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不愿进一步改革，是不愿放弃权力。这就是政府死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的原因。所以中国改革的核心是还权于民，从而由权贵资本主义走向自由资本主义。
中国改革家邓小平于1990年3月召集领导层开会。他在会上问道：“人民为什么支持我们？”，然后自己就很快给出答案：“因为经济发展了。”这位老人随即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但如果经济发展突然停滞，每年只有4%至5%，甚至2%至3%的增长率，又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邓又一次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不仅是一个经济上的问题，也是政治上的。”也就是说，邓小平是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和经济发展紧密挂钩。所以，才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出台。
如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是相对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当然是一个进步。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被理解为政府主导和推动经济发展，与上世纪八十年代“松绑放权让利”的改革相悖，也与市场化改革相悖。也许邓当时面临左倾回潮、否定八十年代改革的强大压力，企图用经济发展来压制“姓社姓资”的讨论，推动改革进一步发展。但他没有意识到的是，政府主导和推动经济发展，正是计划经济的典型特点，也是中国前三十年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改革改计划经济，正是改政府主导为社会个体主导。按照这种改革方向，中国将走向自由资本主义。但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却把中国引向了权贵资本主义。中国改革道路的歧途，正是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一，经济发展是由人民推动的
什么叫经济发展？每一个人用自己的劳动和技术，并借助资本和资源，去讨生活，求富裕，就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动力内生于个体的求富裕，而非政府权力的外在推动；经济发展的成果归个体，而非归国家，先民富，后国强；发展成什么样，取决于个体的需求，并通过市场需求表现出来，而非政府的规划；怎么样发展，是千百万个体创造性的发挥，而非少数个别官员的想象；发展的快慢是以个体富裕的快慢来表征，而非是作为一个生产总量的统计数据GDP。所以，市场经济既是自然的经济，也是以人民为主体的经济，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人民创造历史的过程。
显然，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由官员来主导经济发展，它将压制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官员或精英创造历史的理念，违背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一基本原理。
比如，现在政府说要“创新”。如果政府主导或领导，那就你官员去创新，人民何来创新的内在动力？如果不是由市场而是由官员来引领，创新很容易进入经院式的花架子，脱离经济活动的实际需要；如果创新不是由市场评价并从市场取得回报，而由政府评价并给予奖励，造假便会风行并漫延。所以，政府可以也应该划拨资金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因为基础科学无法从市场取得回报），建立经济生产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却不是经济生产领域创新的主导者。
只有脱离政府领导，并获得充分自由的社会个体，才是创新的主体。私有的、竞争的、自由的市场经济，正是经济生产领域创新的最佳机制。政府不去建立这种机制，只是空喊创新口号，或由权力划拨一些政府指定的创新项目资金，它或能在个别领域上取得突破，但无法出现产品、工艺、技术、材料、操作、管理等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以构成经济整体不断进步的创新。中国造不出圆珠笔蕊，源于中国整体工业水平的低下，说明中国缺乏整体创新能力，即缺乏创新机制。
千百万自由的个体追求市场回报，才是创新的内在动力，正如千百万自由的个体追求富裕，才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一样。
二，市场经济以社会个体为经济发展主体
每年一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每五年一次的经济发展规划制订，甚至十年二十年以至五十年、一百年经济发展目标的确立，说明中国仍未摆脱计划经济框架。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计划经济以政府为经济发展主体，市场经济则以社会个体（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为经济发展主体。所谓的市场化改革，本质上是经济发展主体上社会个体对政府的替代。
但政府一直不愿放弃经济发展权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把政府当作经济发展主体，经济工作仍是政府的主要工作。政府制订各种经济发展规划（如小康的规划，GDP增长的规划），进行各种直接的经济活动（如做大做强国企），由上而下建立各种经济考核指标和奖罚措施（如GDP与升迁挂钩），确立经济和产业发展方向等，无不是政府主导经济的表现。而只要政府主导经济，必然对社会个体形成压制，社会个体的经济主体地位就无法完全确立，市场经济也就无法形成。
