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志义: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带来“权贵资本主义”

官员不愿进一步改革,是不愿放弃权力。这就是政府死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的原因。所以中国改革的核心是还权于民,从而由权贵资本主义走向自由资本主义。

中国改革家邓小平于1990年3月召集领导层开会。他在会上问道:“人民为什么支持我们?”,然后自己就很快给出答案:“因为经济发展了。”这位老人随即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但如果经济发展突然停滞,每年只有4%至5%,甚至2%至3%的增长率,又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邓又一次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不仅是一个经济上的问题,也是政治上的。”也就是说,邓小平是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和经济发展紧密挂钩。所以,才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出台。

如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是相对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当然是一个进步。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被理解为政府主导和推动经济发展,与上世纪八十年代“松绑放权让利”的改革相悖,也与市场化改革相悖。也许邓当时面临左倾回潮、否定八十年代改革的强大压力,企图用经济发展来压制“姓社姓资”的讨论,推动改革进一步发展。但他没有意识到的是,政府主导和推动经济发展,正是计划经济的典型特点,也是中国前三十年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改革改计划经济,正是改政府主导为社会个体主导。按照这种改革方向,中国将走向自由资本主义。但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却把中国引向了权贵资本主义。中国改革道路的歧途,正是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一,经济发展是由人民推动的

什么叫经济发展?每一个人用自己的劳动和技术,并借助资本和资源,去讨生活,求富裕,就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动力内生于个体的求富裕,而非政府权力的外在推动;经济发展的成果归个体,而非归国家,先民富,后国强;发展成什么样,取决于个体的需求,并通过市场需求表现出来,而非政府的规划;怎么样发展,是千百万个体创造性的发挥,而非少数个别官员的想象;发展的快慢是以个体富裕的快慢来表征,而非是作为一个生产总量的统计数据GDP。所以,市场经济既是自然的经济,也是以人民为主体的经济,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人民创造历史的过程。

显然,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由官员来主导经济发展,它将压制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官员或精英创造历史的理念,违背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一基本原理。

比如,现在政府说要“创新”。如果政府主导或领导,那就你官员去创新,人民何来创新的内在动力?如果不是由市场而是由官员来引领,创新很容易进入经院式的花架子,脱离经济活动的实际需要;如果创新不是由市场评价并从市场取得回报,而由政府评价并给予奖励,造假便会风行并漫延。所以,政府可以也应该划拨资金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因为基础科学无法从市场取得回报),建立经济生产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却不是经济生产领域创新的主导者。

只有脱离政府领导,并获得充分自由的社会个体,才是创新的主体。私有的、竞争的、自由的市场经济,正是经济生产领域创新的最佳机制。政府不去建立这种机制,只是空喊创新口号,或由权力划拨一些政府指定的创新项目资金,它或能在个别领域上取得突破,但无法出现产品、工艺、技术、材料、操作、管理等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以构成经济整体不断进步的创新。中国造不出圆珠笔蕊,源于中国整体工业水平的低下,说明中国缺乏整体创新能力,即缺乏创新机制。

千百万自由的个体追求市场回报,才是创新的内在动力,正如千百万自由的个体追求富裕,才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一样。

二,市场经济以社会个体为经济发展主体

每年一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每五年一次的经济发展规划制订,甚至十年二十年以至五十年、一百年经济发展目标的确立,说明中国仍未摆脱计划经济框架。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计划经济以政府为经济发展主体,市场经济则以社会个体(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为经济发展主体。所谓的市场化改革,本质上是经济发展主体上社会个体对政府的替代。

但政府一直不愿放弃经济发展权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把政府当作经济发展主体,经济工作仍是政府的主要工作。政府制订各种经济发展规划(如小康的规划,GDP增长的规划),进行各种直接的经济活动(如做大做强国企),由上而下建立各种经济考核指标和奖罚措施(如GDP与升迁挂钩),确立经济和产业发展方向等,无不是政府主导经济的表现。而只要政府主导经济,必然对社会个体形成压制,社会个体的经济主体地位就无法完全确立,市场经济也就无法形成。

我们曾经制订的“大西北开发计划”,“东北工业基地振兴计划”,“新能源开发计划”,以及现在正在推行的“扶贫攻坚计划”等,都充满计划经济的思维。如果这些计划只是涉及经济环境的改善(如基础设施),经济政策的倾斜(如税收和信贷),则属于政府宏观调控和经济服务的范围。但这些计划大多包含政府的生产项目管理和投资,是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决策。它对私有经济的发展形成“挤出”效应(经济学概念)。而私有经济的发展,正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国进民退则是市场经济的倒退。国企和政府主导的项目,包含有国家意志,与市场经济由千百万社会个体主导背道而驰。

经济发展并不是线性发展,有时发展较快,有时发展较慢,这是由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所决定。任何通过权力的力量调动资源,推动微观经济活动,以使经济维持线性发展,都将破坏资源的市场配置而破坏市场规律。有外国人调侃说,中国一年的GDP,这年的一月一日便知道,因为中国是计划经济,有年度GDP目标,如果没有完成,会增加政府投资来达到目标。问题是,这增加的投资只是为了完成政府目标,它符合市场要求吗?而且经济增长不但依赖数量增长,还依赖质量提高,如技术进步,效率提高等,经济质量的提高具有不确定性,它的发展能进行规划吗?

