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康：祭祀的意义与演变

是什么感召了这些人？是谁用法术改造了他们？他们的整个生命，全部都献给了没有丝毫个人利益的公共事业；一些人忘记了自己的财富，另一些人忘记了自己的贫穷，为了解决理论上的问题，奋斗不息。真理、科学、艺术和人道的利益压倒了一切。

试问，在现代西方的任何角落，任何地方，你们会见到这么一群思想界的隐修士、科学界的苦行僧，这种把青年的理想一直珍藏到白发皓首的狂热信徒吗？

——【俄】赫尔岑《往事与随想》

约有1200亿人曾经降生于世，然后死去。存活在世的70亿人和将要出生者也要循此路径走完他们或长或短或显赫富贵或饱经磨难的一生，摇篮曲和安魂曲统治着世界，无一例外。人类相当部分劳作都消耗于生死两端，只有一种努力不服从自然加诸的死亡宿命：祭祀。

所有宗教都抗拒腐朽和寂灭，指向永恒与无限，它们的共同法门就是祭祀。密布地球的圣殿教堂寺庙之所以穹窿高悬烛火不灭，皆因通向天国的钟声应合着心脏的脉跳，昼夜诵经交混着夜半呢喃般的默祷。金字塔绝非一堆堆巨石的垒积，埃菲尔铁塔其实是工业化时代的金属教堂，就连自诩唯物论的共产党领袖也无法抵制祭祀的诱惑，这些无神论者在20世纪的杰作除了累累白骨外，就是几座水晶棺材。

不难发现某种历史现象：在人类自由与专制的较量中，祭祀是一种特殊的场合。古代社会遗留至今的帝王坟墓没有任何对应物，庶民百姓只余无边荒冢（东西方的差别是，欧洲帝王的陵寝规摸有限，中国同行则趋于无穷，一如他们身前的威仪；欧洲无论帝王平民，除异端外，都配有十字架的祝祷，只有尺寸大小之别）。

近代西方，人权兴起，人生而平等的原理渐成潮流，不可阻遏。领先者是人类社会的新型祭师：作家、诗人、学者、艺术家。没有圣器、经文、法式，他们用演讲和悼词以亡者名义宣判旧制度，发布新思想。雨果借伏尔泰100年冥诞挑战王权，称启蒙运动的领袖发动了一场“以一敌众的战争”，开辟了思想取代权力的时代。雨果自己的葬仪则演为法国和欧洲自由精神的光荣凯旋，同样的盛典先后发生在狄更斯、巴尔扎克、拜伦和左拉等人的丧礼上。祭祀权柄自此从王朝转到“思想王者”手上，欧洲皇冠陨落的同时，殉道者的荆冠和思想者的桂冠成为万众瞩目的星辰。

俄国后来居上。沙俄帝国打败拿破仑后崛起，俄国成为欧洲专制联盟的盟主，拒斥这一荣耀的自由精神也几乎同时降临，世界重心开始移驻这片欧亚大陆。十二月党人在光天化日下拉开自由大幕，他们以五座绞架和西伯利亚矿井的苦役，献祭黑暗笼罩的俄罗斯。后继者保持着强劲势头，生死与之。19世纪的俄国夜空繁星满天，天才、圣徒似乎相约而至。

他们回首一生的时候，能分辩出人生道路或事业发展上的里程碑。总有某些事件可以标志转折点或新阶段的起始，他们可以对战争、农奴制、沙皇、教会、土地和死刑发表宏论，可以同整个俄国社会探讨个人内心危机和俄罗斯的命运，他们创办杂志，建立文学团体，在艺术沙龙中为西方的堕落忧郁；他们享有自由旅居国外和被视作时代先驱流放西伯利亚的殊荣，拥有在最后一刻从绞刑架上被特赦的奇遇，能够在决斗中名垂千古；他们可以从容书写遗嘱，挑选一方净土以作永久的归宿，而他们的逝世则常常使俄国和世界都陷于悲哀之中。莱蒙托夫的《诗人之死》和五万彼得堡人不容任何延迟地要对令沙皇难堪而又无可奈何的普希金致哀，尊他为“太阳”；屠格涅夫一纸遗嘱便将其灵柩从巴黎运回彼得堡，葬在挚友别林斯基墓旁；彼得堡大学学生征集了数百人签名，把慰问信送到垂危中的涅克拉索夫病榻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列汉诺夫以及“俄罗斯革命的整个司令部”与千千万万市民为这位写下《在俄罗斯，谁能幸福而自由》的诗人送葬。

至于托尔斯泰，这位“沙皇专制制度、农奴制和一切俄国邪恶势力的死敌”，当他把在位沙皇痛斥过，把俄国一切黑暗都尽情揭露之后撒手而去时，在那个乡村车站，挤满了政府代表、省长、总理大臣的专员、宪兵军官、大批新闻记者、电影摄影师；全世界的电报线和海底电缆，各大报刊都争相报道他的死讯。在托尔斯泰之前，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遁世者在其临终时受到如此广泛的注目，连沙皇、杜马和内阁也一致“为俄罗斯失去其最伟大的作家而表示哀悼”，全国娱乐业自动停业，大学生则以违抗法令、走上街头示威游行的方式来纪念他们的导师。托尔斯泰的遗体由专列运载，缓缓而行，农民们在白色亚麻布上写着：列夫·尼克拉耶维奇，您的好处将永远铭记在我们这些成为孤儿的农民心里。

