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的绝望和希望
民主转型不仅是中国政治体制的转型，同时还得是大多数中国人思想和行为的民主转型。自由民主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必须扎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交活动中，我们希望的民主才会健康和巩固，否则只是虚有其表的民主。
在讨论中国民主转型前，我们需要先思考清楚我们的民主理想具体是什么。是人民民主专政或是宪政民主，是一党制民主或是多党制民主？身在67年来一直进行政治意识心态全方位渗透的国家，我无奈地发现即使很多大学生和教授也对现代民主政体所知甚少。没有理想的共识，我们一开始就分道扬镳。那么，在这里，依据我这几年对政治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民主转型的阅读和思考，我给民主做个简单的定义，希望取得有志于民主理想的人的共识。
简单来说，民主政体是指，定期举行的自由参与的、公开公正的、一人一票的、多党参与竞争的选举立法和行政官员的政治体制，并且，所选出的官员在执政期间须遵守经由全民认同的宪法和法律。这里每一个修饰语都是民主的限定的必要条件，比如“多党参与竞争的”。如果某种政体不对多个政党开放竞选，政治权力被一个政治集团所垄断，比如皇家，军阀集团或一党等，那就不是民主，尽管它可能有受操控的虚假选举。
在我看来，很多政治冷漠的人有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们对中共政府极度不信任，另一方面又对其上层抱着明君贤臣的希望。一方面，他们对中共允许多党制民主没有希望，另一方面却对未来抱着“明天一定会更好”的希望，无论现实政治多么糟糕，政治冷漠多么普遍。到处是这种自相矛盾的看法，毫无根据的希望。或许，人们把幻想当做希望，使内心有个寄托，生活好受些，就一直默默地等待未来的救世主。“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我应该做些什么，我能做些什么？”，对此这些政治冷漠者从不思考。
对于政治冷漠和回避政治的人，他们是几乎不去深思中国专制腐败政治的根源，也不会深思替代专制政体的民主政体，更不会深思民主转型的可能性和路径。这些人对民主转型是谈不上希望的，因为他们还没有建立政治理想，不知道自己想要的。
对于那些对全世界政治和所有政治学都彻底绝望的人来说，这种下意识的、近乎本能的绝望一时半会还难以摆脱。他们重建希望是困难的，需要深入观察和思考，更需要唤醒内心深处的正义感和对人性向善的基本信念。只有对现实政治有了问题意识，他们才会去探索可能的出路。这些人很容易沦为犬儒主义者，变成一切都无所谓，无所谓是非黑白善恶，没有伟光正，也没有假恶丑，最后成为一个极端的功利主义者，以个人利益为唯一，甚至不择手段。信仰缺失往往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中国民主转型的希望何在？
希望不在党
有人总是想，习集权之后也许会良心发现，希望他开启中国民主转型之路。我无法证伪这种可能性。然而，4年过去了，希望再一次变成了失望。中国人难以摆脱对明君贤臣的幻想，即使自由民主人也难免。如果一个党有志于多党制民主的理想，何苦用67年？何苦67年来一直镇压和监禁那些呼吁自由和民主的人？何况今天的中共已经坐拥了惊人的既得利益财富，富可敌国。又怎么会放弃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呢？而且这种后极权主义专制政体中的体制内人已经形成了牢固的利益共同体，大面积的腐败堕落和丧失信仰。习的政治基础是红二代和官二代腐败集团的支持。假反腐也只是杀鸡儆猴骗愚民的把戏。政治腐败直接原因是政治权力不受制约，其间接原因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缺失，根源在缺乏多党制民主政体的多元政治权力制衡格局。
