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五年纪念：近7000个发光球搭建的长约15公里的“柏林墙”
柏林墙倒塌廿五周年之际，不出所料地出现了连篇累牍的纪念文章，大部分文章的视野依旧停留在自由民主的启蒙论调或者激情高亢的呐喊文本，甚至还不如五年前 《南方都市报》社论那般凝练而有力量。就像是1963年6月26日肯尼迪在勃兰登堡门演讲时喊出“Ichbin ein Beriner”（“我是一个柏林人”），这个经典句式在近几年不断泛滥于大陆互联网，每一次灾难的发生，中文世界的网络界面便理所当然地泛滥起“今夜， 我们都是XX人”，取代了反思话语和行动方式。循环反复的复制黏贴，就这样取代了其他的话语文本。几乎每一次的历史纪念，都毫无例外地陷入了陈旧论调的窠 臼之中，一如既往地重复黏贴着五年、十年、二十年前的话语方式。文字的乐观从当年造就出公民启蒙的姿态景观，逐渐地固化成一种坚硬的话语，在万般咀嚼之下 似乎已经化作了粉末状的冲剂。如何在现实境遇上反思和纪念，已经成为互联网时代的重大话语问题。正在上演的现实，逐渐地将我们的乐观残暴地摧毁，乐观似乎 成了我们时代的催眠术？
柏林这座城市的分裂感，使之成为历史的聚焦地理和现实的乡愁地带。光是11月9日这一天，希特勒的 碎玻璃之夜发生在这一天，柏林墙的倒塌也发生在这一天。这座城市曾经陷入了全民疯狂，也在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天奔向了自由，被世人宣称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如果说伊斯坦布尔是在地理上联结了东西方的城市，那么柏林则从战争、历史或意识形态上联结了东西方，它几乎凝结了整个20世纪的沧桑。被历史形塑成如此具 有象征意义的地理坐标，远远不止柏林墙一个地方，还有诸如三八线和深圳河。
在动荡岁月下的特殊历史地理坐标上，总有着太多 让人荡气回肠的故事，无论是在残酷的现实境遇里，还是在文化想象的文学电影中。即使在高度娱乐化和商业化的韩国，三八线依旧是历史留下的一道隐隐作痛的伤 疤。前些天，我看完一部韩剧《IRIS》，演绎的正是社会主义朝鲜与资本主义韩国双方高层致力于半岛统一的谍战剧。南北题材更是反复被讲述，更是韩国电影 中的热门题材：《实尾岛》、《太极旗飘扬》、《欢迎来到东莫村》等。近些年韩国电影和韩国电视剧在中国大陆被热捧，只是依旧存活在一九八四梦魇里的中国大 陆青年们浸泡在物质主义与娱乐主义的泡沫剧之时，几乎不知道他们追捧着的《来自星星的你》中的韩国演员金秀贤，也曾演过一部关于南北题材的《隐秘而伟 大》。
他们的视界，似乎也存在着一道柏林墙，在娱乐与现实之间。这正如他们追捧着的香港明星和香港电影，他们没能理解 1989年香港电影《人海孤鸿》或者说2009年香港电影《岁月神偷》的时代背景，更无从知道当年深圳河作为隔绝社会主义大陆和资本主义香港的地理意义。 这种断代的遗忘，一方面确实是香港电影对时代背景的一提而过而让年青一代不知所以，另一方面则是观众更多的将关注点放在了香港电影的娱乐或暴力场景之上。 1970年代末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1980年的深圳经济特区政策，还有1997年的香港回归，这些历史性时刻在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全民灌输式教育的成功 之下，深圳河的大逃港岁月已经从年青一代的视线中全部抹除。
当年那些在在偷渡过程中被鲨鱼咬死、跌死、游泳气力不足浸死、 跳火车时跌死，在偷渡过程中与大陆军队以及英国兵、华人兵纠缠中互有死伤的历史记忆在商业化和娱乐化时代里已经无足轻重，鲜有人说。日均五千“大军南下” 的香港偷渡潮作为共产主义地区人民逃往资本主义地区的世界逃亡史中的重要一幕，本身也没有得到诸如柏林墙和三八线这些地理地标般得到该有的研究、回忆和纪 念。
