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振强：自由的心灵，反抗的引领

这就是影片的主人公安迪。安迪是含冤入狱的。当他不断呕吐着爬过足足有5个足球场那么长的充满粪便的下水道而成功越狱，当他伴着可以照亮一切的闪电和振聋发聩的雷声，仰天长啸，展开双臂，拥抱着滂沱的大雨，拥抱着自由的天空时，相信每一个人都会为自由二字而动容。

安迪是自由的象征。在整个故事中，这只被囚禁的鸟儿身上就不断地闪烁着自由的熠熠光辉：含冤入狱的安迪，面对监禁的遥遥无期，没有过多的抱怨，反而能悠闲地徜徉于操场、监狱，如同公园的游人自由地呼吸；外出劳作，他冒死进言，赢得一箱冰啤，自己不喝，只想感受一下阳光下狱友畅饮的痛快，重温自由的瞬夕；他不顾一切，冲进典狱长的办公地，将所有的喇叭开启，让全监狱的犯人都能像常人一样聆听乐曲，也享受一刻莫扎特美妙的《费加罗的婚礼》，……从安迪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自由是人之本能与天性，是难以被彻底剥夺的。即便是神圣的法院，即便是剥夺人自由的刑罚工具监狱，也只能剥夺人肉体的自由，而不是心灵的自由。美国著名的汉德(Hand)法官有一句至理名言：“我坚信自由……主要不是在法庭中赢得或失去的……我常常想知道，是否我们不应将希望过多地寄托在宪法、法律和法院上。这些是错误的希望；相信我吧，这些希望是虚假的。自由活在人们的心中。如果人们心中的自由之光已不复存在，宪法、法律、法院都不可能挽救得了它。”

人心中的自由是不能失去的，否则上演的一幕将注定会是悲剧。影片里，“百货公司”雷德，不仅把自由之身，而且把自由之心也交给了监狱。他说：“(心中的自由)那是个危险的东西，能叫人疯狂。(监狱)这没它的地方。”他还说：“这些围墙很有意思。你先是恨它们，然后习惯了它们。时间一长，你会越来越依赖它们。”失去自由之心的悲剧是，当雷德服刑40年被假释后，他根本无法融入高墙外自由的世界。出狱后，工作时，每次撒尿他都要坚持报告，否则根本挤不出一滴；他无时不充满焦虑和恐惧，即使在工作时间，也要冲进狭小的卫生间躲起来，去感受墙壁，只有这样，才能使他稍许平静。这时的他只想立刻解除假释，回到他熟悉的监狱–多么令人悲哀！同样无法适应社会生活的老布，当他跨出监狱大门的一刻起，等待他的，只有梁上的绳索。

面对公正的审判和牢刑，犯人应当深深反省，胸怀自由心，为早日获得自由身而赎罪服刑。自由刑剥夺的只应是人行为的自由，而不是心灵的自由。自由之心不可失，失去者将落得老布那样的悲情结局；自由之心不可夺，剥夺者会变成典狱长那般的凶残。人无论地处繁华世界，抑或身陷囹圄，无论面对凶残狱卒，还是冷漠世人，永怀向往自由之心，才终为自由之人。

面对不公正的审判，我们又该如何？我想，道路无非有两条：一是忍受；一是反抗。

古希腊，苏格拉底选择了前者。他说，城邦的法是伟大的，是我所推崇的。我被自己信赖的法律判处死刑，我甘心受罚。虽然我认为审判是不公正的，但为了尊重伟大的城邦的法，我愿用生命来捍卫它。苏格拉底审判的程序无可非议，但程序运行的结果却是实体不公的死刑判决。面对不公的死刑判决，苏格拉底的默默忍受实现了法的秩序。面对秩序，苏格拉底对生命亦淡然释之。我辈对此惟有充满敬佩之情。

同为此境，相信大多数人无法像苏格拉底一样洒脱。我们的理由是，“有些鸟儿，把它们关起来本身就是有罪的。”换句话说，面对不公正的审判，公民为何不能不服从？为何不可以选择反抗法律？西塞罗说：“为了得到自由，我们才是法律的臣仆。”葡萄牙宪法更是有云：“任何人均有权抗拒侵犯自身权利、自由与保障的指令，并有权在无法求助于公共权力机关的场合，以武力抗拒任何侵犯。”当法律惩罚行凶的罪犯时，它自己却在不停地错杀好人。当我们过多地寄希望于神圣的法律和公正的法官，却依然无法洗清冤屈时，我们守法的根据何在？当神圣的法律连公民的生命都无法保护时，这种法的秩序即便得以维护了，又能有多大价值？人类的许多价值追求如自由，恐怕法律无力追求和维护的。当我们把一切托付给法律时，面对法律规范的滞后、被动甚至无能，我们很可能得到的只是不公，这时法律的正当性何在？法律作为人们一种生活方式的理由何在？如果把维护自由这一重任的一丝空间，也留一分给依靠着自由之心对自由的不懈追求，留给追寻自由与正义的私力救济，这样的结果也许会比神圣的法律更神圣，比法官的裁决更公正。因此安迪选择了反抗。我觉得，这种反抗的崇高，也不比苏格拉底的殉道逊色几分。这就是自由之心对自由之身的引领，就是安迪的精神，就是肖申克的救赎。

（来源：《影像中的司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