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聚会案”周年回顾(三):社会主义无社会

去年12月份发生的“厦门聚会案”(或称“1226大抓捕”)转眼已经过去一年,近二十位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在这一年中被长期噤声、骚扰、传唤、羁押、甚至批捕。国内外多位学者告诉本台,在中共几近疯狂的极权控制和高科技监控之下,社会主义无社会的统治格局已然成形,中国人正被分裂为孤岛散沙,公民活动和维权方式需要做出巨大改变。请听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薛小山所做的“厦门聚会案”周年回顾特别报道的第三集:社会主义无社会

有人询问过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华泽,厦门案有没有可能成为中国的美丽岛事件?华泽答,不可能。美丽岛事件中的战士们前赴后继,而今天的厦门案是几人被抓,万籁俱寂。

1979年,以台湾《美丽岛》杂志社成员为核心的党外人士被捕,军民冲突导致约二百人受伤。然而,普通群众的反抗精神和参政意识自此被点燃,党外运动和国际压力最终倒逼蒋经国公开大审、开放党禁报禁,台湾逐渐从戒严迈入民主时代。

而当今的中国社会,呈现出一盘散沙的原子化困境,在中共的系统化打压下,一击就碎、溃不成军。这恰恰是许志永和丁家喜在出狱后深刻反思的问题。

“因为中共一轮又一轮的打压,我们也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民间社会非常散,完全原子化。”丁家喜2017年在接受“改变中国”网站主编曹雅学的采访时倾诉了他的担忧。

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孔杰荣(Jerome A. Cohen)(视频截图)
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孔杰荣(Jerome A. Cohen)(视频截图)

孔杰荣:中共恐惧、嫉妒,决心制服公民群体

许志永也在《这是我的祖国》中写道:“有人希望中国社会永远原子化,很不乐意地称我们‘串联’。我们是要联合,公民社会需要成长。专制一定会结束,不是我们推翻的,是它自己结束自己。我们做的是建设工作。当它脆断时,这个国家不是一盘散沙,而是有新的希望。”

美国纽约大学的中国法研究专家孔杰荣(Jerome Cohen)认为,厦门大抓捕实质上反映出中共对集体行动的嫉妒与恐惧。

“中共恐惧集体行动,他们不喜欢一群律师聚集在厦门,不喜欢任何公民群体,即使是做对社会有益的工作。中共当然不希望任何群体在中国建功立业,而希望自己成为社会进步的独家代理人。他们非常地嫉妒、并且决心镇压任何独立存在的群体。” 

从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之后,孔杰荣在1955年曾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前加州州长厄尔·沃伦(Earl Warren)工作。他告诉孔杰荣:“加州不是由悲观者建成的。”

在厦门案的当事人身上,孔杰荣找到一种同样的信念,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应该尊敬他们!”他用中文重重地强调,绝望中的坚守,源于扎根心底的公民信仰。

“如果只有悲观主义者努力,中国绝对不可能进化为民主法治国家。而许志永是一个了不起的乐观者,他要绝地求生,因为他把信仰(faith)托付在中国公民身上,不是政府的奴仆,而是那些不辜负‘公民’这两个字的人。公民是什么?它意味着对你的社会、政府和经济履行某种责任。

他试着启蒙民众,而不是任由其被洗脑。这值得敬佩,可能现在看来,也是完全绝望的。但是,这批人把信仰寄托于未来,而未来始于脚下,始于对自由和正当法律程序等理念的交流沟通。”

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许志永(美联社)
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许志永(美联社)

流动难,聚会难,中国公民正被技术分裂为孤岛

许志永曾经直言,类似“厦门聚会”的公民聚会,在全国各地有很多,“公开讨论没有空间,会被无理驱散。所以尽量避开当局视线,私下讨论。”

厦门聚会最终是如何被警方发现的呢?参会者之一王应国推测,除了网格管理制度、奔赴厦门途中的脸谱、形态和语音识别技术,“不排除我们里面有部分人的手机装了流氓插件,可以启动手机的监控摄像头、录音,录到一部分信息。”

王应国指出,一个敏感人员流动到任何一个网格里,当地就有网格员盯守;而且近年来的雪亮工程(Sharp Eyes),逐渐在每家每户、房前屋后都装上摄像头,甚至进驻到客厅。

