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律己的理想与律人的“理想”

我不能赞成那种意在肯定上山下乡运动的“青春无悔”之说。姑且不说强制动员下的上山下乡运动中绝大多数知青对于并非自己选择的安排只有抱怨与否的问题，没有“后悔”与否的问题，也不说知青运动在成就了一些人的同时毁掉了多得多的人。我只想指出两点：

靠外力维持的理想崩盘

首先，当时的体制在律人方面确有严重弊病，这种理论强调“斗争哲学”，尤其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在“理想”的名义下斗人、整人、迫害人，乃至更一般的强人所难、己所不欲硬施于人的事太多了！我前面说“想用表现‘积极’来改善自己的处境，只要不伤害别人，就无可非议”。但事实上当时相当多的“积极表现”就是伤害了别人，尤其是因“积极”而多少获得了一些权力后，这种事的发生概率就更高。扪心自问，我没有做过这种事，这不是因为我多么高尚，而是因为我从未“进步”到与权力沾边也。

这方面我也很佩服陈念昆。当年他们央务的几个骨干都还背着“黑档案”，尤其念昆自己还有个“伪军官”的“家庭出身”。在当时四.二二尚未平反的情况下，为了顺利树立央务这个典型，阮兆江想的办法是先树“先进集体”后树个人，让家庭成分好的弟兄先出头，等到央务这面大旗立稳了，再推出真正的带头人陈念昆。

陈念昆（前排左一）、阮兆江（前排左二）、大队支书与部分央务知青

于是1975年以后，央务知青小组作为广西知青的一面旗帜、央务生产队作为广西“学大寨”的先进典型越来越走红，但这一时期的报道中很少提到知青小组长、生产队长陈念昆。央务第一批入党的、被调自治区知青办任职的、和在当地当了公社党委书记的知青都不是他，甚至央务出名后慕名上山的新知青中几位骨干入党都在他之前。在关于央务的早期照片中他也常常不出现，或者只出现在一个不起眼位置——尽管大家都知道他是央务真正的灵魂。

直到1977年前后，他才成为央务报道的一号主角。可是这时上山下乡运动却很快走到了尽头。那几年央务的名气非常大，但陈念昆的名气就相对小些。央务知青中出了好几位官员，但陈念昆这个真正的带头人最终也只是“组长”和“队长”——直到今天，无论央务老农还是当年的插友也仍然不改口的称他为“队长”、“组长”。

1976年后，陈念昆逐渐走向前台

央务知青中出了几位党委书记，但陈念昆连支部书记也没干过，入党也远非最早。央务知青中出了不少大学生，无论是央务走红时被推荐的“工农兵学员”还是恢复高考后考上的都不乏其人，但他虽然无论推荐还是考试都有优势，最终也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

陈念昆的成名并不是靠踩别人，相反，他其实是做了人梯的。但是，我当时也见过不少别样的“先进”。同在我们县，有位老兄当年发誓“扎根农村”也非常高调。他父亲是个老工人，临退休了来信希望他按当时的政策回城“顶替”，结果他把这封家信弄到报纸上公之于众并大张挞伐，高调批判父亲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他，破坏“扎根农村”。

把老父亲几乎气死，老人说我也是老党员，这么些年我也没反对你在农村进步，临退休了告诉你有这么个回城工作的机会，你回来团聚家里当然高兴，你不回来我们也不会强求，至于这么在报纸上公开给爹扣帽子、用损爹、骂爹落后来显示你先进吗？你这么干让爹怎么做人？说实话，我们这些还算“积极”的知青对他的这种做法都很不以为然。

其次，正因为“除了追求那个虚无缥缈的‘理想’，在当时那种状况下你还能追求什么？”这种“理想”就显得十分无力：只要情势变得可以追求别的了，那“理想”就顿时崩溃。说到底它只能靠强权来维持。前述那种“越受迫害表现越积极”的现象，反过来就是迫害消除，“理想”反倒没有了——当然不是说那时就没有“越得势越讲理想”的，但这种“理想”往往律人不律己，就像上面讲的：成了得势者整人利己的“敲门砖”，理想实际上也就异化掉了。

而除得势者之外，“压力消除，理想反倒没了”的现象当时确实很普遍。许多人在被“打入另册”时尽管“再表现也没用”，但还是虔诚地“表现”——所谓虔诚就是尽力假设自己这么做不是被迫、而是出于为了理想主动奉献，以使生活显得有意义。但一旦真的不再“被迫”，那种“生活的意义”反倒消失殆尽，他们几乎都作了另外的选择。当政策允许知青可以回城时，大量的前知青积极分子都走了，甚至许多已成为农场与地方基层干部的前先进知青也放弃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地位，宁可回城在“街道工厂”谋生。

