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玉闪：有一群人

他们离我们并不遥远，却几乎不为人所知，他们因打抱不平，受尽了折磨。

这是我向宝格丽委员会汇报时所作PPT的第一段话。老实说，我写这段话时心里唏嘘不已。这一群人，他们的生活，在他们人生的某个时刻，在他们决定为别人或者更高的公义做点事情时，彻底改变了。从此以后，他们以及他们的生活不仅被伤害、侮辱，而且彻底被边缘化。

不要笑他们轴，不懂得妥协。全靠着这群轴的人托底，我们才敢说我们中国人也有精神上的历史。如果中国人个个都不轴，个个都只会趋利避害，那中国人的历史只会剩下精神病历史。比如郭沫若，1966年写“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赞美江青“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到了1976年5月份，还写诗《水调歌头·四海〈通知〉遍》拍文革马屁“…文革卷风云…十载春风化雨…走资派，奋螳臂…”，五个月后，四人帮被粉碎，他立即一百八十度大掉头，写了《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前后十年，郭沫若留下了一段典型的精神病历史。当然，他绝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得精神病的，也不是最后一个。最近在扬州就有一个最新的例子，几个精神病人围绕一首《满江红·江上青百年诞辰祭》这个夸“六个特别”，那个赞“让山川为之屏息，让日月为之动容”，好不羞脸！

历史上最有名的轴人之一，当属文天祥。从1278年底在汕尾海丰县的五坡岭被捕，到1283年初在北京被忽必烈杀害，4年时间里，他多次服毒、绝食，试图自杀未成，也经历了元朝的各种劝降以及折磨，始终不放弃死志，“惟可死，不可生”。在“求死不得”的情况下，保持死志一周、一个月甚至半年，都还是可以想象的，可保持死志四年，这得多轴才能做到啊。

在一些生死关头，因为道德的激愤，有些人也可以与文天祥一样选择从容就义，然而，只要他们哪怕有那么一点不轴，多那么一点灵活劲，都熬不过四年，都无法做到四年如一的保持死志。明代末年的洪承畴即是例子，1642年3月兵败受俘，被送到沈阳后开始还能心怀死志，“延颈承刃，始终不屈”，拒绝下跪，称“吾天朝大臣，岂拜小邦王子乎！”，对劝降的人“科跣谩骂”，然而因为皇太极对他的重视（满清入关需要专业的带路党），下了各种功夫劝降，他在“求死不得“后，不过坚持了一个月就投降了。投降后，当时另外一位汉人降臣张存仁形容他“臣观洪承畴欣欣自得，侥幸再生，是能审天时，达世务，仰慕皇上为天授福德之真主”，前后反差之大，令人瞠目。两个月后就同意“薙发”，即剃发，正式成为满清奴才。

洪承畴成就了满清的霸业，文天祥则成就了汉人的精神高度。但满清的霸业不过277年就灰飞烟灭，而文天祥死去730年了，对中国人的精神影响依然巨大。以此言之，在历史面前，只怕轴的人更笑到最后。

文天祥临终《衣带铭》云：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从孔子的“杀身成仁”，到孟子的“舍身就义”，到文天祥的“惟其义尽，所以仁至”，再到今日的这一群轴人，中华的精神一脉自有传承与延续。所以，不要笑这一群人不够聪明，不懂得审时度势，不要以为他们不知道在这个国度过一种道德生活会付出巨大代价：他们只是对自己的要求高了些，他们要自己对生活“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2

伤感的是，这一群人，虽然不会在中国的精神史上失踪，但他们中的绝多数，却会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朱学勤语），成为我们“主流社会”的失踪者。身处和平时代，我们的主流社会“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哪有耐心去关心这些边缘化的抗争者？北岛在《回答》里写道：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当镀金的社会只在意成败论英雄时，又岂会在意“死者弯曲的倒影”？

而且，成败论英雄，又何止在主流社会！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民国肇建，可是，朋友们，除了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汪精卫、胡汉民、黎元洪、袁世凯等外，你知道王汉、史坚如、禹之谟、孙竹丹、熊成基、刘静庵、万福华、吴兆麟、刘公与李淑卿吗？