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来看，还没有哪个如此专制如此腐败的政权主动推动民主转型。在1688年英国的宪政转型之前经历过一次内战，代表资产阶级的辉格党对抗代表王权的托利党。18世纪美国民主化之前经历了对英国的独立战争。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经历了无数次的流血冲突，复辟又共和，共和又复辟，纷乱复杂，直到1870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的确立，才进入民主的正轨。1970年代，南欧的葡萄牙和希腊都是在遇到对外军事失利，伴随着内部危机爆发，才从右翼军政府专制进行民主转型。1970年代的西班牙右翼专制政权，大独裁者弗朗哥死后，在共产党，其它政党和社会组织的压力之下，在财政危机之下，民主转型随摆上政治议程。南欧的民主转型对1980年代南美军政府专制的民主转型起到了示范效应。在南美，民主反对派，工会，行业协会，私营企业和宗教团体等组织动员了多少次的抗议，示威和游行。他们遭遇污蔑，施暴，镇压，人间蒸发，枪杀和监禁等。在经历了各个政治集团与利益团体的冲突和妥协之后，才有民主的转型和巩固。在1980年代的中国台湾，韩国，菲律宾和泰国，无不都是反专制政体的政治团体和利益团体冒着生命与被监禁的危险去抗争民主，才能有它们今天的民主政体和个人权利。1980年代末的苏东民主转型和市场经济转型，同样经历了诸多体制外的抗争。
那么，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中央集权传统和权力崇拜的国家中，中共主动推动民主转型的几率有多大呢？
如果人性是无条件的善，那么，就不会出现今天的政治生态，中共改天就会民主转型。如果人性是彻底的败坏，各位读者的，我的和所有中国人的人性都是本质彻底的败坏，那么民主也没有必要了。
正因为体制内的绝大多数人堕落腐败犬儒了，同时中国人的人性本质并不是彻底的败坏，民主才会有希望，才需要体制外人的民主抗争。希望不在党的自我救赎和恩锡，希望在那些被奴役剥削者觉醒后的抗争。
希望不在外国
有人看到晚清和民国的政治变革有外国势力的极大参与，比如，康梁受到日本支持，孙中山先后受到日本，德国和苏联的支持，各个军阀都有外国支持，国民党政府先后得到德国，苏联和美国的支持，共产党则直接是苏联的第三共产国际亲自建立和控制的。这些人对国内的体制内外人都绝望了，把民主转型的希望从内因转到外国的外因上面。他们希望某一天有国际联合势力的干预，推动中国民主转型。很显然，这是一种幼稚的幻想。没有国内体制外人的民主抗争，国民们都做沉默大多数，冷漠旁观，等待救世主，外国势力怎么介入？外部因素是要借助于内部因素而发挥作用的。
只有当国内体制外人的抗争达到一定规模时，国际势力自然会支持中国民主转型的。很可能很多人心中立马泛起对帝国主义列强趁人之危瓜分中国的恐惧。现在什么年代了？冷战已经结束了25年，二战已经结束了71年，国际局势已是自由民主与和平发展。自从1974年第三波民主化以来，有谁见到欧美列强趁人之危掠夺别国领土或分裂别国？这种恐惧是存在的，但是，它没有合理的根据，是长期极端民族主义和政治洗脑教育造成的。它把自由民主的欧美国家和民主政体绑在一起来反对，把现在和平的欧美和掠夺时代的欧美对等。这样做唯一目的是，拒绝走自由民主道路，维护权力垄断和既得利益。
不要把党当做民主的明君贤臣，也请不要坐等外国民主救世主的介入，还需要消除将来中国民主转型时外国瓜分中国的恐惧心理。请自强自救！
希望在经济和财政危机引发体制危机的转型机遇
目前体制内人又极其腐败堕落和犬儒。习集权成功，对自由民主人的打压空前增大。暴力反抗根本不是现代化装备党卫军的对手。民主转型的希望不在党，也不在坐等外国势力介入。体制外又普遍的政治冷漠、拜金主义和娱乐至死，缺少民主转型意识。那么，在这样一个普遍腐败又体制僵硬的国家之中，民主转型的希望到底在何方？