三,自由既是市场机制的体现,又是社会秩序的体现

我们说要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而市场配置资源只有通过市场机制才能完成。什么叫市场机制?市场机制是千百万有着不同利益的社会个体,在完全自由基础上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竞争所产生的经济运行规律。没有千百万个体的自主与自由,便没有市场机制。

市场经济与自给自足经济不同。任一生产者生产的产品或服务,都由他人来消费,自己的消费也由市场提供。这是人与市场即与其它市场主体的相互依存。同时,市场又是一个分配场所,任一生产者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其价值的有无和大小,也要由市场来决定。这是人与市场即与其它市场主体的相互对抗。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对抗,如买卖中的讨价还价。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也存在对抗,如同行业的竞争。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对抗,则表现为以更高价格来获得稀缺品的消费。这种依存和对抗,是市场经济存在的体现,千百万个体的自由则是市场经济得以有效运行的前提。市场价格即是这种复杂的依存与对抗产生的结果。所以,市场经济不能有强制,不能有垄断,不能有统一。

所谓市场配置资源是千百万不同个体自由意志的体现,没有千百万个体的自由意志和自主决策,便没有市场机制。政府大量进入微观经济活动,政府意志和目标的统一性,垄断性,强制性,将削弱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的自由性和竞争性,由此带来市场信号失真,何来市场配置资源?如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由于地方政府权力深度介入,房价并不是真正的市场价格,由此房价引导的资源配置(如土地、资金、劳力、相关产业等),是权力的意志,而非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哪来的市场配置资源?“政府引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是本末倒置。

有人说,那些实行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是也有政府干预经济吗?比如凯恩斯主义。但建立在坚实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国家,其国家经济政策只是一种宏观调控,它的调控一是依赖自然的真实的市场信号,即千百万自由的个体相互作用所发出的价格信号。没有这种价格信号。政府的调控便失去依据。二是只有通过千百万自由个体的自主决策才能发挥作用。比如政府货币和利率政策,都是通过社会个体对其的敏感并体现在行动上才能发挥作用。宏观调控依赖于市场基础。所以政府调控并不进入微观经济活动领域。

市场机制不仅是一种经济调节机制,而且本身就是社会经济活动秩序的体现。比如自由买卖、自由投资、自由择业等,没有这种自由,便没有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市场主体自由选择经济行为的过程,便是资源配置过程。但更重要的是,自由经济行为是社会个体的权利,维护这种自由是维护基本社会秩序。当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进入微观经济活动时,能否促进经济发展姑且不论,它必然对社会个体的自由经济行为形成侵害。政府本应保护个体自由维护社会秩序,却在经济发展的口号下限制个体自由,破坏社会自然秩序。而维护社会秩序是政府的主要职能。政府本身就在破坏秩序,这社会还能有秩序?

四,权贵资本主义的双重不公正

共产党革命的一个目标是打倒官僚资本主义。什么叫官僚资本主义?就是官本身经商,或官商相勾结。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成为经济发展主体,本身就在经商。政府拥有最强大的暴力,很可能,甚至必然运用暴力谋求商业利益。而用暴力谋求利益,与土匪的行径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政府进入微观经济活动,正是官僚资本主义的登峰造极。现在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不知比国民党时代要厉害多少倍。而官僚资本主义就是权贵资本主义。

权贵资本主义与原始资本主义不同。马克思所说的那些资本主义罪恶在资本主义初期确实存在。比如资本家使用童工,克扣工资、延长劳动时间等。但这种罪恶,只表现于一个生产组织内部。此生产组织与市场中的其它生产组织或生产个体之间仍是平等的。即市场还是平等的。同时,这种罪恶因其产生于私有企业中,不可能获得政府支持。反而在资本主义的成熟过程中,受到政府越来越多的约束。如政府制订越来越完善的劳工保护法律,鼓励工人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以增加工人对抗资本的力量等。所以马克思所说的那些原始资本主义罪恶,在现在的资本主义国家,已大为消失。

权贵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是权力在市场中,通过对其它市场主体的打压,破坏市场的自由竞争,来直接或间接获得利益。比如中国现在的国企,其组织内部倒不一定存在压榨工人,其企业的不当得益也不是来自剥削工人,而是来自政府权力支持的行政垄断。垄断压制了市场中生产者之间的自由竞争,带来权力支持的生产者对消费者的掠夺。中国现在的高油价,便是石油企业对消费者的掠夺。如果国家允许众多生产者包括外国生产者进入石油行业,实行自由竞争,中国还能有现在的高油价?所以权贵资本主义的剥削主要不是来自生产组织内部,而是来自对自由市场的扭曲。

政府“以经济建设中心”不但造成市场扭曲,还会使政府放弃社会管理职能,漠视现有经济组织中的弱势群体权利,与私有企业中的资本家同穿一条裤子。因为资本家的行为对政府经济发展目标更重要。中国目前出现大量的讨薪事件,政府并不站在讨薪者一边,甚至对讨薪者进行打压。中国到现在还不允许工人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并承认工人的罢工权利。从根本上来说,是政府把经济发展而非把公平当作政府的主要职能。因而中国还出现了马克思所描述的那种原始资本主义罪恶。即生产组织中的罪恶。如所谓的“血汗工厂”。这种罪恶本可由政府来约束纠正,却由于政府把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被忽视。

所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具有双重不公正。既有原始资本主义中生产组织内的不公正,又有原始资本主义中并不存在的市场中的不公正。中国目前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大大快于原始资本主义,与这种双重不公正密切相关。

五,结语

中国到现在,实质上已不存在姓社姓资的争议,却确实存在政府权力与民众权利在现实中的恶斗。中国现在的根本矛盾,是权力与权利之间的矛盾。官员到如今己无所谓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要能有权力就行。他们赞赏社会主义,是赞赏社会主义的权力,他们容许资本主义,是因为他们可以用国家的钱来当资本家。或用国家的权来指挥资本家。官员不愿进一步改革,是不愿放弃权力。这就是政府死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的原因。所以中国改革的核心是还权于民,从而由权贵资本主义走向自由资本主义。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77期 2016年2月19日—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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