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多难兴邦”，“空谈误国”的错误更加隐蔽。
先说“误国”。与卖国一样，误国也是一种特权，一种专利。村野匹夫，贩夫走卒，纵想误国，怕无资格。误国的前提，在于当国，不说决定，至少能影响这个国家的荣辱兴衰。正如卖国，不是你想卖就能卖，如果国家不归你所有，你叫嚣卖国，则与骗局无异，傻瓜才会去买呢。
所以说，能够误国，绝非凡人。倘有人拿“空谈误国”批评无权的民众，显然搞错了对象。这是最寻常的错误。
基于对误国的辨识，再说“空谈”。享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空谈者，常见两种，一是官员，二是知识人。批评官员空谈误国，第一，对象没问题，官员的确具备了误国的资格；第二，对官员而言，实干是正道，空谈则歧途，哪怕是言官，他的发言，务必有的放矢，不可落空；第三，试看今日之官场，空谈可谓通病，如杨宪益诗云：“千年古国贫愚弱，一代新邦假大空。”由此三者可知，“空谈误国”的警训，最应该挂在政府办公楼前。
然而，摆古论今，你会发现，“空谈误国”的板子，常常落在知识人的屁股之上。一说空谈，我们如条件反射一般，首先想到知识人。如果说误国近乎官员的专利，那么空谈近乎知识人的专利。
古时嘲讽知识人，有句老话叫“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我尝引此语，以论生死，须知能临危一死，已经大不容易，养士数百年，才能换来一代知识人凛然殉国，有些王朝，覆亡之际，连“临危一死报君王”的腐儒都遍寻无着，不得已，只好拉两个太监、宫女殉葬，以示忠烈。
讽喻的重心，应是“平时袖手谈心性”。无可否认，这是古代知识人的一大毛病。不过反过来讲，好谈心性，恰是知识人之为知识人的显著标志，他们所置身的精神与伦理体系，决定了他们必须以修身养性为第一要务，至于经世致用，则在其次。这“谈心性”，便被视为空谈。
再说现代知识人，我认同一个论断：知识人的武器别无其他，就是用观念战胜观念。这场观念之战，犹如空对空，更难逃空谈之讥。
这么说来，知识人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空谈的标签。只是，我有点疑惑：空谈，何时沦为了贬义？这是知识人的本职，就像鞋匠的本职是修鞋，厨师的本职是做菜，刽子手的本职是砍头。假如本职是一种罪过，那就是所谓的原罪。知识人何以会有原罪呢？这背后，则是阶级论的杀气腾腾，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标语飘摇，是反智主义的浪潮汹涌。
对知识人而言，空谈绝不是罪过。明确了这一点，再来看他们的空谈与误国之间，能否构成一种因果关系？
“空谈误国”的前身是“清谈误国”。清谈之风，源于东汉末年，兴于魏晋。当时清谈者不止知识人，还有官员。陈寅恪有一论断，清谈“始于郭泰，成于阮籍”，郭泰是知识人的领袖，阮籍的身份则是官员，他们好清谈，不言朝政，而讲玄理，目的在于避祸，“泰虽好臧否人伦，而不为危言核论，故能处浊世而怨祸不及”（司马光《资治通鉴》）。这样的清谈，是一种消极的自保之道，纵使无益于国计民生，距离误国十万八千里。
《世说新语》云：“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桓公即桓温，王夷甫即王衍。王衍是西晋的三公，位高权重，却崇尚虚无，口谈玄远，不以国事为务，后来被石勒惨杀，死前忏悔：“吾等若不祖尚浮虚，不至于此。”这堪称“清谈误国”的典型，主角却是高级官员。
官员可以是知识人，知识人未必是官员。知识人清谈，若与误国发生关系，必须满足一个条件：他们的话语，能够形成公共舆论，左右权力决策。这在古代，并不多见，晚明曾有一幕，从东林到复社，作为官员与知识人的联合体，虽处江湖之远，却可制造舆论，影响庙堂走势。明朝灭亡，分摊责任，他们也有一份，即“清谈误国”。
说晚明、南明盛行清谈，并无问题。顾炎武是亲历者，他批评道：“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复，宗社丘墟！”我最难忘的案例，即崇祯八年，内阁缺人，有人推荐了当时最负盛名的大儒刘宗周。皇帝召见他，问兵事，刘答：“御外以治内为本。内治修，远人自服，干羽舞而有苗格。愿陛下以尧舜之心，行尧舜之政，天下自平。”（《明史·刘宗周传》）这是不着边际的空谈阔论，难怪皇帝斥刘宗周“迂”，只让他当工部左侍郎。
不过，顾炎武的批评，却属泛泛而论。“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施与东林、复社头上，不免有些武断。如东林书院的学风，正以实学为主流，号称“倡实学以救世，视天下为己任”，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并行不悖。诚然，他们有时好讲大义，满口道德空言，受“正义的火气”之激，陷入狭隘的门户之见，然而对于明朝之亡，他们所需承担的责任，却不在清谈，而在党争。说到底，党争只是明亡的导火索，明朝的悲剧，可谓千年帝制积重难返、沉疴难起的一个缩影。
