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80年代是中國的一個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終於結束，在人們的肉體和精神被禁錮壓抑多年之後，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圍噴涌而現。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說是中國當代歷史上最浪漫的年代。

源於中共黨內一批開明派的努力和試圖衝破舊體制窠臼的勇氣，80年代的這場政治改革雖然很快在黨內保守勢力的圍剿下失敗，並在1989年那場舉世矚目的事件後徹底終結，但它影響之深遠，恐尚無出其右者。

紐約時報中文網特開設「中國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談」專欄，邀請當時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成員、《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執筆人之一吳偉先生就那段歷史撰寫系列文章，希望通過這個專欄，不僅留住公共記憶，也通過歷史照亮今天和未來。此為第三十一篇。

1987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三大提出了「提高領導機關活動的開放程度，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的原則。要落實這一原則，一個重大問題，就是要對以往控制嚴密的新聞報道審查制度進行改革。

在中共傳統的黨國體制下，為了保證「黨對宣傳思想工作的領導」和「輿論一律」，中國所有的主要報紙、廣播、電視等媒體都由執政黨或政府主辦，被視為「黨和政府的喉舌」、「黨報黨刊」；幾乎所有媒體業務和主要負責人都由黨的宣傳部門統一管理，重要問題要「統一宣傳口徑」，執行嚴格的新聞審查制度；所有涉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重大問題」，媒體必須遵照統一口徑。社會突發事件、社會敏感問題、社會陰暗面的報道被嚴格控制。在這種體制下，媒體的新聞傳播功能、輿論監督功能和表達民眾意見的功能被閹割，成了單一的黨的宣傳和控制輿論的工具。

1985年夏天，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期間，原來由鄧力群擔任部長的中宣部由「三寬部長」朱厚澤接替，他提出了著名的「寬鬆、寬容、寬厚」原則。在寬鬆的政治環境下，中共宣傳部門對媒體的嚴密控制有所鬆動。對於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各種討論能夠見諸各種報刊，社會的一些敏感問題也偶爾被允許討論。一些由社會團體或是表面是官辦實質是「掛靠」開辦的說不清其性質的大眾媒體也逐漸出現和發展起來，如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北京的《經濟學周報》等。雖然這些媒體也要受宣傳部門的監控，但畢竟比所謂「黨報黨刊」寬鬆了許多，其活躍的辦報風格和各種支持改革開放的內容也開始越來越受到社會的歡迎。

1986年底，發生了黨內保守派主導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胡耀邦被迫辭職，朱厚澤隨之被免去中宣部長職務，中央宣傳部門被鄧力群手下的幹將王忍之等保守勢力掌控，一些媒體的所謂「自由化」傾向受到批判。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剛剛擔任代理總書記的趙紫陽和主持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工作的鮑彤仍然明確提出，要堅持新聞改革的方向。

那年12月26日，中央政改辦在討論學潮問題時，鮑彤說，我們的新聞界嚴重地不適應，在這方面，共產黨不如國民黨，國民黨並不封鎖消息。在這個問題上，慎重是對的，但要想點新辦法，各大城市的黨委應該認真考慮這個問題，恐怕還是要報道，可以在本市報道，不一定全都由新華社通稿。到底是諱莫如深好，還是公開各種意見讓大家思考好？封鎖不住又不採取對策，這不高明。

在1987年趙紫陽著名的「5·13」講話中，他嚴肅批評了報刊宣傳中的「黨八股」，他說：「我們有的理論工作者，寫「大批判」文章比較順手，但不善於搞正面教育，不善於寫深入人腦的文章。黨八股，簡單生硬的說教，好比廣東人說的「水過鴨背不透毛」，不能深入到人們的頭腦里去。」「所謂好和差，主要看效果。正同經濟工作必須講效益一樣，宣傳工作必須講效果。正面教育一定要做得生動活潑，豐富多彩，既有堅定的原則性，又有很強的說服力。形式和方法可以多種多樣。」

