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弄糙自己的手——行动者寇延丁 

寇延丁

我们第一次打交道,是我向她约稿,只是后来她忘了这一回交情。

两年前,我还是报社编辑时,曾向她约过专栏稿,她没时间写,却将她的第一本书《梦想美丽》的电子书稿发来,让我从中摘取便了事。当时,我内心有点失落,有被爽约之感。

幸好,我打开这据说为国内第一本关于残联美术家的书。那是炙热的夏日,我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静静地看了数小时,当看至末尾,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并闭上双眼沉寂了好久。我没有读出哀伤,却被厚重的生命感打动,那是我第一次“看懂”残障人,并从中看见了“美”。后来我将其中一个小故事刊登了出来。

而后我们没有再接触。因为我觉得她是写惯长文章之人,并带有浓浓的现实主义之风,她一定在忙着创作另一本“大书”,再说她哪有时间顾及我所负责的专栏呀。的确,有关于她的另一本新书《可操作的民主》不久前非常热络,我在很多传媒渠道都看到了有关此书的赞美之辞,自己也购得一本细看过,还是一样的写实风格,含蓄有味,言之有物。

去年,我们终于第一次见面了。且是托了钱钢老师之福,要我和宋志标在她来广州之时务必与其相见。那时,她来广州推介她的新书《行动改变生存》。我到了学而优书店的新书推介现场,听她与另两位书中“主角”在对谈,她在现场刻意突显另两位讲者的主场地位,将自己定格为倾听者与记录者,故听她所言说的时候甚少。

我是在饭桌上与她说明身份的,当时一群热衷公益的年轻人围绕着她,感觉像晚辈围着年老长辈讨教,可是年轻后生又口口声声称她为“寇姐”,让我觉得她身上天然带有一股亲切感,可我仍习惯称她为“寇老师”。我与她寥寥数语地交谈也仅限于彼此对于“行动”二字的理解,但那时我能体会到她内心所涌现的淡然感,像茉莉花一样洁白无暇,泛着清香沐浴心怀。她提起在香港见到钱钢老师时的交流,钱老师听她说与南方报业无一朋友结识时,惊讶得下巴直往下挂,说:“他们都不知道你所做的事?”因此,钱老师写邮件给我,让我们要接上头。这不,我们见面了。第一次见面后,她执意让我称她为“寇姐”了。

不久前,我们第二次见面了,也是提前相约好的,因我致电邀请她参加壹基金在雅安举办的“人道主义与救援行动”沙龙,她对该沙龙设置的议题很感兴趣,她说,“我们眼中除了灾难与悲情,看不到个体存在的人”。她太在乎“人”了,她的书里随处可见“人的身影”。可惜她要去香港采访未能成行。倒是她正好要经过广州,故我们提前约好再聚,就此话题聊聊。

此次,我们终于痛快地聊了,聊当下社会现状,聊公益情怀,还聊她所写的书。这一次,我才明了,她是如此看重她的这本新书《行动改变生存》,还有那本颇费周折的《一切改变从自己开始》,她很在乎这两本书,在乎得有时会拿她十分受欢迎的《可操作的民主》一书来对比,“《可操作的民主》就是案例使用,另外两本书是可以拿出来参照做行动的呀!那里面有多少暗含的工具呀。”她与我重复了几次这样的表达,声调会自然往上升,我看出她的激动,毕竟她认为自己下了极大的功夫在里头。而且,她很看重“行动”二字。

她无奈,毕竟“民主”比“行动”在媒体宣传与销售的眼中更有噱头一点,尤其知识界更推崇她那本关于“民主”的书,以致每每为此书做推介时,一些嘉宾已经帮她说了无数颇为有价值的话,她只好静静地含笑不语。如此冷热不均,她便走到哪就拼命地推广《行动改变生存》,她想向人们奔走相告“中国NGO生态”的雏形,让人们知道这个生态形成背后所蕴含的重大意义。

