右。小湯山，功德林，陰霾蔽日，天地人間。寒！寒！寒！
山河在，今非昨，全球一體還中國。轉乾坤，民安樂，金婚把酒，小看城郭。賀！賀！賀！
孫慶祝 2007年1月26日
子明：您好!
很高興接到您的來信，很高興拜讀您關於您與之虹美滿婚姻的大作!
茲賦長短句六首，祝賀您和之虹的銀婚紀念!
我由於電腦遭到嚴重破壞,不得不乘2個小時的火車，送到哥本哈根來請人修理。為了不錯過您們07年1月份的假期，這封信是我在朋友家早起寫的。祝您們
萬事如意、心想事成!
爾晉 2007-1-28日
祝賀陳子明王之虹銀婚兼及其他 （仿蝶戀花長短句六首）
陳泱潮（陳爾晉） 2007-1-28
小序
余自1981年4月，被中共當作“全國非法刊物非法組織‘反革命集團首犯’”抓捕後，和子明失去聯系已經26年。日前讀其《銀婚感懷：荊棘路,幸福路》，感慨系之!不禁即書此長短句六首以為祝賀和紀念。
一、逢佳期
○七一月是佳期，
子明之虹，
銀婚且雙生（註1）。
誰說我輩無幸福?
請君一讀《荊棘路》。
歷史大幕拉開處,
金童玉女,，
譜寫愛情賦。
荊棘叢中參天樹,
挺拔屹立枝葉茂!
二、成絕唱
讀到子明自薦處,
開懷大笑，
好個快婿也!
甚難得青梅竹馬，
世交之緣情誼重。
情真意切重承諾，
交心獻身，
一生廝守住。
縱即使鐵鏈鎖身，
相濡以沫成絕唱!
三、上上選
欲成大事需內助,
古往今來,
幾個賢內助?
馬後懷餅燙酥胸（註2）,
之虹送書腰損傷。
一樣可圈可點,
歷史卷宗，
斷不會忘卻。
堅守故土上上選，
家國兩愛子明顧!
四、銷魂散
下海先驅為夫君，
不攀高枝，
夯實事業基。
法人代表千鈞擔，
夫書備忘後盾護!
攜手攻關更佳話，
研究助理，
碩果同心鑄!
知賓待客廣結緣，
相夫教子第一賢!
五、孤鴻自憐
貼身毛褲禦君寒，
一枚金橘，
兩相甜暖。
讀到深情眷戀處，
不由我心顧影憐。
余身至今是孤鴻,
羨慕子明，
常服銷魂散!
陳釀香茗誰識我，
何時才能結良緣?
六、穩操勝卷
黎群、沛璋與景先，
故人情懷，
難得見此篇。
八十年代往事鮮，
爾晉常憶諸先賢（註3）。
南京綁架我為酋，
君當6.4，
又定為“黑手”!
長江後浪推前浪，
神洲終必獲自由!
