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多灾多难，屡遭挫折，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原因在于，中华民族尚未完成现代化所需要的精神突破。
所谓精神突破，指的是价值取向、精神方向的根本突破或根本转型，是意识形态系统的解构重建。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文明史迄今经历了两次重大的精神突破，一次是古代的轴心突破，一次是近代的世俗突破。
所谓轴心突破，即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的精神突破，它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重大的精神突破。这是从蒙昧时代到文明时代、从神话时代到哲学时代的精神突破。这次精神突破的标志，就是世界几大主要文化类型分别诞生了各自主要的文化代表和思想主张。例如中国诞生了孔子、老子、墨子等，希伯来诞生了先知，印度诞生了佛陀、吠陀哲学家，希腊诞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以后的人类思想就围绕着这些轴心开始旋转，形成了一部波澜壮阔的思想文化史。
中国在先秦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盛况。图为国画《孔子问礼于老子》。
闻一多先生曾经生动地描绘了这个轴心时代的精神突破：“人类在进化的途程中蹒跚了多少万年，忽然这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都在差不多同时猛抬头，迈开了大步。”（《文学的历史动向》）
如果说第一次精神突破使人类从蒙昧时代走出，进入文明时代。那么第二次精神突破，则使人类走出古代文明，进入近代文明，并开启走向现代化的历程。第二次精神突破主要发生于西方基督教世界，时间大约从十三世纪到十八世纪，它是贯穿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一个思想历程，是从神权向人权、从贵族向平民、从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的突破，因此称之为“世俗突破”。它同样以一些思想巨人为标志，从彼特拉克、培根、洛克、亚当·斯密、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到启蒙的顶峰康德……
哲学家的晚餐为画家吉恩·胡贝尔·伏尔泰作品，右数第三位是法国《百科全书》主编者德尼·狄德罗。
第二次精神突破的完成，使西方社会成功地实现了从古代文明到近代文明的转型。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个人权利、市场经济、政教分离等现代文明的政治准则、经济制度、价值诉求都在第二次精神突破中形成。
如闻一多所说，第一次精神突破，也就是轴心突破，经历了数万年的酝酿，才“猛抬头”。而从第一次精神突破到第二次精神突破，也就是世俗突破，则经历了大约两千年的酝酿。两千年的文明进程中，人类汲取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在对错误生活的一点一滴的排除中艰难行进（哈耶克语），逐渐形成了更加成熟的更加人性化的普遍有效的文明规则。
如果说第一次精神突破形成了不同文明的不同特色，那么，第二次精神突破则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方向。数百年来，第二次精神突破结出的思想果实已经成了人类的共同财富。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个人权利市场经济政教分离等世俗公民社会的价值规范已成为全球性共识。尽管颇多磨难，但是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可夺也，历经种种批判反思甚至颠覆，这个全球共识作为现代文明准则仍然充满生命力，不可动摇。它被写入联合国宪章，成为全世界普遍认同的文明准则。
1789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然而，西方文明之外，经历轴心突破的其它几大文明面临世俗突破，却呈现出不同状态。希伯来这一古老文明历经千载失去家园的悲惨状态，重建家园（以色列复国）后从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上汲取了世俗突破的成果（以色列的复国实际上正是西方政经体制的产物），如以色列国歌所唱：“我们会以自由之身重归故里”。尽管犹太教的向心力凝聚力依旧强大，甚至成为犹太复国的重要精神动力，但以色列建国伊始就推行了政教分离的世俗原则，如犹太复国主义的先驱西奥多·赫茨尔所说：“我们将要把我们的教士保持在神殿之中”（《犹太国》）。政教分离防止了犹太教成为走向世俗公民社会的羁绊，使以色列成功地融入西方社会，并成为其杰出的一员。印度以殖民形式被动地纳入西方模式，它在轴心时代形成的强烈的宗教精神和传统文化则没有实现世俗突破，因此传统的因袭牵绊着现代政治文明，滋生了种种社会问题。
本文系赵士林《中华民族：未完成的精神突破》一文的第一部分。文中图片皆为编辑所加，图片来自网络。
赵士林，吉林人。先后就读于吉林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8年获博士学位（导师为李泽厚）。曾任东京大学特邀研究员，哈佛大学高级访问学者，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杜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学术著作有《当代中国美学》《李泽厚美学》《心学与美学》《心灵学问》《荀子》《交叉的视野》《中国的智慧》《国学六法》《不识时务》《中华传统文化开讲》《美学十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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