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日，甘肃武威警方以涉嫌嫖娼、敲诈勒索的罪名抓捕《兰州晨报》、《兰州晚报》、《西部商报》驻武威的张永生等3名记者；1月25日，张永生被执行逮捕，另两名记者被取保候审。“顺我者昌，逆我者嫖娼！”舆论一片哗然，记者这碗饭真的没法吃了。
2015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反恐法及修订的第291条刑法对新闻自由产生恶劣影响，媒体生态持续恶化，曾经一纸风行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南方系媒体几经整肃，全无昔日风采，《财经》记者王晓璐、《南方都市报》深度调查组副主任刘伟未经法院审判，被迫上央视认罪。
国际记者联会公布的2015年中国新闻自由年报显示，自2009年起，共有51名记者被监禁，外国记者的境遇同样糟糕，法国记者高洁（郭玉）因开罪当局，记者证未获续发。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会”发布年度报告，2015年中国关押了49名记者，占全球被关押记者的四分之一，连续第二年成为全球关押新闻工作者最多的国家；香港铜锣湾书店五人失踪事件、香港大学就校委会会议录音申请禁制令，表明香港新闻自由亦岌岌可危；巴黎“无国界记者”组织发表2015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中国位于倒数第五。
记者被抓不是新闻，但武威警方的蛮横、弱智远远超出了人们能够忍耐的底线。嫖娼纯属虚构，张永生从业15年，敲诈勒索的金额“高达”5000元，平均每天不足1元，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1月28日，《兰州晨报》发表《致武威市凉州区委政法委的一封公开信》，为张永生打抱不平，猛烈抨击警方打击报复、钓鱼执法，网络为之沸腾；央视“社会与法”频道《一线》栏目微信公号刊文“要真相，不要想象”，要求甘肃公布武威记者被抓真相。
严厉打压人权律师、民间维权组织，底层冤民丧失一切依托、慰藉，引发银川“1∙05公交纵火案”等恶性案件；公权力肆无忌惮抓捕记者，媒体不再是社会公器，而只能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官方喉舌，丧失仅有的新闻自由和权力监督，受损的不只是大众，彻底腐败的基层必然削弱、危害权力高层。无冕之王的噩梦，是中国法治和整个社会的噩梦。
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甘肃检察院派出工作组对“武威记者涉嫌敲诈勒索被捕案”进行审查。2月6日，甘肃公安厅责令武威市公安局撤销凉州区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张永生随后获释，武威警方启动国家行政赔偿程序，对执法过错责任人员停止执行职务，追究执法过错责任。
张永生因何遭人忌恨、构陷？
请看张永生的报道：《少年犯看守所“因病”身亡？》、《武威：儿子涉案被拘留父母“想不开”双双自杀身亡》——仅标题就会让武威当局面上无光；《民警“帮忙”逃犯更名藏匿》的报道，披露武威警察张东喜违规帮命案逃犯办理虚假户口改名换姓，致使逃犯逍遥法外；《武威10余名中小学生被胁迫卖血》，披露一团伙组织10多名未成年人参与卖血。
武威凉州区公安局主要负责人要求张永生不要刊发稿件，遭拒之后，该负责人在电话中威胁张永生：小伙子，你是武威人，你这样做，你等着。《兰州晨报》记者（网名@孤独求图）透露：“一年半前，在一次饭桌上，时任武威外宣办主任，现任宣传部副部长的连某人，曾酒后放言，晨报商报驻站的二张，在武威从来不干好事（负面报道过多），以后肯定要收拾他们。当时听闻此言深感惊骇，却未当真。到现在，才明白此人当时并非妄言，着实令人感到恐怖。”
1月7日，武威市的浙江大厦搞消防演练，没想到弄假成真，因处置不当引起火灾。这不仅是新闻，还和《民警“帮忙”逃犯更名藏匿》一样成为丑闻。武威市委宣传部宣传科科长黄海本发短信，传达武威宣传部长曹永健、副市长卢小亨的指示，要求张永生不要采访报道浙江大厦的火灾，遭到拒绝。这成为张永生被抓的导火索。
武威警方迫害新闻记者、钓鱼执法，早已名声在外。去年《长江商报》记者熊子熙因采访武威荣华公司向腾格里沙漠腹地违法排放污水事件，险遭钓鱼执法。
