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明走了。这些天来，我在深深的思念之中，却似有一种淡淡的哀愁。其实，在我六十余年的生涯中，这样明明白白地看着一个朋友离世，还是第一次，似乎预知一个时代的结束。
今年1月16日，当我得知子明要去美国治病的消息时，恰巧在北京，立即与夫人王津津一起去医院看望了他们夫妇，数天后他们即飞赴波士顿就医了。我们也曾尽己之力，希望多少阻挡一下死神的脚步，但是最后一天还是这么快就到来了。
似乎是冥冥之中的安排。我们是按半年前就已定好的时间回国的，并要接着赶赴内蒙古的一个聚会。10月15日在温哥华登机前津津与之虹通话，得知“已进入倒计时了”。18日下午，当我们听苏里说已经出现病危状况，随即决定在北京下飞机后，直接赶往医院看望子明。
此时我们和他自己都知道，这就是告别了。
今年1月北京301医院
三天后，子明走了。我们送上花圈，挽联写着：“大梦君先觉，心忧我自知。利川津津敬挽”。我们想说的是，子明是一个先行者，而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他的为人和思想，知他之“心忧”，解他之“何求”。
我和子明大约相识在82年下半年开始的国情研究，经石小敏反复动员，我受邀加入了“就业组”。当时我热衷于社会学研究，也做过一些社会调查，不久就调入了中国社科院青少年所。据我所知，后来这个小组的成果得到国务院发展中心马洪等人的肯定，为改革初期的决策提供了帮助。但其实，我对整个课题不甚了了，参与而已，只是觉得子明等人的事业应予支持。到后来，我才知道子明在其中的总体设计和远大志向。当时听到一个朋友笑说（大意），子明不管什么东西拿起来就是“准专业”，研究几天就成了“专业”——可见他的学习能力和知识功底。
从那以后，由于我自己的时空辗转，没有再与子明有直接的合作，我们之间的联系断断续续，但是子明在我心中的位置从来没有淡化，其中敬服、友情、珍爱、信任、支持兼而有之。
八九年6月下旬的一天，子明和之虹突然出现在我当时就职的中原集团公司的郑州办公地点。当时大乱之后的中国，到处在抓所谓“黑手”，不确定的消息满天飞。而出现在我面前的他们，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神态平和，衣冠整洁，特别记得之虹还带了项链，化了淡妆。似乎心知肚明，我只问了“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其实也不想知道答案，明白此时知道的越少，对双方越好，忙着安排他们住下。子明也并不打探什么消息，只提一个要求：看书。我把他们介绍到集团公司的资料室。几天后，他们又上路了。
两个多月后，得知子明被捕的消息，我做了一点心理准备。然而，一直没有人为这件事找过我；我深深明白，一定是子明从未向任何人提起他在我这里住过。为此，我和津津常常提起，十分钦佩子明的担当！这是一个多么值得信赖的朋友！
多少年后听之虹说起，他们在湛江躲避追踪直到被捕的两个月，子明办了几个图书借阅证，整日读书不懈。如此人身凶险关头，竟能泰然置之，一门心思专注于他的追求和思考，这需要怎样宽广的胸怀和志向！？
九十年代，我南下创业，远离北京并逐渐跳出体制。在艰难和忙碌之中，仍如八十年代那样，关注社会走向，特别是挂念着子明这样社会改革的“殉道者”。当得知子明出狱的消息后，专门请子明夫妇吃饭，当面慰问与求教。
这些年，子明自由多了些，时有南下，也曾来我处小聚，特别是07年4月竟有闲暇让我们陪他和之虹到深圳的浪骑游艇会看海。可惜那日天气阴雨，未能出海扬帆一游。之虹为了她公司业务来深圳，也会住在我们这。去年春节，我和津津专门请小毕代为邀集，请子明夫妇、为民夫妇、百揆夫妇、闵奇夫妇等为社会进步付出牺牲的老朋友们一聚，所表达的情愫也尽在不言中了。
2007年4月深圳浪骑游艇会