（註1）2007年1月，是陳子明夫婦結婚25周年紀念，也是子明55歲、之虹50歲生日同在的月份。
（註2）馬後者，郭子興義女、朱元璋之妻。“馬後懷餅燙酥胸”，典出元璋曾遭拘押，馬氏違令偷送煎餅給拘押中的元璋充饑，胸膛曾因此而燙傷。
（註3）見陳泱潮:《沈痛緬懷張黎群，深切追思胡耀邦》、《氣貫長虹—-不可替代的歷史的記載》等文章。
子明兄，你好！
感謝今天的聚會，我寫了個小博客，剛上就給拿下了。你始終是我的精神兄長和導師，如果你的事業需要我盡力的，請安排。另外，你何時有時間，我們兩家聚聚，王潔也非常喜歡你的文章，她也關心王之虹的創業。
王巍 1月29日
今天中午，一位相識二十多年的朋友利用銀婚的機會約了近三十位朋友相聚。這位朋友由於政治原因入獄長達十三年，又被剝奪了四年的政治權力。我當年在讀研究生時期就與他結識，在他的引導下參與了文人經商的活動，主編了許多書籍，開辦函授大學，參與創辦了民間研究機構等。大約三年裏，他的激情、視野和思想能力強烈感染著許多同齡人，我深受教誨，引以為師。後來，我去國外讀書期間，他因政治活動入獄。回國後始終無緣見面，但可以經常讀到他在獄中的筆記和著述。他太太更是一代女傑，不斷創業並支持丈夫的事業。剛剛出獄那年，我曾與他們夫婦一起聚餐，這位朋友炯炯的眼神和深刻的思想，特別是平和的生活態度更讓我感嘆，精神須從磨礪出。李敖曾有書：天下沒有白坐的黑牢，信矣！
今天的聚會中多有當今的社會名流和學界領袖，許多我久仰大名，許多我曾短暫共事過。席間多有歷史的洞察，當代的點評，精神的追溯和世事的調侃。一位年逾五十的女士描述俄國十二月黨人和他們妻子的品格風骨的故事，一位老友朗聲背誦普希金的詩詞的情景讓我心中惆悵不已，多少往事，曾經的激情和理想頓時復蘇。看到如此不同經歷和閱歷的各界朋友共同由衷推舉主人公夫婦為當代中國人的脊梁，我深以為然，慶幸能有機會與他們為友，希望能看到他們在當代歷史上應有的貢獻。如同另一位前輩所言：能夠影響歷史的，最終不是權力，而是思想。
一位頗負盛名的思想家在席間談到：今天的世俗化和庸人態度之流行正是以一代人的使命感和獻身精神為基礎的。此言甚佳。問題是，這一代人還能夠成為社會主流麽，有精神有思想的人不斷被平庸的社會“逆向淘汰”，這個大國能夠真正崛起麽？
這幾天，看到網上傳出中國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鄔書林先生1月11日對中國出版的八本圖書發布禁令的消息，實在令人憤怒。在今天這樣開放時代，還搞這種天怒人怨的文字獄，如此囂張，難道這一代人的犧牲還不夠麽？
之虹、子明：
今天的聚會很難得，大家都很興奮，我更是高興！與其說是朋友們給你倆祝賀銀婚，毋寧說是你們為久別的朋友提供了一次聚會的理由。今天李肅偷偷搶了單，你們的金婚我再辦吧。
今天大家講得很好，有錄音嗎？是珍貴的歷史資料，人生閃光的一天！請蕭遠盡快把盤做好，發給每人留念。王巍說我還是那麽激情，這是因為有了你們磨難中的相守，有了朋友相聚的真誠，有了回顧我們人生的感動！我愛你們，讓我們用激情迎接明天。
我沒主持過婚宴，今天受命客串一把，你們如新婚一樣，感覺真好。
小畢（誼民） 1月28日
子明：
你好！非常感謝送來的大作。因為參加一些六四紀念活動，今天剛剛定下心來，慢慢閱讀這篇驚人的愛情宣言。
你和之虹的故事，此前一無所知，看後心靈震撼。前些時候看到過關於你們同訪香港的報道，其中提到你們夫妻恩愛溢於言表，還曾感到一絲好奇，完全沒料到其中蘊涵二十五年如此波瀾不驚的深厚。
你們一如既往的相知相愛，起始於坦誠和信任，維系於相互間的信任和愛護，鍛煉於苦難和堅忍，也豐潤於理想和不倦追求，令人敬佩，也令人在倍感心酸與溫潤之後，難以抑制地欽羨向往。中國近代以來的政治思想界名人，多以私生活中情感多變為特征，你們是我此刻能想到的唯一例外，在百煉鋼和繞指柔的萬千變化中，始終與對方心心相印，情感堅貞。
也許，子明在世一生，最重大的使命竟是要為現代中華民族的情感生活開新？
