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伟大的启蒙时代。中国意识形态部门的雅量，令人敬佩。
1980年9月10日，中宣部理论局以《三个读者对理论宣传工作的批评》为题发表，签发三篇批评党的文章，在党报公开发表讨论。前面有一段话是理论局意见：“这里印发三封读者来信。这三封来信对理论宣传工作提出非常尖锐的批评，并且提了些尖锐的问题要求回答。这三封信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即如何使我们的理论宣传更具有针对性，更有说服力。不管他们的观点正确与否，这种思想动态和他们所提的问题，都是我们应当了解、应当认真研究和认真对待的。”
选第一封信《请你们回答》，以餐读者。这是当时一个署名“猛津”的读者给《哈尔滨日报》的信。中宣部理论局推荐在全国公开发表。
劝劝你们少登一些说教之类的文章，因为你们的文章脱离了实际，我们青年人只能对它嗤之以鼻，反而起的作用更坏。
如果你们生性愿写说教别人的大块文章，我也不反对，不过首先你们要把我们青年人提出的问题解释出来，如果真能够得到满意的回答，则今后你们的大块文章，我们也会欣然接受，而且是执行不怠。下面我把问题提出来：
现在世界上自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很多，有苏联东欧型的(以前称苏联为老大哥，友谊关系是万古长青，牢不可破，可时间还没有达到什么“古”更不用说“万”了，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了)，有南斯拉夫型的(以前我们称她为修正主义的鼻祖，现在可又不错)，有罗马尼亚型的，有阿尔巴尼亚型的(以前关系是“经过暴风雨考验的”，可现在是什么呢)，有朝鲜型的，有越南型的(以前关系是“同志加兄弟”，现在是冰刃相见)，以及还有西欧共产党型的，等等。以上这些都自称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信徒，可如果马克思本人也活在世上的话，有可能他也会分别不出谁是自己真正的子孙了。那我们青年人怎么办?只好信仰祖国的马克思了。
每上映一次外国影片，都要有一些影评来教育我们，什么“巴黎圣母院”里的神父，“至爱亲朋”里的方德仁、万经里，“人证”里的八杉恭子等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产物，看后要热爱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我要问你们，我社会主义制度下这样的人物少不少?!我看是大有人在，不用说是在普通的老百姓间，或是一般干部和高级干部之间，就是在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的政治局里，不是也不乏其人吗?林彪、“四人帮”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而且是比资本主义的“产物们”更贪婪百倍，更五毒俱全。请问这些你们怎样进行“影评”!
我们在无比优越制度下生活了三十年，可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什么呢?到处十年浩劫留下的产物，张志新这样的民族精英的被杀……我们建国只有三十年，就有十年浩劫。请问优越制度下怎么会产生长达十年之久的浩劫呢?
林彪、“四人帮”的权利是谁给的，当时有很多老干部从资历和职位来讲都比他们高，可反而被他们搞的好苦，难道没有最高权力者的支持和默许，他们有这么大的权力吗?真是鬼才相信!可现在怎么样?他的纪念堂照样高高耸立，塑像到处可见，国歌里还世代高举他的旗帜。太可笑了。
我们今天青年人需要的是充满阳光和自由的社会主义，不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社会主义!