“你们已经是一个生态了,为何我们不知道”,当刘苏里先生看完《行动改变生存》后反问,他说的“我们”指的是那些有社会关注的公共知识分子。究其原因,一方面是NGO们的传播能力不够,另一方面是知识界对行动的关注不够。她用一句有诗意的话来回答:“我们都是在自己的世界里被自己深深感动。”NGO有行动能力,公共知识分子有传播优势,她的言下之意,没有跨界交流,没有行动一切都是空的,我们要在行动中促进交流、相互教育,尤其是公共知识分子。“我很焦急呀。你说公民社会好,你说宪政共和好,但是回过头来看看,从康梁到眼下的网络大V,一百多年了,说的都是同一套话,只不过遣词造句不同、传播媒介不同而已,只说有什么用?说得再好只是在空中飘,归根到底这都得在行动中落实呀。”一跟我说到这,她又焦急地提高了嗓门。那一刻,我想到了钱钢老师对我们媒体后辈的“焦急”。

她看出了当下知识界的一种焦虑感,“没用,我做行动者十年有余,不行动,你就继续焦虑吧。我是一个行动表达者,又是行动者,当我从行动者角度看非行动者时,忍不住替他们着急、替这个世界着急,不行动没用。”我故意反问:“行动与改变都比较缓慢,人们习惯动动嘴皮子,多省事呀。”她点头,但嗓门又急速升高,“这样两相对比,行动确实是看不容易到成就感的,而且,一旦你介入行动,要与问题、诘难结伴,就要趟浑水,需要行动者不怕弄糙自己的手,我没有理由要求知识分子这么做,但只说不做,没戏!”我至今脑子里都能浮现她说出“没戏”二字的激动的表情,还有加重语气说出那句足足让我感慨了好几天的话——“不怕弄糙自己的手”。

她还用了一个治脚气的比喻来支撑她的观点,“中国当下的问题是一个综合问题,就像治脚气,特别不好治,有人说用醋,有人说用药膏,但那天看到网络上有人说而我就用霍香正气水治好的,一看就让人笑喷了。现实问题是个大难题,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方子,左派也好右派也好、改革派也好改良派也好、立宪派、共和派也好,反正我就是行动派,十个方子一起下,这个脚气在谁的手里被治好了不重要,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要排他,不要把自己当成伪政权。”这比喻将我逗乐了,我暗自给它取了个名叫“中国脚气论”。可是“伪政权”一说让我陷入了沉思。

在此次对话中,我还喜欢她对我的批评,提醒我过于思辨而忽视了行动逻辑,并说教育媒体人是一个重要过程,因为传媒是将知识与理念向公众传播的重要途径,在当下社会转型期传媒人都太爱自我陶醉了,陶醉在一个小的媒体圈里。我暗自思忖,我们是时候该改变自己了。我很想看看《一切改变从自己开始》,恰如她所说的,“什么人、用什么方式做什么事。因其平凡,是我也可这么以做的,是我们也可以这么做的。”

然而,这本同样受她钟爱的书却屡屡被诘难,她将这本书的前言、后记、再版等发给我,其中有一篇她为此书写的“悼词”文章——《一个决定》。

“这个周末,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可能会让我的一本书摔倒在印刷厂门口。在这个周末,做出了一个决定:我不接受所有的修改建议,如果不改就不能出的话。这本书,不出了。”这本怀胎了十年的书,在快到印刷厂门口时,被她自己处死了。

她说:“现在这本书的样子,严格说来已经不是‘我的书’了。而且,更糟糕的是,就连此时的我,也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我了。作为一个简单直率的人,我不喜欢那个拐弯抹角小心翼翼到处求人的我;作为一个从事非虚构写作的人,不喜欢字斟句酌行文充满了隐喻;作为一个爱惜羽毛的人,不喜欢那个自我阉割的我。”

“我”应该是怎样的自己呢?她,回归于不愿与别人合谋阉割自我的自己,而我呢?我们呢?寇延丁老师,我的寇姐,谢谢您,让我也由此在思索着如何改变自己。

(据2014年10月16日微信公号NGOCN)

本文发布在 公民人物. 收藏 永久链接.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