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枝败叶

很久之前,在时论的套路上有过两种分歧:一是以价值驱动的论述方式,一是技术分析为主的评议模式。这两种方式都有喜好的读者,谈不上优劣和上下。在一定时期内,技术路线可以讨巧,避免价值争锋,在价值驱动型评论走低后,可以幸存下来。

新京报很久以来就是技术分析路线的典范,匍匐京城之地,高声宣讲价值观的路数显然会招致杀身之祸。这也是一种路线选择,出于很正常的理由。然而,到了现在,“一事一议”的技术分析也走到尽头,难以为继了,也许也到了要改换路线策略的时候。

这是因为,新闻的生产能力骤降,尤其是来自于社会题材的新闻报道数量大规模下滑。“一事一议”所需求的“原材料”到了紧缺的地步,而且这可以预料的是,这个状况还会恶化下去,“一事一议”式的模式面临源头上的匮乏。当然,还有别的原因。

这个原因是,在舆论全面沦为宣传附庸的局面下,政治表达的多样性被自上而下地取消了,“一事一议”的技术分析变的不合时宜。这就导致它需要特别大的耐心才能“乱世安稳”,可现在要去找这样的读者,在价值洪流中独守钓鱼台,难度可想而知。

所以,这不仅仅是媒体发生的事情,其实也是社会与政治的趋势变换。在一个越来越讲政治的环境下,立场是不容讨论的,甚至主要的立论都被规训、规定好了,评论的萎缩可以想见。值得留意的是,时论要退回到哪里,莫若想一想媒体可以退回到何种地步。

新媒体滥觞,影响不止于媒体,也涉及到一般人生活。在这两年,鼓吹新媒体创业的多,鼓吹占领新媒体舆论高地的多。但是,无论是真心要寻出路的人,还是真心要操控的官僚,都没考虑到这个问题:真正的问题不是去到哪里,而是衰败将会制造什么。

但就新闻业而言,舆论一致并不是值得追求的目标,更不是值得欢呼的胜利。舆论一致是舆论蜕化的另一种表现,具体来说,是要退到“两报一刊”时期,还是退到延安《解放日报》时期?或者干脆点讲,是要退到唐明清的邸报时期?或者是它们的混合体?

邸报内容主要是:皇帝的起居出行、朝议听政;纯粹的意象灾害;臣僚的奏章。一些媒体机构的公号热衷于分析中央部门裁撤的变动、解释新部门权属,并将其冠名为时局的主要内容,其实就功能与内容而言,不过是披着新媒体的当代“邸报”而已。

媒体内部的变迁只是行内人的八卦或感叹,对社会读者来说,可以听可以不听。但受众需要问的是:信息与政治若此,何以自处?总的来说,民众都处在不被信任的状态——不仅党报不信任他们,狗苟蝇营的都市报们同样如此,甚至是政局中人也不信任“群众”。

自我感觉良好的“群众”在绝大多数时候都处在被利用的状态,他们以为挣脱了价值驱动的评论方式的束缚,却没有真正地解放自己,反而落入了更广泛的政治虚无与政治操控过程。民众以为只有媒体在衰落,所幸作壁上观,岂知该哀叹的人也包括他们自己。

无论将自己打扮成什么样子,媒体现在都是“诸事不可为”,包括那些被当做各种枪使的党媒和杂志,他们的人之所以还在,就是因为哪儿也去不了。总编不死,只是成了僵尸。许多原先的读者都在眼看着这一“僵尸”变化的历程,却无视自个的感染,也算是景观。

在一个仍需在大大/麻麻、批评/抹黑、爱国/爱党、五毛/自干五这些本来清晰界定中争个脸红脖子粗的地方,“各自珍摄”吧。如果确实在变的情势中包含了丧钟,那它一定是为所有人敲响的。从媒体评论的路线抉择,到人的生活道路分野,有相似的地方。

 

 

2014年11月17日星期一 22:01

 

(据:宋志标/ 旧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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