我们曾经制订的“大西北开发计划”，“东北工业基地振兴计划”，“新能源开发计划”，以及现在正在推行的“扶贫攻坚计划”等，都充满计划经济的思维。如果这些计划只是涉及经济环境的改善（如基础设施），经济政策的倾斜（如税收和信贷），则属于政府宏观调控和经济服务的范围。但这些计划大多包含政府的生产项目管理和投资，是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决策。它对私有经济的发展形成“挤出”效应（经济学概念）。而私有经济的发展，正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国进民退则是市场经济的倒退。国企和政府主导的项目，包含有国家意志，与市场经济由千百万社会个体主导背道而驰。
经济发展并不是线性发展，有时发展较快，有时发展较慢，这是由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所决定。任何通过权力的力量调动资源，推动微观经济活动，以使经济维持线性发展，都将破坏资源的市场配置而破坏市场规律。有外国人调侃说，中国一年的GDP，这年的一月一日便知道，因为中国是计划经济，有年度GDP目标，如果没有完成，会增加政府投资来达到目标。问题是，这增加的投资只是为了完成政府目标，它符合市场要求吗？而且经济增长不但依赖数量增长，还依赖质量提高，如技术进步，效率提高等，经济质量的提高具有不确定性，它的发展能进行规划吗？
三，自由既是市场机制的体现，又是社会秩序的体现
我们说要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而市场配置资源只有通过市场机制才能完成。什么叫市场机制？市场机制是千百万有着不同利益的社会个体，在完全自由基础上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竞争所产生的经济运行规律。没有千百万个体的自主与自由，便没有市场机制。
市场经济与自给自足经济不同。任一生产者生产的产品或服务，都由他人来消费，自己的消费也由市场提供。这是人与市场即与其它市场主体的相互依存。同时，市场又是一个分配场所，任一生产者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其价值的有无和大小，也要由市场来决定。这是人与市场即与其它市场主体的相互对抗。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对抗，如买卖中的讨价还价。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也存在对抗，如同行业的竞争。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对抗，则表现为以更高价格来获得稀缺品的消费。这种依存和对抗，是市场经济存在的体现，千百万个体的自由则是市场经济得以有效运行的前提。市场价格即是这种复杂的依存与对抗产生的结果。所以，市场经济不能有强制，不能有垄断，不能有统一。
所谓市场配置资源是千百万不同个体自由意志的体现，没有千百万个体的自由意志和自主决策，便没有市场机制。政府大量进入微观经济活动，政府意志和目标的统一性，垄断性，强制性，将削弱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的自由性和竞争性，由此带来市场信号失真，何来市场配置资源？如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由于地方政府权力深度介入，房价并不是真正的市场价格，由此房价引导的资源配置（如土地、资金、劳力、相关产业等），是权力的意志，而非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哪来的市场配置资源？“政府引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是本末倒置。
有人说，那些实行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是也有政府干预经济吗？比如凯恩斯主义。但建立在坚实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国家，其国家经济政策只是一种宏观调控，它的调控一是依赖自然的真实的市场信号，即千百万自由的个体相互作用所发出的价格信号。没有这种价格信号。政府的调控便失去依据。二是只有通过千百万自由个体的自主决策才能发挥作用。比如政府货币和利率政策，都是通过社会个体对其的敏感并体现在行动上才能发挥作用。宏观调控依赖于市场基础。所以政府调控并不进入微观经济活动领域。
市场机制不仅是一种经济调节机制，而且本身就是社会经济活动秩序的体现。比如自由买卖、自由投资、自由择业等，没有这种自由，便没有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市场主体自由选择经济行为的过程，便是资源配置过程。但更重要的是，自由经济行为是社会个体的权利，维护这种自由是维护基本社会秩序。当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进入微观经济活动时，能否促进经济发展姑且不论，它必然对社会个体的自由经济行为形成侵害。政府本应保护个体自由维护社会秩序，却在经济发展的口号下限制个体自由，破坏社会自然秩序。而维护社会秩序是政府的主要职能。政府本身就在破坏秩序，这社会还能有秩序？
四，权贵资本主义的双重不公正
共产党革命的一个目标是打倒官僚资本主义。什么叫官僚资本主义？就是官本身经商，或官商相勾结。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成为经济发展主体，本身就在经商。政府拥有最强大的暴力，很可能，甚至必然运用暴力谋求商业利益。而用暴力谋求利益，与土匪的行径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政府进入微观经济活动，正是官僚资本主义的登峰造极。现在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不知比国民党时代要厉害多少倍。而官僚资本主义就是权贵资本主义。
权贵资本主义与原始资本主义不同。马克思所说的那些资本主义罪恶在资本主义初期确实存在。比如资本家使用童工，克扣工资、延长劳动时间等。但这种罪恶，只表现于一个生产组织内部。此生产组织与市场中的其它生产组织或生产个体之间仍是平等的。即市场还是平等的。同时，这种罪恶因其产生于私有企业中，不可能获得政府支持。反而在资本主义的成熟过程中，受到政府越来越多的约束。如政府制订越来越完善的劳工保护法律，鼓励工人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以增加工人对抗资本的力量等。所以马克思所说的那些原始资本主义罪恶，在现在的资本主义国家，已大为消失。