根据历史经验得出，也可以从思想实验得出，当这种政体自身无以为继的时候，它就变得最为脆弱易断，此时，民主反对派的生长活动空间急剧扩大。我们排除外敌入侵的情况，那么，当专制腐败政权遭遇经济危机引发的财政危机时，它就无以为继而脆弱易断。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亨廷顿，1991），《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海哥德，考夫曼，1995）和《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林茨，斯泰潘，1996）等很多民主转型学中，绝大多数第三波民主转型国家都因为经济危机引发的财政危机而进入民主转型之路。尽管专制政权严重腐败，但是，只要它还持续地推动经济增长，财政收入持续增长，它可以用钱继续收买臃肿的官僚系统和教育系统的知识分子。中产房奴的房价不跌、资产不缩水，就老老实实。可以用钱雇佣庞大的武警，警察，维稳和城管系统人员来维护政权稳定。还可以用钱收买众多穷国的支持，还与欧美国家产生强大的利益关系。那么，这个专制政权就难以撼动。姑且相信2015年中国GDP为67.6万亿人民币，17.6万亿人民币财政支出中的很大一部分收买了体制内绝大多数人的和外国的沉默，收买了对反体制的镇压行动。没有钱，谁愿意为这种腐败体制做事？这就是腐败治国的本质。
当目前的经济持续下滑，下滑到财政收入的增长不足以维持财政支出的持续增长，以致于财政赤字持续扩大时；或者，经济危机直接使财政收入开始下降时。这时，体制自身就面临僧多粥少的困境了，给这个部门钱多些，必然给另一个部门钱少些，就产生了分赃纠纷。体制自身已经堕入了零和游戏。大面积精简体制人员？也引发冲突。然后，当局有了加大印钞机马力的冲动。随着货币发行量的加速增长，通货膨胀持续加重，货币贬值，物价上涨，进一步掠夺民脂民膏。印钞的结果是，对国民的进一步经济掠夺，激发体制外人对现政权的恨意，埋下反体制的伏笔。同时，武警，警察，维稳和城管作为体制的爪牙打手系统，他们的合法经济收入和腐败收入必然会下降，其离心力增加，组织力和行动力下降。体制面临着分裂的巨大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反对派和各种不满当局的公民社会组织获得了更大的生长活动空间。各种政治反对的游行，抗议，示威和集会增多。镇压的能力下降，镇压的成本却增加。更甚的是，在有的地方，这些安全机构会拒绝镇压和保持中立，而且会传染增多。请注意，这些爪牙拒绝执行上级命令时意味着什么？体制在局部地方的崩溃，并且会传染开来。
这意味着，民主转型的希望在最近几年经济数据预示的经济趋势中。2010年到2015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3%，9.3%，7.8%，7.7%，7.4%和6.9%。大家当然知道，亩产万斤当局的统计数字并不可信，它掩盖丑恶，粉饰太平。2015年和2016年的实际经济情况远比当局说的那样堪忧，外资撤离，外汇剧减，实体经济工厂倒闭破产，商业店铺停租增多，内资撤离，洗钱活动增多，移民潮。流动资金先在股市狂热一把，洗劫了中产大量财富之后离场，然后又继续热炒一二线城市房地产，进入实体经济的偏少，进一步使实体经济萎缩。与此同时，为保增长，有政府背景和国企背景的投资依旧过快增长，产生通货膨胀效应，继续扭曲经济的所有制结构，造成国进民退，远离经济结构调整的预期。中小私营企业经营变得日益困难。一方面是当局在去产能和去库存，一方面是基尼系数高达0.6多的贫富差距导致的消费不足。GDP达67万亿，各种商品繁多，却有最近因为有诈骗几千元而死去的几个年轻学生，却有杨改兰一家6口因贫穷而自杀。 贫富差距再加上严重环境污染，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耻辱代价。
这种扭曲的政治经济体制自身包含了走向灭亡的逻辑。它的寿命一般不超过三代人的时间，所谓富不过三，也就是70年左右的寿命。请记住，在这个专制腐败政权遇到危机时，中国却面临着民主转型的机遇，它不必然等同于国家危机。政权和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事物。
