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与一位哥哥在德庄吃饭，说起这段经历，他问我：“关于这件事，好好写过吗？”
“没有。只偶尔在帖子里有提及。”
我是一个不愿意活在过去的人，即便是回忆，我也只记取美好的东西。若要写，势必是把那些不堪又翻腾一遍，我心里是抗拒的。想起一直尊敬的木心先生，他在文革时期被囚禁18个月，在白纸黑色的钢琴键盘上无声弹奏莫扎特和肖邦，在理应写交代材料的白纸上写诗。对于文革，他在文章里从未控诉和回忆，只留下一句淡淡的：我白天是奴隶，晚上是王子。以及一句感慨：诚觉世事尽可原谅。
“但你能原谅吗？”
“原谅？不能，这是永远不可能的。”
“所以，你要写出来，对于像我们这种不知何时就会进去的人，最起码让我知道，那里是怎样一个世界。”
他顿了顿，又说：“写吧！嗯？”
我点头答应。于是有了这篇文字。
我有想过是不是应该给朋友打个电话，但记得那天特别忙乱，店里有好几个客人在等，转念又想，他们只说谈谈，也许，没什么紧要的。
五点，妈妈早早给我送来了晚饭，我想着那个电话，就说没时间吃了，只叫店里的女孩回去。
他们来的时候我刚好在电脑前坐下来，六、七个人，有便衣和着制服的民警，还有一位与我年纪相近的女士，在出示了证件之后，在店里搜查了一遍，然后对我说：“你涉嫌寻*衅资事在网络发布一些危害郭*嘉安*全的信息，我们要带你回去所里调查。”我看着他们要把我的电脑搬走，就说：“我电脑里什么都没有，再说，我回来还要办公呢。”他们说：“这是必要的程序，请你配合。”我再问：“需要多久？”“不用多久，你说清楚你的问题就好了。”
我锁好店门跟着他们上了停在门口的车，手里只拽着一串钥匙。
去到所里开始笔录，晚十一点，又换了两个人来做笔录，问的都是相似的问题，我渐渐的不耐烦了，我说我的问题都讲清楚了，现在你们应该让我回家了，我的家人会担心我，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没人理我，只给我送来了一份猪骨粥，叫我吃，说道：“还早，你的事情没那么简单，我们还要请示上面。”
我没吃那份粥，只不停的喝水，不停的上洗手间，每次上洗手间那个女士都跟着我，她好像喜欢笑，看起来很友善。隔着办案大厅的玻璃门，我看到弟弟站在派出所的栅栏外面，我听到他在叫姐姐。弟弟的工作室与我的店相隔不远，我被带走他肯定是知道的。我对那位女士讲，你不要跟着我，多此一举了，我弟弟现在外面，你帮我带个话给他，叫他在家里等我就行，我没事的。她答应了。
有一个胖胖的面容有些凶狠的警员对我的态度很不满意，他敲着办公台朝我吼：“问你什么你就要好好回答，没事会叫你上这儿来吗？叫你到这儿来就是对你的情况已经摸清楚了，我们要看的就是你的态度……”看他气急败坏的样子我竟然笑了，我说，要注意态度的是你，不是我，我是没罪的。既然你们都清楚了那就无需我多言了，你们爱咋地咋地吧！
那晚，我记得我说的最多的一句就是“行了吗？我可以回家了吗？”然而并没有一个人给我确切的回答。凌晨一点多，他们带我去了另外一个房间，做个人信息采集。回到办案大厅，他们给我一张拘留证，问我要不要请律师，我问拘留多久呢？答曰“三天。”我想了想，三天就算了，不请律师了，就在拘留证上签了字。
他们叫我取下项链、手表、戒指，用一个纸袋装好，我说我必须要给我家人打个电话，他们说用座机打吧。我说不行，必须用我的手机，他们把我的手机拿来，在通讯录一栏找到我弟弟的名字，我拨通电话，告诉他，我被拘留三天，请妈妈不要难过，还有告知我的工人，这三天照常在店里上班。弟弟在电话里叹气，依稀听见妈妈的声音焦急的问“怎么样了到底怎么样了啊！”但是电话被他们拿走，挂断了。
我跟着他们，坐上了开往南海看守所的车，临走，我看了看办案大厅墙上的挂钟，已是凌晨两点。那天，我穿着一条黑色的裙子，纯黑，连高跟鞋都是黑色的。是我专为这一天准备的。临走，我对着玻璃门打量了一下自己，头发散乱，脸上带着一种病态的苍白。那晚，办案大厅的空调很低，我好几次叫他们调高一点温度，我环抱着双臂，说冷。
我换好了囚服，穿着一双很不合脚的拖鞋，跟在她后面，已经很晚了，监室外面的灯已全部熄了，只我们经过处，亮着惨白惨白的路灯。走了大约三五分钟的样子，她在一个监室门口停下，按响了门铃，出来一个身着囚服的女人，为我拉开了那道铁门。
我弯腰进去，虽然对监室的环境已有心理准备，但目光所及处，还是让我倒吸了一口寒气：进门的对面，有两个连着的卫生间，没有门。不到五十平的屋子，两边是用水泥砌成的一米左右的台，上面铺的一层木板。中间是一米多宽的过道，到处都是人，过道里也是人挨着人，全部睡满了。