国史的书写，历来有一些隐秘的法门，如从不反思制度、极少责难皇帝，要总结错误，错在贪渎的奸臣，错在阴毒的宦官，错在秽乱的后宫，假如这些替罪羊无处寻觅，抑或责任太大，还得找一些人分担，惯于放言高论的知识人，便被拉出来顶缸。在刀把子和枪杆子面前，笔杆子从来无力抗辩，说他们误国，他们就得误国。尽管“空谈误国”的缔造者比谁都清楚，刀把子和枪杆子的世界，笔杆子哪有多少机会去误国，若后者能误国，不正宣判了前者的失败？
“空谈误国”的历史书写，由此呈现了一种可怕的悖谬：在强权的驱使之下，知识人完成了对自己的指控，虚弱而乏力的知识，不得不夸大知识的作用；书写历史的知识人，不得不把“空谈误国”的金印刻在同侪脸上。用知识侮辱知识，用谎言包裹谎言，岂止是悲剧？
以“空谈误国”批判知识人，背后往往隐藏了强权对知识的摧残和压迫，也许还有一丝恐惧。因为一个社会，知识人最有可能，查明误国的原因，与误国者究竟是谁；而且知识人的空谈，未必虚幻，有时恰是对在朝的异议，令其如芒在背，不得放肆。所以，权力者对于知识，最好能控制，倘不能，那就灭绝，倘再不能，那就妖魔化。“空谈误国”，遂成妖魔化之一种。
吊诡的是，知识人被讥为空谈，却也只能以空谈的方式，对抗、破解“空谈误国”的欲加之罪。因为除了空谈，除了话语、观念与思想，他们再无任何利器，来改造这个苦难的世界。对他们来讲，谈就是干，呐喊就是行动，精神就是一切。就当下而言，他们需要注意的问题在于，一是尽量谈而不空，譬如多平恕，少高调，多逻辑分析，少道德批判，“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二是尽量不要授权力者以柄：他们必须在权力之前保持充分独立，如果能站到权力者的对面，而不是身边，那么，当权力者在危急存亡之秋，企图去抓知识人当替罪羊，却发现，方圆百里，连一根羊毛都没有。
来源：三剑客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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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戈：“空谈误国”错在哪里？
相比“多难兴邦”，“空谈误国”的错误更加隐蔽。
先说“误国”。与卖国一样，误国也是一种特权，一种专利。村野匹夫，贩夫走卒，纵想误国，怕无资格。误国的前提，在于当国，不说决定，至少能影响这个国家的荣辱兴衰。正如卖国，不是你想卖就能卖，如果国家不归你所有，你叫嚣卖国，则与骗局无异，傻瓜才会去买呢。
所以说，能够误国，绝非凡人。倘有人拿“空谈误国”批评无权的民众，显然搞错了对象。这是最寻常的错误。
基于对误国的辨识，再说“空谈”。享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空谈者，常见两种，一是官员，二是知识人。批评官员空谈误国，第一，对象没问题，官员的确具备了误国的资格；第二，对官员而言，实干是正道，空谈则歧途，哪怕是言官，他的发言，务必有的放矢，不可落空；第三，试看今日之官场，空谈可谓通病，如杨宪益诗云：“千年古国贫愚弱，一代新邦假大空。”由此三者可知，“空谈误国”的警训，最应该挂在政府办公楼前。
然而，摆古论今，你会发现，“空谈误国”的板子，常常落在知识人的屁股之上。一说空谈，我们如条件反射一般，首先想到知识人。如果说误国近乎官员的专利，那么空谈近乎知识人的专利。
古时嘲讽知识人，有句老话叫“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我尝引此语，以论生死，须知能临危一死，已经大不容易，养士数百年，才能换来一代知识人凛然殉国，有些王朝，覆亡之际，连“临危一死报君王”的腐儒都遍寻无着，不得已，只好拉两个太监、宫女殉葬，以示忠烈。
讽喻的重心，应是“平时袖手谈心性”。无可否认，这是古代知识人的一大毛病。不过反过来讲，好谈心性，恰是知识人之为知识人的显著标志，他们所置身的精神与伦理体系，决定了他们必须以修身养性为第一要务，至于经世致用，则在其次。这“谈心性”，便被视为空谈。
再说现代知识人，我认同一个论断：知识人的武器别无其他，就是用观念战胜观念。这场观念之战，犹如空对空，更难逃空谈之讥。