三十六年前，读者批评的教条主义，而今依然大行其道。但现在，还看得到如此雅量吗？八十年代中国，从十年动乱走出，迎来了意识形态的春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生机勃勃。中宣部有“三宽部长”（宽容、宽厚、宽松），社会各界人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老中青三代对中国未来充满希冀，举国上下同心协力干四化，社会充满信任和友爱。现在呢，这不能说，那不能说，还人有高分贝重提阶级斗争。说真话的环境逼仄，真话有风险。
八十年代的伟大，不仅仅是文明启蒙电视片，不仅仅是独立报格媒体，每一年思想文化领域都有令人振奋、勇开先河的标杆作品、标杆事件、标杆人物。当年《深圳青年报》为中国改革鼓与呼，如“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冲突：政治体制改革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中国一直在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充满血和泪的大辩论”、“要淡化党的权力观念”、“政治不公开，人民无法参政，也无法监督”、“把民主和人权的呐喊推向更高层次”、“现有体制培植个人专横”等等。中央意识形态主管部门支持公开讨论，启蒙民众，推进改革。
历史学者傅国涌说：“虽然，那些报纸、那些人几乎都沉没在了时代的暗夜里，但他们的声音已在图书馆发黄的纸上凝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打开那些报纸，依旧会听到历史的心跳，听到1980年代的呼吸，那个怀抱希望与梦想的年代被钢铁的履带碾碎了，碾不碎的是一个古老民族自我更新的希望与梦想。”
当年中宣部理论局推荐批评文章，唯真唯实，不唯权媚上，体现了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体现人民最大、执政为民的宗旨。现在的思想禁区和雷区，触手可及。毕姥爷一个饭局唱段，唱得灰头土脸，丢了饭碗。前两天，刘亚洲上将疾呼“今日中国非常需要一批猛将良才”，令人深思。八十年代，许多有识之士就呼吁政治制度改革了。一个好的制度，造就人才，不拘一格降人才。一个不好的制度，官场丑态百出，社会充满戾气，好人会变坏人，猛将会变懦夫，良才会变犬儒，弱势群体会变报复社会的罪犯。
八十年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界有许多令人尊敬、彪炳史册的名字。思想在中国，有自由和尊严。而今，自信主义盛行，拜金主义招摇，文化肥猪满街跑，还有“歌德”大部队，两豆塞耳不闻雷霆，权力阶层喜听赞美诗，思想文化领域还有几个令人尊敬的名字？北岛说：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中国近现代史上，每一次社会巨大进步，无一不源自思想解放运动，无一不源自思想领域的破冰前行。思想解放的每一个突破口，伴随而来的，都是中国现代化的胜利大冲锋，都是现代文明建设的精神大迁徙。一次次思想解放，树立了中国历史一个又一个里程碑，推动中国社会一次又一次跨越发展。没有解放思想的启蒙先导，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切历史性变化，都无从谈起。
忆往昔，中国共产党从依靠无产阶级的民主力量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让劳苦大众翻身做主人，享受人身平等与权利，到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推行改革开放，把社会生产力从革命和计划束缚中解放出来，践行自由市场经济，实现经济腾飞奇迹，让民众过上小康生活，享受越来越多的幸福自由，所有这一切，都是共产党推行民主自由的魅力和功绩。民主自由，怎么是坏东西呢？怎么要变得遮遮掩掩了呢？
“不要因为我们走得太远，忘了我们为什么要出发。”我们知道哪里是方向，却总是隔着透明的窗。一个有钱、而无鲜活灵魂的民族，是可悲可怜的。我们永远回不到1980年代了，可我们的思想决不能停留，甚至倒退到1970年代的水平上。
呼唤政治体制改革，是对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的诉求，是对中国社会失序的担忧，是大国复兴必由之路。一方面，“一个独立的、有人格的、有经济利益的人，必定要有法治保障。”中国政府是强势政府，一举手一抬足可能就侵害了弱势群体利益，需要予以规范和限制。另一方面，转型中国的社会矛盾集中凸现，要维护长治久安，政治体制改革的落下功课必须补上。
网民是公民的另一张脸。在互联网时代，任何封堵，都注定是徒劳；任何教条，都注定是笑话。澎湃的网络民主，倒逼着现实善政，推动着民主进步。没有互联网，没有亿万网民的力量，不知中国会呈现多少愚昧，重演多少悲剧。考量一个“主义”，不在于口头理论多完美，不在于国家喉舌声音有多大，不在于钳制异见力道有多大，而在于是否真正践行“人民最大”，是否彰显现代文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让法治精神和公民社会站立，让特权阶层和欺骗主义消遁。
“维稳”、“不折腾”，种种政治纲领，都来自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对华夏一统的天真想象和热切盼望。“家天下”是五千来中华文明的最高文明，分权于民是一种革命的浪漫主义，历史温情脉脉的面纱终将可耻地撕去。公权力一次次蛮横维稳，导致私权利一次次离心离德。一块块离心离德的砖头，最终会导致大厦面临倾覆之虞。尽管“还权于民”是一条矢志不渝的历史主线，最终将走向人人平等、性别平等、众生平等的信仰王国，但现实进化路线上，仍要经过多次正负力量的搏杀、博弈，圣人与暴徒的交替诞生，最终，政治文明体现在每一块面包和每一个微笑之中，体现在人与人的平等和尊重之中。
思想和文明的贡献，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伟大的贡献。大国崛起，关键是思想文化的崛起。没有八十年代的思想成果，就不可能有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成就。扪心自问，当下中国有什么思想文化成果，居高声自远，德隆四海服，引领中国再辉煌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