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延丁
我们第一次打交道，是我向她约稿，只是后来她忘了这一回交情。
两年前，我还是报社编辑时，曾向她约过专栏稿，她没时间写，却将她的第一本书《梦想美丽》的电子书稿发来，让我从中摘取便了事。当时，我内心有点失落，有被爽约之感。
幸好，我打开这据说为国内第一本关于残联美术家的书。那是炙热的夏日，我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静静地看了数小时，当看至末尾，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并闭上双眼沉寂了好久。我没有读出哀伤，却被厚重的生命感打动，那是我第一次“看懂”残障人，并从中看见了“美”。后来我将其中一个小故事刊登了出来。
而后我们没有再接触。因为我觉得她是写惯长文章之人，并带有浓浓的现实主义之风，她一定在忙着创作另一本“大书”，再说她哪有时间顾及我所负责的专栏呀。的确，有关于她的另一本新书《可操作的民主》不久前非常热络，我在很多传媒渠道都看到了有关此书的赞美之辞，自己也购得一本细看过，还是一样的写实风格，含蓄有味，言之有物。
去年，我们终于第一次见面了。且是托了钱钢老师之福，要我和宋志标在她来广州之时务必与其相见。那时，她来广州推介她的新书《行动改变生存》。我到了学而优书店的新书推介现场，听她与另两位书中“主角”在对谈，她在现场刻意突显另两位讲者的主场地位，将自己定格为倾听者与记录者，故听她所言说的时候甚少。
我是在饭桌上与她说明身份的，当时一群热衷公益的年轻人围绕着她，感觉像晚辈围着年老长辈讨教，可是年轻后生又口口声声称她为“寇姐”，让我觉得她身上天然带有一股亲切感，可我仍习惯称她为“寇老师”。我与她寥寥数语地交谈也仅限于彼此对于“行动”二字的理解，但那时我能体会到她内心所涌现的淡然感，像茉莉花一样洁白无暇，泛着清香沐浴心怀。她提起在香港见到钱钢老师时的交流，钱老师听她说与南方报业无一朋友结识时，惊讶得下巴直往下挂，说：“他们都不知道你所做的事？”因此，钱老师写邮件给我，让我们要接上头。这不，我们见面了。第一次见面后，她执意让我称她为“寇姐”了。
不久前，我们第二次见面了，也是提前相约好的，因我致电邀请她参加壹基金在雅安举办的“人道主义与救援行动”沙龙，她对该沙龙设置的议题很感兴趣，她说，“我们眼中除了灾难与悲情，看不到个体存在的人”。她太在乎“人”了，她的书里随处可见“人的身影”。可惜她要去香港采访未能成行。倒是她正好要经过广州，故我们提前约好再聚，就此话题聊聊。
此次，我们终于痛快地聊了，聊当下社会现状，聊公益情怀，还聊她所写的书。这一次，我才明了，她是如此看重她的这本新书《行动改变生存》，还有那本颇费周折的《一切改变从自己开始》，她很在乎这两本书，在乎得有时会拿她十分受欢迎的《可操作的民主》一书来对比，“《可操作的民主》就是案例使用，另外两本书是可以拿出来参照做行动的呀！那里面有多少暗含的工具呀。”她与我重复了几次这样的表达，声调会自然往上升，我看出她的激动，毕竟她认为自己下了极大的功夫在里头。而且，她很看重“行动”二字。
她无奈，毕竟“民主”比“行动”在媒体宣传与销售的眼中更有噱头一点，尤其知识界更推崇她那本关于“民主”的书，以致每每为此书做推介时，一些嘉宾已经帮她说了无数颇为有价值的话，她只好静静地含笑不语。如此冷热不均，她便走到哪就拼命地推广《行动改变生存》，她想向人们奔走相告“中国NGO生态”的雏形，让人们知道这个生态形成背后所蕴含的重大意义。
