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庆：支离破碎的中国文化如何承接当代文明？

写这篇文章时，中国正默默穿越复活节，进入香烛缭绕的清明节，当代中国与世界现代文明之间巨大的落差，竟然可以这么形像地定格在如此生动的生死距离里。
思考或者默想中国文化，思想必须穿许多传统美的迷思与壁障，无问西东，在文明碰撞后支离破碎后的文化墟塬上，寻找家国天下的未来方向。

文革最一击，中国文化已然解体

今天中国社会所谓复兴式的繁荣，很容易让国人误解我们的文化或者民族文明正处于新时代的上升期，一个大师远去的时代谈文化复兴，本来就牵强附会，而现实所展现的却也是赤裸裸的没有丝毫隐瞒，甚至不用条分缕析，你就会明白，今天中国社会虚火旺盛的“跨越式发展”，没有任何来自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动因，坦率地讲，主宰今天中国社会思想和行为的，其实是马克思、凯恩斯和亚当•斯密的三“厮”跨国组合。

器物主义对中国社会的改变是巨大的，有着摧枯拉朽般的功效，以至当下，你从吃住行游购娱中，再难找到中国传统文化妖娆的影子——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是住宅，美丽的中国故事往往是从花园开始的，但正如美国田纳西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瑞克•托马斯所说，中国城市几乎全是西方后现代建筑理念的实验场，由于传统文化从城市建筑的记忆上被整体抹去，中国已经失去与祖先对话的渠道。

中华文化或者说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的衰落，并不只是发生在今天，历史学者们渐渐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唐朝中土鼎盛未几，西域恒罗斯之战的失利，成为后来伊斯兰文明东扩的转折点，其后的安史之乱，差不多彻底结束了中华文化自秦汉以来近千年的扩张周期，也正是由于这一转折在历史中的不可逆性，才有了后来南宋“崖山之后无中华”之说。

但历史决不是社会和民族在时间演绎中的瞬间凝固，它有一个从渐变到质变的过程，当强盛的伊斯兰文明渐进东扩，乃至将整个大西北中华文圈浸淫、同化后，差不多快要淹没中华文化的核心发源地长安（西安）时，才逐渐式微下来，这有点像二战时的敦克尔克大溃退，唾手可得的胜利，突然被天意扭转，这是怎样的神来之笔呢？

此消彼长的是基督教文明，当清廷用了68年时间，彻底平定准葛尔叛乱，伊斯兰势力东扩受到战争酷烈的肘制后，已陷入“再而衰，三而竭”的颓势。这一时期，一位叫马嘎尔尼的英国使臣到了中国，他那条不肯下跪的腿，代表了上帝的力量；也因着他，中国在尖船利炮声中开启了热兵器时代。

马嘎尔尼是以为乾隆80大寿祝寿的名义来中国的，试图藉此打开中英平等贸易的大门，照彻在他身后的是欧洲新文明的曙光——西方在经历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改教运动后，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推动下，已率先步入工业文明时代，而此时的泱泱中华，明朝海禁和清廷禁教差不多从海上和陆路完全关闭了与世界交流的通道，当“红毛外夷”的马嘎尔尼不思臣邦纳贡，反以平等邦国窥视我天朝物华天宝之时，朝廷从来都是锁国拒之，况且，这位外夷蛮臣，既来为皇上祝寿，却不肯在乾隆天威龙椅前下跪敬拜，岂不是胆大妄为，干犯龙颜么？果然，马嘎尔尼一行几乎被羞辱性地驱离中国。

事实上，马嘎尔尼并没有华埠岐视，也没有中国文化“男儿膝下有万金”的那种尊贵，即使在英国，马嘎尔尼也不会向父母乃至向英王陛下双膝跪拜，马嘎尔尼是保守的基督徒，圣经中有专门的律令，非但不可跪拜人，甚至连天使也不可跪拜，唯有跪拜上帝，马嘎尔尼正是基于这一信仰伦理，拒绝向乾隆皇帝下跪叩头的。