“第一,他们知道你在哪里;第二,定点跟踪你到那里,包括你身边的手机有哪些人,他们都知道。你真是插翅难逃,你想有点隐私是不可能的。深圳好多小区,摄像头已经伸到你家。”

根据前美国国务院官员、中参馆(China File)高级编辑白洁淑(Jessica Batke)参与撰写的《监控之国》(State of Surveillance),2016-2020年之间,雪亮工程的支出就超过140亿人民币(21亿美元);中国政府计划在2020年年底之前将视频监视覆盖率扩大到“重点公共区域”的100%。

基于之前审阅的多份政府采购通知,白洁淑向本台推测出一系列致使厦门聚会曝光的潜在因素,1.地铁、巴士、飞机等交通枢纽的安检和视频监控;2.当地政府监测出外来车牌,发出预警; 3.中国政府常常在餐厅、住所、商场等地安装镜头,甚至收缴私有录像;4.中国政府正试图利用人工智能(AI)、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等计算机算法快速定位追踪目标,甚至以类似“预期性警务”(predictive policing)的方式发现目标名单之外的可疑人员。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也许正在被监控,无论是在电子平台上发言,还是在公众场合行事,尽管他们只是从点A移到点B。”白洁淑说,虽然法国哲学家福柯( Michel Foucault)笔下的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a)还未成真,中共正在努力将自己的眼睛延伸至所有公共场所,最终要不留死角。

“你无法知晓:是哪只眼睛,何时在看着你,你是否是一个真正的目标。寒蝉效应就是,人们也许选择完全不再见面和联络对方。他们会自我审查,在国家改变他们之前,主动改变自己的行为。”

她无法确定,中国公民社会的出路在何方,是否还有生根发芽的空气和土壤。

社会主义无社会,钢铁机器碾压血肉之躯

六年前,在独立纪录片导演艾晓明的纪录片《新公民审判》中,北京法院外,声援者人头攒动,“呼吁教育平权有什么罪?呼吁公开财产有什么罪?”、“这是我们民族的良知,要在这里被审判……它这是用下位法强奸《宪法》。流氓到家了,丧尽天良!”https://www.youtube.com/embed/LBw9kCervas

独立纪录片导演艾晓明2014年制作的《新公民审判》,将现场记录和采访穿插在一起,呈现公民对这场审判的质疑以及对新公民运动的理解)

( 视频和声音   新公民审判时的群众声援 )

这些愤怒的诘问,已经成为历史的回声。“1226大抓捕”(即厦门聚会案的抓捕)过后,“一片寂静”,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悲哀地总结道。

在被封掉八十个微博、五个微信号之后,她现在能做到的,就是给山东临沐派出所寄去一封封明信片,祝这些“站立的公民”,节日快乐。

“包括许志永、丁家喜他们所做的事情,其实是在跟权力做一个博弈,但是这个空间越来越小。你看到立法者和执法者都在违法,从2013年(以来)越来越严酷。”

一个代表性个案是,农民企业家孙大午和他曾经的代理律师许志永都再次被套上镣铐,市场和社会双双沦陷,西西弗斯的石头回到了原点。

在正常的社会结构里,权力、市场和社会通常是三足鼎立、缺一不可。郭于华认为,这个时代最大的荒诞之一就是–社会主义无社会。

“没有社会,党政权力就没有任何制约。权力无所不至、无所不管、无所不控制。一个一个的血肉,去面对钢铁机器,你如何去磨合呢?而且人是社会性的人、融合性的动物。如果变成一个一个孤立的个体,可不就是韭菜吗?任人宰割。”

对于厦门案的一部分亲历者,培育公民社会的一片赤诚,换来钢铁机器的迎头痛击。

它索要的代价,是他们的身体,他们的自由,还有半生打拼、积攒下来的一切:被剥夺的工作和半冻结的房产,破碎的家庭和失学的孩童,甚至是逼仄的囚室和酷刑峻法。

“我自己就像一个蚂蚁,你们可以随意把我踩死。甚至我连鸡蛋都算不上,鸡蛋打碎了还溅你一身。但我们可以说是仰不愧天,俯不怍人,靠着气节一样的东西,感召其他的人。通过我们的受难,彰显他们的邪恶。”一位因安全原因而不愿透露姓名的厦门参会者无奈地叹息,一群蝇营狗苟、朽木雕成的提线木偶,践踏着他的公民理想,削磨着他的尊严与意志。

不见义人一呼百应,不见邻人守望相助,他孤零零地站在荒原之上,任凭钢铁齿轮碾过骨头和血肉。

一盘散沙,统治者的心头爱?