八十年代的北京传说有几个“圈”，我们当时有一个“传统与变革”读书会暨丛书编委会，很不赞成门户之见。我曾戏言自己的“圈”与子明是交叉的，而他的“圈”是最艰难的，最前沿的，最有突破性的。
以前我有时会以为，他的作为是最勇猛的，抗争是最激烈的，也最为现行体制所不容。我深深地理解和同情，心向往之，却不能至。现在回顾他的一生，这个认识是片面的。其实，他的理性、冷静、温和、宽容、建设性、务实等政治品格，他的前瞻性、策划意识、组织能力、操作技巧等，都是深深扎在这个社会之中，而又站在这个社会之上的；他一方面站在社会变革和思想的前沿，另一方面又对现实社会有深刻的理解，懂得与之对接、合作和沟通。他不仅能在一次次成功中反思，更能在一次次挫折后寻找新的契机和社会进步的新起点。 今天看来，这种品格对于凝聚社会共识极为珍贵。
无论是76年天安门事件的受难者还是出狱后的“四五英雄”，他都没有因一时的荣辱而消磨，反而走上了全方位职业化的探索社会改革之路。在当局对“民主墙”和“北京之春”从欢迎到变脸之后，他最早坐上了“冷板凳”，却同时发起了国情研究，并与国务院研究中心与北京西城区的研究机构有很深的合作。国情研究不仅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学科体系，而且聚集了诸多中青年才俊，还与老一辈专家、领导建立了有效的沟通。三十多年后回顾这段历史人们会发现，现在许多领域里（包括企业、政府、教育研究机构）颇有影响的不少人，当时都参与了“国情组”的工作，我也算是其中普通一员。足见这个课题的价值和子明本人的感召力。
八零年高校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我也是参加者，但对于我来说是潮流中的参与者，而对于子明来说，却是长时间思想准备下的一个契机，他为此作了审慎筹划，以期“在现存体制中通过合法的方式进行社会改革”。
不久，子明等人彻底退出铁饭碗，创办了民营的研究机构和函授大学，并且开发了多种周边产业，展示了超人的企业家素质，这恐怕是全国最早“下海”的榜样了，而且还是在教育传媒产业！这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更深刻的意义在于社会创新机制即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构建。后来，我在几次和子明的会面中，也常常向他谈起我所从事的企业制度建设、企业家群体的觉醒、环保与公益事业等情况，他对此都是非常关注的。
对于我来说特别陌生的，是他在监禁期间与警方的周旋。当他说起这些故事，是那样的平和、友善，他相信人性是可以沟通的，即使是不公正的判决，在具体执行中，也可以通过谈判和交易来化解，在互相妥协中达到平衡。这里也许有子明的人格魅力，也许还有他的乐观思维方式，即在最黑暗处也能找到发光点，哪怕是可以打出火花的坚石。
多年来，子明的著述不断问世，或托人或当面，签名赠我。可惜有些大部头的专业之述难望其项背，略微翻阅，知子明关注何处而已。近几年社会思潮纷乱，子明的署名文章凡见诸报刊（如《领导者》，共识网等），或在某会议的发言，我几乎每得必看，像是为了印正自己的感觉。
今年1月16日送子明赴美治病和10月18日与他逝世前的最后一面，子明又分别送我们夫妻新著《宪政的萌芽》和《中国宪政史读本》，后者是他在化疗期间抱痛亲自校阅的。想来让人感叹：就算一个专注于研究的学者做到“著作等身”都已非常不易，而子明，从23岁起就身处逆境并遭遇两次共达14年牢狱之灾，还多年来受到人身限制，却为后人留下了实实在在的历史和丰富的思想，而这些思想成果都可以称为独立前沿，确实无人可以比肩！
子明走了。看着子明送我的卷卷书册，泪水难以自持……他不是圣人，但他的性格和著述，却是整个时代的代表。
让我们细细读他，努力去走进他，了解他，学习他。
杨利川 2014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