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香港抗議活動已持續超過三周。在很大程度上，這次抗議活動爭論的焦點集中於普選的定義以及選舉政治領袖的不同方法上。
然而，許多參加抗議活動的人同樣感覺到，現行體制也讓他們在經濟上被剝奪了應有的權利。他們認為，在現行體制下，一代香港人因買不起房子而被排除於香港樓市之外。而且，這個體制還讓香港原本就問題重重的收入差距問題變得更為嚴重。
周一，香港特首梁振英似乎是確認了抗議者內心的這種擔憂。當時他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及其他外媒採訪時警告說，完全開放的選舉體制會導致權力向低收入階層傾斜，從而導致民粹主義。
盡管香港當權者曾強調過保護商界人士的利益，許多走上街頭的抗議者還是相信，必須通過政治改革，改變經濟上的不平等。
在旺角一處抗議地點，一名47歲的非政府組織(NGO)員工Rebecca Lai表示：“我們必須考慮一下，香港是否還要做國際金融中心，是否還要做全球資本的天堂。我們必須考慮一下這麽做對香港市民有沒有好處。”
香港擁有一個秉持低稅收和自由放任政策的政府，這令香港成為全球最成功的經濟體之一。過去20年間，香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從20年前的不到7000美元激增至如今的大約3.8萬美元。
在世界銀行(WB)編制的年度《營商環境報告》(Ease of Doing Business)中，香港今年再次排到了第二，這是對一個孵化了多家成功的全球性商業帝國的城市的認可。
然而，這種經濟活力也是有代價的。根據慈善組織樂餉社(Feeding Hong Kong)的數據，香港700萬居民中有五分之一生活在貧困之中，香港收入差距是發達經濟體中最大的。
金融危機之後，全球推行的寬松貨幣政策也加劇了許多地區的不平等，原因是在薪水增長陷入停滯之際，資產價格卻出現了上漲。
香港擁有一種獨一無二的經濟地位，這種地位一方面源自港幣與美元掛鉤而從美國輸入的低利率，另一方面則源自中國的高速增長。這種經濟地位令寬松貨幣政策的影響在香港達到極點。如今，根據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的研究，香港人口中10%的最富有人群控制著77.5%的財富，高於2007年的69.3%。
同時，香港房價也激增到全球最貴的水平。根據咨詢公司Demographia的數據，如今香港平均房價是香港居民收入中位數的14.9倍，倫敦這一比例只有4.7倍，而舊金山這一比例則是9.2倍。此外，由於零售賣場成本提高以及中國內地游客涌入推高了日常商品的價格，香港的通脹率也居高不下。
銅鑼灣購物區30歲的抗議者Catherine表示：“看看這條街，街上全是珠寶店和藥店，所有小餐館都不見了。我們總不能吃黃金吧。”這位抗議者拒絕告訴記者她的全名。
抗議活動的領導人也在強調社會不公、年輕人缺乏機遇、以及富人影響力過大帶來的擔憂。
就在上周，學生領袖岑敖暉(Lester Shum)曾向港府總部外示威的人群表示：“我們不是任何人的奴隸。我們不是李嘉誠(Li Ka-shing)的奴隸。”李嘉誠是香港地產大亨，亞洲最富有的人。當時，岑敖暉對李嘉誠的引用招來了聽眾大聲喝彩和熱烈的掌聲。
梁振英承認香港許多年輕人和貧困人士面臨的問題十分嚴重，他特別指出住房問題是個“主要問題”。
他在周一表示：“出於一系列原因，香港的社會流動性不如30多年前我們那代人的時候，我們必須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採取更多措施。”
許多抗議者將選舉制度的徹底改革視為解決問題的唯一答案。他們想要的，是剝奪香港特首選舉委員會的政治權力。正是這個擁有1200名成員的選舉委員會選出了梁振英，根據現有改革方案，該委員會還將在2017年審查香港特首的候選人。
與此相反，梁振英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則是以加快經濟增長為目標。他說：“高速增長的經濟會提供年輕人所需的社會流動性。”
然而，許多香港街頭抗議者卻抱怨說，從此前的經濟繁榮（尤其是香港回歸中國後的那幾年）中受益的只有少數幾個超級富豪——他們中許多人都是地產商。
在醫院工作的26歲抗議者Eric Yeung表示：“1997年後，香港經濟一直在飛速發展。在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許多人卻未能分享到這種成功。我們賺了錢，卻養活了少數人。他們變得更加富有，我們卻變得更加貧窮。我們的負擔也比以前更重了。”
譯者/何黎
（據英國《金融時報》 喬希•諾布爾 香港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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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經濟不平等加劇香港政治分歧
