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怎样的百姓就有怎样的政府，同样的，有怎样的政府就有怎样的百姓。那么，怎么才能使政府走向民主和法制，使百姓成为合格的公民呢？或许，这又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哲学命题。
一些社会学家、史学家和法学家对于中国历史进行多方考证后，发现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下，民众对于专制统治的态度具有双重性：或当顺民，或当暴民，民族性格如同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一般，在强力河堤的管束下相对温顺，一旦决口，则凶残暴虐，破坏力极大。
如贫嘴张大民般，普通百姓对于幸福生活的理解没有太高的奢望：一碗饭、一张床、一个家，老婆孩子炕头热似乎是大多数人的人生追求。在这种生存心理状态下，似乎没有太多人在乎由谁来掌握国家权力。同时，统治阶级告慰他们：为官者，民之父母也，天底下，哪有父母亲不为子女考虑的？既然如此，做子女的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如同羊群对于牧羊人丝毫怀疑都是亵渎和大不敬一样。
民主代议的概念与名词，在中国封建史的政治语境中是找不到相匹配的词语的。直到五四运动前夜，西风东渐已然半个多世纪，为了诠释“民主”的词义，翻译者在洋洋数十万的汉语词库中还颇费了一番踌躇，最后只好根据音译称之为“德先生”，听去倒满象是位穿西服的洋大人。
有人说，中华传统文化原本就是产生愚民和顺民的温床，任何人一生下就必须学习服从守则，从肉体到精神。
为了解除臣民们的思想武装，儒家纲理伦常的价值体系成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甚至成为国教，统治阶级将君主的权力解释为老天爷在人间的代理人和代言人，即“天之骄子”。依此原理推定，反抗皇权就是反抗老天爷，不仅世俗权力容不得你，就是死了，地狱的阎王和小鬼也会让你上刀山，下油锅。到后来，统治阶级甚至懒得解释老百姓为什么必须当顺民，干脆主张“小民可以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公然推行愚民政策。
即使老百姓不甘心自己的子女一辈子当睁眼瞎，封建时代的学习成本也是十分昂贵的，在纸张和活字印刷术尚未普及的年代，无论是竹简还是帛书，一卷书的价格足以让穷人辛勤劳动一个月，投入成本如此之高，也就决定了生于如闾左之类的贫民区的居民大部分生于无知，活于无知，且死于无知中了。
纵然有读书的机会，你很快会发现，除了死记硬背“四书五经”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因为从经济理性出发，你学习的东西必须有用，在封建时代，所谓有用就是要有买家，必须是市场所需要的，自从西汉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如同国家立法规定了标准化教材，在这种知识垄断和话语霸权下，知识分子根本无法选择，或者也不想选择。
二、封建科举制度，无疑是中国顺民文化最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西方的一些社会学者称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具有某种独创性，西方近代的文官选拔制度从中受益良多。但纵观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史，科举制度无疑是阻碍知识分子知“道”的糖衣炮弹。
科举考试考的是人的记忆力，每个参加考试的人必须熟记数十万字的儒家经典和几倍于此的注解。在如此数量的记忆要求下，读书者已然没有思考的时间与空间了，一个满脑都是经典著作和圣人之言且无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也是统治者所需要的格式化奴才了。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没有选举，没有如菜市场般吵闹的议会，没有政客们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政治秀。
那些通过科举考试取得了在金銮殿上山呼吾皇万岁的“田舍郎”们，那些通过同一模型批量生产出来的知识分子，已经自发或自觉地成为顺民文化的拥戴者和誓死捍卫者了。
士民工商，排列有序，各安天命，如同四季轮回。按理，在安静和谐的乡土秩序中，顺民文化所构建的应该是一片和平与安宁的净土和人间天堂。
只可惜，正如美国人所说的“总统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有制度”一样，中国的皇帝们和他指挥下庞大的官僚体系同样是靠不住的。
狼不会因为羊群的温顺而改变吃肉的本能。正如一位西方政治学家所说的：中国民众是如此地驯服和顺从，以至于连最温和最克制的人，也会产生欺压的欲望。