这样说不意味着，在政治危机到来之前，中国人作为沉默大多数地去坐等。所有关心中国政治进步和支持多党制宪政民主的公民们，可以为此做很多事情。
在危机爆发前的所见所思所言所为
民主政体建立在所有人自由和平等两个政治原则之上，它只能在势均力敌的多元政党和利益集团互相竞争又妥协之中达成。既然如此，在危机之前，就应该未雨绸缪，尽可能促进体制外各种政党和公民社会组织的成长，至少创造这样一种社会思潮。当然，这会冒政治风险，可能引言获罪，被各种口袋罪。
对于大多数专制体制内人来说，他可以选择离开这个邪恶腐败的体制，以表达自己的不合作？我不会这样幼稚地希望，因为，如果大多数体制内人这样，体制就不会变成如此腐败。我只能说，对于那些少数还向往自由和正义的体制内人，虽然极难做出离开体制的选择，但也请不要以堕落腐败行为玷污你的向往。你的坚守和呼吁是有意义的，这是一种自我救赎，并作为将来民主转型后继续留在民主体制内的道德资本。
对于所有体制外的人来说，危机到来时的民主转型质量如何跟今天我们的所见所思所言所为密切相关。今天是未来民主转型的历史，是未来民主的种子。你我可以做些什么呢？
所见。观察正在发生的政治和社会公共事务，拨开官媒喉舌欺骗的外衣，看到赤裸裸的真相。任何政治和社会的理想进步都是建立在对事实真相的足够了解之上，而不是建立在空中花园之上。那些自顾自者，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自己的工作，金钱，吃喝，玩乐，购物，旅游，洗衣做饭和性交等所有私事当中，逃避政治。这些人必然缺乏对现实的感知，根本上是缺乏对自由和正义的向往。或者说，他们的这种向往还不足以让他们深入观察现实政治和社会，不足以把他们从政治冷漠中拯救出来。
所思。在观察现实中国时，还有必要坚持对自由民主的阅读和思考，因为我们一直缺乏自由民主和公民教育。在我阅读和思考了一些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民主转型学书籍之后，我才发现自己原先了解的自由民主知识多么含糊，多么有限。在自由民主圈子，我发现很多人也是缺乏自由民主和公民的基本常识。大家只是碎片阅读，转发和喊口号，拒绝阅读和深思，尽管自由民主圈内人的阅读和量要远大于圈外人。自由民主（也可以叫宪政民主或多党制民主）是一种政治体制，它涉及方方面面，要想实现它，就有必要理解和掌握这门知识，作为追求自由民主的知识基础，指导我们向正确方向前进。
所言。我们假设一个对专制政体和自由民主都十分了解的人，但是，他却是沉默大多数人之一。他从不公开表达自己的见解，把一切深埋心底。要么是他认为公开表达毫无意义，要么是他恐惧于公开表达会带来别人异样目光或政治迫害。他也就只改变了自己，却没有影响到他人。如果人的自由民主意识会自动觉醒，那么中国汉朝时就实现民主了。社会需要自由民主的启蒙，以产生对民主转型的推动力。很难想象一个追求自由和正义的人，连公开表达自己或转发文章都不愿意做或不敢做。追求自由和正义的第一步是走出沉默的大多数。
所为。其实，公开表达自己算是一种弱行动，毕竟它表达了自己对民主的看法和呼吁，已经和沉默大多数人本质上不同了。不要仅仅期望别人做的怎么勇敢怎么好。当你期望别人时，请你自己也按照你的期望来做，否则，就是一种奴隶或臣民心理，等待他人来拯救你自己。足够热爱自由和正义的人，总会力所能及地去做些什么，他们不会找出一万个无所作为的理由来逃避公民的社会责任。参加同城自由民主圈子活动？在个人网络空间公开转发和表达自己？给政治犯捐款？跟人一块去上街抗议？到处传播自由民主和中国近代史电子书？成立一个政党或其它社会组织？根据你个人的智慧，勇气和财富，你总能找到可以做的事情。
所见，所思，所言和所为四者，是一步步从个人到公共、从思想到行动和从懦弱到勇敢的过程。体制外的你总可以有所选择的。
转自：公民在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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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利锋：中国民主转型的希望在哪里？
