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他的情形，那是在一个饭局上，人很多，匆匆赶来的夏霖，坐在我身边。说实话，我对夏霖第一印象不好，因为他的相貌看上去像个坏人。我不愿意搭理，而他正好话也不多，我们各得其所，一个晚上下来，只是点头之交。熟悉后夏霖笑着承认，还有人说他长得不像个好人。
再见夏霖是在崔英杰案的研讨会上。作为崔的律师，夏霖对这个卖烤肠两次被没收赖以生存的小吃车后愤怒之下刺死城管队长的小贩，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当时城管队长被授予烈士，形势对崔英杰非常不利。激动时，夏霖甚至称要做无罪辩护。但他毕竟是理性的法律人，还是接受了与会者的有益建议。
研讨会是在夏霖所在的义派律所召开，会后我去他办公室采访，他一见我就说：你做记者的，不太懂得法律，我给你好好介绍介绍。当时我心中一笑：是不是律师都这么自信？后来我得知，夏霖是看到《南方周末》记者赵凌有关崔案的报道，一腔热血辗转找到崔家，表示要义务为崔英杰辩护。
为救小贩崔英杰，夏霖去案发现场取证，到他原先工作的单位、老家了解情况，联系崔英杰退役前部队的领导，请他们证明崔英杰在部队的表现，以此说明杀了人的崔英杰性本良善，之所以铸成大错，确属事出有因，情急之下，犯了重罪。开庭前，夏霖一直没有发声，唯恐对自己的当事人不利。
崔英杰案开庭，我旁听了整个庭审。当我听到崔英杰抹着眼泪说：“我真的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当我看到夏霖在庭上为崔英杰据理力争时，当夏霖念出那篇后来被很多人赞许的辩护词时，我不禁泪洒法庭。作为一名职业记者，我知道这样很不专业，我努力忍过但没能忍住。
“尊敬的审判长及诸位法官：我们受被告崔英杰委托，承担法律援助义务，担任崔英杰的辩护人。请允许我们对受害人李志强的不幸遇难表示哀悼。无论现行的城市管理制度是多么不近情理，李志强都不应该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如果李志强的家属今天在场，也请接受我们作为辩方律师的诚恳致意……
“……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是古已有之的正当职业。我的当事人来到城市，从事一份卑微的工作，生活窘困，收入微薄。无论这个社会怎样伤害他，始终善良纯朴，我在法庭上庄严地发问，当一个人赖以谋生的饭碗被打碎，被逼上走投无路时，将心比心，你们会不会比我的当事人更加冷静和忍耐？”
庭审最后，夏霖哽咽地读出上述辩词，不少旁听者颇为动容。一审中，夏霖并没有就城管的合法性问题展开过多论述，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崔英杰的利益。等待宣判的日子，夏霖私下对我说，如果一审判死刑，二审他肯定会彻底放开辩，揪住这个问题不松口。好在一审死缓，崔英杰的命算是保住了。
一审结果出来后，很多人称赞夏霖，他的精彩辩词被网友们发到自己的博客里。这一切对网盲夏霖并没有太多触动，他也没有表现得喜形于色。不过当他看到《南方周末》的记者赵凌在文章中称他“维权律师”，却严肃地问赵凌，为什么要这么写？熟悉他的人知道，夏霖不喜欢被标签化、圣神化。
夏霖甚至主动消解外界因为崔案赋予他的光环，在很多公共事务上，他不是他无见解没担当，但他不轻易发言。他说，这是他的自我保护。他不愿意因为被贴标签从此被当局盯上，影响到执业不能做事。包括他喜欢跟朋友们斗地主，并以算牌算得精而沾沾自喜，都被他视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
夏霖不是没有缺点，他的有些做法我也不认同，但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不会标榜自己的人。他对人和事，一旦有所好恶，爱憎分明，不加掩饰。崔英杰服刑后，他与崔英杰一直保持联系，写信安慰鼓励他，每年都驱车几百公里到承德监狱探望，他不希望崔英杰因为漫长的刑期对未来变得绝望。
我不知道有多少律师会像夏霖这样对待自己的当事人：免费辩护，有始有终；纵然案子结束，依然挂怀不止。他曾说想找几个企业界的人资助崔英杰年迈务农的双亲。他做这些，从不张扬。我之所以知道，也是因为他曾叫我一起去探望服刑的崔英杰，鼓励他对生活的信心。遗憾的是我因故没去成。
余也虚度几十春秋，见过不少问客杀鸡者，夏霖不是这样，他若帮人总是先斩后奏，不问你同不同意，等你知道已成事实。你可以说他大男子主义，不太懂得尊重人，你也可以说他有袍哥气质，急公好义，情急中他会破口大骂，有时不计后果不顾大局。反正这就是夏霖，一个简单不会掩饰的人。
崔英杰案，夏霖的表现赢得了大家的一致赞誉；邓玉娇案，对于夏霖的做法，众声喧哗，批评者不少。我参与了此案的报道，我也一直保留自己的看法，为此夏霖曾经很光火也很灰心，他觉得他视我为朋友，我却伤害他。后来，我反躬自省，我承认，我对得起自己的职业，但对不起朋友夏霖。