中国失去最后一次与世界融合的机会，马嘎尔尼之后48年，英国坚船利炮一响，中国败亡之兆便显露无遗。虽然后来有洋务运动推动下的改革开放以及公知上书和戊戌变法，但因朝廷对“帝制神学体系”的维护和坚守，盛世虽然回光返照，但文化从自大到断崖式滑落，多难兴邦的盼望功亏一篑。

整个民国时代其实是东西方文化的剧烈交融和冲突期，虽然帝制神学体系从上层建筑崩溃，但新文化在传统割据中仍未从信仰的根基上得以价值重建，特别是五四运动诱发的新一轮反基督教运动，把中华文化的更新之路带偏……1949年后，马列主义化的新政权又利用土改和公私合营，将官绅民的社会结构连根拔出，彻底摧毁，至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孔庙被毁，孔墓被掘，残存的中化华文化体系在扫除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中，全面解体。

中国文化的本质是“神权专制”

马嘎尔尼回国后，曾向英国政府上书，称“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帝国，它翻来覆去只是一座雄伟的废墟”。你不能不佩服马嘎尔尼目光狠“毒”，直刺中华文化的神经中枢，几乎把中华帝制神学体系看了个透。

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发起的教改运动，引用圣经中上帝在巴别塔下变乱各族口音，开启人类多元文化时代和耶稣基督“凯撒的物归凯撒，上帝的物归上帝”的智慧话语，提出了现代社会政教分立原则，他们认为，人与神是有绝对位格之分的，人虽然具有上帝的形象，但却没有神性，即使到了天国，人仍然不具备上帝独有的能力，因此，除非上帝独作，人不可超越也不可代替上帝在地上实行神权统治。

今天，确定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就是看这个国家行政管理否实行政教分立原则，即政府只能通过法律管理和约束人们外在行为，不能垄断信仰、思想和良心。

儒学是中华文明的根基，这恐怕没有什么争议，儒学之所以能从春秋战国百家争宠中脱颖而出，成为社会治理和王权统治的最优选项，是“大道隐没”后寻求社会长治久安的必然价值取向，特别是诉诸法家统治的秦王朝因暴政覆亡，新的统治阶层必须总结并重构稳定的社会基础，“君臣父子”由此合壁为家国天下利益攸关的共同体，人与社会互为倚靠，在仁义礼智信中实现天下大治的和谐愿景。

这套由儒家倡导的特权和礼制在社会治理时齐头并进，成为后来董仲舒“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文化依据和“独尊儒术”的源头。

本质上讲，“三纲”也是不完备表述，还有一纲当是“神为君纲”，神是什么？儒家认为就是那个“隐没的大道”，诗经上称浩天上帝，民间社会尊为“老天爷”——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恰到好处却也是断章取义地把君王捧为天子，奉天承运，天下岂敢不服？如此，董仲舒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串一体，宣告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帝制神学体系大功告成。

儒学御用，本质上也强化了儒家在中国的师尊地位，儒家由此成为历朝历代中国人文社会的“定海神针”，这种与权力藕合的文化结构，如同“化功大法”，可以将外来任何文化兼收并蓄，那怕西来的佛教，照样被儒家文化嫁接、更新，成为中国文化的铁杆拥趸，从“沙门不敬王者”到法王大不过人王，佛教的妥协是全方位的。佛儒大家熊十力也认为，融摄道释，要归于儒。

同样，你从中国各地古老的清真寺，也可以看到伊斯文明对中国文化的内在妥协，尤其是皇权在清真寺遗留的痕迹比比皆是，甚至西安清真寺内还清晰留有龙的偶像雕刻。

但真正西来的基督教入华时，帝王与朝廷起初都高端加持，好处给到手软，但中华帝制神学体系很快就发现融合、汉化不了这一信仰；反倒有可能被这一信仰颠覆和更新时，便露了凶悍本相，排斥和杀戮也毫不手软。

基督教四次入华被禁，近代又因文化冲突，教案四起，本质上是中华帝制神学企图战胜基督教神学；地上天子梦想杀死上帝儿子的缠斗，从夸父、女娲、后羿、精卫填海、大禹治水到哪吒闹海……中华文化潜意识的注脚都是人定胜天，这比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的救赦情节更瘆，民族悲剧由此注定！

