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先生在京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指出：「要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發揚學術民主、藝術民主，營造積極健康、寬鬆和諧的氛圍，提倡不同觀點和學派充分討論，提倡體裁、題材、形式、手段充分發展，推動觀念、內容、風格、流派切磋互鑑。」這與近來一些文人在媒體公開發文宣講的「階級專政」思想是截然不同的。如果依照階級專政思維，文藝工作應該劃分成階級，文藝作品應該區分成資產階級文藝與無產階級文藝，文藝領域應該掀起批判資產階級文藝路線的鬥爭。由此看來，中國文藝屆存在「文藝民主」與「文藝專政」的兩條路線的鬥爭。
其實中國文藝界的民主與專政鬥爭由來已久。主張文藝應該寬鬆、民主觀點的一派，集中反映在提倡與堅持文藝工作的雙百方針上。1951年毛澤東為中國戲曲研究院題詞「百花齊放，推陳出新」；1953年，又就中國歷史研究問題提出了「百家爭鳴」的主張；1956年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應該成為我國發展科學，繁榮文學藝術的方針。同年5月26日，陸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向知識界作了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講話，對這個方針作了全面的闡述。中共建政初期，最早主持中宣部工作的習仲勳先生1953年3月，在第一屆電影藝術工作會議上也發表了長篇講話，其中談到：不能要求所有作品都符合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一個標準，要給作家充分的創作空間。在文藝批評上，不要上綱上線，扣大帽子，掄大棒子，而要實事求是，使人家心悅誠服。
應該說，中共奪得大陸政權後的一段時期，在文藝工作上的方針是比較寬鬆、民主的，但是1957年6月後，毛澤東違背自己提出的雙百方針，悍然發起「反右運動」，將55萬多以文藝界為主，還包括其他社會各界的，敢於對共產黨提出批評意見的知識分子劃為「右派」，展開無情專政。 1962年，因為小說《劉志丹》，中共開國元勳習仲勛等人被打成「習仲勛反黨集團」，先後受到株連者達上萬人之多，製造了文藝界最大的冤案。後來到文革，中國文藝界更是深陷入階級專政的泥潭，文藝完全成為階級鬥爭的工具，一切的文藝作品都被劃分成反動的資產階級文藝與革命的無產階級文藝，整個文藝界橫遭踐踏，從事文藝創作的工作者與文藝作品遭到史無前例的摧殘。
文革結束後，在胡耀邦掀起「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與平反冤假錯案工作下，中國文藝界一度出現以傷痕文學與朦朧詩等為代表的創作高潮，但很快又遭到左棍們祭起的清除精神污染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階級專政棍棒打壓。到1985年，開明的朱厚澤先生被委任為中宣部長後，他在1986年7月文化部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上提出： 「對於跟我們原來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觀點，是不是可以採取寬容一點的態度；對待有不同意見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寬厚一點；整個空氣、環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寬鬆、有彈性一點。」最後形成了「寬鬆、寬容、寬厚」的「三寬」思想。同時，朱厚澤先生還主張在文藝界「不扣帽子、不抓辮子、不裝（檔案）袋子、不打棒子。」即力主文藝界營造寬鬆、民主的創作氛圍。但很快朱厚澤先生就被堅持階級專政路線的左棍們排擠出局，而使他成為任期最短的中宣部長。之後中國文藝界左王當道，使整個文藝界狂刮階級專政的惡風，各種「文字獄」層出不窮，因此受到迫害與查禁的文藝工作者與文藝作品接連不斷。
直到近日，網絡還傳出廣電總局下令將余英時、九把刀的作品下架，要求不出版余英時、梁文道、許知遠、茅于軾、野夫、徐曉等八名自由派作者的書的消息。雖然之後有媒體說沒有看到書店下架余英時的書，但同時又說書店表示不再進貨。由此看來，這種禁令並非空隙來風。聯想到近來針對網絡一些文藝家及其作品的查禁，甚至對一些人的抓捕，可以看出文藝界依然在掄棒子、扣帽子的專政路線上狂奔。
現在習近平先生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應該說是沿續著過往堅持文藝界寬鬆、民主之路，承繼起「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對於那種堅持階級專政路線進行了拒斥。但是，要想正直糾正文藝界長期橫行的極左路線，顯然需要艱苦的努力。