民主转型的绝望和希望
民主转型不仅是中国政治体制的转型，同时还得是大多数中国人思想和行为的民主转型。自由民主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必须扎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交活动中，我们希望的民主才会健康和巩固，否则只是虚有其表的民主。
在讨论中国民主转型前，我们需要先思考清楚我们的民主理想具体是什么。是人民民主专政或是宪政民主，是一党制民主或是多党制民主？身在67年来一直进行政治意识心态全方位渗透的国家，我无奈地发现即使很多大学生和教授也对现代民主政体所知甚少。没有理想的共识，我们一开始就分道扬镳。那么，在这里，依据我这几年对政治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民主转型的阅读和思考，我给民主做个简单的定义，希望取得有志于民主理想的人的共识。
简单来说，民主政体是指，定期举行的自由参与的、公开公正的、一人一票的、多党参与竞争的选举立法和行政官员的政治体制，并且，所选出的官员在执政期间须遵守经由全民认同的宪法和法律。这里每一个修饰语都是民主的限定的必要条件，比如“多党参与竞争的”。如果某种政体不对多个政党开放竞选，政治权力被一个政治集团所垄断，比如皇家，军阀集团或一党等，那就不是民主，尽管它可能有受操控的虚假选举。
在我看来，很多政治冷漠的人有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们对中共政府极度不信任，另一方面又对其上层抱着明君贤臣的希望。一方面，他们对中共允许多党制民主没有希望，另一方面却对未来抱着“明天一定会更好”的希望，无论现实政治多么糟糕，政治冷漠多么普遍。到处是这种自相矛盾的看法，毫无根据的希望。或许，人们把幻想当做希望，使内心有个寄托，生活好受些，就一直默默地等待未来的救世主。“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我应该做些什么，我能做些什么？”，对此这些政治冷漠者从不思考。
对于政治冷漠和回避政治的人，他们是几乎不去深思中国专制腐败政治的根源，也不会深思替代专制政体的民主政体，更不会深思民主转型的可能性和路径。这些人对民主转型是谈不上希望的，因为他们还没有建立政治理想，不知道自己想要的。
对于那些对全世界政治和所有政治学都彻底绝望的人来说，这种下意识的、近乎本能的绝望一时半会还难以摆脱。他们重建希望是困难的，需要深入观察和思考，更需要唤醒内心深处的正义感和对人性向善的基本信念。只有对现实政治有了问题意识，他们才会去探索可能的出路。这些人很容易沦为犬儒主义者，变成一切都无所谓，无所谓是非黑白善恶，没有伟光正，也没有假恶丑，最后成为一个极端的功利主义者，以个人利益为唯一，甚至不择手段。信仰缺失往往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中国民主转型的希望何在？
希望不在党
有人总是想，习集权之后也许会良心发现，希望他开启中国民主转型之路。我无法证伪这种可能性。然而，4年过去了，希望再一次变成了失望。中国人难以摆脱对明君贤臣的幻想，即使自由民主人也难免。如果一个党有志于多党制民主的理想，何苦用67年？何苦67年来一直镇压和监禁那些呼吁自由和民主的人？何况今天的中共已经坐拥了惊人的既得利益财富，富可敌国。又怎么会放弃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呢？而且这种后极权主义专制政体中的体制内人已经形成了牢固的利益共同体，大面积的腐败堕落和丧失信仰。习的政治基础是红二代和官二代腐败集团的支持。假反腐也只是杀鸡儆猴骗愚民的把戏。政治腐败直接原因是政治权力不受制约，其间接原因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缺失，根源在缺乏多党制民主政体的多元政治权力制衡格局。
