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聚会案”周年回顾（二）： 站立的公民 Photo: RFA第一部分00:00/00:00 第二部分00:00/00:00
去年12月份发生的“厦门聚会案” （或称“1226大抓捕”）转眼已经过去一年，近二十位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在这一年中被长期噤声、骚扰、传唤、羁押、甚至批捕。这个事件被视为是“709”事件之后对中国公民运动最大规模的群体性迫害。许志永、丁家喜和常玮平至今不得自由。清华大学社会学家郭于华曾用五个字评价这些人：“站立的公民”。在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薛小山的专题报道的第一集，她介绍了厦门聚会的来龙去脉以及如何受到政府的镇压。下面请听薛小山采写的第二集：站立的公民
许志永：和最苦难的人站在一起
“仅仅七年，生机勃勃满怀希望之中国堕落至今日郁郁沉沉毫无生气之中国。”“我们要给子孙后代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大抓捕发生后的第四天，逃亡中的许志永发布2020新年献词，发出尖锐的追问。
2月4日，他发表致习近平的《劝退书》，批评习近平为马列招魂、在香港咄咄逼人、对新冠肺炎指挥失当，并直言“习近平先生，您让位吧！” 许志永将自己置于更加危险的境地。
华泽告诉他，有人可以救他出国：“当时我有转达过，国际社会有一些能量比较大的人告诉我，如果许志永想出国，他们可以通过一些外交渠道跟中国政府谈判。他说，不会考虑，我在一天就要多一天时间，为他们呼吁。”
许志永得到前检察官杨斌的收留，来到广东番禺海鸥岛暂居。在2月15号的一个大雨天，一帮警察进门带走了他，至今没有再露面。
《美好中国》（https://cmcn.blog）是一本许志永写了26年的书，记录下他从少年时代到年近半百的命运浮沉，映射出中国民间社会与政权力量的消长起伏。
出生于河南民权县，似乎预示了他一生的宿命。1987年的冬天，许志永经历无数次旷野中疯狂奔跑、小河边或雪野中长久沉思之后，找到终生的理想。他在书中写道，“父亲一生治病救人，却改变不了乡村。科学于中国是不够的，正如医学救不了中国。这个社会最需要真实、自由和公正。我的使命是政治，民主自由的中国。 ”
许志永的大学同学、现在旅居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滕彪告诉本台，许志永要为最穷苦的人发声，这个想法从十几岁开始形成，到现在接近五十岁，还是没有变。
“他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希望能够成长为一种理性的、健康的、非暴力的力量，来化解中国社会越来越多的仇恨、冲突和不信任。但很显然，中国政府不希望任何人变成这种力量。”
往后的二十余年里，他把对自由、公义、爱的追逐，书写在辽宁铁岭、安徽砀山、山东黑监狱，代理过孙大午案、南方都市报案、黑砖窑案、毒奶粉案等案件，参与推动官员财产公示、户籍改革和教育平权。
在北大读书期间，许志永有时几天几夜住在上访村。“虽然他是博士、大学老师、知名维权人士，但是他觉得他应该和那些受苦最深的、最底层的人，站在一起。所以他一次又一次地被打，一次又一次地和访民在一起。”滕彪说，为了从黑监狱拯救访民，他一次次被打倒，再站立起来。
2012年，许志永参与发起“新公民运动”，以个案维权推动民主宪政。低调的公民聚会和小规模的街头抗议逐渐蔓延，触怒到当局的政治神经。到了2013年，主力人物几乎被一网打尽。四月到七月中旬，许志永被软禁在家。滕彪还记得，当时他有几次机会，只要低头认错，就可以不入狱，但是他坚决拒绝。
“他最可贵的、很难复制的地方，就是这种纯粹的理想主义。对于一个学者分析社会政治，有时可能需要更冷酷一些。但是许志永的纯粹的理想主义给他带来极大的能量，屡败屡战，没有退缩。”
2003年，北大“三博士”就孙志刚事件上书成功，中国政府正式废除“收容遣送制度”，被视为中国维权运动的元年。当年一同站到CCTV“十大法治人物”领奖台的三博士，被命运推向截然不同的轨道—滕彪被三度绑架、2014年被迫流亡美国；俞江辞去华科法学院院长一职，前往澳洲；许志永坐牢四年，2017年出狱后留在国内坚守。