如今，香港抗議活動已持續超過三周。在很大程度上，這次抗議活動爭論的焦點集中於普選的定義以及選舉政治領袖的不同方法上。
然而，許多參加抗議活動的人同樣感覺到，現行體制也讓他們在經濟上被剝奪了應有的權利。他們認為，在現行體制下，一代香港人因買不起房子而被排除於香港樓市之外。而且，這個體制還讓香港原本就問題重重的收入差距問題變得更為嚴重。
周一，香港特首梁振英似乎是確認了抗議者內心的這種擔憂。當時他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及其他外媒採訪時警告說，完全開放的選舉體制會導致權力向低收入階層傾斜，從而導致民粹主義。
盡管香港當權者曾強調過保護商界人士的利益，許多走上街頭的抗議者還是相信，必須通過政治改革，改變經濟上的不平等。
在旺角一處抗議地點，一名47歲的非政府組織(NGO)員工Rebecca Lai表示：“我們必須考慮一下，香港是否還要做國際金融中心，是否還要做全球資本的天堂。我們必須考慮一下這麽做對香港市民有沒有好處。”
香港擁有一個秉持低稅收和自由放任政策的政府，這令香港成為全球最成功的經濟體之一。過去20年間，香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從20年前的不到7000美元激增至如今的大約3.8萬美元。
在世界銀行(WB)編制的年度《營商環境報告》(Ease of Doing Business)中，香港今年再次排到了第二，這是對一個孵化了多家成功的全球性商業帝國的城市的認可。
然而，這種經濟活力也是有代價的。根據慈善組織樂餉社(Feeding Hong Kong)的數據，香港700萬居民中有五分之一生活在貧困之中，香港收入差距是發達經濟體中最大的。
金融危機之後，全球推行的寬松貨幣政策也加劇了許多地區的不平等，原因是在薪水增長陷入停滯之際，資產價格卻出現了上漲。
香港擁有一種獨一無二的經濟地位，這種地位一方面源自港幣與美元掛鉤而從美國輸入的低利率，另一方面則源自中國的高速增長。這種經濟地位令寬松貨幣政策的影響在香港達到極點。如今，根據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的研究，香港人口中10%的最富有人群控制著77.5%的財富，高於2007年的69.3%。
同時，香港房價也激增到全球最貴的水平。根據咨詢公司Demographia的數據，如今香港平均房價是香港居民收入中位數的14.9倍，倫敦這一比例只有4.7倍，而舊金山這一比例則是9.2倍。此外，由於零售賣場成本提高以及中國內地游客涌入推高了日常商品的價格，香港的通脹率也居高不下。
銅鑼灣購物區30歲的抗議者Catherine表示：“看看這條街，街上全是珠寶店和藥店，所有小餐館都不見了。我們總不能吃黃金吧。”這位抗議者拒絕告訴記者她的全名。
抗議活動的領導人也在強調社會不公、年輕人缺乏機遇、以及富人影響力過大帶來的擔憂。
就在上周，學生領袖岑敖暉(Lester Shum)曾向港府總部外示威的人群表示：“我們不是任何人的奴隸。我們不是李嘉誠(Li Ka-shing)的奴隸。”李嘉誠是香港地產大亨，亞洲最富有的人。當時，岑敖暉對李嘉誠的引用招來了聽眾大聲喝彩和熱烈的掌聲。
梁振英承認香港許多年輕人和貧困人士面臨的問題十分嚴重，他特別指出住房問題是個“主要問題”。
他在周一表示：“出於一系列原因，香港的社會流動性不如30多年前我們那代人的時候，我們必須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採取更多措施。”
許多抗議者將選舉制度的徹底改革視為解決問題的唯一答案。他們想要的，是剝奪香港特首選舉委員會的政治權力。正是這個擁有1200名成員的選舉委員會選出了梁振英，根據現有改革方案，該委員會還將在2017年審查香港特首的候選人。
與此相反，梁振英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則是以加快經濟增長為目標。他說：“高速增長的經濟會提供年輕人所需的社會流動性。”
然而，許多香港街頭抗議者卻抱怨說，從此前的經濟繁榮（尤其是香港回歸中國後的那幾年）中受益的只有少數幾個超級富豪——他們中許多人都是地產商。
在醫院工作的26歲抗議者Eric Yeung表示：“1997年後，香港經濟一直在飛速發展。在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許多人卻未能分享到這種成功。我們賺了錢，卻養活了少數人。他們變得更加富有，我們卻變得更加貧窮。我們的負擔也比以前更重了。”
譯者/何黎
（據英國《金融時報》 喬希•諾布爾 香港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