大陆政府从一开始就游刃有余地在措辞上开始了意识形态的覆盖，成功地将政治事件过渡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环节。习仲勋把 偷渡潮定性为经济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加上共党不想偷渡潮的持续而令中国体面受损，为了阻止粤人大量偷渡，决定让广东先富起来，给了广东的深圳、广州以及 珠三角大量优待政策，粤人生活质素大大提升，不再值得冒九死一生的风险偷渡来港，偷渡人潮大量减少，亦使其他省份人口大量移居广东，广州以及深圳同时亦成 为中国比较富有的地区。人们在赚钱的欢欣之下，已经不再提及那段历史，也不再谈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了，集中精力搞经济的政策，正如米沃什的预言一 般：成功对人的想象力的控制十分有力，以至于这胜利显得不是源于人的设计和有利的条件，而是显示了时代的最高法则。大规模经济建设所创造的世界级成功，使 得财富的总增长掩盖了分配上的差距，生活水平的提高，天鹅绒监狱般的政策，高科技带来的便利，越来越多的人不断地缴械投降，任由极权所奴役，然后深深地鞠 上一躬。
如今，习仲勋的儿子已经成为极权帝国的新一代统治头目。深圳等地的经济建设已经成功地俘获了大陆人民的心灵，香港 却再一次愤怒起来。大陆人不再拼命地逃亡到香港了，香港人却开始了新一轮的移民潮，李嘉诚一边呼吁香港市民不要占中，一边讲自己的产业转移到了伦敦。就在 柏林墙倒塌二十五周年的今天，习仲勋的儿子还接见了梁振英，肯定了他对香港社会秩序的压制手段。香港能够保住当年逃亡人严重的香港形象吗？在极权机器张开 血盆大口的时候，温和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真的能够抵抗东方巨龙的蚕食吗？尽管深圳河依旧隔绝着大陆人和香港人的进进出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深圳河两 岸的世界似乎真的将被融合成同一种颜色……
柏林墙倒塌二十五周年后，极权帝国苏联倒塌后反复地涌动着强人政治的呼唤，重新 控制卫星国的欲望也在不断凸显；欧美知识分子重新吸食起了鸦片，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上向东方的领袖抛出了粉红的问候，其更是在美国医疗法案未 能通过之时，撰文呼吁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D专政制度落地美国；新型恐怖主义组织IS从西方社会的年轻人中获得巨大的支持；在东方大陆，“中兴之主”的 概念开始在互联网上传播开来，一帮知识分子在新儒学的皮衣下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颂圣之路……一方面是由《21世纪资本论》和《资本主义的变形》对资本主 义软肋的猛烈抨击，让西方知识分子对民主制度开始了新的质疑；另一方面是从欧洲到美洲出版市场上不断出现的称赞中国崛起的书籍，似乎这个时代重新弥漫起了 对极权力量的新型诱惑。在极权和民主之间，我们时代已经不会再产生诸如柏林墙那样的意识形态对立，而是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产生了无数平行的价值体系，甚至 西方社会开始涌动着学习东方社会管理模式的思潮……
在如今，东方国家的残暴统治在经济崛起的盛世景观，使这个时代似乎映照 着当年柏林墙下的某个画面：当瓦匠彼得·费希特和朋友赫尔穆特·库尔拜克横跨柏林墙下的无人区向自由西德冲刺时，35发子弹从他们身后射来，中弹倒下的费 希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朋友越过铁丝网，记者在墙的另一面眺望着、追踪着、拍摄着，全副武装的美国军队遵守着不许帮助未成功越境难民的命令，一名美国宪兵中 尉面对愤怒的西德市民说道：“这不是我的责任。”西柏林人在费希特事件中感到愤怒而挫败，数万名西柏林市民冲向柏林墙时，却遭遇了西柏林警察的高压水枪和 催泪弹。《纽约时报》记者西德尼·格鲁森在事后写道：“自柏林墙建立以来，还没有哪件事像费希特在墙下的惨死，更使西柏林人感到在精心编制的共产主义恐怖 逐渐袭来时的无助。”
“成本与收益”取代了“战争与和平”，这不仅仅存在于柏林墙倒塌后的新欧洲，它还存在于东西方之间。 世界秩序不再通过武力来定义了，以资本为主导的新秩序，正在逐渐地消弭了两大意识形态的对峙。柏林墙的遗产在不断挥霍之后，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逐渐 减弱，经济建立的握手言和正在逐渐地取代极权与民主、奴役与自由之间的对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正在精致的资本操控下不断地被形塑……
2014年11月9日20:48:52
（据萧轶微信公众号）
您的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 * 标注