我明白，某些事后诸葛亮和考据派马上要抗议：不正是这些圣徒、殉道者把俄国推到1917年11月7日，把中国拖进1949年10月1日，一度把世界陷入毁灭边缘吗？本文只因有感于陈子明北京追悼会而发，对上述置疑不予答辩。

20世纪俄国诗人、作家继承了19世纪帝国的抗议传统，他们以密集的牺牲和自杀为俄国祭祀。西方同行则走向“荒原”、“恶之花”，面对奥斯威辛毒气室，伟大的自由精神沦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西方再没有引领时代的祭奠。俄国重演了西方精神溃散的一幕，苏联败亡，自由精神也失去方向。继1989年20万莫斯科人送走萨哈罗夫那个悲怆的严冬后，伟大的祭祀也随之消失，连索尔仁尼琴的葬礼也因为普京等俄国新权贵的到场而黯然贬值。

带有悲剧性质的悼念从此东移中国。2005年，刘宾雁病逝普林斯顿，近千人士组成治丧委员会，借助互联网，一次世界规模的追思会为“中国的良心”送行。此前此后,李慎之、何家栋、包遵信等人在国内辞世,当局成功阻止了本应举行的祭奠。25年间，任何意义上的中国自由人士都不能享有应有的哀荣。中共重新垄断所有资源后，再次隔绝了来自死亡的任何启示。

陈子明北京追悼会充扩了这种亦悲亦欣的局面。相对14亿，到场的400余人少得不成比例。即使考虑到时间、距离和警察种种因素而将应到人数扩大若干倍，对于中国，也是绝对的孟什维克少数派，跟巴黎200万人参加的帝王式的雨果葬仪和俄国撼天动地的安魂集会,委实难以比肩。不过，历史并非数字游戏，改变西方翻转俄国、青史留名并备享哀荣者也就数百人。中国继俄国后成为世界的厄运轴心,就同时占据了悲剧中心位置,也顺理成章地荣升为祭祀重心。著名社会学家郑也夫代表逝者亲友致辞(据信是逝者最后愿望之一,想必该辞多半经过有关机构审读)，适度减轻了尖锐的政治色彩,却平添了道义与历史的涵义。让世人侧目的是，这次在帝国京城成功举行的追悼会,以其公开、规模、挽联内容以及参与者的敏感程度，堪称1989年后一次空前壮举,衍射出若干意味深长的光谱。

中国社会各种危机持续加剧,时代借这次追悼透露了它的忧思、焦虑、压力,知识界的忍耐已达至某种临界,其沉重感已接近历次危机关口；追悼会没有显示任何激进情绪，相反，它有序、平静而克制，透露出“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味；统治集团色厉内荏左支右绌,徘徊于厉行专制与因循求变之间,犹疑于因为薄熙来、周永康事件和新疆、西藏、香港情势丕变以及经济恶化造成的广泛危机与太子党痴迷红色帝国的动向之间。死者为大，一位曾属反对派元老而不再居于政治较量前列的人物的去世，促成上列几点达到某种脆弱平衡，中国在北京郊区一座殡仪馆暂处休止状态。

就祭祀而言，中国早已丧失固有的肃穆神圣。“追悼会”这一不伦不类的称谓，丧失了入土为安、融汇并升华悲情的庄严过程，充斥着党国官僚体系僵硬麻木的程序。尽管不能摆脱俗套，陈子明追悼会还是别具意味。亡者殉道者般的悲剧人生，中国吉凶未卜的前途，参与者各自的特殊经历、处境和共同忧思，精心布防和无处不在的监控，使这次祭祀呈显着久违的悲慨、深沉，其氛围和意蕴将感染广远——真正的人物即使在死后，也继续为国家服务。

中国的一种新希望在于，日益增多的男女不再认同“成王败寇”的强盗逻辑，不再接受“难得糊涂”的犬儒哲学，对陈子明等为中国的自由民主奋斗不息而身陷囹圄而英年早逝者，满怀敬悼，奉为国士。

昊天不悯，陈子明到底没有战胜顽症，肉体的死亡终止了精神的奋斗，专制力量对付了又一次死亡事件而安然无恙。与此对照的是，那些七老八十、阴霾般的恶人，那些丧失廉耻、唯权力财富名位是争的奸佞肖小，他们窃据着要津肥缺，欺世盗名巧取豪夺，颐养天年并阴庇子孙，继续盘剥着陈子明们呕心沥血、一点一滴欲以改善的中国。

死亡是伟大的纯洁剂，它使尘世的一切显露本色，并以后死者难以察觉的方式影响世运。在此意义上，死亡是一种休止，一次谢幕，陈子明的北京追悼会，是一道分水岭。21世纪的中国，自由还需志士仁人以其荆棘路的跋涉甚至生命殒灭去验证，帝国还需如履薄冰一样地防范一次国殇般的祭祀，民众还不能确知，有一种死亡是献给他们的——无论如何，紧随欧洲和俄国之后，中国也终于开始领略一次祭奠所启示的危机与希望。这是严酷而伟大的历史辩证法，也是寡情而多义的时代训诫。

陈子明北京追悼会，且作如是观。

2014.10.25 于依萨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