王汉是湖北的读书人，熊十力的好友，他愤于“革命空气何其岑寂，而天下之祸已亟，士大夫犹昏昏然无所知觉，如之奈何！“，乃特意去刺杀满清重臣铁良，失败后投井自尽。他的死，刺激了熊十力走出书斋参军闹革命外，还让原本能力极强但主张温和推进的刘静庵愤而成立革命性的日知会，才真正奠定了两湖的革命基础。我曾写过一首古诗《济天下险》咏王汉：散人间世如栎社，山木无用终天年。王汉若思养生主，华夏得谁涉大川？

孙竹丹，安徽革命元老，但因熊成基之死，被日本的同志误以为清朝特务，用哑铃击脑而死，死后被截尸数段抛入日本海，民国成立后如果不是柳亚子为他鸣冤申雪，他不仅失踪于近代史，而且还背负污名。两年前所谓茉莉花时期，感于很多被失踪人士根本不为外界所知，我也写了一首古诗《失踪》咏孙竹丹：忍看朋辈成新囚，山阳笛声未足悲。向使亚子无义愤，伯符英锐有谁知？

是的，朋友们，这一群人，从过去到现在，他们的失踪是一种常态。他们中绝大多数被人视为Loser，视为幼稚，视为脑筋有问题，被体制赶杀，被主流社会排斥与提防，被民间遗忘。而且往往反抗越彻底，失踪的也越彻底。

体制赶杀，原因是他们的死硬反抗；主流社会排斥，原因是他们“敏感“；民间遗忘，原因是他们在事功上不显著。于是，他们被体制赶尽杀绝，被社会逼至墙角。目之所视，唯环堵萧然，凄恻之极。

当然，对这一群人来说，陷于此境地乃文天祥式之求仁得仁、求义得义、义尽仁至之结果，不必叫屈，何必喊冤。然而，我们与他们，与这一群人，身处同一时代，我们真可以无动于衷吗？

让我们重新来想想，到底是什么力量让这一群人陷入绝境。

当这一群人开始迈出拔刀而起、打抱不平的这一步后，毫无疑问，体制的自然反应是逼迫威压。然而，体制的恶意未必会让这一群人陷入绝境，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体制不会在一开始就直接下达赶尽杀绝的命令。把这些人赶尽杀绝的恶都是具体的，来自于体制内的一个个执行命令的个体。因为要完成体制逼迫这一群人的“公事“，他们与这一群人开始有个体化的接触，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带来了剧烈的冲突，这种冲突转化为私仇，又在体制所提供的一种“坏事可以做尽“的便利下，将私仇又转化为升级版的公事，于是这一些体制内执行命令的个体最终得以用公事的名义来实现他们个体的恶意，将这一群人逼入绝境的墙角。

一个例子是北京的胡佳。他的性格是文天祥式的轴，与执行命令的各路警察、国保不断发生个体间的冲突，包括肢体冲突。于是，对他的体制迫害也开始不断升级，以至于最后当他入狱服刑时，他的妻子曾金燕连一份正常的工作都难以找到。曾金燕非常有能力，但当她每找到一份工作或试图自己创业时，都会有国保不辞辛苦的专门对她的工作进行定点破坏。在这种额外的工作上，国保的动力能是直接来自于体制的命令吗？

主流社会奉行的信条是闷声发财，所以当体制开始逼迫这一群人时，主流社会立即会将这一群人贴上“敏感”的红色便签条，然后心安理得的转身而去。于是，当体制内个体，将私仇公事合二为一对这一群人肆意逞恶时，主流社会表现出最大的配合。好吧，不让他们在我公司里工作；好吧，不能让他们租我的房子；好吧，好吧…

这一群人的遭际，民间当然不会没有反应，但是民间在多数情况下也会情不自禁的计算。抱歉啊，我们的关注度有限，我们必须选择有代表性的个案来关注，抱歉啊，我们必须考虑主流社会的接受程度，从而让一些个案能真正成为大案，成为推动改变社会的力量，抱歉啊，抱歉啊…