“习近平（2013年）上台之后，和江泽民、胡锦涛这20多年相比，是朝着毛泽东化、北朝鲜化的方向发展。” 如果不是靠着纯粹的理想主义和自我牺牲的受难精神，滕彪相信，在如今这样一个急躁平庸、犬儒化的中国，许志永没有可能坚持到今天。
许志永的友人刘四仿说，“许志永出狱之后，一直在做维权群体的交流。包括《美好中国》，给更多悲伤、绝望、迷茫的人提供灯塔的方向。”
刘四仿：公民信仰，因信而得见
2019年12月30号凌晨两点，得知黄志强等人都被抓走后，刘四仿决定奔赴香港。作为“厦门聚会”协调人之一，如果不走，恐怕会罪加一等。
“我今天去了，就不一定能回来！”临行前，刘四仿紧紧拥抱着妻子卢丽娜。从2013年抗议《南方周末》的新闻审查、到2014年去广州美领馆前举牌“中国公民居无所，美帝有无出租房”，这是他在出门前对妻子常常说的一句话，彼此都默然领会。
30日下午，妻子和孩子乘坐广九直通车去找刘四仿，就快到达边检的时候，卢丽娜被国保扣押，成为“人质”。
“我老婆对我所做的一概不知，也从没有参与过。她可能从政治学的术语上不知道怎么表达，但是她有一种原生的正义感。”刘四仿十分内疚。
2020年1月1号，他终于成功抵达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瓦克机场。他告诉本台，寒风萧瑟中，踏上美国土地的那一刻，“第一感觉是，那种架在脖子上的、身体周围的枪口感没有了！中国大陆，随时随地好像都有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你。”
然而，仍在枪口下的家人和公民友人，让他魂牵梦萦，深深地愧疚。“脑子一静下来，就充斥那些画面。被抓捕的朋友，哪一天我们又在一起的感觉……时不时都有这样的梦境出来。突然就梦到，我们又在一起聊天、吃饭、喝茶。这些镜头都很短暂。”
刘四仿常常梦到狱中的三位弟兄，完好无损地站在他面前，一起谈天说笑–活泼幽默的阳光大男孩常玮平，亲切谦逊、笑眯眯的兄长家喜，温和冷静、书生气浓郁的许博士。
“亲如手足兄弟、标准的理想主义者，怀揣对未来美好中国的期待和追求，这么一群理想主义者。”https://www.youtube.com/embed/QRp9CrUbBIg
(2015年刘四仿演唱《正义律师之歌》)
“不辞辛劳，不畏强权，四处奔波，深入牢监，呼吁关注，千里驰援，追求真相，舌战雄辩……纵然法律是把残破的剑，我们只能握住剑刃的那边，但有正义在我胸，定能拨开乌云见晴天。”
五年前，与徐琳共同创作的《正义律师之歌》，让刘四仿走入公众视野。他的邻居是镇压维权律师的“709”事件中，受到监视居住近半年之久的隋牧青。隋律师曾为丁家喜、郭飞雄等良心犯辩护，却被关进“秦城监狱”、遭遇四五天被剥夺睡眠的酷刑。他在自叙中回顾，“随之全身涌上火烤般的炙痛，同时又全身冰冻般战栗……恍惚中，感觉自己可能快死了！”
“它是让你，生不如死。”刘四仿感同身受。
对他来说，过去的七年，是贫穷、暴力和无边无际的奔逃，伴随着初生稚子的咿呀学语和天真好奇的眼眸。从2013年的南周抗议开始，他在人群中慷慨陈词、呼吁新闻自由的时候，个人的悲剧也拉开了序幕。他被国保盯上，十次以上逼迁，三次失去工作。他们不让他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安心干农活，也不许他在私人学校教授物理学，时不时搞一次恐怖突袭把他抓起来，还去威吓他的亲朋好友：“刘四仿是一个坏人！远离他。”
刘四仿随时随地准备好把全家打包上路，迎接所有人视他为异类的目光。除了这一群公民朋友，只有彼此相聚在一起、畅谈理想的时候，才不孤独，才有盼望。
“有一万个理由可以让自己回头，或者不再坚持下去。”在国内辗转躲藏的时候，他不是没有想过，把良心收起来，嘴巴闭起来，换来安眠和面包。
“但是，过不了自己这一关。当我们的食物不敢随便吃，空气是浑浊的，水是有毒的，孩子因为户籍限制而不能享受受教育权利，还有我们所看到的、听到的其他人的苦难……我们没有办法让自己沉默不语、不再坚持。”
后来，一些公民圈的朋友批评厦门聚会是冒进行动，也有人主张捍卫《宪法》框架下公民出行和聚会的权利。怀揣对民主化转型的信念，刘四仿认为，对公民社会的尝试和演练，既不涉及对抗体制、推翻中共，也不是要制造社会事件。
“社会转型是毫无疑问的，中共也不是我们推翻的。公民社会的成长更健康、更快速，社会转型的成本就更小。”
就像《正义律师之歌》所唱，他毫不犹豫握住剑刃的那一边，现在落得遍体鳞伤。“1226大抓捕”将他投入漆黑一片的茫茫大海，几乎要和旧日的世界就此隔断。
