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乙錚：香港的「佔中」一代

Philippe Lopez/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香港——香港於五周前開始上演「佔領中環」運動，這場戲劇性的開局最終以警方對手無寸鐵的學生隨意使用警棍、胡椒噴霧及催淚彈，促使這些參與親民主活動的年輕抗議者獲得大力支持而結尾。數百名示威者，有時是數千名，依舊佔據香港的幾個交通要道，在整齊多彩的帳篷中露營。

警方暴行意外地迎來新社會政治力量的驚人崛起。這個被稱為「佔中一代」的力量都是80後，他們基本上都是學生和年輕工人，其中很多人都是專業人員。他們致力於民主運動，對北京方面保持深度警惕，與包括「佔中」運動的最初支持者及香港泛民主派——已知的親民主陣營——的堅定分子在內的長輩相比，他們的地方主義色彩更濃，對內地人的文化認同度更低。

上周，當高級政府官員與抗議者就政治改革舉行對話時，五名大學生及運動領袖獲邀作為代表參加對話。雙方的客套無法掩飾隔代人之間的對抗，會談最終沒能消除鴻溝。

官員們拒絕了學生們的要求，即獨立的公民組織可以提名2017年香港最高官員——行政長官的候選人。官員們逐字引述了北京最近做出的規定，堅稱潛在的候選人首先必須經過由1200人組成的提名委員會的審查，這1200人選自基本上支持北京的特定利益團體。學生領袖和廣大公眾對此都不滿意。

這個僵局似乎並不容易打破：政府似乎不願再次使用武力終結「佔中」運動，而學生則不願讓步。

發言人傳達了北京方面的態度，解除了之前的擔憂，即人民解放軍會到達現場製造第二起天安門事件。中國政府進行自我剋制，原因非常明顯：內地控制的公司在香港股票市值中佔60%，共產黨太子黨在香港擁有很多私募股權基金和高端房產。他們不願看到香港出現大屠殺事件，這可能導致資本外流，資產市場崩潰。

抗議者似乎非常堅決。與他們的父母及祖父母不同，大多數抗議者都是在這個受到良好治理的城市的中產階級家庭中長大，而且他們的成長時期被廣泛認為是香港的黃金時期——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1997年回歸中國。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見識廣博，強烈鄙視他們看到的內地情況：一個威權政府——腐敗、野蠻、缺乏法治，被一群在很大程度上充滿拙劣的、自以為是的愛國主義思想的精英控制。

近些年來，內地經濟勢力的入侵使這些年輕人進一步疏遠，這種勢力和其他因素一同將房價推到極高的水平，內地移民不斷增加，年輕的香港人認為政府對他們的優待剝奪了當地人的教育機會、醫療保健及其他福利待遇。他們憤怒地看到，曾經滿足自己日常需求的小店，變成了高端商店，服務富有的內地遊客和水貨客，這些人有時被叫做「蝗蟲」。事實上，香港年輕人的就業和收入越依賴內地經濟，他們就越痛恨北京。

而在更廣泛的民主運動本身，也橫亘着一條代溝。在30年左右的時間裡，最大的親民主黨派的領導人一直支持以一種溫和的方式與北京對抗：通過對話進行抗爭，同時接受內地對香港的統治，以換取更多民主方面的承諾。鑒於北京最近在2017年選舉問題上的強硬舉措，前輩們的策略在「佔中一代」眼中已經變得一無是處：它們放棄了太多，卻什麼也沒得到。這一代人把不服從作為起點。

這擴大了泛民主派和統治階級之間的鴻溝，也解釋了這場運動的情緒再次激化的原因。令情況更糟糕的是，行政長官梁振英站在政府這一邊。長期以來，許多人一直認為梁振英比一些守舊的共產主義者更加強硬和充滿爭議。當地商界和政府的關鍵人物中，幾乎沒人支持梁振英。實際上，在他擔任行政長官的兩年多里，香港社會在各個層面在政治上都進一步分化。

如果梁振英能立即滿足香港人的需求和渴望，或者知道在北京如何表現得圓滑老練，他或許能找到一個解決目前僵局的辦法。中國現有的一些選舉法規，雖然很少得到應用，支持由公民團體和立法機構成員的提名形式。如果這些規定的實施範圍延伸到香港，只需要100名註冊選民或三名香港議員，就可以提名一位行政長官的候選人。不過，似乎沒有人可以說服北京讓港人使用這種做法。

目前來看，「佔中」運動似乎已經進入均勢。在警方和抗議者試探對方底線的過程中，被佔領的地區時而擴大，時而縮小。「佔中」者已經優化了輪崗制度。的士司機現在知道如何避開被阻斷的道路。在受影響的區域，商店裡又有了生意。一種新的常態已經形成。

這種狀況可能持續到明年春天，屆時，香港政府將向議會展示政治改革法案，而議會上的親民主派擁有足夠的席位否決它。如果他們這樣做了，北京已經發話，2017年將通過1200人組成的特殊利益團體選舉，就像2012年選舉梁振英一樣。這樣的選舉毫無疑問處在親政府陣營的掌控之中，也會引發公眾的更多不滿。

當「佔中」運動最終結束——無論是被迫還是自決——且活動領袖兌現服從逮捕的承諾時，親民主的一代香港人將崛起：他們年輕，有活力，無所畏懼，不屈不撓。這將是北京的政治財閥及其在香港的使者難以應對的一支力量。政治領域將從此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