中国在农业社会阶段,存在着宗族、行会、地方社会等较为坚固的共同体纽带。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传统的社会组织都被破坏殆尽。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释放出的NGO、社区、维权运动等一系列公民社会的生长点,众人寄予厚望,然后眼睁睁看着一簇簇萌芽都烟消云散。中国民间再度回归一盘散沙。

 “散沙社会,是历代大一统帝国征服者,为了防止民间出现和自己竞争的力量(制造的)。”

旅美历史学者刘仲敬对本台表示,中共无法容忍公民群体,就像法国历史上路易十四忌惮投石党人的贵族力量,儒家社会最多容忍地主乡绅的存在,共产党夺权后疯狂剿灭大地主资产阶级。

“一盘散沙的社会就是互害社会。处处是悖论,遍地是张献忠。我不能信任我的邻居。”他眼中的互害社会,没有共同体和底线共识,人民头脑里装着风行草偃的价值观,在恶性竞争中挥刀砍向彼此。

绝地求生,出路何在?

公民社会和民主规则的落地和萌芽,在当今的中国似乎已经异常地遥远。一位不愿透露真实姓名以免遭到政府打压的厦门案当事人说:“公民运动,黑暗一眼望不到头,现在大家都觉得,束手无策。”

《零八宪章》签署者、广东独立作家野渡也颇感悲观:“旧的方法手段已经不适用了。从一些朋友的批评来看,像厦门事件的聚会是不应该采用的,增加了民间风险和党国打压的概率。民间大规模的秘密聚集交流,可能性越来越低。”

12月1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说,中共诞生于中国内忧外患、民族危难之时,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有着“刻骨铭心”的认识。

习近平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10点要求,包括把“政治安全”放在首要位置,打造坚不可摧的国家安全干部队伍,把可能带来重大风险的隐患发现和处置于萌芽状态。

“一旦政治化,就被干掉了。维权就是一个源程序,不断地增值扩散,最后组成一个庞大的互联网海洋。”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告诉本台,回顾几年前的新公民运动,一贴标签就被极力打压。但在今天的中国,去政治化、去标签化的随机性布朗运动,仍然有一定的生存空间。

陈永苗不希望做浮在表面的啤酒泡沫,而是不断下沉、扎根,远离枪炮,也避开聚光灯。“中国维权人士,要像基督教教会里面的传道士、牧师一样,不断勤勤恳恳地做贡献,做十年二十年。将来的民主化之路,靠你才能成功。”      

在改革和革命路径之外,他还提出“民国当归”,寄希望于台海关系升温和美中关系的另起炉灶,最终达到国体回归民国、政体移植自台湾。

“不管你是搞维权的,搞公民的,只有两条选择——要么共产党,要么台湾。从空间上退到台湾去,从时间上退到49年以前。”

刘仲敬则对中国现有的想象共同体和公民社会的前景彻底绝望,最终转向民族发明学,在中华民族的语境之外开辟一套新秩序。他曾经这样形容中国社会瓦解的程度,“一轮红太阳,十亿蓝蚂蚁”,“发育公民社会,就是说:让割草机驾驶员负责在草坪上种树苗”。

“西班牙弗朗哥将军遵守天主教的规矩,韩国军阀遵守儒家的规矩,日本军阀遵守武士道的规矩。(这些)专制政权是有规矩的,可以要求它修改规矩、分享统治权。在这个前提下,公民社会才有可能成功。但是共产党人,并不接受自己定下的规矩。完全没有规矩的人,你没有办法利用原先的秩序来修改秩序。这比五月花号在荒野之上——上面没有统治者,下面没有无产者的情况下——建立秩序,要困难得多。”

他悲观地看到,今天的中国人好像是站在一个无法无天的孤岛上,一切坚固的纽带都烟消云散,而洪水不断涌上来。公民社会的种子无从生长,遍地皆是根无所系的浮沤泡沫,不知会被历史变革的风暴带向何方。

转自: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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