评论 *
显示名称 *
邮箱 *
网站
Δ
萧轶：柏林墙倒塌后……
廿五年纪念：近7000个发光球搭建的长约15公里的“柏林墙”
柏林墙倒塌廿五周年之际，不出所料地出现了连篇累牍的纪念文章，大部分文章的视野依旧停留在自由民主的启蒙论调或者激情高亢的呐喊文本，甚至还不如五年前 《南方都市报》社论那般凝练而有力量。就像是1963年6月26日肯尼迪在勃兰登堡门演讲时喊出“Ichbin ein Beriner”（“我是一个柏林人”），这个经典句式在近几年不断泛滥于大陆互联网，每一次灾难的发生，中文世界的网络界面便理所当然地泛滥起“今夜， 我们都是XX人”，取代了反思话语和行动方式。循环反复的复制黏贴，就这样取代了其他的话语文本。几乎每一次的历史纪念，都毫无例外地陷入了陈旧论调的窠 臼之中，一如既往地重复黏贴着五年、十年、二十年前的话语方式。文字的乐观从当年造就出公民启蒙的姿态景观，逐渐地固化成一种坚硬的话语，在万般咀嚼之下 似乎已经化作了粉末状的冲剂。如何在现实境遇上反思和纪念，已经成为互联网时代的重大话语问题。正在上演的现实，逐渐地将我们的乐观残暴地摧毁，乐观似乎 成了我们时代的催眠术？
柏林这座城市的分裂感，使之成为历史的聚焦地理和现实的乡愁地带。光是11月9日这一天，希特勒的 碎玻璃之夜发生在这一天，柏林墙的倒塌也发生在这一天。这座城市曾经陷入了全民疯狂，也在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天奔向了自由，被世人宣称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如果说伊斯坦布尔是在地理上联结了东西方的城市，那么柏林则从战争、历史或意识形态上联结了东西方，它几乎凝结了整个20世纪的沧桑。被历史形塑成如此具 有象征意义的地理坐标，远远不止柏林墙一个地方，还有诸如三八线和深圳河。
在动荡岁月下的特殊历史地理坐标上，总有着太多 让人荡气回肠的故事，无论是在残酷的现实境遇里，还是在文化想象的文学电影中。即使在高度娱乐化和商业化的韩国，三八线依旧是历史留下的一道隐隐作痛的伤 疤。前些天，我看完一部韩剧《IRIS》，演绎的正是社会主义朝鲜与资本主义韩国双方高层致力于半岛统一的谍战剧。南北题材更是反复被讲述，更是韩国电影 中的热门题材：《实尾岛》、《太极旗飘扬》、《欢迎来到东莫村》等。近些年韩国电影和韩国电视剧在中国大陆被热捧，只是依旧存活在一九八四梦魇里的中国大 陆青年们浸泡在物质主义与娱乐主义的泡沫剧之时，几乎不知道他们追捧着的《来自星星的你》中的韩国演员金秀贤，也曾演过一部关于南北题材的《隐秘而伟 大》。
他们的视界，似乎也存在着一道柏林墙，在娱乐与现实之间。这正如他们追捧着的香港明星和香港电影，他们没能理解 1989年香港电影《人海孤鸿》或者说2009年香港电影《岁月神偷》的时代背景，更无从知道当年深圳河作为隔绝社会主义大陆和资本主义香港的地理意义。 这种断代的遗忘，一方面确实是香港电影对时代背景的一提而过而让年青一代不知所以，另一方面则是观众更多的将关注点放在了香港电影的娱乐或暴力场景之上。 1970年代末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1980年的深圳经济特区政策，还有1997年的香港回归，这些历史性时刻在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全民灌输式教育的成功 之下，深圳河的大逃港岁月已经从年青一代的视线中全部抹除。
当年那些在在偷渡过程中被鲨鱼咬死、跌死、游泳气力不足浸死、 跳火车时跌死，在偷渡过程中与大陆军队以及英国兵、华人兵纠缠中互有死伤的历史记忆在商业化和娱乐化时代里已经无足轻重，鲜有人说。日均五千“大军南下” 的香港偷渡潮作为共产主义地区人民逃往资本主义地区的世界逃亡史中的重要一幕，本身也没有得到诸如柏林墙和三八线这些地理地标般得到该有的研究、回忆和纪 念。