这么说来，知识人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空谈的标签。只是，我有点疑惑：空谈，何时沦为了贬义？这是知识人的本职，就像鞋匠的本职是修鞋，厨师的本职是做菜，刽子手的本职是砍头。假如本职是一种罪过，那就是所谓的原罪。知识人何以会有原罪呢？这背后，则是阶级论的杀气腾腾，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标语飘摇，是反智主义的浪潮汹涌。
对知识人而言，空谈绝不是罪过。明确了这一点，再来看他们的空谈与误国之间，能否构成一种因果关系？
“空谈误国”的前身是“清谈误国”。清谈之风，源于东汉末年，兴于魏晋。当时清谈者不止知识人，还有官员。陈寅恪有一论断，清谈“始于郭泰，成于阮籍”，郭泰是知识人的领袖，阮籍的身份则是官员，他们好清谈，不言朝政，而讲玄理，目的在于避祸，“泰虽好臧否人伦，而不为危言核论，故能处浊世而怨祸不及”（司马光《资治通鉴》）。这样的清谈，是一种消极的自保之道，纵使无益于国计民生，距离误国十万八千里。
《世说新语》云：“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桓公即桓温，王夷甫即王衍。王衍是西晋的三公，位高权重，却崇尚虚无，口谈玄远，不以国事为务，后来被石勒惨杀，死前忏悔：“吾等若不祖尚浮虚，不至于此。”这堪称“清谈误国”的典型，主角却是高级官员。
官员可以是知识人，知识人未必是官员。知识人清谈，若与误国发生关系，必须满足一个条件：他们的话语，能够形成公共舆论，左右权力决策。这在古代，并不多见，晚明曾有一幕，从东林到复社，作为官员与知识人的联合体，虽处江湖之远，却可制造舆论，影响庙堂走势。明朝灭亡，分摊责任，他们也有一份，即“清谈误国”。
说晚明、南明盛行清谈，并无问题。顾炎武是亲历者，他批评道：“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复，宗社丘墟！”我最难忘的案例，即崇祯八年，内阁缺人，有人推荐了当时最负盛名的大儒刘宗周。皇帝召见他，问兵事，刘答：“御外以治内为本。内治修，远人自服，干羽舞而有苗格。愿陛下以尧舜之心，行尧舜之政，天下自平。”（《明史·刘宗周传》）这是不着边际的空谈阔论，难怪皇帝斥刘宗周“迂”，只让他当工部左侍郎。
不过，顾炎武的批评，却属泛泛而论。“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施与东林、复社头上，不免有些武断。如东林书院的学风，正以实学为主流，号称“倡实学以救世，视天下为己任”，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并行不悖。诚然，他们有时好讲大义，满口道德空言，受“正义的火气”之激，陷入狭隘的门户之见，然而对于明朝之亡，他们所需承担的责任，却不在清谈，而在党争。说到底，党争只是明亡的导火索，明朝的悲剧，可谓千年帝制积重难返、沉疴难起的一个缩影。
国史的书写，历来有一些隐秘的法门，如从不反思制度、极少责难皇帝，要总结错误，错在贪渎的奸臣，错在阴毒的宦官，错在秽乱的后宫，假如这些替罪羊无处寻觅，抑或责任太大，还得找一些人分担，惯于放言高论的知识人，便被拉出来顶缸。在刀把子和枪杆子面前，笔杆子从来无力抗辩，说他们误国，他们就得误国。尽管“空谈误国”的缔造者比谁都清楚，刀把子和枪杆子的世界，笔杆子哪有多少机会去误国，若后者能误国，不正宣判了前者的失败？
“空谈误国”的历史书写，由此呈现了一种可怕的悖谬：在强权的驱使之下，知识人完成了对自己的指控，虚弱而乏力的知识，不得不夸大知识的作用；书写历史的知识人，不得不把“空谈误国”的金印刻在同侪脸上。用知识侮辱知识，用谎言包裹谎言，岂止是悲剧？
以“空谈误国”批判知识人，背后往往隐藏了强权对知识的摧残和压迫，也许还有一丝恐惧。因为一个社会，知识人最有可能，查明误国的原因，与误国者究竟是谁；而且知识人的空谈，未必虚幻，有时恰是对在朝的异议，令其如芒在背，不得放肆。所以，权力者对于知识，最好能控制，倘不能，那就灭绝，倘再不能，那就妖魔化。“空谈误国”，遂成妖魔化之一种。
吊诡的是，知识人被讥为空谈，却也只能以空谈的方式，对抗、破解“空谈误国”的欲加之罪。因为除了空谈，除了话语、观念与思想，他们再无任何利器，来改造这个苦难的世界。对他们来讲，谈就是干，呐喊就是行动，精神就是一切。就当下而言，他们需要注意的问题在于，一是尽量谈而不空，譬如多平恕，少高调，多逻辑分析，少道德批判，“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二是尽量不要授权力者以柄：他们必须在权力之前保持充分独立，如果能站到权力者的对面，而不是身边，那么，当权力者在危急存亡之秋，企图去抓知识人当替罪羊，却发现，方圆百里，连一根羊毛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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