熊子熙回忆，他先被限制人身自由6小时，被迫删除所有手机、相机照片资料，之后警察请他喝酒套近乎，“饭后，他们又说一起出去玩玩，我说不行，要回酒店，他又说要买酒去酒店，在房间里喝。我一想，这绝壁有问题啊，肯定是钓鱼。哪敢上钩？结果那俩警察就一直跟着我们，还在我酒店同楼层隔壁开了一间房。武威市委书记火荣贵与荣华工贸的老板张严德关系非浅。荣华从一个屡被整改小厂，短短数年一跃成为全国150余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之一，恐怕不简单。”
当局一方面打压敢言媒体，另一方面放纵利用负面消息“敲诈勒索”的不良媒体。这种大行其道的潜规则，绝非《兰州晨报》和张永生这样的小媒体、小记者所能为、所敢为。
媒体人褚朝新透露：“山东有个县公安局长被下属举报，局长亲口告诉我，期间来了一个中央媒体办的杂志的记者，态度很强硬，晚上一起唱歌时提出要20万，不给就要让局长下课。我问：这是敲诈勒索，你们为什么不抓？他说，如果钱进了个人账户，是准备抓的。查了下，钱进了杂志账户，惹不起。”
中央媒体“惹不起”，地方当局有着非常深刻的教训。2008年1月1日，法制日报社主办的《法人》杂志刊发记者朱文娜采写的《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涉及时任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西丰警方居然太岁头上动土，赶到北京法制日报社（中共政法委员会机关报）抓捕朱文娜，轰动全国，张志国当即被免职。
为民众鼓喉咙的媒体、记者硬不起来，邪恶势力自然嚣张。张永生不是第一个被迫害、构陷的记者，也不会是最后一个。2014年高考发榜后，江苏省理科“状元”吴呈杰原本对北大新闻专业很感兴趣，但 “这两天，所有采访我的记者都不建议我考新闻”。多么可悲的现实，“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的新闻理想，被“你全家都有新闻理想”的调侃取代。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76期 2016年2月5日—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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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味：“无冕之王”的噩梦 ——评甘肃武威抓捕记者
1月7日，甘肃武威警方以涉嫌嫖娼、敲诈勒索的罪名抓捕《兰州晨报》、《兰州晚报》、《西部商报》驻武威的张永生等3名记者；1月25日，张永生被执行逮捕，另两名记者被取保候审。“顺我者昌，逆我者嫖娼！”舆论一片哗然，记者这碗饭真的没法吃了。
2015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反恐法及修订的第291条刑法对新闻自由产生恶劣影响，媒体生态持续恶化，曾经一纸风行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南方系媒体几经整肃，全无昔日风采，《财经》记者王晓璐、《南方都市报》深度调查组副主任刘伟未经法院审判，被迫上央视认罪。
国际记者联会公布的2015年中国新闻自由年报显示，自2009年起，共有51名记者被监禁，外国记者的境遇同样糟糕，法国记者高洁（郭玉）因开罪当局，记者证未获续发。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会”发布年度报告，2015年中国关押了49名记者，占全球被关押记者的四分之一，连续第二年成为全球关押新闻工作者最多的国家；香港铜锣湾书店五人失踪事件、香港大学就校委会会议录音申请禁制令，表明香港新闻自由亦岌岌可危；巴黎“无国界记者”组织发表2015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中国位于倒数第五。
记者被抓不是新闻，但武威警方的蛮横、弱智远远超出了人们能够忍耐的底线。嫖娼纯属虚构，张永生从业15年，敲诈勒索的金额“高达”5000元，平均每天不足1元，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1月28日，《兰州晨报》发表《致武威市凉州区委政法委的一封公开信》，为张永生打抱不平，猛烈抨击警方打击报复、钓鱼执法，网络为之沸腾；央视“社会与法”频道《一线》栏目微信公号刊文“要真相，不要想象”，要求甘肃公布武威记者被抓真相。