大陆政府从一开始就游刃有余地在措辞上开始了意识形态的覆盖，成功地将政治事件过渡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环节。习仲勋把 偷渡潮定性为经济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加上共党不想偷渡潮的持续而令中国体面受损，为了阻止粤人大量偷渡，决定让广东先富起来，给了广东的深圳、广州以及 珠三角大量优待政策，粤人生活质素大大提升，不再值得冒九死一生的风险偷渡来港，偷渡人潮大量减少，亦使其他省份人口大量移居广东，广州以及深圳同时亦成 为中国比较富有的地区。人们在赚钱的欢欣之下，已经不再提及那段历史，也不再谈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了，集中精力搞经济的政策，正如米沃什的预言一 般：成功对人的想象力的控制十分有力，以至于这胜利显得不是源于人的设计和有利的条件，而是显示了时代的最高法则。大规模经济建设所创造的世界级成功，使 得财富的总增长掩盖了分配上的差距，生活水平的提高，天鹅绒监狱般的政策，高科技带来的便利，越来越多的人不断地缴械投降，任由极权所奴役，然后深深地鞠 上一躬。
如今，习仲勋的儿子已经成为极权帝国的新一代统治头目。深圳等地的经济建设已经成功地俘获了大陆人民的心灵，香港 却再一次愤怒起来。大陆人不再拼命地逃亡到香港了，香港人却开始了新一轮的移民潮，李嘉诚一边呼吁香港市民不要占中，一边讲自己的产业转移到了伦敦。就在 柏林墙倒塌二十五周年的今天，习仲勋的儿子还接见了梁振英，肯定了他对香港社会秩序的压制手段。香港能够保住当年逃亡人严重的香港形象吗？在极权机器张开 血盆大口的时候，温和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真的能够抵抗东方巨龙的蚕食吗？尽管深圳河依旧隔绝着大陆人和香港人的进进出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深圳河两 岸的世界似乎真的将被融合成同一种颜色……
柏林墙倒塌二十五周年后，极权帝国苏联倒塌后反复地涌动着强人政治的呼唤，重新 控制卫星国的欲望也在不断凸显；欧美知识分子重新吸食起了鸦片，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上向东方的领袖抛出了粉红的问候，其更是在美国医疗法案未 能通过之时，撰文呼吁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D专政制度落地美国；新型恐怖主义组织IS从西方社会的年轻人中获得巨大的支持；在东方大陆，“中兴之主”的 概念开始在互联网上传播开来，一帮知识分子在新儒学的皮衣下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颂圣之路……一方面是由《21世纪资本论》和《资本主义的变形》对资本主 义软肋的猛烈抨击，让西方知识分子对民主制度开始了新的质疑；另一方面是从欧洲到美洲出版市场上不断出现的称赞中国崛起的书籍，似乎这个时代重新弥漫起了 对极权力量的新型诱惑。在极权和民主之间，我们时代已经不会再产生诸如柏林墙那样的意识形态对立，而是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产生了无数平行的价值体系，甚至 西方社会开始涌动着学习东方社会管理模式的思潮……
在如今，东方国家的残暴统治在经济崛起的盛世景观，使这个时代似乎映照 着当年柏林墙下的某个画面：当瓦匠彼得·费希特和朋友赫尔穆特·库尔拜克横跨柏林墙下的无人区向自由西德冲刺时，35发子弹从他们身后射来，中弹倒下的费 希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朋友越过铁丝网，记者在墙的另一面眺望着、追踪着、拍摄着，全副武装的美国军队遵守着不许帮助未成功越境难民的命令，一名美国宪兵中 尉面对愤怒的西德市民说道：“这不是我的责任。”西柏林人在费希特事件中感到愤怒而挫败，数万名西柏林市民冲向柏林墙时，却遭遇了西柏林警察的高压水枪和 催泪弹。《纽约时报》记者西德尼·格鲁森在事后写道：“自柏林墙建立以来，还没有哪件事像费希特在墙下的惨死，更使西柏林人感到在精心编制的共产主义恐怖 逐渐袭来时的无助。”
“成本与收益”取代了“战争与和平”，这不仅仅存在于柏林墙倒塌后的新欧洲，它还存在于东西方之间。 世界秩序不再通过武力来定义了，以资本为主导的新秩序，正在逐渐地消弭了两大意识形态的对峙。柏林墙的遗产在不断挥霍之后，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逐渐 减弱，经济建立的握手言和正在逐渐地取代极权与民主、奴役与自由之间的对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正在精致的资本操控下不断地被形塑……
2014年11月9日20:48:52
（据萧轶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