但是，刘四仿坚信，他们的努力不是徒劳，公民社会终有一天会在中国落地生根，这不是他基于理性的计算，而是一种知行合一的信仰，“当你在大海望不到边的时候，你坚信彼岸是存在的。我想信仰就是，因信而得见。”
丁家喜：30年来，中国人的政治权力没有，政治权利是零
“我的行动微不足道，我也不后悔，这是良心告知我应该做的事。我要做一个有态度、有声音的中国公民。我要做一只蝴蝶。蝴蝶不停扇动翅膀，一定会引发社会变革的飓风……正义属于我们！自由万岁！”
这是丁家喜2014年4月在北京海淀法院的陈词。人权活动家郭飞雄曾评价他说，“如果说许志永是新公民运动的头脑、精神领袖，那么丁家喜可称为新公民运动运行的心脏、卓越的组织家。”
但是丁家喜素来低调。2017年，身在美国的“改变中国”网站创始人曹雅学终于说服出狱后的他，留下一篇珍贵的访谈：
“他大意就是说：我不想要publicity(宣传)，我宁愿无声无息的工作，天天搞什么采访报道，会给我的地面的工作增加障碍。”
交谈四、五个小时过后，让她惊讶的是，丁家喜是一个成功人士，他领导的德鸿律所十年内发展到20多位执业律师，年收入可达2500万，但他断然投身公民运动。另一方面，他对从政没有任何打算，他说自己是一片闲云，最大的障碍搬掉，使命也就完成了。
“我现在之所以去做这个东西，我是从认识上、从心理上、从生理上对这个东西反感，和我的生命完全格格不入。讨厌他们那种形象，讨厌他们那种话语，讨厌他们加于你的那种生活方式等等。跟它沾边你马上就觉得很恶心。”丁家喜在采访中说。
“我做了这个访谈以后，我就跟自己说，‘I don’t understand him’(我不理解他)。”曹雅学感叹道，“我做人权工作七、八年了，的确空间越来越小，能透气的地方越来越小，看到的苦难越来越多了。丁家喜这样的（人），家人也送走了，成功的职业放弃了，一次次去面对牢狱。说实在的，我真的是不理解。”
出生于湖北宜昌的贫穷山区，小时候用的还是三国时期发明的水翻车浇地，丁家喜在狱中写信给一直无法理解他的哥哥，回顾30年来的变革：
“我说，但是在这种变化过程中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人的政治权力没有，政治权利是零……你所有的财产、所有的利益在一夜之间就可以被拿走、清零。”
丁家喜对曹雅学回忆道，他当时所在的牢房有24平米，关了十五六个人。除了提审就是强制坐着，他只能趁着早上日出的时候，跑到牢房尽头30×50公分的小窗户那儿，脱光了膀子，晒半个小时太阳。手边只有劳改教材，他安下心来研读《易经》、《辞海》，最欣赏彖辞中的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
大学时没能破解的数学存在性问题，他在狱中枯坐的时候，凝视着开开合合的门，获得某种顿悟—原来，极权统治下的空间，仍然是无限的，仍然存在多条路径。
丁夫人罗胜春看完通篇采访，却豁然开朗：“我彻底的理解，他做这个不是图什么东西，完完全全是因为他是上帝造的一个完整的人，他所追求的是，作为人在这个世界上所行的基本的nature（自然本性）。他就是作为一个原本的人，在行一个人的基本的道。”
罗胜春：我现在能很清楚地说出，我为什么爱他
“他做的事情都是一点一滴、润物细无声地说服别人：不要对这个国家失去信心，不要对强权的镇压失去自己的声音，要学会有自己的声音和态度；在社会变革发生的时候，你要知道怎么去选择。他从来没有说，要去推翻谁，但是你要有一个真、伪、善、恶和良知的基本辨别和保守，不要因为强权的镇压，去说违心的话, 去做违心的事。”
罗胜春至今不明白，丁家喜为什么会被抓。六年前的梦靥，在2019年12月26日这一天，将她再度吞没。
“（一直）音讯全无，这个人立刻在一瞬间就没有了任何的权利，就像在这个世界消失了一样。这种镇压比上次更加无理、无耻、没有依据。”罗胜春一遍遍给派出所打电话，“（专案组的人）有点像机器人，说的话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不用思考，随口就来，‘我们是人民的警察。’就像王全璋律师说的，找借口就像吐唾沫一样。”
一年过去了，她陷进一段荒诞离奇的寻夫之旅，数不尽的有关部门和数不尽的官吏，几乎要枯竭了她的心力。迄今为止，两位律师前后共递交五次要求会见的申请，两次取保候审申请，统统被拒；两次向各级公安机关和检察院投诉侵犯公民通信自由，遭到推诿或漠视；申请信息公开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石沉大海。
