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邦：迴避時代苦難的文藝缺失良知與責任

日前，北京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先生親臨主持並講話，參加座談會的各文藝領域的首領紛紛表態，其中中國作協主席鐵凝作了《牢記良知和責任》的發言，說「從古至今，那些偉大的作家們，從未放棄他們對家國天下、對民族命運的責任，他們作品呼應著人民的憂樂，深沉地表達著把中華民族從根本上凝聚在一起、使人們向上、奮進的思想和情感。牢記良知和責任」。

是的，從古至今的偉大作家無一例外地抒寫著時代的憂樂，記錄著時代的苦難，刻畫著時代的美醜，直陳著時代的善惡，吟唱著「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心聲。然而，今天我們的文藝工作者是否做到了這樣呢？或者更直接地問一句，參加該次文藝工作座談會的諸公有幾人做到了這樣？

最近六十多年來，中國大地經歷了世所罕見的人間災難，從土改到反右，從大躍進到文革，從反自由化到八九學運，從清理敵對勢力到全民維穩，從勞教到黑監獄等等。至今在歷次災難中，這片土地上已經公開披露出的受難人數從55萬多右派，到三年大饑荒三千多萬被餓死的民眾，到十年文革近千萬被害死者，以及八九學運中成千上萬人的傷亡者，直至今天奔走於中國大地數千萬的被勞教與被關黑監獄者。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中華大地，半個多世紀來，已經找不出多少他本人或他的親戚朋友沒有受到過這樣那樣政治運動的迫害的人。如此災難深重的一個時代，至今我們有多少文字對此進行過記錄？有多少文藝工作者對此深懷悲憫而直筆著書？請問參加座談會的諸公，在這個民族災難深重的時代，你們為那些受難者做過多少良知的呼喚與道義的擔當？當然，我不否認，在參加座談會的諸公中，確有一些為反映這個時代的苦難做過努力，如陳道明最近主演的《歸來》等。但是，僅就文學領域來看，相對於楊繼繩寫《墓碑》，楊顯惠寫《夾邊溝紀事》，野夫寫《江上的母親》，譚合成寫《血的神話：公元1967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等等，在坐的諸公所做的顯然尚有不足。

然而，我們這個時代真正良知與責任的擔當者又是哪些人？我想那些不計名利，不顧個人安危，敢於揭露這個時代黑暗，敢於直斥這個時代的偽詐醜惡，敢於為民請命，敢於捨身衞道者，如劉曉波、劉賢斌、陳西、趙常青、郭飛雄、郭泉、楊天水、陳衞、丁家喜、許志永、朱虞夫、呂耿松、姜力鈞、劉萍、魏忠平、李思華、李化平、張林、周維林、孫德勝、袁小華、張寶成等等，等等，以及那些為這個時代人權與民主進步甚至獻出生命的人，如林昭、張志新、王申酉、八九死難者、李旺陽、曹順利等等，等等。他們以犧牲自身的自由乃至生命來推進這個時代進步，來捍衞這個時代的尊嚴，所以，他們才是這個時代良知與責任的真正擔當者。這些身體力行的時代良知人士，他們為民族進步所作出的努力與犧牲，我們這個時代的文藝中有多少給予了反映？我們這些時代的文藝工作者，列身於座談會上的諸公，有多少對此雖身不能為而心嚮往之者，並真誠地力所能及地利用各種形式來宣講與紀念這些良知與責任堅守者？若我們這個時代的文藝工作者都不能真切地反映這個時代追求進步者的苦難，那何以叫牢記良知與責任？

從人類發展的歷史來看，一個時代能夠堅守良知與責任的文藝工作者，起碼應該具有如下兩種品質：其一、求真。一個時代真正的文藝，應該直書時代真實的歷史，反映時代真切的苦難，體現時代真正的憂樂，而絕不能曲意粉飾，更不能肆意欺瞞，不可為權者歌，為利者唱。即，文藝工作基本的，也是首要的是講真話，寫真相，反映真實客觀的時代。在這個謊言與恐懼統治的社會，「真」成為衡量文藝工作者起碼的標準。如果，文藝工作者都做不到真，那麼就失去了起碼的良知與責任；其二、倡善。堅守良知與責任的文藝工作者應該捍衞善，倡導善。我們這個時代的善就是人性之善，是遵從人類固有的價值準則，是道德之善，是仁義禮智信中的價值追求。這種善不應該服從服務於一個時代的政治評判，而應該成為矯治矯正一個時代政治評判標準的工具。這種善是人類延續之根，是人類賴以存在之本，是人類相處的底線。所以，文藝工作者要堅守這種善的標準，要能經受得住時代的風浪，在什麼時候都不能喪失這種善的守護。本著這種善的目標，一個時代的文藝作品應該記載那個時代的苦難，揭露那個時代的黑暗，以喚起世人的關注與警惕，從而使更多的人起來為結束苦難與黑暗而努力。

如果一個時代的文藝工作者都迴避那個時代的苦難，不敢直面那個時代的黑暗，那就喪失了起碼的良知與責任。而當大批良知人士陷身牢獄，一些良知作品只能塵封或者尋求境外出版時，我們這個時代的文藝工作者如果依然在為時代唱讚歌，如周小平之流，那麼我們就喪失了基本的做人的良知與責任，而充當起了幫兇與幫閒。當類似劉曉波等良知人士仍陷身於牢籠時，當《墓碑》等作品不能公開發行時，當楊繼繩、楊顯惠、野夫、陳合成等等一批直面歷史的作家沒有列身於座談會時，這個時代文藝的良知與責任顯然是缺席的，是需要我們這個時代深刻反省與檢討的。

（據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