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来看，还没有哪个如此专制如此腐败的政权主动推动民主转型。在1688年英国的宪政转型之前经历过一次内战，代表资产阶级的辉格党对抗代表王权的托利党。18世纪美国民主化之前经历了对英国的独立战争。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经历了无数次的流血冲突，复辟又共和，共和又复辟，纷乱复杂，直到1870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的确立，才进入民主的正轨。1970年代，南欧的葡萄牙和希腊都是在遇到对外军事失利，伴随着内部危机爆发，才从右翼军政府专制进行民主转型。1970年代的西班牙右翼专制政权，大独裁者弗朗哥死后，在共产党，其它政党和社会组织的压力之下，在财政危机之下，民主转型随摆上政治议程。南欧的民主转型对1980年代南美军政府专制的民主转型起到了示范效应。在南美，民主反对派，工会，行业协会，私营企业和宗教团体等组织动员了多少次的抗议，示威和游行。他们遭遇污蔑，施暴，镇压，人间蒸发，枪杀和监禁等。在经历了各个政治集团与利益团体的冲突和妥协之后，才有民主的转型和巩固。在1980年代的中国台湾，韩国，菲律宾和泰国，无不都是反专制政体的政治团体和利益团体冒着生命与被监禁的危险去抗争民主，才能有它们今天的民主政体和个人权利。1980年代末的苏东民主转型和市场经济转型，同样经历了诸多体制外的抗争。
那么，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中央集权传统和权力崇拜的国家中，中共主动推动民主转型的几率有多大呢？
如果人性是无条件的善，那么，就不会出现今天的政治生态，中共改天就会民主转型。如果人性是彻底的败坏，各位读者的，我的和所有中国人的人性都是本质彻底的败坏，那么民主也没有必要了。
正因为体制内的绝大多数人堕落腐败犬儒了，同时中国人的人性本质并不是彻底的败坏，民主才会有希望，才需要体制外人的民主抗争。希望不在党的自我救赎和恩锡，希望在那些被奴役剥削者觉醒后的抗争。
希望不在外国
有人看到晚清和民国的政治变革有外国势力的极大参与，比如，康梁受到日本支持，孙中山先后受到日本，德国和苏联的支持，各个军阀都有外国支持，国民党政府先后得到德国，苏联和美国的支持，共产党则直接是苏联的第三共产国际亲自建立和控制的。这些人对国内的体制内外人都绝望了，把民主转型的希望从内因转到外国的外因上面。他们希望某一天有国际联合势力的干预，推动中国民主转型。很显然，这是一种幼稚的幻想。没有国内体制外人的民主抗争，国民们都做沉默大多数，冷漠旁观，等待救世主，外国势力怎么介入？外部因素是要借助于内部因素而发挥作用的。
只有当国内体制外人的抗争达到一定规模时，国际势力自然会支持中国民主转型的。很可能很多人心中立马泛起对帝国主义列强趁人之危瓜分中国的恐惧。现在什么年代了？冷战已经结束了25年，二战已经结束了71年，国际局势已是自由民主与和平发展。自从1974年第三波民主化以来，有谁见到欧美列强趁人之危掠夺别国领土或分裂别国？这种恐惧是存在的，但是，它没有合理的根据，是长期极端民族主义和政治洗脑教育造成的。它把自由民主的欧美国家和民主政体绑在一起来反对，把现在和平的欧美和掠夺时代的欧美对等。这样做唯一目的是，拒绝走自由民主道路，维护权力垄断和既得利益。
不要把党当做民主的明君贤臣，也请不要坐等外国民主救世主的介入，还需要消除将来中国民主转型时外国瓜分中国的恐惧心理。请自强自救！
希望在经济和财政危机引发体制危机的转型机遇
目前体制内人又极其腐败堕落和犬儒。习集权成功，对自由民主人的打压空前增大。暴力反抗根本不是现代化装备党卫军的对手。民主转型的希望不在党，也不在坐等外国势力介入。体制外又普遍的政治冷漠、拜金主义和娱乐至死，缺少民主转型意识。那么，在这样一个普遍腐败又体制僵硬的国家之中，民主转型的希望到底在何方？