我睡哪儿呢？两个值班的女人做手势叫我不要出声，她们给了我两张薄薄的被单，在过道里，叫醒两个已经睡着的女孩，给我腾出一个位置。我铺好了那两张脏兮兮的被单，躺下来，屋顶很高，有两个大吊扇，然而进门的右边，有一扇窗，上面连着走廊，是平时狱警巡视的走廊。透过那扇窗，可以看到外面的天空，那天晚上，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黑漆漆的一片。
我躺在那里，旁边的女人也睡不着了，她压低了声音轻轻问：“喂，你是因为啥事进来的啊？”“因为在网上写文章进来的。”我轻轻答。“写文章？什么意思？”女人嘀咕道。值班的女孩又做了一个“嘘”的手势。于是我不再说话。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并没有。我只是睁着眼睛，一夜无眠。
第二天，监室的管理叫我剪头发，我说我只呆三天，过两天我就回家了，头发就不剪了吧！她冷笑说：“三天？每个进来的人都是这么说的，现在一个个都还在这窝着呢！要真的三天会送你到这儿来？”于是我的长卷发倏忽变成了齐耳的短发。后来我才知道，看守所跟拘留所是不一样的，行政拘留跟刑事拘留也是不一样的，而这些在我进来之前，我统统一无所知。
在里面的人，就是一个小社会。五十平的地方，常年羁押着五六十个女人，最多的时候有七十来个，春节的时候据说人是最少的，也有四十多个。我在的时候，年龄最大的有个七十岁的老奶奶，她说是在村子里看别人赌三公被抓来的；最小的是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小女孩，一脸稚气，来自云南，因为卖淫被抓。里面各色人等都有，每一个女人都有各自不同的故事。有赌博的、打架的、吸毒的、走私的、组织卖淫的、诈骗的、非法传教的、在某宝卖假货的、搞传销的……有的已经在里面呆了三四年，请不起律师，见不着家人，也没机会打电话、写一封信一个月都送不出南海，有的甚至就是突然被抓进来然后被判刑，家人也联系不上。
有一个来自河南的五十多岁的女人，进来之前已收破烂为生。有天她在一个工厂门口捡了一袋塑料瓶子，买了一百多块钱，后来被人报案把她抓了，原来那些塑料瓶子是工厂的成品，价值四千多元，就这样她被判了一年零三个月。我在的时候，她离出狱还有一个多月。她说这一年多，我头发全熬白了，眼泪已流干，我出去后再也不呆这边了，太欺负人了……我问她，出去后会不会在请个好律师为自己维权？她摇头说不折腾了：老百姓就是这猪狗不如的命。算我倒霉吧！
“算我倒霉吧！”在里面的人每个人都是这样想。每天都有人离开，然后有新的人进来。有一天送来了两个女孩子，二十多岁的年纪，福建人，皮肤很白，五官精致，双腿修长，特别是一个女孩呆了几天后，身上依然可闻见一种淡淡的幽香，我不知那是体香还是她未洗净的香水味。她很喜欢和我聊天，说自己是扫黄被误抓。
以前看过一本书上写：监狱里的女囚，甚至会用邮局邮袋上的红色涂料染红嘴唇。爱美，终究是女人的天性吧！好像不管在多糟糕的环境下，女人都能通过自己的智慧、幽默去承受，并且在逼仄的空间里做出改善。在里面待久的人，有钱的也只能买一瓶大宝。但是这瓶大宝用处多多，她们除了用来做面霜，还做身体乳。她们能想到将豆奶粉包装的锡箔纸蒙在大口杯上，用棉线固定好，当镜子用。在不穿的衣服上拆下一些细线，对着这面锡箔镜修眉、扯面毛。有些女孩，坚持在里面锻炼身体，做操，练瑜伽，所以即便是伙食非常差，她们的气色看起来依然是健康的。
听说有些看守所是要干活的，还有任务。我们这个没有，但是起居作息时间都有严格的规定，谁不遵守，谁就挨罚。监室里面只有一些杂志，需得问监管借，无非是《青年文摘》《读者文摘》之类，下午打坐后，可看一会电视，规定只有一个频道一个节目，我们在那每天看的就是《百家讲坛》。
晚饭后有一段自由活动的时间，所谓自由活动，无非是在监室外的天井走动走动，天井上面盖着一层透明玻璃瓦，下雨的时候会漏水的。雨特别大的时候，甚至会飘进水泥砌成的床上来，若一连几天都下雨，那就只能盖着湿淋淋的被褥了。晚上比较自由，女人们也活跃起来，有哼歌的，跳舞的，讲黄色笑话的，疯闹的，趴在床上写信的，也有静静坐在一旁哭泣的……每晚会播送两集连续剧，都是抗日神剧。看完了狱警点名检查后，十点准时睡觉。监室里的刺眼的白炽灯，常年亮着，是不准关的。
转自： 汐颜微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