金雁/插画

念昆兄当年团结一批被打入另册的伙伴在逆境中艰苦奋斗，可歌可泣，终于使他领导的央务知青小组熬成了全广西第一号知青“先进集体”。但1977年高考一恢复，“先进集体”顿时军心大乱，大家纷纷回城复习备考。在央务调研的区知青办阮兆江主任早在通知恢复高考时就向念昆私下透露中央政策已变，劝念昆通过高考“自然”回城，并承诺为念昆争取特殊通道，“只要不交白卷”就能录取。

但他却表示要对央务知青弟兄们负责，即使离去也会走在最后，因此今年不会报考（他最后一个回城时想要报考，却因那时报考门槛已变，知青办也已撤销，而失去了机会）。阮主任说那你最起码不要影响知青们报考。念昆果然对弟兄们报考大加鼓励，再不提号召大家“扎根”，央务许多人也加入了回城备考潮流。结果还没等到1979年后的知青回城大潮，这个耗尽他们青春和血汗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先进集体就已经在做散伙准备了。

掌握话语权的人与沉默的大多数

我当时仍然在村复习，当然也很少出工了，原因不过是城里我已无家可归，我父母当时也被流放在一个边远穷县，条件不比田林好。加之那时我因搞乡土文艺小有名气，与县文化馆关系不错，可以从他们那里取得任何县里有的书籍。所以我无必要回城复习。其实我们平宜知青小组距离央务不远，他们是自治区知青办的“点”，我们是县知青办的“点”，我跟他们不时有来往，也认识阮主任。

金雁/插画

当年我因眼疾过不去体检关，一直在农村待了9年多而不办“病退”（其实主要是因为我在南宁无家可归，已无“退”路）。当时一些领导为宣传需要总是“鼓励”我扎根，阮主任也看了县里上报的关于我克服“残疾”坚持在农村的“先进材料”。但他从不打官腔唱高调“鼓励”我，而是每次见我都关心我的工作安排，对我说你的身体条件不适合在农村长留，还是设法找工作，不然年龄大了就不好办了……这些大实话从那时的官员嘴里说出来确实太少见了。当他知道我不能“病退”的真实原因后，仍交待县知青办为我在县里安排工作，而且已经与县文化局说好。

我过去虽一直被认为“表现不错”，却也并非鹤立鸡群。这次却由于连头号先进集体都已熄火、而我却仍然在农村坚持，被刮目相看。县里一位干部私下说：我们过去树央务为标兵，现在看来还是你经得起考验！于是我递交多年的入党申请很快被批准，而数月没怎么出工的我又成了文革后恢复劳模称号后的首届“县劳模”。其实那时谁都清楚：知青运动已是强弩之末，我不久就因考研成功而离开，但即便没有考上，很快也是要走的。

所以，像我们这样的“信仰”确实无法与那些法国传教士相比。他们是为了信仰而放弃了世俗利益，而我们无论意识到与否，实际上是在世俗利益被剥夺、没有什么可放弃的情况下树立“信仰”的。一旦可以选择，我们就不再坚持。这样看来，我们真的虔诚吗？确实很难说，在那个连家信、日记甚至情书都充满了“豪言壮语”的年月，至少像我这样尽管“表现不错”、但并非大红大紫地被用于宣传的人确实没有想欺骗谁，只是希望自己活得有价值、并非行尸走肉而已。

但我们也的确“经不起考验”，像常井墓地中那些为信仰虽九死而无悔、甘愿埋骨穷乡僻壤的宗教圣徒，我们中几乎一个也没有。知青运动潮落后仍然留在村里的绝无仅有者，也多是因为成了家、有拖累、在城里生存困难等世俗原因而留下的，他们现在多已被遗忘，在缺少人生意义和尊严的艰难生活中老去，没有谁问他们是否“青春无悔”。而发出这种豪言壮语人都已离开农村，评价知青运动的话语权如今也是在后者、尤其是今天有头有脸的人那里，我应该也在其中。但是我们这些幸运者真比那“沉默的大多数”更有资格评论这场运动吗？