权贵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是权力在市场中，通过对其它市场主体的打压，破坏市场的自由竞争，来直接或间接获得利益。比如中国现在的国企，其组织内部倒不一定存在压榨工人，其企业的不当得益也不是来自剥削工人，而是来自政府权力支持的行政垄断。垄断压制了市场中生产者之间的自由竞争，带来权力支持的生产者对消费者的掠夺。中国现在的高油价，便是石油企业对消费者的掠夺。如果国家允许众多生产者包括外国生产者进入石油行业，实行自由竞争，中国还能有现在的高油价？所以权贵资本主义的剥削主要不是来自生产组织内部，而是来自对自由市场的扭曲。
政府“以经济建设中心”不但造成市场扭曲，还会使政府放弃社会管理职能，漠视现有经济组织中的弱势群体权利，与私有企业中的资本家同穿一条裤子。因为资本家的行为对政府经济发展目标更重要。中国目前出现大量的讨薪事件，政府并不站在讨薪者一边，甚至对讨薪者进行打压。中国到现在还不允许工人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并承认工人的罢工权利。从根本上来说，是政府把经济发展而非把公平当作政府的主要职能。因而中国还出现了马克思所描述的那种原始资本主义罪恶。即生产组织中的罪恶。如所谓的“血汗工厂”。这种罪恶本可由政府来约束纠正，却由于政府把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被忽视。
所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具有双重不公正。既有原始资本主义中生产组织内的不公正，又有原始资本主义中并不存在的市场中的不公正。中国目前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大大快于原始资本主义，与这种双重不公正密切相关。
五，结语
中国到现在，实质上已不存在姓社姓资的争议，却确实存在政府权力与民众权利在现实中的恶斗。中国现在的根本矛盾，是权力与权利之间的矛盾。官员到如今己无所谓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要能有权力就行。他们赞赏社会主义，是赞赏社会主义的权力，他们容许资本主义，是因为他们可以用国家的钱来当资本家。或用国家的权来指挥资本家。官员不愿进一步改革，是不愿放弃权力。这就是政府死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的原因。所以中国改革的核心是还权于民，从而由权贵资本主义走向自由资本主义。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77期 2016年2月19日—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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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志义：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带来“权贵资本主义”
官员不愿进一步改革，是不愿放弃权力。这就是政府死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的原因。所以中国改革的核心是还权于民，从而由权贵资本主义走向自由资本主义。
中国改革家邓小平于1990年3月召集领导层开会。他在会上问道：“人民为什么支持我们？”，然后自己就很快给出答案：“因为经济发展了。”这位老人随即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但如果经济发展突然停滞，每年只有4%至5%，甚至2%至3%的增长率，又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邓又一次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不仅是一个经济上的问题，也是政治上的。”也就是说，邓小平是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和经济发展紧密挂钩。所以，才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出台。
如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是相对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当然是一个进步。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被理解为政府主导和推动经济发展，与上世纪八十年代“松绑放权让利”的改革相悖，也与市场化改革相悖。也许邓当时面临左倾回潮、否定八十年代改革的强大压力，企图用经济发展来压制“姓社姓资”的讨论，推动改革进一步发展。但他没有意识到的是，政府主导和推动经济发展，正是计划经济的典型特点，也是中国前三十年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改革改计划经济，正是改政府主导为社会个体主导。按照这种改革方向，中国将走向自由资本主义。但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却把中国引向了权贵资本主义。中国改革道路的歧途，正是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一，经济发展是由人民推动的
什么叫经济发展？每一个人用自己的劳动和技术，并借助资本和资源，去讨生活，求富裕，就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动力内生于个体的求富裕，而非政府权力的外在推动；经济发展的成果归个体，而非归国家，先民富，后国强；发展成什么样，取决于个体的需求，并通过市场需求表现出来，而非政府的规划；怎么样发展，是千百万个体创造性的发挥，而非少数个别官员的想象；发展的快慢是以个体富裕的快慢来表征，而非是作为一个生产总量的统计数据GDP。所以，市场经济既是自然的经济，也是以人民为主体的经济，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人民创造历史的过程。