根据历史经验得出，也可以从思想实验得出，当这种政体自身无以为继的时候，它就变得最为脆弱易断，此时，民主反对派的生长活动空间急剧扩大。我们排除外敌入侵的情况，那么，当专制腐败政权遭遇经济危机引发的财政危机时，它就无以为继而脆弱易断。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亨廷顿，1991），《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海哥德，考夫曼，1995）和《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林茨，斯泰潘，1996）等很多民主转型学中，绝大多数第三波民主转型国家都因为经济危机引发的财政危机而进入民主转型之路。尽管专制政权严重腐败，但是，只要它还持续地推动经济增长，财政收入持续增长，它可以用钱继续收买臃肿的官僚系统和教育系统的知识分子。中产房奴的房价不跌、资产不缩水，就老老实实。可以用钱雇佣庞大的武警，警察，维稳和城管系统人员来维护政权稳定。还可以用钱收买众多穷国的支持，还与欧美国家产生强大的利益关系。那么，这个专制政权就难以撼动。姑且相信2015年中国GDP为67.6万亿人民币，17.6万亿人民币财政支出中的很大一部分收买了体制内绝大多数人的和外国的沉默，收买了对反体制的镇压行动。没有钱，谁愿意为这种腐败体制做事？这就是腐败治国的本质。
当目前的经济持续下滑，下滑到财政收入的增长不足以维持财政支出的持续增长，以致于财政赤字持续扩大时；或者，经济危机直接使财政收入开始下降时。这时，体制自身就面临僧多粥少的困境了，给这个部门钱多些，必然给另一个部门钱少些，就产生了分赃纠纷。体制自身已经堕入了零和游戏。大面积精简体制人员？也引发冲突。然后，当局有了加大印钞机马力的冲动。随着货币发行量的加速增长，通货膨胀持续加重，货币贬值，物价上涨，进一步掠夺民脂民膏。印钞的结果是，对国民的进一步经济掠夺，激发体制外人对现政权的恨意，埋下反体制的伏笔。同时，武警，警察，维稳和城管作为体制的爪牙打手系统，他们的合法经济收入和腐败收入必然会下降，其离心力增加，组织力和行动力下降。体制面临着分裂的巨大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反对派和各种不满当局的公民社会组织获得了更大的生长活动空间。各种政治反对的游行，抗议，示威和集会增多。镇压的能力下降，镇压的成本却增加。更甚的是，在有的地方，这些安全机构会拒绝镇压和保持中立，而且会传染增多。请注意，这些爪牙拒绝执行上级命令时意味着什么？体制在局部地方的崩溃，并且会传染开来。
这意味着，民主转型的希望在最近几年经济数据预示的经济趋势中。2010年到2015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3%，9.3%，7.8%，7.7%，7.4%和6.9%。大家当然知道，亩产万斤当局的统计数字并不可信，它掩盖丑恶，粉饰太平。2015年和2016年的实际经济情况远比当局说的那样堪忧，外资撤离，外汇剧减，实体经济工厂倒闭破产，商业店铺停租增多，内资撤离，洗钱活动增多，移民潮。流动资金先在股市狂热一把，洗劫了中产大量财富之后离场，然后又继续热炒一二线城市房地产，进入实体经济的偏少，进一步使实体经济萎缩。与此同时，为保增长，有政府背景和国企背景的投资依旧过快增长，产生通货膨胀效应，继续扭曲经济的所有制结构，造成国进民退，远离经济结构调整的预期。中小私营企业经营变得日益困难。一方面是当局在去产能和去库存，一方面是基尼系数高达0.6多的贫富差距导致的消费不足。GDP达67万亿，各种商品繁多，却有最近因为有诈骗几千元而死去的几个年轻学生，却有杨改兰一家6口因贫穷而自杀。 贫富差距再加上严重环境污染，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耻辱代价。