我和夏霖一年见不了几次面，也通不了几次电话，但无论多久没有联系，都不会觉得生疏。几年前我曾经大病一场，夏霖得知，第二天一早就带着我们共同的朋友赶来看望，为了宽慰我，他和朋友们乱说一气，逗我开心。尽管他真的很不擅长说笑话。病中的我，完全没有心思理会朋友们的苦心。
25年前夏霖就读于著名的西南政法学院（即现西南政法大学）。那年初夏，得知结果的他和同学们一道来到歌乐山烈士纪念碑前，撕毁了团证。“从此我就成了道上混的人了。”夏霖如此嘲讽曾经相信的一切。毕业时，夏霖原被分配到贵州省公安部门，但他没有接受，而是选择做一名职业律师。
在贵州做律师的十几年里，夏霖过得挺不错，收入不错，家庭和睦。娇妻无比贤惠，儿子懂事听话，人生如此，夫复何求？“和一帮朋友喝酒打麻将”夏霖曾这样形容自己的业余生活。原以为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下去，孰料学者余世存的《八九一代人是丑陋的》彻底改变了夏霖的后半生。
余世存的文章，对沉溺于平常生活的夏霖，无异于醒醐灌顶。他觉得现在的自己对不起曾经的沸腾热血。他毅然来到北京，先读书后做律师。在北京执业等于人生重新来过，他义务代理一些案子，实际上经济并不宽裕。在北京这些年，只有一套30多平米的房子，老母妻小至今住在租来的房子里。
夏霖曾经代理过一些敏感案件，他为此承担的很大的压力和风险。袍哥气质的他从来不以为意，他为人仗义，被人对不起也只是私下抱怨几句：他曾经代理的一起案子，结案后那个著名的当事人只支付一半律师费，颇为有钱的此人居然表示，你代理我的案件可以让你出名。呵呵，夏霖早在崔英杰案时就出名了，好不好！
玉闪出事，夏霖出手，既为朋友又关职业。此番变故，夏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被带走前几天，警察就已经在查他的账，朋友获知后提醒他，他神经大条到还认为没事。警察传唤，他说几个小时就能回来，没有对妻儿老小做任何安排，据说他神情轻松，衣着单薄就出门了，孰料这一去至今未归。
无论未来如何，夏霖，永远是我的朋友。我永远等着他平安回来！
(据谁与浮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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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夏霖
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他的情形，那是在一个饭局上，人很多，匆匆赶来的夏霖，坐在我身边。说实话，我对夏霖第一印象不好，因为他的相貌看上去像个坏人。我不愿意搭理，而他正好话也不多，我们各得其所，一个晚上下来，只是点头之交。熟悉后夏霖笑着承认，还有人说他长得不像个好人。
再见夏霖是在崔英杰案的研讨会上。作为崔的律师，夏霖对这个卖烤肠两次被没收赖以生存的小吃车后愤怒之下刺死城管队长的小贩，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当时城管队长被授予烈士，形势对崔英杰非常不利。激动时，夏霖甚至称要做无罪辩护。但他毕竟是理性的法律人，还是接受了与会者的有益建议。
研讨会是在夏霖所在的义派律所召开，会后我去他办公室采访，他一见我就说：你做记者的，不太懂得法律，我给你好好介绍介绍。当时我心中一笑：是不是律师都这么自信？后来我得知，夏霖是看到《南方周末》记者赵凌有关崔案的报道，一腔热血辗转找到崔家，表示要义务为崔英杰辩护。
为救小贩崔英杰，夏霖去案发现场取证，到他原先工作的单位、老家了解情况，联系崔英杰退役前部队的领导，请他们证明崔英杰在部队的表现，以此说明杀了人的崔英杰性本良善，之所以铸成大错，确属事出有因，情急之下，犯了重罪。开庭前，夏霖一直没有发声，唯恐对自己的当事人不利。
崔英杰案开庭，我旁听了整个庭审。当我听到崔英杰抹着眼泪说：“我真的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当我看到夏霖在庭上为崔英杰据理力争时，当夏霖念出那篇后来被很多人赞许的辩护词时，我不禁泪洒法庭。作为一名职业记者，我知道这样很不专业，我努力忍过但没能忍住。
“尊敬的审判长及诸位法官：我们受被告崔英杰委托，承担法律援助义务，担任崔英杰的辩护人。请允许我们对受害人李志强的不幸遇难表示哀悼。无论现行的城市管理制度是多么不近情理，李志强都不应该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如果李志强的家属今天在场，也请接受我们作为辩方律师的诚恳致意……
