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以为叫共和国的国家，就是共和国的体制，更不要自以为，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人民真的能够得到主人的地位，当国家被一部分人控制之后，如果没有独立的宪法法律制约，军队没有国家化，媒体没有自由，这一部分人（统治集团）就当然地成为国家机器的控制者与专制者，当抗议与对话都无效的时候，国家灾难或人民的灾难，就会不期而至。
作为一位八九六四民运的全程亲历者，我想说，因为八九民运没有实现有效的对话，所以才引发国家灾难，对话固然有学生方面或技术方面的一些缺憾因素，但政府没有真诚对话，政府把对话视同散布谎言的新闻发布会、甚至当成愚弄学生、激怒市民的方式，才引发更大规模的抗议，但激化矛盾与造成更大的政局动荡对谁有好处？当然对强硬者有好处，为他们动用武力寻找借口，使最高决策者被裹协，成为一个利益或政治共同体，对和平民众大开杀戒。
对话是通过各种提出主张或建议，使广场上无限的政治问题，通过有限的会议室、有限的代表，找到分歧点，达成妥协，或通过时间，或通过达成方案，各退一步，民运人士退出广场，当局则要有公开承诺，答应民运代表们合理的政治诉求。
学生们示威游行，政治诉求非常宽泛，包括要求中共公开胡耀邦下台真相，或给耀邦平反；反腐败、反官僚；要求民主自由；新闻自由；高校学生自治；等等，政府不可能直接回应这些宽泛的政治诉求，那么，如何让学生运动收场？
1989年4月24日：北大200多名教师联名贴出《教师紧急呼吁》，提出：“鉴于目前形势，我们紧急呼吁坚持十三大提出的协商对话”原则，与学生对话。中国政法大学贴出署名“部分党员教授、副教授”的《给党中央的信》，“要避免压服，需要民主协商对话。”
1989年4月26日上午9时，北高联在政法大学教学楼前的露天广场举行中外记者会，会场挂着“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和示威自由”的大标语。两千多名学生，上百名中外记者与会。北高联主席周勇军代表北高联发言，提出三项要求：一、要求与李鹏等政府领导人对话，承认北高联的合法性；二、要求公安部部长王芳就四.二0事件中警察殴打学生一事公开道歉，并严惩凶手；三、要求新华社社长穆青因新华社对四.二二事件进行歪曲报导公开道歉。
我们看出北大与政法大学老师的理性倡导，没有老师愿意学生们持续上街参与运动，但老师同时希望看到政府的善意回应，以促使政府有所改变，中国近百年政治运动中，政治对话第一次成为重要的话题，并成为关系到整个运动进程的核心问题，老师群体倡导对话之后二天，我们即看到学生运动团体代表的新闻发布会，显然可以看到学生联合会的号召力，以及和平理性地要求对话的愿望。
两天后的4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在全国青联成立4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代表官方有所回应，他说：民主建设、廉政建设不是靠上街游行、喊口号所能实现的。作为中国青年的组织，全国青联应当发挥青年精英的作用，深入学生，积极对话，反映他们的正当要求。
阎明复代表官方，不愿意学生们持续示威游行，同时，对学生对话要求有善意的回应，即，希望全国青联开展与运动学生对话。
我们同时看到，这一天，官方却还发出了另一种强硬的声音：《人民日报》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国务院发言人袁木题为《维护大局，维护稳定》的文章，说：“中国需要稳定，当前压倒一切的大局是保持社会的稳定。无视这个大局，背离这个大局，只能给民族和国家带来灾难。”袁木与人民日报显然混淆因果，造成不稳定的因素是统治者的腐败，是腐败与不民主自由造成了学潮，而非学生不想上课，造成学潮。但迫于形势，当天下午，李鹏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认为，应该抓住时机，与学生进行对话。
袁木主导的“对话”内容公开后，引起强烈反弹，据吴仁华提供的相关资料记录，下午，北高联常委王丹、主席吾尔开希等在香格里拉饭店召开中外记者会，王丹、吾尔开希宣布对袁木等人与学生的对话不予承认。王丹说：“很遗憾，这不是对话，倒更像是一次记者会，由学生来充当记者提问题。”晚上，中央电视台播出了袁木等人与学生的“对话”录像后，大学生普遍不满，全国有上海、天津、武汉、兰州、长春、沈阳、杭州、长沙、重庆、成都、西安等23个大中城市的学生上街或在校内进行游行，抗议袁木等人的在“对话”会上的讲话。北京高校新出现的大字报集中谴责4月29日袁木等人与学生的“对话”。北京农业大学贴出署名“校自治会”的大字报，抨击对话“是一种愚弄、欺骗全国人民的行为”，强烈要求在平等、公开的情形下对话，学生代表必须代表广大同学意见。
袁木主导的对话，没有和解，因为没有对话的空间，没有对话的诚意，没有在学生们关注的关键点上进行实质性的交流与沟通，并致力于达成共识，袁木只有官话搪塞，不仅没有化解学潮危机，反而激发出更大的抗议潮，北高联一些负责人在各高校加紧活动，提出：5月4日前，由各校学生民主选举的学生代表团与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对话，政府若不同意，将举行更大规模游行。
现在我们要反思的是，政府中的一些人，譬如李鹏与袁木，是不是希望通过激怒学生，引发巨大学潮，以达到自己的某种政治目的？学潮越激烈、规模越庞大，越容易出问题，李鹏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与邓小平的政治同盟，从而迫使赵紫阳出局。
这次香港雨伞抗命运动，学生与政府对话破裂，背后又有怎样的问题与背景，值得观察与深思。（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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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祚来：政治对话与国家灾难(上)