中共十三大以後，改革開放再次成為中國的大氣候，政治體制改革被提上日程。新聞界關於新聞改革的呼聲很高，許多新聞單位都組織了新聞改革的座談會，要求增加政治開放程度，給媒體以更多的報道自由。趙紫陽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把新聞改革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方面提出來。

1987年12月5日，在十三大後中央書記處第二次辦公會上，趙紫陽談到了民意調查和民辦報刊問題。他說，宣傳工作要有點餘地。社會輿論調查要拿一個什麼樣的方針？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也在搞這件事，有的甚至提得很高。我們當然也應該搞，但是不要保持濃厚的官方色彩，鬆散一些，適當給點經費，黨和國家給一些支持，間接地管。趙紫陽說，民辦的可以搞，但也不要過多，可以考慮通過報刊來搞。可以作為了解人民脈搏的渠道，作為決策依據。一部分經過篩選後可以公布。

在十三大前不久，鮑彤兼任了剛剛成立的中央宣傳思想理論工作領導小組的成員（胡啟立任組長）。1987年12月8日，在新成立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第一次會議上，研究室主任鮑彤傳達了趙紫陽關於新聞改革的一些想法：趙紫陽最近說新聞改革第一要搞，第二不要出什麼問題，可否找三大報（指當時發行量最大的三家「黨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經濟日報》），新華社、新聞出版署座談一下，可以搞哪些改革，注意哪些原則，需要中央、國務院哪些支持，試着搞一下。總的要求，一是增大信息量，更加開放；二是要求新聞界當好新聞渠道；三是加強輿論監督；四是講究宣傳效果。鮑彤說，具體的方案研究工作由中央宣傳小組的秘書組組織，我們可以參與一下。

這個時候，原來借調到中央政改辦工作的吳國光（人民日報評論員）已經回到報社工作，但仍然擔任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特約研究員。他對新聞工作較為熟悉，所以鮑彤要他重點參與和跟蹤新聞改革工作。

從1987年12月起，鮑彤和周傑（中辦副主任兼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以中央宣傳理論工作領導小組和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名義，在中南海連續四次召開了首都各主要媒體負責人座談會。參加會議的主要人員有人民日報總編輯譚文瑞、新華社副社長郭超人、經濟日報總編輯范敬宜、副總編輯楊尚德、光明日報總編輯姚錫華、國家新聞出版署署長杜導正、廣播電視部部長艾知生、副部長馬慶雄、中宣傳部長王忍之、副部長李彥等。中央政改研究室的鮑彤、周傑、陳小魯、吳國光，和中央宣傳小組秘書組的李昌鑒等都參加了座談會。

在上述座談會基礎上，1988年2月，有關新聞改革的文件以「首都大報負責人座談會紀要」的形式起草完成，準備以中央宣傳理論工作領導小組文件的名義下發。這時鮑彤再次召集了各大新聞單位座談，聽取修改意見。

在座談中，國家新聞出版署署長杜導正認為，除了涉及外交的、涉及國家安全的、涉及敏感政策如民族宗教和統戰問題的、涉及社會安定的這四點之外，都應該儘可能放開。關於媒體批評，他認為核心問題是審稿權問題，是發表批評稿件的決定權問題。他建議能否像解放初期中央關於批評的決定中的寫法，一般由編輯部總編輯決定，由過去的共同負責改為事實部分主要由記者負責、政策部分主要由總編輯、編輯部負責。他主張被批評者的意見也應在大體相同的位置上發表。

新華社副社長郭超人提出，讀者現在對國際信息要求很高，要突破一點禁區。這涉及到宣傳與外交之間的關係，我們的報道有片面性，宣傳要為外交路線服務，但不等於外交，還要重申新聞報道的特點。

《人民日報》總編輯譚文瑞建議有關部門最好不要對報紙的指示太具體，如參加奧運會的消息不能登一版之類的。關於批評，他認為扯皮較多的是社會效果問題，違法的倒不多。不能過高估計社會承受能力，輿論現在脆弱的什麼都承受不了，其實主要是領導承受不了。《人民日報》理論版現在沉悶得很，不同的看法不敢講。他希望黨政機關不要對報紙過多干涉，他發牢騷說報紙是公共汽車，各部都要求登這登那，廣播電視部部長艾知生接了一句話說，我們是無軌電車。