“你们已经是一个生态了，为何我们不知道”，当刘苏里先生看完《行动改变生存》后反问，他说的“我们”指的是那些有社会关注的公共知识分子。究其原因，一方面是NGO们的传播能力不够，另一方面是知识界对行动的关注不够。她用一句有诗意的话来回答：“我们都是在自己的世界里被自己深深感动。”NGO有行动能力，公共知识分子有传播优势，她的言下之意，没有跨界交流，没有行动一切都是空的，我们要在行动中促进交流、相互教育，尤其是公共知识分子。“我很焦急呀。你说公民社会好，你说宪政共和好，但是回过头来看看，从康梁到眼下的网络大V，一百多年了，说的都是同一套话，只不过遣词造句不同、传播媒介不同而已，只说有什么用？说得再好只是在空中飘，归根到底这都得在行动中落实呀。”一跟我说到这，她又焦急地提高了嗓门。那一刻，我想到了钱钢老师对我们媒体后辈的“焦急”。
她看出了当下知识界的一种焦虑感，“没用，我做行动者十年有余，不行动，你就继续焦虑吧。我是一个行动表达者，又是行动者，当我从行动者角度看非行动者时，忍不住替他们着急、替这个世界着急，不行动没用。”我故意反问：“行动与改变都比较缓慢，人们习惯动动嘴皮子，多省事呀。”她点头，但嗓门又急速升高，“这样两相对比，行动确实是看不容易到成就感的，而且，一旦你介入行动，要与问题、诘难结伴，就要趟浑水，需要行动者不怕弄糙自己的手，我没有理由要求知识分子这么做，但只说不做，没戏！”我至今脑子里都能浮现她说出“没戏”二字的激动的表情，还有加重语气说出那句足足让我感慨了好几天的话——“不怕弄糙自己的手”。
她还用了一个治脚气的比喻来支撑她的观点，“中国当下的问题是一个综合问题，就像治脚气，特别不好治，有人说用醋，有人说用药膏，但那天看到网络上有人说而我就用霍香正气水治好的，一看就让人笑喷了。现实问题是个大难题，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方子，左派也好右派也好、改革派也好改良派也好、立宪派、共和派也好，反正我就是行动派，十个方子一起下，这个脚气在谁的手里被治好了不重要，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要排他，不要把自己当成伪政权。”这比喻将我逗乐了，我暗自给它取了个名叫“中国脚气论”。可是“伪政权”一说让我陷入了沉思。
在此次对话中，我还喜欢她对我的批评，提醒我过于思辨而忽视了行动逻辑，并说教育媒体人是一个重要过程，因为传媒是将知识与理念向公众传播的重要途径，在当下社会转型期传媒人都太爱自我陶醉了，陶醉在一个小的媒体圈里。我暗自思忖，我们是时候该改变自己了。我很想看看《一切改变从自己开始》，恰如她所说的，“什么人、用什么方式做什么事。因其平凡，是我也可这么以做的，是我们也可以这么做的。”
然而，这本同样受她钟爱的书却屡屡被诘难，她将这本书的前言、后记、再版等发给我，其中有一篇她为此书写的“悼词”文章——《一个决定》。
“这个周末，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可能会让我的一本书摔倒在印刷厂门口。在这个周末，做出了一个决定：我不接受所有的修改建议，如果不改就不能出的话。这本书，不出了。”这本怀胎了十年的书，在快到印刷厂门口时，被她自己处死了。
她说：“现在这本书的样子，严格说来已经不是‘我的书’了。而且，更糟糕的是，就连此时的我，也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我了。作为一个简单直率的人，我不喜欢那个拐弯抹角小心翼翼到处求人的我；作为一个从事非虚构写作的人，不喜欢字斟句酌行文充满了隐喻；作为一个爱惜羽毛的人，不喜欢那个自我阉割的我。”
“我”应该是怎样的自己呢？她，回归于不愿与别人合谋阉割自我的自己，而我呢？我们呢？寇延丁老师，我的寇姐，谢谢您，让我也由此在思索着如何改变自己。
（据2014年10月16日微信公号NG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