“……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是古已有之的正当职业。我的当事人来到城市，从事一份卑微的工作，生活窘困，收入微薄。无论这个社会怎样伤害他，始终善良纯朴，我在法庭上庄严地发问，当一个人赖以谋生的饭碗被打碎，被逼上走投无路时，将心比心，你们会不会比我的当事人更加冷静和忍耐？”
庭审最后，夏霖哽咽地读出上述辩词，不少旁听者颇为动容。一审中，夏霖并没有就城管的合法性问题展开过多论述，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崔英杰的利益。等待宣判的日子，夏霖私下对我说，如果一审判死刑，二审他肯定会彻底放开辩，揪住这个问题不松口。好在一审死缓，崔英杰的命算是保住了。
一审结果出来后，很多人称赞夏霖，他的精彩辩词被网友们发到自己的博客里。这一切对网盲夏霖并没有太多触动，他也没有表现得喜形于色。不过当他看到《南方周末》的记者赵凌在文章中称他“维权律师”，却严肃地问赵凌，为什么要这么写？熟悉他的人知道，夏霖不喜欢被标签化、圣神化。
夏霖甚至主动消解外界因为崔案赋予他的光环，在很多公共事务上，他不是他无见解没担当，但他不轻易发言。他说，这是他的自我保护。他不愿意因为被贴标签从此被当局盯上，影响到执业不能做事。包括他喜欢跟朋友们斗地主，并以算牌算得精而沾沾自喜，都被他视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
夏霖不是没有缺点，他的有些做法我也不认同，但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不会标榜自己的人。他对人和事，一旦有所好恶，爱憎分明，不加掩饰。崔英杰服刑后，他与崔英杰一直保持联系，写信安慰鼓励他，每年都驱车几百公里到承德监狱探望，他不希望崔英杰因为漫长的刑期对未来变得绝望。
我不知道有多少律师会像夏霖这样对待自己的当事人：免费辩护，有始有终；纵然案子结束，依然挂怀不止。他曾说想找几个企业界的人资助崔英杰年迈务农的双亲。他做这些，从不张扬。我之所以知道，也是因为他曾叫我一起去探望服刑的崔英杰，鼓励他对生活的信心。遗憾的是我因故没去成。
余也虚度几十春秋，见过不少问客杀鸡者，夏霖不是这样，他若帮人总是先斩后奏，不问你同不同意，等你知道已成事实。你可以说他大男子主义，不太懂得尊重人，你也可以说他有袍哥气质，急公好义，情急中他会破口大骂，有时不计后果不顾大局。反正这就是夏霖，一个简单不会掩饰的人。
崔英杰案，夏霖的表现赢得了大家的一致赞誉；邓玉娇案，对于夏霖的做法，众声喧哗，批评者不少。我参与了此案的报道，我也一直保留自己的看法，为此夏霖曾经很光火也很灰心，他觉得他视我为朋友，我却伤害他。后来，我反躬自省，我承认，我对得起自己的职业，但对不起朋友夏霖。
我和夏霖一年见不了几次面，也通不了几次电话，但无论多久没有联系，都不会觉得生疏。几年前我曾经大病一场，夏霖得知，第二天一早就带着我们共同的朋友赶来看望，为了宽慰我，他和朋友们乱说一气，逗我开心。尽管他真的很不擅长说笑话。病中的我，完全没有心思理会朋友们的苦心。
25年前夏霖就读于著名的西南政法学院（即现西南政法大学）。那年初夏，得知结果的他和同学们一道来到歌乐山烈士纪念碑前，撕毁了团证。“从此我就成了道上混的人了。”夏霖如此嘲讽曾经相信的一切。毕业时，夏霖原被分配到贵州省公安部门，但他没有接受，而是选择做一名职业律师。
在贵州做律师的十几年里，夏霖过得挺不错，收入不错，家庭和睦。娇妻无比贤惠，儿子懂事听话，人生如此，夫复何求？“和一帮朋友喝酒打麻将”夏霖曾这样形容自己的业余生活。原以为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下去，孰料学者余世存的《八九一代人是丑陋的》彻底改变了夏霖的后半生。
余世存的文章，对沉溺于平常生活的夏霖，无异于醒醐灌顶。他觉得现在的自己对不起曾经的沸腾热血。他毅然来到北京，先读书后做律师。在北京执业等于人生重新来过，他义务代理一些案子，实际上经济并不宽裕。在北京这些年，只有一套30多平米的房子，老母妻小至今住在租来的房子里。
夏霖曾经代理过一些敏感案件，他为此承担的很大的压力和风险。袍哥气质的他从来不以为意，他为人仗义，被人对不起也只是私下抱怨几句：他曾经代理的一起案子，结案后那个著名的当事人只支付一半律师费，颇为有钱的此人居然表示，你代理我的案件可以让你出名。呵呵，夏霖早在崔英杰案时就出名了，好不好！
玉闪出事，夏霖出手，既为朋友又关职业。此番变故，夏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被带走前几天，警察就已经在查他的账，朋友获知后提醒他，他神经大条到还认为没事。警察传唤，他说几个小时就能回来，没有对妻儿老小做任何安排，据说他神情轻松，衣着单薄就出门了，孰料这一去至今未归。
无论未来如何，夏霖，永远是我的朋友。我永远等着他平安回来！
(据谁与浮生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