民间弱小是事实，社会害怕也是事实，可是体制为什么强大呢？体制内一些有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的个体，他们往往爱说的口头禅是，你们这一群人，就算有100万人，相比于中国13亿人，也不过一小撮，算个老几！确实，相比13亿人，这一群人确实是一小撮，可是同样相比于13亿人，体制内这一群有制度自信的人不更是一小撮？以前是9个人，现在不过是7个人。在地方上，一个县甚至不就一个人嘛。

朋友们，我们想想，如果没有主流社会的主动“敏感化”这一群人，没有民间的功利计算，来自体制内一些渺小个体的恶意，真能横扫一切、坏事做绝吗？这一群挑战体制、对世上的坏事不忿因而打抱不平的人们，会这么容易陷入绝境吗？请注意，我说的是绝境，不是困境。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想想，发自内心的想想，如果这一群人陷入绝境而我们无动于衷，我们究竟对自己做了什么。

3

当然，如今事情看起来有好转，大家送的饭来了。

毫无疑问，这首先要归功于@肉唐僧肉哥出众的能力，让送饭这件事情变得那么有趣，那么好玩儿，让人不知不觉的参与进来，一点儿不觉得有为难和纠结。

可是，依然存在为难与纠结。在看到我提交给宝格丽委员会第一批三人候选名单的长达一个小时的汇报视频后，肉哥第一个开始感到纠结。半夜发短信给我，说我提交的其中一个人，“太吓人了，我怕送饭党没第二次了”。

朋友们，这个很吓人的候选人，是来自重庆的许万平。你们中99%的人不会知道他。尽管他从89年开始连续被捕，第一次因为组织“中国行动党”，被判刑8年；第二次，1998年因筹组中国民主党被当局以“扰乱社会秩序”行政拘留，其后劳教3年；第三次，因为被冠以反日游行之莫须有黑手，2005年底再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2年，要到2017年才能出狱。他目前被关押在重庆江北区渝州监狱，数下来，已经坐满了近19年的牢。

他的一家陷入绝境很久了。他的妈妈因为他的遭遇得了精神病，现在老年痴呆；他的妻子陈贤英，现在他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只能打零工来维持住整个家庭，可是她也在2011年双腿浮肿严重，腿上长满大疙瘩无法正常行走，被医生确诊为静脉曲张；他的儿子，现在刚上初中，也身上有病，先天性尿道口下裂，动过手术，第一次手术失败，为第二次手术筹集的6000元，在许万平被抓时抄家抄走了…

是不是很惨？和1989年以及1998年的组党有关，是不是很吓人？是不是很难以置信？

更吓人的是，我在提交另外两位候选人唐吉田律师以及福建范燕琼的时候，又提到了2011年的茉莉花，提到了为轮子功的基本人权辩护，提到了2008年北京律协直选，提到了各种各样的维权事件，提到了福建“三网民”案以及随后2010年发生在马尾法院门口数百名网友的围观抗议事件，提到了范燕琼介入维权的两起耸人听闻的迫害事件，等等，等等。一个小时的汇报视频里，到处是这些被我们主流社会用红色标签贴上“敏感”字样的信息。

但是，朋友们，在倒吸一口冷气之后，我恳求大家，还是要多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纠结什么？

是送饭对象吗？送饭活动，如果不是送给这一群人，那应该送给谁呢？而这一群人，他们的背景就是这么吓人啊。从逻辑上说，他们越死硬反抗，下场就越惨，被整个社会遗忘且身陷绝境，就越需要送饭。

是送饭活动的可持续性吗？肉哥担心的正是这一条。这一条又与上一条有关，隐含的逻辑是，如果我们选择了高风险高敏感的人群送饭，那么送饭活动会像兔子的尾巴一样长不了。

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是这种担心？如果是，那么我想恳请你再想想，到底什么是送饭？