弘扬苦难抗争和反思“知青运动”不矛盾

铁的事实是：历数古今中外的大规模移民运动，当年那场“知青运动”应当属于最失败的之列。汉代徙民实边，明代大兴军屯，清代以来的“闯关东”、“走西口”，俄国的哥萨克移民东方，欧洲人殖民新大陆，华人开拓东南亚，早期的犹太人漂泊四海、后来又从欧美回到荒凉的近东开拓出以色列——所有这些移民潮无论自发的还是官方组织的，无论其中有多少是非，总还是留下了巨大影响，对相关地区后来的民族分布、社会变迁和历史走向都具有重要的乃至决定性的意义。

就是我国当代的其他移民潮，从改革前的工业化移民和“盲流”，到改革后的“民工潮”，也都成为不可逆的“历史潮流”。但是那场“知青运动”，尤其是文革10年中2000多万知青的上山下乡大潮，作为与城市化历史趋势相悖的、以强制手段掀起的潮流，后来却退落得如此干净：不仅到农村的知青走光了，原来作为永久性戍边措施的“生产建设兵团”，除了新疆因知青回城请愿的“阿克苏事件”遭镇压而留下了一部分，黑龙江、云南、内蒙等地的“兵团知青”也基本走光了。知青运动结束时所谓的“三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据说是邓小平说的）、“四不满意”（再加上国家不满意，据说是李先念说的）之说，可以说是对这场运动的盖棺论定之语。

但是，否定“知青运动”并不等于否定知青，因为那场运动并不是他们发动的。除了某些“与人奋斗”伤害他人者外，知青们没有做错什么。相反，他们在黄土地、黑土地和红土地上的奋斗，无论是无奈的还是“满怀豪情”的，也无论那豪情是虔诚的还是“表现”出来的，都堪称一部史诗，一部与苦难抗争的史诗。

这里说的苦难主要还不是指物质意义上的艰苦，因为与当地农民相比，与同时期我国那些自发的移民即所谓“盲流”相比，知青未必更苦。我说的苦难更多是指他们被“运动”，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不知未来何在的这样一种心理煎熬，一种无助的生存状态。他们为摆脱这种煎熬的奋斗，无论是积极的表现，还是无奈的挣扎，都是可歌可泣的。而支撑这种奋斗的“理想”，无论它是基于哪一种意识形态，也无论它的虔诚程度如何，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都是极为可贵的，它体现了人的意志力，一种与命运抗争、向往有意义的人生、为生命的价值而奋斗的意志力。

金雁/插画

苦难中的奋斗是可贵的，与苦难抗争的过程是具有审美价值的。但苦难本身不是美，我们无需给苦难涂上玫瑰色的油彩来粉饰它，更不能去歌颂那种制造苦难的机制。这道理本来并不复杂，就像我们歌颂抗日战争但不能“感谢”日本侵华一样！弘扬艰苦奋斗的“知青精神”和反思荒唐谬误的“知青运动”不仅不矛盾，而且弘扬这种精神正是为了避免重蹈那个荒唐岁月。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年知青们为改变农村面貌而付出的努力、他们为改善自身处境而做出的“积极表现”，和他们后来要求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发动的回城请愿运动，都是史诗般的壮举、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念昆兄是知青运动盛极而衰时代的先进典型，他与那位为自己一家的苦难向红太阳告御状的李庆霖先生、阿克苏事件中作为请愿回城知青的代表而受难的欧阳琏先生，在整个知青运动中扮演的角色似乎截然相反，但他们都非常令我尊敬。他们后来的人生也都很坎坷。而除了李庆霖先生“忽然成名”后卷入官场漩涡、被利用做了些火中取栗的傻事外，他们都没什么过错，而且都有大功于社会。

阿克苏事件

仅就我而言，念昆兄的奋斗经历曾激励我坚持努力不甘沉沦，而李庆霖的告状改善了包括我在内的全国知青的境遇，欧阳琏们的抗争更最终结束了这个不得人心的“运动”。尽管陈念昆们是在关于民族命运与个人使命的豪言壮语下做那些事的，而李庆霖（就其“告御状”一事而言）与欧阳琏的抗争却似乎是为自己的权益在与“豪言壮语”对着干，但今天我们都明白了马克思讲的这个道理：“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的条件”。

“民族命运”是由构成“民族”的一个个人的命运合成的，而“个人使命”也必须以个人权利为基础。“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郭嵩焘）天下兴亡，官家有责；监督官家，匹夫有责。而欲尽此责，匹夫须得有权（公民权利）。不改变“权力任意侵犯权利”的状况，我们的民族是不可能真正振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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