换句话说，有什么样的民众，才会有什么样的统治者。
三、顺民之所以成为顺民，是因为暂时当稳了奴才，顺民之所以成为暴民，是因为连当奴才也不可得。
逆来顺受不可能换来怜悯与仁慈，当“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时，人祸再加天灾，大量的社会底层被挤压到了生存底线之下，此时如岩浆冲破地壳，多米诺骨牌之倒始于一指之力时，普通民众迅速地完成了从顺民到暴民的角色切换，生成一股对社会生产力破坏巨大的洪流。
在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年代，统治者们高度评价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宣扬他们的抗暴精神。但事实上，所有的统治者对于革命的破坏力是怀有高度戒心的，就如朱元璋皇帝，依靠神秘教派的力量夺取了天下，虽然国号仍然为明，却已经颁布法律宣布发家时所依靠的明教为非法组织了。
中国历代农民起义诱因都是因为基本生存得不到保障，冲突一方处于“要么饿死，要么造反”的单项选择状态时爆发的，所持口号也无非是不切实际的“均贫富，等贵贱”、“均田免粮”之类，说其不切实际，是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政权可以在无税收的状态下存续，等贵贱更是一种白日梦，连向苦哈哈们承诺“苟富贵，勿相忘”的陈涉，在革命远未成功之际，就烦厌起自己旧时佣耕的朋友，一杀了之了。
对于社会秩序而言，顺民并不是社会坚实的基础，因为顺民无非是愚民的代名词，生存底线之上，就当奴才，当奴才仍不可得时，就转为流民，进而纠集成愚且暴的群氓，一方面是针对统治阶级的抗暴者，另一方面，也是暴力的制造者。
从中国人口数量增减的曲线图可以看出：农民起义所引发的改朝换代的社会成果之一就是人口数量的急剧减少。秦末农民起义以及之后项羽与刘邦两人争天下的楚汉战争，仅八年时间，中国人口数量从两千余万下降到不足千万，算上新增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数远超过一半。
就还不是极端个案，东汉末年黄巾之乱，几十年间，中国人口由公元157年的5600多万剧降到三国时期的760万，中原千里沃野，人口密度比今天的青藏高原好不了多少。
（据：作者博客（2005-12-26 13: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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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鸣鹤：“顺民”和“暴民”之间是“公民”
一、有怎样的百姓就有怎样的政府，同样的，有怎样的政府就有怎样的百姓。那么，怎么才能使政府走向民主和法制，使百姓成为合格的公民呢？或许，这又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哲学命题。
一些社会学家、史学家和法学家对于中国历史进行多方考证后，发现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下，民众对于专制统治的态度具有双重性：或当顺民，或当暴民，民族性格如同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一般，在强力河堤的管束下相对温顺，一旦决口，则凶残暴虐，破坏力极大。
如贫嘴张大民般，普通百姓对于幸福生活的理解没有太高的奢望：一碗饭、一张床、一个家，老婆孩子炕头热似乎是大多数人的人生追求。在这种生存心理状态下，似乎没有太多人在乎由谁来掌握国家权力。同时，统治阶级告慰他们：为官者，民之父母也，天底下，哪有父母亲不为子女考虑的？既然如此，做子女的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如同羊群对于牧羊人丝毫怀疑都是亵渎和大不敬一样。
民主代议的概念与名词，在中国封建史的政治语境中是找不到相匹配的词语的。直到五四运动前夜，西风东渐已然半个多世纪，为了诠释“民主”的词义，翻译者在洋洋数十万的汉语词库中还颇费了一番踌躇，最后只好根据音译称之为“德先生”，听去倒满象是位穿西服的洋大人。
有人说，中华传统文化原本就是产生愚民和顺民的温床，任何人一生下就必须学习服从守则，从肉体到精神。
为了解除臣民们的思想武装，儒家纲理伦常的价值体系成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甚至成为国教，统治阶级将君主的权力解释为老天爷在人间的代理人和代言人，即“天之骄子”。依此原理推定，反抗皇权就是反抗老天爷，不仅世俗权力容不得你，就是死了，地狱的阎王和小鬼也会让你上刀山，下油锅。到后来，统治阶级甚至懒得解释老百姓为什么必须当顺民，干脆主张“小民可以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公然推行愚民政策。