这种扭曲的政治经济体制自身包含了走向灭亡的逻辑。它的寿命一般不超过三代人的时间，所谓富不过三，也就是70年左右的寿命。请记住，在这个专制腐败政权遇到危机时，中国却面临着民主转型的机遇，它不必然等同于国家危机。政权和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事物。
这样说不意味着，在政治危机到来之前，中国人作为沉默大多数地去坐等。所有关心中国政治进步和支持多党制宪政民主的公民们，可以为此做很多事情。
在危机爆发前的所见所思所言所为
民主政体建立在所有人自由和平等两个政治原则之上，它只能在势均力敌的多元政党和利益集团互相竞争又妥协之中达成。既然如此，在危机之前，就应该未雨绸缪，尽可能促进体制外各种政党和公民社会组织的成长，至少创造这样一种社会思潮。当然，这会冒政治风险，可能引言获罪，被各种口袋罪。
对于大多数专制体制内人来说，他可以选择离开这个邪恶腐败的体制，以表达自己的不合作？我不会这样幼稚地希望，因为，如果大多数体制内人这样，体制就不会变成如此腐败。我只能说，对于那些少数还向往自由和正义的体制内人，虽然极难做出离开体制的选择，但也请不要以堕落腐败行为玷污你的向往。你的坚守和呼吁是有意义的，这是一种自我救赎，并作为将来民主转型后继续留在民主体制内的道德资本。
对于所有体制外的人来说，危机到来时的民主转型质量如何跟今天我们的所见所思所言所为密切相关。今天是未来民主转型的历史，是未来民主的种子。你我可以做些什么呢？
所见。观察正在发生的政治和社会公共事务，拨开官媒喉舌欺骗的外衣，看到赤裸裸的真相。任何政治和社会的理想进步都是建立在对事实真相的足够了解之上，而不是建立在空中花园之上。那些自顾自者，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自己的工作，金钱，吃喝，玩乐，购物，旅游，洗衣做饭和性交等所有私事当中，逃避政治。这些人必然缺乏对现实的感知，根本上是缺乏对自由和正义的向往。或者说，他们的这种向往还不足以让他们深入观察现实政治和社会，不足以把他们从政治冷漠中拯救出来。
所思。在观察现实中国时，还有必要坚持对自由民主的阅读和思考，因为我们一直缺乏自由民主和公民教育。在我阅读和思考了一些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民主转型学书籍之后，我才发现自己原先了解的自由民主知识多么含糊，多么有限。在自由民主圈子，我发现很多人也是缺乏自由民主和公民的基本常识。大家只是碎片阅读，转发和喊口号，拒绝阅读和深思，尽管自由民主圈内人的阅读和量要远大于圈外人。自由民主（也可以叫宪政民主或多党制民主）是一种政治体制，它涉及方方面面，要想实现它，就有必要理解和掌握这门知识，作为追求自由民主的知识基础，指导我们向正确方向前进。
所言。我们假设一个对专制政体和自由民主都十分了解的人，但是，他却是沉默大多数人之一。他从不公开表达自己的见解，把一切深埋心底。要么是他认为公开表达毫无意义，要么是他恐惧于公开表达会带来别人异样目光或政治迫害。他也就只改变了自己，却没有影响到他人。如果人的自由民主意识会自动觉醒，那么中国汉朝时就实现民主了。社会需要自由民主的启蒙，以产生对民主转型的推动力。很难想象一个追求自由和正义的人，连公开表达自己或转发文章都不愿意做或不敢做。追求自由和正义的第一步是走出沉默的大多数。
所为。其实，公开表达自己算是一种弱行动，毕竟它表达了自己对民主的看法和呼吁，已经和沉默大多数人本质上不同了。不要仅仅期望别人做的怎么勇敢怎么好。当你期望别人时，请你自己也按照你的期望来做，否则，就是一种奴隶或臣民心理，等待他人来拯救你自己。足够热爱自由和正义的人，总会力所能及地去做些什么，他们不会找出一万个无所作为的理由来逃避公民的社会责任。参加同城自由民主圈子活动？在个人网络空间公开转发和表达自己？给政治犯捐款？跟人一块去上街抗议？到处传播自由民主和中国近代史电子书？成立一个政党或其它社会组织？根据你个人的智慧，勇气和财富，你总能找到可以做的事情。
所见，所思，所言和所为四者，是一步步从个人到公共、从思想到行动和从懦弱到勇敢的过程。体制外的你总可以有所选择的。
转自：公民在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