從過往歷史來看，什麼時候中國文藝界採取了相對寬鬆、民主的路線，堅持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什麼時候中國文藝界就出現繁榮昌盛的局面，而什麼時候文藝界被階級專政路線統領，什麼時候就會出現各種腐化墮落、了無生氣、萬馬齊喑的局面。而從世界各國文藝發展繁榮經驗來看，一個國家與社會只有落實了公民言論、出版自由的憲法權利，才能營造起寬鬆、民主的文藝環境，才能真正促進文藝創作的繁榮。
遠者不說，僅近半個多世紀來，大陸與香港、台灣的文藝領域的差異，就可明了寬鬆、民主的，落實公民言論、出版權利的政治環境對繁榮文藝的至關重要性。同為華夏兒女的台灣與香港，相對大陸而言，其面積可謂是彈丸之地，其人數都不及大陸一般的一個省市，但在過往的半個多世紀中，由於台灣與香港的政治環境相對寬鬆、民主，對公民的言論與出版自由權利保護得當，各種優秀文藝人才與作品就遙遙領先於大陸。試想這幾十年來，風靡大陸的歌謠、電影、小說，藝術等等，有多少不是港台領先？這使人不得不問，為什麼大陸如此寬闊的地域，如此眾多的人口，居然出不了港台那麼多耀眼的文藝人物與作品？不能形成那種文藝繁榮的景觀？其中原因固然較多，但最根本的應該是港台有對公民言論、出版自由權利的保護，營造出了相對寬鬆、民主的文藝氛圍，真正做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今天中國不斷提倡要建設文化強國，要增強文藝軟實力，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但是，如果沒有真正落實公民言論、出版的憲法權利，就無法掃除橫行於文藝界的階級專政路線，就無法營造起寬鬆、民主的文藝氛圍，就不可能消除文藝工作者的心裏顧慮與精神壁壘，就不可能激發起文藝工作者的創作熱情，就無法真正形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局面，也就無法達成文藝的繁榮夢想。所以，在今天探討繁榮中國文藝工作時，也在四中全會將研究依法治國問題下，切實落實憲法賦予公民的言論、出版等權利，成為中國繁榮文藝不可繞開的課題。
(據東網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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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邦:公民言論、出版權利與繁榮文藝
10月15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先生在京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指出：「要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發揚學術民主、藝術民主，營造積極健康、寬鬆和諧的氛圍，提倡不同觀點和學派充分討論，提倡體裁、題材、形式、手段充分發展，推動觀念、內容、風格、流派切磋互鑑。」這與近來一些文人在媒體公開發文宣講的「階級專政」思想是截然不同的。如果依照階級專政思維，文藝工作應該劃分成階級，文藝作品應該區分成資產階級文藝與無產階級文藝，文藝領域應該掀起批判資產階級文藝路線的鬥爭。由此看來，中國文藝屆存在「文藝民主」與「文藝專政」的兩條路線的鬥爭。
其實中國文藝界的民主與專政鬥爭由來已久。主張文藝應該寬鬆、民主觀點的一派，集中反映在提倡與堅持文藝工作的雙百方針上。1951年毛澤東為中國戲曲研究院題詞「百花齊放，推陳出新」；1953年，又就中國歷史研究問題提出了「百家爭鳴」的主張；1956年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應該成為我國發展科學，繁榮文學藝術的方針。同年5月26日，陸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向知識界作了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講話，對這個方針作了全面的闡述。中共建政初期，最早主持中宣部工作的習仲勳先生1953年3月，在第一屆電影藝術工作會議上也發表了長篇講話，其中談到：不能要求所有作品都符合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一個標準，要給作家充分的創作空間。在文藝批評上，不要上綱上線，扣大帽子，掄大棒子，而要實事求是，使人家心悅誠服。