显然，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由官员来主导经济发展，它将压制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官员或精英创造历史的理念，违背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一基本原理。
比如，现在政府说要“创新”。如果政府主导或领导，那就你官员去创新，人民何来创新的内在动力？如果不是由市场而是由官员来引领，创新很容易进入经院式的花架子，脱离经济活动的实际需要；如果创新不是由市场评价并从市场取得回报，而由政府评价并给予奖励，造假便会风行并漫延。所以，政府可以也应该划拨资金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因为基础科学无法从市场取得回报），建立经济生产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却不是经济生产领域创新的主导者。
只有脱离政府领导，并获得充分自由的社会个体，才是创新的主体。私有的、竞争的、自由的市场经济，正是经济生产领域创新的最佳机制。政府不去建立这种机制，只是空喊创新口号，或由权力划拨一些政府指定的创新项目资金，它或能在个别领域上取得突破，但无法出现产品、工艺、技术、材料、操作、管理等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以构成经济整体不断进步的创新。中国造不出圆珠笔蕊，源于中国整体工业水平的低下，说明中国缺乏整体创新能力，即缺乏创新机制。
千百万自由的个体追求市场回报，才是创新的内在动力，正如千百万自由的个体追求富裕，才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一样。
二，市场经济以社会个体为经济发展主体
每年一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每五年一次的经济发展规划制订，甚至十年二十年以至五十年、一百年经济发展目标的确立，说明中国仍未摆脱计划经济框架。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计划经济以政府为经济发展主体，市场经济则以社会个体（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为经济发展主体。所谓的市场化改革，本质上是经济发展主体上社会个体对政府的替代。
但政府一直不愿放弃经济发展权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把政府当作经济发展主体，经济工作仍是政府的主要工作。政府制订各种经济发展规划（如小康的规划，GDP增长的规划），进行各种直接的经济活动（如做大做强国企），由上而下建立各种经济考核指标和奖罚措施（如GDP与升迁挂钩），确立经济和产业发展方向等，无不是政府主导经济的表现。而只要政府主导经济，必然对社会个体形成压制，社会个体的经济主体地位就无法完全确立，市场经济也就无法形成。
我们曾经制订的“大西北开发计划”，“东北工业基地振兴计划”，“新能源开发计划”，以及现在正在推行的“扶贫攻坚计划”等，都充满计划经济的思维。如果这些计划只是涉及经济环境的改善（如基础设施），经济政策的倾斜（如税收和信贷），则属于政府宏观调控和经济服务的范围。但这些计划大多包含政府的生产项目管理和投资，是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决策。它对私有经济的发展形成“挤出”效应（经济学概念）。而私有经济的发展，正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国进民退则是市场经济的倒退。国企和政府主导的项目，包含有国家意志，与市场经济由千百万社会个体主导背道而驰。
经济发展并不是线性发展，有时发展较快，有时发展较慢，这是由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所决定。任何通过权力的力量调动资源，推动微观经济活动，以使经济维持线性发展，都将破坏资源的市场配置而破坏市场规律。有外国人调侃说，中国一年的GDP，这年的一月一日便知道，因为中国是计划经济，有年度GDP目标，如果没有完成，会增加政府投资来达到目标。问题是，这增加的投资只是为了完成政府目标，它符合市场要求吗？而且经济增长不但依赖数量增长，还依赖质量提高，如技术进步，效率提高等，经济质量的提高具有不确定性，它的发展能进行规划吗？
三，自由既是市场机制的体现，又是社会秩序的体现
我们说要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而市场配置资源只有通过市场机制才能完成。什么叫市场机制？市场机制是千百万有着不同利益的社会个体，在完全自由基础上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竞争所产生的经济运行规律。没有千百万个体的自主与自由，便没有市场机制。
市场经济与自给自足经济不同。任一生产者生产的产品或服务，都由他人来消费，自己的消费也由市场提供。这是人与市场即与其它市场主体的相互依存。同时，市场又是一个分配场所，任一生产者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其价值的有无和大小，也要由市场来决定。这是人与市场即与其它市场主体的相互对抗。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对抗，如买卖中的讨价还价。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也存在对抗，如同行业的竞争。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对抗，则表现为以更高价格来获得稀缺品的消费。这种依存和对抗，是市场经济存在的体现，千百万个体的自由则是市场经济得以有效运行的前提。市场价格即是这种复杂的依存与对抗产生的结果。所以，市场经济不能有强制，不能有垄断，不能有统一。