不要以为叫共和国的国家，就是共和国的体制，更不要自以为，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人民真的能够得到主人的地位，当国家被一部分人控制之后，如果没有独立的宪法法律制约，军队没有国家化，媒体没有自由，这一部分人（统治集团）就当然地成为国家机器的控制者与专制者，当抗议与对话都无效的时候，国家灾难或人民的灾难，就会不期而至。
作为一位八九六四民运的全程亲历者，我想说，因为八九民运没有实现有效的对话，所以才引发国家灾难，对话固然有学生方面或技术方面的一些缺憾因素，但政府没有真诚对话，政府把对话视同散布谎言的新闻发布会、甚至当成愚弄学生、激怒市民的方式，才引发更大规模的抗议，但激化矛盾与造成更大的政局动荡对谁有好处？当然对强硬者有好处，为他们动用武力寻找借口，使最高决策者被裹协，成为一个利益或政治共同体，对和平民众大开杀戒。
对话是通过各种提出主张或建议，使广场上无限的政治问题，通过有限的会议室、有限的代表，找到分歧点，达成妥协，或通过时间，或通过达成方案，各退一步，民运人士退出广场，当局则要有公开承诺，答应民运代表们合理的政治诉求。
学生们示威游行，政治诉求非常宽泛，包括要求中共公开胡耀邦下台真相，或给耀邦平反；反腐败、反官僚；要求民主自由；新闻自由；高校学生自治；等等，政府不可能直接回应这些宽泛的政治诉求，那么，如何让学生运动收场？
1989年4月24日：北大200多名教师联名贴出《教师紧急呼吁》，提出：“鉴于目前形势，我们紧急呼吁坚持十三大提出的协商对话”原则，与学生对话。中国政法大学贴出署名“部分党员教授、副教授”的《给党中央的信》，“要避免压服，需要民主协商对话。”
1989年4月26日上午9时，北高联在政法大学教学楼前的露天广场举行中外记者会，会场挂着“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和示威自由”的大标语。两千多名学生，上百名中外记者与会。北高联主席周勇军代表北高联发言，提出三项要求：一、要求与李鹏等政府领导人对话，承认北高联的合法性；二、要求公安部部长王芳就四.二0事件中警察殴打学生一事公开道歉，并严惩凶手；三、要求新华社社长穆青因新华社对四.二二事件进行歪曲报导公开道歉。
我们看出北大与政法大学老师的理性倡导，没有老师愿意学生们持续上街参与运动，但老师同时希望看到政府的善意回应，以促使政府有所改变，中国近百年政治运动中，政治对话第一次成为重要的话题，并成为关系到整个运动进程的核心问题，老师群体倡导对话之后二天，我们即看到学生运动团体代表的新闻发布会，显然可以看到学生联合会的号召力，以及和平理性地要求对话的愿望。
两天后的4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在全国青联成立4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代表官方有所回应，他说：民主建设、廉政建设不是靠上街游行、喊口号所能实现的。作为中国青年的组织，全国青联应当发挥青年精英的作用，深入学生，积极对话，反映他们的正当要求。
阎明复代表官方，不愿意学生们持续示威游行，同时，对学生对话要求有善意的回应，即，希望全国青联开展与运动学生对话。
我们同时看到，这一天，官方却还发出了另一种强硬的声音：《人民日报》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国务院发言人袁木题为《维护大局，维护稳定》的文章，说：“中国需要稳定，当前压倒一切的大局是保持社会的稳定。无视这个大局，背离这个大局，只能给民族和国家带来灾难。”袁木与人民日报显然混淆因果，造成不稳定的因素是统治者的腐败，是腐败与不民主自由造成了学潮，而非学生不想上课，造成学潮。但迫于形势，当天下午，李鹏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认为，应该抓住时机，与学生进行对话。
袁木主导的“对话”内容公开后，引起强烈反弹，据吴仁华提供的相关资料记录，下午，北高联常委王丹、主席吾尔开希等在香格里拉饭店召开中外记者会，王丹、吾尔开希宣布对袁木等人与学生的对话不予承认。王丹说：“很遗憾，这不是对话，倒更像是一次记者会，由学生来充当记者提问题。”晚上，中央电视台播出了袁木等人与学生的“对话”录像后，大学生普遍不满，全国有上海、天津、武汉、兰州、长春、沈阳、杭州、长沙、重庆、成都、西安等23个大中城市的学生上街或在校内进行游行，抗议袁木等人的在“对话”会上的讲话。北京高校新出现的大字报集中谴责4月29日袁木等人与学生的“对话”。北京农业大学贴出署名“校自治会”的大字报，抨击对话“是一种愚弄、欺骗全国人民的行为”，强烈要求在平等、公开的情形下对话，学生代表必须代表广大同学意见。
袁木主导的对话，没有和解，因为没有对话的空间，没有对话的诚意，没有在学生们关注的关键点上进行实质性的交流与沟通，并致力于达成共识，袁木只有官话搪塞，不仅没有化解学潮危机，反而激发出更大的抗议潮，北高联一些负责人在各高校加紧活动，提出：5月4日前，由各校学生民主选举的学生代表团与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对话，政府若不同意，将举行更大规模游行。
现在我们要反思的是，政府中的一些人，譬如李鹏与袁木，是不是希望通过激怒学生，引发巨大学潮，以达到自己的某种政治目的？学潮越激烈、规模越庞大，越容易出问题，李鹏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与邓小平的政治同盟，从而迫使赵紫阳出局。
这次香港雨伞抗命运动，学生与政府对话破裂，背后又有怎样的问题与背景，值得观察与深思。（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