應該說，中共奪得大陸政權後的一段時期，在文藝工作上的方針是比較寬鬆、民主的，但是1957年6月後，毛澤東違背自己提出的雙百方針，悍然發起「反右運動」，將55萬多以文藝界為主，還包括其他社會各界的，敢於對共產黨提出批評意見的知識分子劃為「右派」，展開無情專政。 1962年，因為小說《劉志丹》，中共開國元勳習仲勛等人被打成「習仲勛反黨集團」，先後受到株連者達上萬人之多，製造了文藝界最大的冤案。後來到文革，中國文藝界更是深陷入階級專政的泥潭，文藝完全成為階級鬥爭的工具，一切的文藝作品都被劃分成反動的資產階級文藝與革命的無產階級文藝，整個文藝界橫遭踐踏，從事文藝創作的工作者與文藝作品遭到史無前例的摧殘。
文革結束後，在胡耀邦掀起「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與平反冤假錯案工作下，中國文藝界一度出現以傷痕文學與朦朧詩等為代表的創作高潮，但很快又遭到左棍們祭起的清除精神污染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階級專政棍棒打壓。到1985年，開明的朱厚澤先生被委任為中宣部長後，他在1986年7月文化部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上提出： 「對於跟我們原來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觀點，是不是可以採取寬容一點的態度；對待有不同意見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寬厚一點；整個空氣、環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寬鬆、有彈性一點。」最後形成了「寬鬆、寬容、寬厚」的「三寬」思想。同時，朱厚澤先生還主張在文藝界「不扣帽子、不抓辮子、不裝（檔案）袋子、不打棒子。」即力主文藝界營造寬鬆、民主的創作氛圍。但很快朱厚澤先生就被堅持階級專政路線的左棍們排擠出局，而使他成為任期最短的中宣部長。之後中國文藝界左王當道，使整個文藝界狂刮階級專政的惡風，各種「文字獄」層出不窮，因此受到迫害與查禁的文藝工作者與文藝作品接連不斷。
直到近日，網絡還傳出廣電總局下令將余英時、九把刀的作品下架，要求不出版余英時、梁文道、許知遠、茅于軾、野夫、徐曉等八名自由派作者的書的消息。雖然之後有媒體說沒有看到書店下架余英時的書，但同時又說書店表示不再進貨。由此看來，這種禁令並非空隙來風。聯想到近來針對網絡一些文藝家及其作品的查禁，甚至對一些人的抓捕，可以看出文藝界依然在掄棒子、扣帽子的專政路線上狂奔。
現在習近平先生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應該說是沿續著過往堅持文藝界寬鬆、民主之路，承繼起「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對於那種堅持階級專政路線進行了拒斥。但是，要想正直糾正文藝界長期橫行的極左路線，顯然需要艱苦的努力。
從過往歷史來看，什麼時候中國文藝界採取了相對寬鬆、民主的路線，堅持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什麼時候中國文藝界就出現繁榮昌盛的局面，而什麼時候文藝界被階級專政路線統領，什麼時候就會出現各種腐化墮落、了無生氣、萬馬齊喑的局面。而從世界各國文藝發展繁榮經驗來看，一個國家與社會只有落實了公民言論、出版自由的憲法權利，才能營造起寬鬆、民主的文藝環境，才能真正促進文藝創作的繁榮。
遠者不說，僅近半個多世紀來，大陸與香港、台灣的文藝領域的差異，就可明了寬鬆、民主的，落實公民言論、出版權利的政治環境對繁榮文藝的至關重要性。同為華夏兒女的台灣與香港，相對大陸而言，其面積可謂是彈丸之地，其人數都不及大陸一般的一個省市，但在過往的半個多世紀中，由於台灣與香港的政治環境相對寬鬆、民主，對公民的言論與出版自由權利保護得當，各種優秀文藝人才與作品就遙遙領先於大陸。試想這幾十年來，風靡大陸的歌謠、電影、小說，藝術等等，有多少不是港台領先？這使人不得不問，為什麼大陸如此寬闊的地域，如此眾多的人口，居然出不了港台那麼多耀眼的文藝人物與作品？不能形成那種文藝繁榮的景觀？其中原因固然較多，但最根本的應該是港台有對公民言論、出版自由權利的保護，營造出了相對寬鬆、民主的文藝氛圍，真正做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今天中國不斷提倡要建設文化強國，要增強文藝軟實力，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但是，如果沒有真正落實公民言論、出版的憲法權利，就無法掃除橫行於文藝界的階級專政路線，就無法營造起寬鬆、民主的文藝氛圍，就不可能消除文藝工作者的心裏顧慮與精神壁壘，就不可能激發起文藝工作者的創作熱情，就無法真正形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局面，也就無法達成文藝的繁榮夢想。所以，在今天探討繁榮中國文藝工作時，也在四中全會將研究依法治國問題下，切實落實憲法賦予公民的言論、出版等權利，成為中國繁榮文藝不可繞開的課題。
(據東網即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