（图表：1226大抓捕以后罗胜春的维权时间线）
“除了我工作的八个小时我不想他，所有的时间，都和他在一块。我的生命就是和他分不开的。” 每一天，罗胜春苦苦琢磨着怎么让他少受些苦、让他的牢不白做。有时候她会想起他在投身公民运动之前的日子。青葱岁月里，她坐在他的自行车后座上飞驰，他们在校园里一起读小说看电影，讨论《日瓦格医生》和《霍乱时期的爱情》。
丁家喜是那么热爱文学，最爱意识流小说和毕加索的画作，她喜欢凝神听他讲故事，端倪着他的笑容，仿佛阳光洒遍大地、小溪流进了大海，他们让彼此成为完整的人。
直到2011年，丁家喜去福特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访学之后，女儿常常看到他背着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的心不再只顾着小家，而是装下了整个民族的苦难。丁家喜这三个字，逐渐成为中国公民群体中一个响亮的名字。
2013年他第一次被捕，罗胜春匆忙带着女儿到美国避难。
（声音： 罗胜春为本台朗读丁家喜第一次坐牢时写给女儿的信）
狱中四年是如此漫长，当丁家喜背着小挎包，装着在监狱里写给她们的信，飘洋过海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罗胜春还是觉得像做梦一样。
2017年的秋天，阿尔弗雷德的绚烂阳光跳跃在缤纷红叶之间，两个人一起听音乐会、做瑜伽、跳民间舞，过了两个月平常夫妻的日子。
“他就在家做家务，把房间整理的干干净净，把饭做的特别香。用我女儿的话来说，‘我们家从来没有那么干净、整洁、宽敞过’，就好像他在弥补什么缺失的东西。”
这场美梦是那么短暂，丁家喜买的是一张双程机票。他的女儿丁吉华（Caroline Ding）在《塔夫茨日报》撰文回忆道，父亲的心属于中国人民，他很快就回到中国，就像河流终归大海。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z5ObqD-DfbKJzyusuiFwBQp9Tq70AdZS/preview
（丁家喜消失一年，女儿丁吉华对爸爸的心里话）
罗胜春最终选择妥协，忍痛将他送到机场， “他就是背着他那个简单的小背包，带着他那个灿烂的微笑、我特别喜欢的笑，飞吻给我。我们生命里不知道有多少个飞吻……在很小的时候，妈妈带我看《牛郎织女》的故事，我就哭的死去活来。妈妈都不能理解，这么一个小的孩子，怎么能理解大人的感情？它让我在那时候就知道：生活是不完美的。”
“不要碰政治”，这原本是父母留下的规训。她的父亲在文革中拒绝批斗无辜的人，被下放到荒僻山沟，牛棚旁边一张床，另外一边是猪圈。他靠着几本古书和《古文观止》，与世隔绝地放了十年牛。
丁家喜出事后，不管政府如何颠倒黑白，两位耄耋老人只是哀叹，这是文革冤案重演。他们没能看到家喜平反的那一天，分别在2014年和2015年去世，罗胜春无法回国奔丧。
这一次，面临再度失去丁家喜的恐惧，罗胜春愈发清醒和强壮起来。她开始参加吉恩·夏普（Gene Sharp）非暴力运动的课程培训；她重拾伤痕文学，走进《野天鹅》（Wild Swan）、林昭和张志新的故事；她为李翘楚、张展、程渊、吴葛剑雄、刘永泽、王藏等人奋力发声；她向联合国、美国国会、阿尔弗雷德的教会和大学，一遍遍地讲述中国大地上一桩桩看似庸常的闹剧。
在从心灵上慢慢接近丁家喜的过程中，她一天天体会到极权对人的禁锢。一只野兽再次掳走她的爱人，还在撕咬和咀嚼着一个又一个无辜而正直的人，她不得不张大眼睛、放开嗓子，收起所有恐惧而踏上战场。
“我不再为丁家喜一个人说话，我要为所有的中国人说话。我现在的过程，就是丁家喜当初为什么站出来的过程。看不下去，有一种责任。今年最大的改变，就是彻底理解了他，发自心底地支持他。我现在能很清楚地说出，我为什么爱他。 ”
深埋在罗胜春心底，那颗属于爱与自由、反抗与公义的种子，被丁家喜唤醒。几乎在十年后的今天，她终于彻底理解了他的灵魂、他的选择——为了做一个站立的公民，他成为一个自由的囚徒。现在的每一天，只要一停下来，罗胜春想到的，就是国内不自由的人。她好像再也不会等到完全幸福的那一天，除非中国所有的良心犯都得到释放。
转自：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