正如马嘎尔尼所说，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本质上就是神权专制文化。或者我作更准确的表达，是偶像化的神权专制文化，而帝制神学体系的崩溃，也意味着中华文化的解体。被誉为“莫扎特式的历史学家”列文森在考察中国儒家文化体系后指出，中华帝制神学文化的固守和不复吐故纳新，使中国错失了早期现代社会转型的良机，从而使国家陷入跌宕起伏，多难兴邦的命运幻觉中。

信仰更新当优于社会转型

中国文化已然解体，这看似残酷的事实于今天国民似乎并无痛痒之感，大家好像仍然生活在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之中，说的还是汉语，四书五经随处可查，唐诗宋词依然很美，还有，我们依然是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但有谁想过，今天谁还会以中国文化为蓝本建立自己的人生价值观，确立自己的生活方式，并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中国文化原生魅力差不多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诡异的还在于，中国文化的美学几乎消失殆尽时，而文化糟粕却仍在深刻地影响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如学而优则仕、国民集体无意识、利已的中庸之道、人际效应、不信守契约、投机取巧、见钱眼开见风使舵、为富不仁等等，这些在当下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在“眼睛是封不了的公众号”一文中说：知道这个社会有多假多不容易了吗？其实，你眼睛所看到的，仍然只是大时代的冰山一角，红道黑道庙堂江湖像走马灯一样轮换着悠转，每个中国人的每一天，都在各样的处境中协调着思想横来竖往的轨迹，然后像唯手熟尔的川剧变脸大师那样，甩头就可以变换出另一付面孔，以配合社会肥皂泡沫剧的情景演出。

不以信仰为磐石的社会，所有价值观的确立，都会以自我为中心的方式来呈现，但由于缺乏文化自信和良心自由的滋养，很快就会在“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社会处境中，忙于心灵搏弈和利益自卫，当个体人性上升为社会性或群体性时，个体的黑暗势力就会在意识敏锐中无限膨胀，进而固步自封，冥顽不化，这是中国社会很容易从家长制走向专制社会的人文诱因，它的顶峰就是帝制神学体系。

正如贝克尔在《死亡否定》（林和生弟兄译）一书中所说，这“并非自然的动物本性，恰恰是对惊恐（panic）的掩饰，让我们活在丑陋中。”

中国文化选择突围，寻求免于崩溃的改良方向一直都是错谬的，器物主义将中国全面带入现实主义社会，文化在待弄风雅中颓废地走向庸俗化。而马列思想与古老的理想国在乌托邦中的碰撞后，又力不从心地导入凯恩斯与亚当•斯密变异的文化基因，信仰的价值若不屈服或依附于这样的世俗社会，就没有心灵的立锥之地。

佛道的市场化和商业化以及功利主义国学的复活，都是基于此，但香火的兴旺和当下国学热的兴起，并不代表中华文化的重建和复兴，反而让我们如此真实地见证到了文化堕落后的可怕和绝望。而持守纯正信仰的基督教，因着历史以来的打压和逼迫，至今仍未能成为中国文化的荒漠甘泉，滋润信仰荒芜的中国人心，这样的缺陷使中国至今没能真正融入世界，理所当然地不具备领航世界的资格。

这使我们看到，中国社会不幸落入这样的论段：一个完整的一体的文明，在传播过程时会被分成科技、政治、艺术、文化等成份。这时，各种成份的传播力，通常与其价值成反比，也就是说，越是不重要的成份越受欢迎，越是重要的成份越被排斥。比如信仰与文化，文化与政治、政治与科学……后者总比前者传播得快速而广泛。这种对最小值成份作最大最快速最广泛传播的自动选择，显然是文化交流中一条不幸的定律。

这样看来，社会转型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们信仰和文化的转型，这是本木之分，是恩典千代，开万世太平的绝学。如果只把民主当手段，把宪Z当“救赎”，那也只不过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今天那些为社会振臂呐喊的人，明天就因着登堂入室，成为社会新生的蓝色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