所谓市场配置资源是千百万不同个体自由意志的体现，没有千百万个体的自由意志和自主决策，便没有市场机制。政府大量进入微观经济活动，政府意志和目标的统一性，垄断性，强制性，将削弱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的自由性和竞争性，由此带来市场信号失真，何来市场配置资源？如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由于地方政府权力深度介入，房价并不是真正的市场价格，由此房价引导的资源配置（如土地、资金、劳力、相关产业等），是权力的意志，而非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哪来的市场配置资源？“政府引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是本末倒置。
有人说，那些实行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是也有政府干预经济吗？比如凯恩斯主义。但建立在坚实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国家，其国家经济政策只是一种宏观调控，它的调控一是依赖自然的真实的市场信号，即千百万自由的个体相互作用所发出的价格信号。没有这种价格信号。政府的调控便失去依据。二是只有通过千百万自由个体的自主决策才能发挥作用。比如政府货币和利率政策，都是通过社会个体对其的敏感并体现在行动上才能发挥作用。宏观调控依赖于市场基础。所以政府调控并不进入微观经济活动领域。
市场机制不仅是一种经济调节机制，而且本身就是社会经济活动秩序的体现。比如自由买卖、自由投资、自由择业等，没有这种自由，便没有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市场主体自由选择经济行为的过程，便是资源配置过程。但更重要的是，自由经济行为是社会个体的权利，维护这种自由是维护基本社会秩序。当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进入微观经济活动时，能否促进经济发展姑且不论，它必然对社会个体的自由经济行为形成侵害。政府本应保护个体自由维护社会秩序，却在经济发展的口号下限制个体自由，破坏社会自然秩序。而维护社会秩序是政府的主要职能。政府本身就在破坏秩序，这社会还能有秩序？
四，权贵资本主义的双重不公正
共产党革命的一个目标是打倒官僚资本主义。什么叫官僚资本主义？就是官本身经商，或官商相勾结。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成为经济发展主体，本身就在经商。政府拥有最强大的暴力，很可能，甚至必然运用暴力谋求商业利益。而用暴力谋求利益，与土匪的行径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政府进入微观经济活动，正是官僚资本主义的登峰造极。现在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不知比国民党时代要厉害多少倍。而官僚资本主义就是权贵资本主义。
权贵资本主义与原始资本主义不同。马克思所说的那些资本主义罪恶在资本主义初期确实存在。比如资本家使用童工，克扣工资、延长劳动时间等。但这种罪恶，只表现于一个生产组织内部。此生产组织与市场中的其它生产组织或生产个体之间仍是平等的。即市场还是平等的。同时，这种罪恶因其产生于私有企业中，不可能获得政府支持。反而在资本主义的成熟过程中，受到政府越来越多的约束。如政府制订越来越完善的劳工保护法律，鼓励工人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以增加工人对抗资本的力量等。所以马克思所说的那些原始资本主义罪恶，在现在的资本主义国家，已大为消失。
权贵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是权力在市场中，通过对其它市场主体的打压，破坏市场的自由竞争，来直接或间接获得利益。比如中国现在的国企，其组织内部倒不一定存在压榨工人，其企业的不当得益也不是来自剥削工人，而是来自政府权力支持的行政垄断。垄断压制了市场中生产者之间的自由竞争，带来权力支持的生产者对消费者的掠夺。中国现在的高油价，便是石油企业对消费者的掠夺。如果国家允许众多生产者包括外国生产者进入石油行业，实行自由竞争，中国还能有现在的高油价？所以权贵资本主义的剥削主要不是来自生产组织内部，而是来自对自由市场的扭曲。
政府“以经济建设中心”不但造成市场扭曲，还会使政府放弃社会管理职能，漠视现有经济组织中的弱势群体权利，与私有企业中的资本家同穿一条裤子。因为资本家的行为对政府经济发展目标更重要。中国目前出现大量的讨薪事件，政府并不站在讨薪者一边，甚至对讨薪者进行打压。中国到现在还不允许工人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并承认工人的罢工权利。从根本上来说，是政府把经济发展而非把公平当作政府的主要职能。因而中国还出现了马克思所描述的那种原始资本主义罪恶。即生产组织中的罪恶。如所谓的“血汗工厂”。这种罪恶本可由政府来约束纠正，却由于政府把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被忽视。
所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具有双重不公正。既有原始资本主义中生产组织内的不公正，又有原始资本主义中并不存在的市场中的不公正。中国目前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大大快于原始资本主义，与这种双重不公正密切相关。
五，结语
中国到现在，实质上已不存在姓社姓资的争议，却确实存在政府权力与民众权利在现实中的恶斗。中国现在的根本矛盾，是权力与权利之间的矛盾。官员到如今己无所谓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要能有权力就行。他们赞赏社会主义，是赞赏社会主义的权力，他们容许资本主义，是因为他们可以用国家的钱来当资本家。或用国家的权来指挥资本家。官员不愿进一步改革，是不愿放弃权力。这就是政府死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的原因。所以中国改革的核心是还权于民，从而由权贵资本主义走向自由资本主义。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77期 2016年2月19日—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