即使老百姓不甘心自己的子女一辈子当睁眼瞎，封建时代的学习成本也是十分昂贵的，在纸张和活字印刷术尚未普及的年代，无论是竹简还是帛书，一卷书的价格足以让穷人辛勤劳动一个月，投入成本如此之高，也就决定了生于如闾左之类的贫民区的居民大部分生于无知，活于无知，且死于无知中了。
纵然有读书的机会，你很快会发现，除了死记硬背“四书五经”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因为从经济理性出发，你学习的东西必须有用，在封建时代，所谓有用就是要有买家，必须是市场所需要的，自从西汉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如同国家立法规定了标准化教材，在这种知识垄断和话语霸权下，知识分子根本无法选择，或者也不想选择。
二、封建科举制度，无疑是中国顺民文化最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西方的一些社会学者称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具有某种独创性，西方近代的文官选拔制度从中受益良多。但纵观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史，科举制度无疑是阻碍知识分子知“道”的糖衣炮弹。
科举考试考的是人的记忆力，每个参加考试的人必须熟记数十万字的儒家经典和几倍于此的注解。在如此数量的记忆要求下，读书者已然没有思考的时间与空间了，一个满脑都是经典著作和圣人之言且无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也是统治者所需要的格式化奴才了。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没有选举，没有如菜市场般吵闹的议会，没有政客们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政治秀。
那些通过科举考试取得了在金銮殿上山呼吾皇万岁的“田舍郎”们，那些通过同一模型批量生产出来的知识分子，已经自发或自觉地成为顺民文化的拥戴者和誓死捍卫者了。
士民工商，排列有序，各安天命，如同四季轮回。按理，在安静和谐的乡土秩序中，顺民文化所构建的应该是一片和平与安宁的净土和人间天堂。
只可惜，正如美国人所说的“总统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有制度”一样，中国的皇帝们和他指挥下庞大的官僚体系同样是靠不住的。
狼不会因为羊群的温顺而改变吃肉的本能。正如一位西方政治学家所说的：中国民众是如此地驯服和顺从，以至于连最温和最克制的人，也会产生欺压的欲望。
换句话说，有什么样的民众，才会有什么样的统治者。
三、顺民之所以成为顺民，是因为暂时当稳了奴才，顺民之所以成为暴民，是因为连当奴才也不可得。
逆来顺受不可能换来怜悯与仁慈，当“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时，人祸再加天灾，大量的社会底层被挤压到了生存底线之下，此时如岩浆冲破地壳，多米诺骨牌之倒始于一指之力时，普通民众迅速地完成了从顺民到暴民的角色切换，生成一股对社会生产力破坏巨大的洪流。
在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年代，统治者们高度评价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宣扬他们的抗暴精神。但事实上，所有的统治者对于革命的破坏力是怀有高度戒心的，就如朱元璋皇帝，依靠神秘教派的力量夺取了天下，虽然国号仍然为明，却已经颁布法律宣布发家时所依靠的明教为非法组织了。
中国历代农民起义诱因都是因为基本生存得不到保障，冲突一方处于“要么饿死，要么造反”的单项选择状态时爆发的，所持口号也无非是不切实际的“均贫富，等贵贱”、“均田免粮”之类，说其不切实际，是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政权可以在无税收的状态下存续，等贵贱更是一种白日梦，连向苦哈哈们承诺“苟富贵，勿相忘”的陈涉，在革命远未成功之际，就烦厌起自己旧时佣耕的朋友，一杀了之了。
对于社会秩序而言，顺民并不是社会坚实的基础，因为顺民无非是愚民的代名词，生存底线之上，就当奴才，当奴才仍不可得时，就转为流民，进而纠集成愚且暴的群氓，一方面是针对统治阶级的抗暴者，另一方面，也是暴力的制造者。
从中国人口数量增减的曲线图可以看出：农民起义所引发的改朝换代的社会成果之一就是人口数量的急剧减少。秦末农民起义以及之后项羽与刘邦两人争天下的楚汉战争，仅八年时间，中国人口数量从两千余万下降到不足千万，算上新增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数远超过一半。
就还不是极端个案，东汉末年黄巾之乱，几十年间，中国人口由公元157年的5600多万剧降到三国时期的760万，中原千里沃野，人口密度比今天的青藏高原好不了多少。
（据：作者博客（2005-12-26 13:1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