大作是對之虹的禮贊，也是你們雙方愛情的升華。你們開始交往時嚴肅而飽含內在激情的通信，你們在監獄中第一次見面時的緊緊擁抱，你在之虹三十六歲生日時寫的信，在她三十七歲生日時寫的詩，特別是她收到你93年生日信後的回信，在在顯示你們兩人內心深遠的相互吸引與熱愛，也含蓄地展示了之虹在經歷種種令人難以想像的動蕩時，堅定信任著你的愛，卻仍無法抑制看到你明確表達愛意時的感動。如今，這些身內身外的體驗形諸文字，應該也是這偉大愛情橫空出世的明確認定吧？
讀完一遍，又讀了一遍。上網去查，看到余世存一篇文章裏有提，再沒有別的。不禁感慨你們對這愛情的珍惜。二十五年，身外的風風雨雨，心中的堅韌卓絕，這愛情值得你們驕傲、自豪、寶貴。
為之虹而感動，為她而驕傲。
衷心祝福你們前行路上風浪漸平，愛與生命共存。
（王）超華 2007.6.6
子明：
真心就能寫出感人之作，你的《銀婚感懷》讓二幼感動，感動於你的誠實、平淡。其實，你所說的“革命”時代，我雖然與你們在同一片天空下生活，年齡也僅比你小了十歲光景而已，但對於我來說,這些“革命”事跡卻仍是陌生的。我出生在藝術世家，所以，對政治並不熟知，雖然我的爹媽在五七年雙雙被打成右派，我們的家族無一幸免地都遭到紅色風暴的洗禮。但是,我們只會痛恨，卻從未想過在紅政之下，能夠像你與軍濤，乃至之虹這樣，去成就些什麽。可能，這就是我們的天壤之別。
（陳）二幼 2008.5.17
關於《銀婚感言》的感言
謝小慶
經過半個世紀唯物主義的浸淫和30年商品大潮的席卷，今天，許多人已經不再相信愛情、友誼和奉獻精神，尤其是一些年輕人。有的年輕人公開宣稱“無利不起早”，有的女大學生公開宣稱希望被有錢的老板包養，“給我錢，給我車，給我房子，我給你身體，給你快樂！”在他們的眼裏，“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在學歷、地位、住房等各種“條件”的交易之外，世上是否有真正的愛情呢？對此，不少人產生了懷疑，不再相信真正的愛情。金代詩人元好問在他那首膾炙人口的《雁丘詞》中慨嘆：“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生死相許。”雁尚有愛，人豈無情？步入銀婚的子明、之虹夫婦已經用自己患難與共、相知相守的行為，對這個問題作出了明確的回答。
“一個人可以沒有朋友，但必須結識很多很多有用的人”。在人際交往中，這種功利的處世哲學已經成為一些人的信條。人與人是否僅僅是互相利用？人與人之間，尤其是男人與男人之間，是否可以有肝膽相照、不棄不離的友誼？對此，不少人產生了懷疑，不再相信真正的友誼。子明、軍濤和他們的朋友們，在那些最艱難的日子裏，面對種種的威逼利誘，已經用自己的行為對這個問題作出了明確的回答。我為結識了這樣一些朋友而感到慶幸，為自己有這樣一些朋友而感到驕傲。
今天，許多人不再相信世界上真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仁人誌士。在他們的眼裏，只有野心家和投機者。他們公開宣稱：“犧牲是一種選擇，但不是美德”。（“範跑跑”語）在他們的眼中，為人民的富足和民族的復興而舍生忘死的子明、軍濤這樣一些人，不過是一些沽名釣譽的“玩火者”。對於有些人，一輩子都無法理解世界上為什麽會有一些人“舍生取義”，就好像一個夢想著天天有肉吃的乞丐，永遠無法理解有些人並不喜歡吃肉。子明、軍濤可能永遠無法得到這些人的理解，也根本不需要得到這些人的理解。“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疾風知勁草，歲寒識松柏”。伴隨時間的流逝，伴隨事實真相逐漸浮出水面，伴隨更多的人了解真相，我相信，子明、軍濤將得到越來越多的人的理解。
2008.9.8
十九歲的之虹
戀愛期間的一對“五四青年”
結婚照
婚後郊遊在霧靈山
八九逃難途中在沙坡頭
給牢中人送精神食糧（兩包書和雜誌）
在狱中美餐一顿（某节日）
（據：《中国人权双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