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李彥提出，不僅重大活動，還有突發事件是不是也可以增加開放程度。李彥還說媒體批評還有許多阻力，至於稿件送審，他認為徵求一下主管單位意見還是有益的。會中談到對於賣淫這類消極社會現象的報道，李彥認為硬性規定說不準報道也不好，不報外國人也知道。

最後鮑彤發言說，文件中有三件事很費斟酌。一是國際報道與外交表態有聯繫也有區別，但一時不好處理。先研究着，特別是請新華社和廣播電視部認真研究一下作為專題，這個文件先不涉及。二是現在這個文件沒有從程序上說，只是從責任上說，是否送審報社自己決定。報社應該會謹慎地使用批評的權利，這對加強法制觀念有好處。三是報紙應該議論風生，現在的主要問題是信息不多，議論不活躍，怎麼才能議論風生。報紙工作的心血就花在這兒，報紙應該有助於形成健全健康的輿論，這本身是最大的監督。

鮑彤還說，紀要中提出的東西不馬上要求全國都去做。現在面上不要鋪寬，中央宣傳小組同意我們這幾家在這些方面有側重的進行探索，這就可以了。寧可起步慢一些，寧可要求是局部的、有限的，但是應當是扎紮實實的努力，將來我們的新聞事業到底應當是個什麼格局？報紙是否也應該分成兩大塊搞雙軌制？一部分報紙是黨報，一部分報紙只是接受法律和行政監督。在私下裡，鮑彤對吳國光說，沒有私人辦報不可能真正有新聞自由。

據吳國光在他的《趙紫陽與政治改革》一書中記載，1988年1月5日晚上，針對正在起草的有關新聞改革的文件，鮑彤和吳國光做了一次談話。鮑彤認為1988年的新聞改革，中央各主要新聞單位主要是做好四件事：第一是以更加開放的精神把幾個重大事件活動報道好，如二中全會、人大會議等等。要求在十三大報道的基礎上前進一步，更加開放。第二，建議把中央政治局會議和國務院會議的消息發佈的工作制度化，內容儘可能充實一些。一些不宜詳報的事情也最好有個簡要報道，以提高政治的開放程度。建議有關部門健全新聞發言人制度，開質量較高的新聞發佈會，儘可能搞些記者招待會。建議國務院有關部門根據今年要出台的重大改革措施組織一些高質量、經過充分準備的對話，篩選後認真組織報道。報道對話的形式要多樣化，可以包括原始記錄、述評、記者感受和綜合新聞等等。第三，在輿論監督方面，鮑彤強調報紙批評、輿論監督是民主政治的必要因素，首先應當積極開展批評，要揭露不健康現象。既包括領導作風上的問題，也包括社會上的不健康現象，兩方面並重，批評不在數量，不追求數量，重點是着眼於問題的普遍教育意義，着眼於批評的準確性。批評要講責任，被批評者有不同意見可以反批評。文件中應當要求各級黨委指導和支持新聞單位進行批評，善於利用輿論監督作為改進工作的渠道，發現不正確的要提出來，護短要制止。在談話中，鮑彤提出在很多方面要給報紙以自行處理的權利，報紙要以更多篇幅報道有實質性的內容，有新聞價值群眾關心的問題。要改進文風，反對黨八股，標題編排等等，各報要有自己的特色。

鮑彤說，第四件事是報紙內部的改革。鮑彤主張媒體機構內部的管理制度、人事制度都要改革，要打破大鍋飯，調動編輯和記者的積極性，加強教育，創造工作條件。他說幾家大的新聞單位有點新氣象是會有影響的，積極慎重的改革是會有影響的。鮑彤強調增加信息量很重要，要大量增加社會各側面、各角落的信息。現在總的來說上面來的信息多，來自生活的信息少，來自社會基層信息要增加。這要求記者深入生活。