严厉打压人权律师、民间维权组织，底层冤民丧失一切依托、慰藉，引发银川“1∙05公交纵火案”等恶性案件；公权力肆无忌惮抓捕记者，媒体不再是社会公器，而只能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官方喉舌，丧失仅有的新闻自由和权力监督，受损的不只是大众，彻底腐败的基层必然削弱、危害权力高层。无冕之王的噩梦，是中国法治和整个社会的噩梦。
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甘肃检察院派出工作组对“武威记者涉嫌敲诈勒索被捕案”进行审查。2月6日，甘肃公安厅责令武威市公安局撤销凉州区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张永生随后获释，武威警方启动国家行政赔偿程序，对执法过错责任人员停止执行职务，追究执法过错责任。
张永生因何遭人忌恨、构陷？
请看张永生的报道：《少年犯看守所“因病”身亡？》、《武威：儿子涉案被拘留父母“想不开”双双自杀身亡》——仅标题就会让武威当局面上无光；《民警“帮忙”逃犯更名藏匿》的报道，披露武威警察张东喜违规帮命案逃犯办理虚假户口改名换姓，致使逃犯逍遥法外；《武威10余名中小学生被胁迫卖血》，披露一团伙组织10多名未成年人参与卖血。
武威凉州区公安局主要负责人要求张永生不要刊发稿件，遭拒之后，该负责人在电话中威胁张永生：小伙子，你是武威人，你这样做，你等着。《兰州晨报》记者（网名@孤独求图）透露：“一年半前，在一次饭桌上，时任武威外宣办主任，现任宣传部副部长的连某人，曾酒后放言，晨报商报驻站的二张，在武威从来不干好事（负面报道过多），以后肯定要收拾他们。当时听闻此言深感惊骇，却未当真。到现在，才明白此人当时并非妄言，着实令人感到恐怖。”
1月7日，武威市的浙江大厦搞消防演练，没想到弄假成真，因处置不当引起火灾。这不仅是新闻，还和《民警“帮忙”逃犯更名藏匿》一样成为丑闻。武威市委宣传部宣传科科长黄海本发短信，传达武威宣传部长曹永健、副市长卢小亨的指示，要求张永生不要采访报道浙江大厦的火灾，遭到拒绝。这成为张永生被抓的导火索。
武威警方迫害新闻记者、钓鱼执法，早已名声在外。去年《长江商报》记者熊子熙因采访武威荣华公司向腾格里沙漠腹地违法排放污水事件，险遭钓鱼执法。
熊子熙回忆，他先被限制人身自由6小时，被迫删除所有手机、相机照片资料，之后警察请他喝酒套近乎，“饭后，他们又说一起出去玩玩，我说不行，要回酒店，他又说要买酒去酒店，在房间里喝。我一想，这绝壁有问题啊，肯定是钓鱼。哪敢上钩？结果那俩警察就一直跟着我们，还在我酒店同楼层隔壁开了一间房。武威市委书记火荣贵与荣华工贸的老板张严德关系非浅。荣华从一个屡被整改小厂，短短数年一跃成为全国150余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之一，恐怕不简单。”
当局一方面打压敢言媒体，另一方面放纵利用负面消息“敲诈勒索”的不良媒体。这种大行其道的潜规则，绝非《兰州晨报》和张永生这样的小媒体、小记者所能为、所敢为。
媒体人褚朝新透露：“山东有个县公安局长被下属举报，局长亲口告诉我，期间来了一个中央媒体办的杂志的记者，态度很强硬，晚上一起唱歌时提出要20万，不给就要让局长下课。我问：这是敲诈勒索，你们为什么不抓？他说，如果钱进了个人账户，是准备抓的。查了下，钱进了杂志账户，惹不起。”
中央媒体“惹不起”，地方当局有着非常深刻的教训。2008年1月1日，法制日报社主办的《法人》杂志刊发记者朱文娜采写的《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涉及时任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西丰警方居然太岁头上动土，赶到北京法制日报社（中共政法委员会机关报）抓捕朱文娜，轰动全国，张志国当即被免职。
为民众鼓喉咙的媒体、记者硬不起来，邪恶势力自然嚣张。张永生不是第一个被迫害、构陷的记者，也不会是最后一个。2014年高考发榜后，江苏省理科“状元”吴呈杰原本对北大新闻专业很感兴趣，但 “这两天，所有采访我的记者都不建议我考新闻”。多么可悲的现实，“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的新闻理想，被“你全家都有新闻理想”的调侃取代。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76期 2016年2月5日—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