這個有關新聞改革的文件，後來在1988年3、4月間，以首都大報負責人座談會紀要的形式，作為中央宣傳思想工作小組的文件正式下發。鮑彤後來和筆者談到這個文件時說，實際上就是要在控制嚴密的新聞領域打開一個缺口，把新聞改革的要求向各個報紙提出來，各種媒體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你《人民日報》如打算怎麼做你就怎麼做，《光明日報》打算怎麼做就怎麼做，反正只要往前走一步都好。當時的新聞改革並不要求一二三齊步走，也沒有那個條件。實際上有點像農村改革一樣，一點點探路，能夠做到什麼程度各個報紙自己做，希望大家改進，希望大家把改進新聞工作提到日程上來，做出自己的探索，沒有統一的東西。

1988年4月15日上午,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了剛剛召開的兩會上提出的問題。趙紫陽在談到教育、物價、社會分配不公和黨風問題以後，對七屆人大一次會議的社會輿論引導問題，提出了三方面的意見，他說，一是批評報道過於集中；二是過份渲染了一些問題；三是一些發言發表前沒有給本人看，當事人有意見。趙紫陽請胡啟立牽頭，給新聞單位打個招呼，對批評要有分析，如果對批評不加以正確引導，就會形成社會不安定因素，影響改革和建設。

趙紫陽還特別談到，新聞法還要搞，要準備它不完善，五年以後再修改。但有一個法總比沒有好。這個問題很敏感。

1989年初，趙紫陽仍然在考慮新聞改革問題。他在3月9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說，最近我和錢李仁（《人民日報》社長）講，可否《人民日報》有那麼幾個版要控制，哪些版面可以適當放開一點，幾大報要有區別。都要有緊有松，有特色。廣播、電視要嚴，不能失控。總的講要改革，但改革不能失控。

要搞新聞改革，關鍵是要推動新聞立法。1980年、1983年的幾次全國人大會議上，都有代表提出了新聞立法的問題。1984年，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開始組織人力，起草新聞法。

但在對於新聞要不要立法的問題上，中共的黨內高層是有不同意見的。時任中央常委的陳雲就曾明確地說，「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制定了一個新聞法，我們共產黨人仔細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辮子，鑽它的空子。現在我們當權，我看還是不要新聞法好，免得人家鑽我們的空子。沒有法，我們主動，想怎樣控制就怎樣控制。」（參見孫旭培：《三十年新聞立法歷程與思考》，載《炎黃春秋》2012年第2期）而鄧小平對於新聞立法持什麼樣的態度，筆者沒有查到有關資料，但在他表示「完全贊成」的中共十三大報告中，明確載入了「必須抓緊制定新聞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等法律」的提法。

為了推動新聞改革和新聞立法，1989年初，趙紫陽邀請曾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時任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副主任的老報人胡績偉到他那裡，了解新聞法起草情況，談他對新聞改革的看法。胡績偉後來在他的回憶錄《胡趙新政啟示錄》和一些回憶文章中多次談到此事。趙紫陽在自己的回憶錄中也談到，他在與胡的談話中探討了允許不允許獨立辦報的問題。「現在所有的新聞媒體都由黨和國家壟斷，這不是辦法。當然那時我也沒有想完全放開，但有領導地放開一些會有好處。黨和國家所控制的媒體不願發表的東西，總還有別的媒體可以發表，那也好呀。蔣介石時代還有民辦報紙嘛！現在雖然不能說要開放報禁，但輿論要適當放開。」

趙紫陽為進行新聞改革，積極推進新聞立法做了大量工作，但這個時候的新聞法起草的掌控者是胡喬木（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十三大後任中顧委常委，著名「左王」）。他把新聞法起草抓在手裡，卻抓而不緊。1987年初，他要全國人大將新聞法的起草工作交給剛剛成立的新聞出版署，並要求把新聞法和出版法合并成一個法律。新聞出版署於1987年7月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法（送審稿）》交國務院請求審查。1989年1月，新聞出版署又拿出《新聞法》和《出版法》兩個新草案。但是不久，在1989年的那場「風波」之後，新聞出版法的立法過程就被中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